本文摘要：摘要：長期以來，為防止埃及在中東地區坐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想方設法對其進行弱化和軟化，實施了漫長的和平演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引導埃及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其日趨依附西方;在政治上誘導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在軍事上
摘要：長期以來，為防止埃及在中東地區坐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想方設法對其進行弱化和軟化，實施了漫長的“和平演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引導埃及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其日趨依附西方;在政治上誘導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在軍事上加強對埃及軍隊的滲透和控制，從內部削弱軍隊力量。這種“和平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埃及積貧積弱、國家凝聚力下降，最終導致了“1·25革命”爆發。需要指出的是，“1·25革命”與美國通過非政府組織進行長期滲透及在民眾抗議中的積極煽動直接相關，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場“顏色革命”。但“顏色革命”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政治劇變并未使埃及境遇好轉，反而使其政局陷入反復動蕩之中，經濟更是陷入60年來最糟糕的狀況。
關鍵詞：西方;埃及;“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
近年來，“顏色革命”日漸成為威脅第三世界國家政權安全的最大動蕩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帶有“顏色革命”色彩的政權更替事件數不勝數。據統計，數十年來，美國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試圖推翻超過50個外國政府，但中情局只承認了其中的7起。20世紀90年初的蘇東劇變以及21世紀初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的“郁金香革命”等，都是“顏色革命”的典型案例。
政工師論文范例：科學革命結構理論及其當代效應
西方大國如此熱衷“顏色革命”，一是因為它已成為西方國家攫取戰略收益的新方式。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已經高度金融化，在世界各地制造“可控混亂”，有助于金融資本快速實現國家間財富的再分配。二是因為“顏色革命”性價比更高。相對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動輒上萬億美元的軍事開支，美國在2004年烏克蘭政權更替過程中的花費不過6,500萬美元，“顏色革命”顯然是一本萬利的“合算買賣”。三是因為第三世界國家自身往往存在諸多問題，外部力量很容易找到激化矛盾和強力干預的杠桿和切入點。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看似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實則處處有西方干預的身影，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場中東版的“顏色革命”。本文以埃及為案例，探討“阿拉伯之春”中的西方因素。
一、埃及歷來是西方大國覬覦的對象
西方國家為謀求霸權利益，對發展中國家一向奉行“雙重標準”：對那些完全投靠西方且實力孱弱的國家，即便政體落后、政策反動，西方國家也會持默認、容忍乃至全力扶植的態度;對那些不肯聽命西方或具有成為(地區)大國潛質的國家，則不遺余力地打擊、遏制乃至顛覆其政權。
埃及歷史文明悠久，地理位置重要，是“阿拉伯世界的領頭羊”，在中東地區和阿拉伯世界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影響力，這使得埃及天然具備成為地區大國的潛質。西方大國要想實現稱霸中東的企圖，首先就要“收服”埃及。在某種程度上，“得埃及者得中東”。要想使埃及屈服于西方，甘心充當西方的“馬前卒”，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使埃及長期保持衰弱和依附狀態，不允許其成為獨立自主的地區性大國。
英國在中東地區的地緣擴張，便是從征服埃及開始的。在殖民大國英國眼中，埃及的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對大英帝國來說，埃及的價值在于它保護著英國至印度這顆帝國皇冠上的寶石的交通生命線。”[美]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武軍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頁。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鑿之后，埃及成為溝通歐洲與印度洋之間的海上捷徑、東西方貿易商路的中樞，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緣戰略據點。TarekOsman,EgyptontheBrink:FromtheRiseofNassertotheFallofMubarak,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11,p.21.此后，英國以控制和保衛蘇伊士運河為核心目標，不斷向整個伊斯蘭世界縱深擴張。
1878年，英國將塞浦路斯作為海軍基地，用以保衛土耳其海峽和蘇伊士運河。1883年，英軍為鎮壓阿拉伯起義，占領了尼羅河谷;為控制蘇伊士運河，英國還奪取了阿拉伯半島西南頂端的亞丁，并在位于非洲東海岸上的英屬索馬里蘭建立了殖民地。WendyMcElroy,“BackgroundoftheMiddleEastConflict,”TheFutureofFreedomFoundation,October2003,https://www.fff.org/explorefreedom/article/backgroundmiddleeastconflictpart1/，登錄時間：2019年12月2日。1922年，埃及名義上獲得政治獨立，但英國的軍事存在一直延續至1936年。1956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此舉直接引發英國和法國的武力干涉，兩國試圖繼續對埃及保持控制。
二戰后，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美國作為新崛起的西方大國，已經不可能像當年英法那樣，赤裸裸地推行炮艦外交和殖民統治。防止埃及成為獨立自主的地區強國，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重要目標。事實上，美國、以色列乃至沙特等海灣國家，都不希望埃及發展壯大。海灣國家希望埃及走向伊斯蘭化，美國希望埃及變成貧窮的買辦性國家，以色列則希望埃及積貧積弱，以至于無力援助巴勒斯坦。這三個關系非常密切的盟國全都不愿意看到一個對外反帝、對內以民生為本的強大埃及的出現，因為“它將擺脫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它將令海灣國家和沙特成為中東舞臺上的丑角，它將再次喚醒阿拉伯民眾的團結，并迫使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國”[埃及]薩米爾·阿明：《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來》，嵇飛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在美國看來，一個獨立自主而強大的埃及，勢必會拋棄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反對西方在中東的侵略性政策。
為促使埃及投靠西方，美國對其采取“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力圖將埃及重新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權力體系。1952年納賽爾掌權后，一度向美國伸出橄欖枝，希望美國出資幫助建設阿斯旺大壩，美國將此視為控制埃及的良機。1957年1月，沙特國王訪美時，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指出，美國之所以決定援助建造高壩(阿斯旺大壩)，是因為這是一項長期工程，將使埃及在十年之內依附美國。[埃及]穆罕默德·侯賽因·海卡爾：《開羅文件：納賽爾同世界領袖、叛逆者和政治家關系的內幕》，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翻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6頁。但政治強人納賽爾為謀求獨立自主，最終選擇向蘇聯靠攏，埃及不僅從蘇聯那里獲得了建設阿斯旺大壩的資金，還大量從蘇聯購買武器。
對此，美國惱羞成怒，轉而謀求遏制和顛覆納賽爾政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納賽爾的成功將不可避免地為共產主義鋪平道路，是時候下定決心采取行動了”[英]彼得·弗蘭科潘：《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東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頁。。此后，美國加大了對埃及制裁和圍堵的力度，并竭力武裝以色列制衡納賽爾主義在中東的擴散。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大獲全勝，由此使納賽爾領導的阿拉伯統一事業嚴重受挫。阿拉伯民族主義由盛轉衰，正值壯年的納賽爾健康狀況迅速惡化，最終在1970年去世。
納賽爾去世后，副總統薩達特接任總統。薩達特的外交政策方向與納賽爾截然相反。雖然他在1973年策動第四次中東戰爭，打破“以色列不可戰勝”的神話，但隨后主動與以色列單獨媾和，并在1979年達成埃以和平協議。在對外關系上，埃及從“親蘇反美”轉向“親美反蘇”。埃及外交這種戲劇性轉向令美國欣喜若狂，并及時予以物質獎賞。1979年以來，埃及得到美國600多億美元經濟和軍事援助，援助金額僅次于以色列。LauraGuazzoneandDanielaPioppl,eds.,TheArabStateandNeoLiberalGlobalization:TheRestructuringofStatePowerintheMiddleEast,EnglandandWales:IchacaPress,2009,p.20.
然而，從長遠看，埃及推行的親美、親以外交政策，看似使埃及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實則得不償失：埃及民眾士氣低落;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一落千丈;埃及在巴以沖突中的橋梁作用也被邊緣化。在內外困境的共同作用下，埃及穆巴拉克政權最終在2011年垮臺，并陷入持續政治動蕩和經濟停滯的雙重困境。埃及的困境對自身固然是個巨大悲劇，但從西方國家的角度看，埃及這種衰弱和依附狀態，恰恰最有利于西方國家掌控埃及。
二、“和平演變”：防止埃及自主強大的基本手段
“和平演變”是“顏色革命”的前提和基礎，“顏色革命”是“和平演變”的最終結果。正如個人從生病到死亡要經歷潛伏期、惡化期和毀滅期一樣，外部思想文化滲透從植入“文化病毒”到發揮效果，同樣是量變引起質變的漸進過程。當各種矛盾積累達到質變臨界點，便可能爆發“顏色革命”。英美等西方國家對埃及也進行了漫長的和平演變。
(一)經濟上引導埃及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其日趨依附西方
工業化是國家富強之路。英美等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體系中異軍突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率先完成工業化，搶占了全球產業鏈的上游位置。對已經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來說，要想保持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重要途徑就是使其他國家保持落后狀態。埃及就是這種發展邏輯和強權政策的犧牲品。
19世紀早期，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效仿歐洲國家大力推動工業化，謀求埃及成為地區大國。但埃及的工業化努力與英國對埃及的原料供應國和產品消費地的總體定位不符，因此英國竭力阻撓埃及的工業化進程。從1839年至1841年，埃及與宗主國奧斯曼帝國爆發戰爭，英國站在奧斯曼帝國一邊共同打擊埃及。埃及被擊敗后，英國強行要求埃及大幅裁減軍隊，由此使埃及新辦的兵工廠產品失去市場。同時，英國強迫埃及實施此前其與奧斯曼帝國達成的《英土商業條約》，由此使埃及民族工業直接面臨外國產品的激烈競爭。至19世紀70年代，埃及工業化進程最終半途而廢，再次淪為原料生產國。1882年至1919年，英國直接對埃及進行軍事占領，并在占領期間重點發展農業，目的是使埃及重新成為服務于英國紡織業的棉花生產國。
1952年納賽爾執政后，埃及再次開啟工業化進程。當時，埃及革命當局奉行進口替代戰略，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工業化的舉措，最終使埃及工業化比重穩步提升，甚至能夠出口工業品。20世紀40年代，埃及制造業僅占GDP的14%，至70年代初，這一比重上升至35%。TarekOsman,EgyptontheBrink:FromtheRiseofNassertotheFallofMubarak,p.57.當時埃及的經濟發展成就不輸于韓國等東亞新興工業國。
眾所周知，發展制造業的投入—產出周期很長，而埃及的工業化進程總共不過十幾年時間，尚處于工業化早期。然而，西方非政府組織在埃及積極推銷新自由主義“藥方”，即鼓吹減少政府管制、削減政府開支，誘使埃及政府墜入債務陷阱。SheilaCarapico,PoliticalAidandArabActivism:DemocracyPromotion,Justice,andRepresentation,Cambridge:CambridgePress,2014,p.159.1970年薩達特上臺后，埃及主動放棄進口替代戰略，轉而推行不設防的“開放政策”。1974年后，埃及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外資的相關法律，由此使外國商品和資金蜂擁而入，直接削弱了埃及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1981年穆巴拉克繼任后，埃及對內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改革，對外加大開放力度，包括降低關稅、增加農產品進口、貨幣自由兌換等。在中東諸國中，穆巴拉克時期的埃及被認為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最賣力的國家。WalterArmbrust,“ARevolutionAgainstNeoliberalism?,”Jadaliyya,February23,2011,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23729，登錄時間：2017年3月4日。在這一過程中，西方非政府組織繼續推波助瀾，鼓勵埃及政府減少福利開支。SheilaCarapico,PoliticalAidandArabActivism:DemocracyPromotion,Justice,andRepresentation,p.155.
從表面上看，“開放政策”使埃及實現了8%～9%的GDP年均增長率，高于此前6%的增速。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盲目開放導致埃及經濟結構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
一是國內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私有化不僅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和少數特權階級從中受益，而且使那些依靠公共福利的工人、農民、政府雇員和小生產者受損最大，受益者則是新涌現出的商業精英階層。埃及由此出現兩極分化，階級矛盾尖銳。“1·25革命”發生前的五年間，埃及的藍領工人和中產階級頻頻罷工，抗議其經濟被剝奪的處境。僅2010年，埃及就發生了700場罷工和抗議活動。DinaShehata,“TheFallofthePharaoh:HowHosniMubarak?sReignCametoanEnd,”ForeignAffairs,Vol.90,No.3,MayJune2011,pp.26-28.
二是經濟對外依附性日趨增強。1970年～1987年，埃及外債從40億埃鎊升至330億埃鎊(約合231億美元)。[埃及]穆罕默德·邁哈羅斯·伊斯梅爾：《埃及經濟問題》，時事出版社選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頁。埃及原是糧食出口國，但在國門洞開的情況下，由于本土糧食生產成本較高，導致進口農產品迅速搶占埃及國內市場，由此使埃及本土農業生產日漸萎縮。到20世紀70年代末，埃及一半以上的食品需要進口，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埃及的糧食安全實際上掌握在美國人手中。2010年6月至11月間，在華爾街的操縱下，世界糧食價格暴漲74%，這導致埃及在保持政府補貼情況下，糧食價格仍上漲30%。食品價格上漲導致埃及底層民眾入不敷出，由此成為2011年“1·25革命”的重要導火索。
三是民族工業日漸萎縮。20世紀70年代是埃及工業化程度最高的時期，此后，隨著埃及對外開放力度加大(包括持續降低關稅等)，質優價廉的外國產品蜂擁而入，由此造成埃及民族工業日漸萎縮，工業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持續下降。例如，埃及1975年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占45.3%，1982年已減至14.5%。[埃及]穆罕默德·邁哈羅斯·伊斯梅爾：《埃及經濟問題》，第70頁。時至今日，埃及外匯主要依靠出口石油、輸出勞工賺取僑匯以及旅游和蘇伊士運河通行費等“靠天吃飯”的行業。由此可見，埃及的自由化改革使埃及經濟進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
在埃及轉變經濟戰略的過程中，美國仍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美國竭力貶低和誹謗納賽爾推行的進口替代戰略，并對埃及進行經濟制裁和封鎖;另一方面，美國對薩達特推行的“開放政策”則不遺余力地全力支持。埃及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第二大受援國，美國援助的目的是鼓勵埃及采取有利于美國的外交、國防和經濟政策;美歐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提供給埃及的援助和貸款，都與埃及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相掛鉤。
總之，依附性發展使埃及短期受益。但從長遠看，埃及重新被打回到全球產業鏈的低端位置，使其最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深陷危機，并在三年后政權垮臺。
(二)政治上誘導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直以“民主自由”自我標榜，并將“輸出民主”作為重要外交目標。這種做法看似是利他主義的，實則不然。防止他國迎頭趕上，一直是西方不言自明的政策底線。因此，但凡有助于實現國家崛起的要素(如高科技等)，西方一直都不愿拿出來分享，唯恐別國借此走向強大。“民主化”如果真的能夠促進國家強大，西方大國顯然不可能如此慷慨地四處進行推銷和傳播。西方倡導的民主分權政體，本身就是以部分犧牲效率和中央集權為代價和前提條件的。第三世界國家貿然實現“民主化”，其風險和代價可能遠大于其帶來的好處。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發展是個自然歷史過程，各種難題基本是依次到來;而第三世界國家則是在短時期內同時遭遇這些問題的。在發展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背景下，發展是第一要務，“民主自由”則屬于次一級的問題，過早強調民主化和個人自由，只會偏離發展目標。
事實表明，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通過“民主轉型”實現經濟發展的。相反，“民主化”改革反而使很多國家喪失了強政府優勢，繼而面臨政治衰朽問題。伊拉克就是典型案例。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美國試圖將伊拉克打造成“中東民主樣板”。然而，議會制政體導致伊拉克教派矛盾激化，中央政府權威弱化，進而導致伊拉克亂象叢生，日漸淪為“失敗國家”和任人宰割的“地緣棋子”。
實踐證明，西方大國誘導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乃是“殺人不見血”的釜底抽薪之舉。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推翻原來的法魯克君主專制統治，建立起具有較強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威權政體。作為發展中國家，埃及的這種政體有助于其內強根基、外御強敵，有其歷史進步意義。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時期，埃及國力走下坡路，從內因看，主要過錯并不在于威權政體本身，而是當權者背離了廣大勞動群眾。然而，美國從徹底削弱埃及的戰略需要出發，將埃及政體變遷即實現“民主化”作為既定目標。
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美國在埃及積極推進“民主化”改革。美國國際開發署每年在推進埃及民主化方面的開支約2,000萬美元。20世紀90年代前期，這些援助大部分集中在法治和公民社會領域;90年代后期，該機構開始重點培訓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美國國際開發署指出，當埃及進入經濟重構和私有化階段時，最緊迫的需要是一個“高效、可預期的、公正的政府”。在埃及表現活躍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等美國非政府組織利用一切機會攻擊埃及的集權官僚體制。SheilaCarapico,PoliticalAidandArabActivism:DemocracyPromotion,Justice,andRepresentation,p.157.
長期以來，美國主要通過資助埃及的研究機構促使其接受西方的民主化觀念。20世紀90年代，在埃及開羅大學“政治研究中心”，國外資金覆蓋了所有國內研究領域以及部分國際問題領域。埃及最知名的智庫“金字塔戰略研究中心”(AlAhramCenterforStrategicStudies)也受到境外資金資助。“埃及經濟研究中心”(EgyptCenterforEconomicStudies)、“民主發展集團”(GroupforDemocraticDevelopment)等埃及智庫的運行資金大多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福特基金會”(FordFoundation)、“國家民主基金會”、“國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forDemocracy)、“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RepublicanInstitute，簡稱IRI)、“歐洲人權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ofHumanRights)等境外組織。通過這些研究機構，西方的觀點和主張滲透進當地政府部門和意識形態領域。Ibid.,pp.165-166.
“9·11”事件后，“推進民主”被美國視為根除極端主義的關鍵。為此，小布什政府加大了美國在中東推進民主的力度，資助額度從2000年的5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0億美元。MicheleDunne,“IntegratingDemocracyPromotionintoU.S.MiddleEastPolicy,”CarnegieWorkingPapers,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October2004,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50Final.pdf，登錄時間：2019年5月23日。2002年，美國政府實施“中東伙伴倡議”(MiddleEastPartnershipInitiative)，在中東大力推行民主，其中埃及是重點對象。對美國來說，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因對內拒絕進行民主化改革、對外反對伊拉克戰爭，而日漸成為美國推動“大中東戰略”的主要障礙和“民主改造”的重點對象。2002年，小布什政府批評穆巴拉克政府審判異見分子薩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EddinIbrahim)，“人權觀察”(HumanRightsWatch)稱此舉為“美國在阿拉伯世界捍衛人權的最重要步驟”。2008年，蘭德公司對美國在埃及推進民主改革進行了一項專題研究，該研究主張美國應該鼓勵非政府組織為改革者提供培訓，幫助改革者獲得和使用信息技術，美國信息技術公司應幫助改革者的網站良好運行，并投資發展網絡匿名技術，以逃過政府的監控。NadiaOweidatetal.,TheKefayaMovement:ACaseStudyofaGrassrootsReformInitiative,SantaMonica.:RAND,2008,p.50.
2009年奧巴馬上臺后，盡管調整了很多小布什政府時期的政策做法，但卻保留了“中東伙伴倡議”，上臺第一年就為該項目追加了6,500萬美元預算。MicheleDunne,“IntegratingDemocracyPromotionintoU.S.MiddleEastPolicy”.美國這種長期而緩慢的推進民主化的舉措，使埃及的傳統社會結構和民眾心理逐漸被侵蝕，最終為2011年埃及政治劇變鋪平了道路。
奧巴馬與穆巴拉克的關系一直很冷淡，說跌至冰點也不夸張。穆巴拉克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以及借伊核問題制裁伊朗，反對美國對海灣各國及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國的政策。穆巴拉克已經成為美國塑造“新中東”最棘手的問題。F.WilliamEngdahl,“Egypt?sRevolution:CreativeDestructionfora‘GreaterMiddleEast’?”.因此，美國既不愿意穆巴拉克戀棧，同時又希望埃及繼續保留在美國戰略軌道之內。2011年埃及“1·25革命”期間，美國先采取實用主義政策，兩頭下注。“革命”初期，美國表態比較克制，但隨著形勢持續惡化，美國的立場逐漸倒向抗議民眾一邊。2月1日，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公開表示，穆巴拉克執政的日子屈指可數。這是美方首次暗示將終結穆巴拉克時代。穆巴拉克苦撐數日，最終在2月11日黯然下臺。
穆巴拉克下臺后，為防止埃及出現從親美政權變成反美政權的“政權改變”，美國開始奉行“政權交換”(regimeexchange)政策NicolaNasser,“FourthRevolutionaryWavetoEngulfEgypt,”AsiaTimeOnline,August1,2013.，通過推動“民主化”促使埃及繼續留在親西方的軌道。2011年5月，奧巴馬公開表態，美國支持該地區向民主化方向轉型，特別是埃及民主轉型。為此，美國答應減少10億美元債務，并為埃及提供10億美元貸款，用于創造新工作和改善基礎設施。此舉的真實目的是確保埃及新政權的親美政策不變。
2012年6月，穆爾西通過選舉上臺。盡管穆爾西有穆斯林兄弟會背景，但因其與美國協作良好，在2012年斡旋以色列和哈馬斯沖突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并在敘利亞危機中堅定站在美國一邊，美國因此并不反對穆爾西執政。2013年7月，穆爾西政府被塞西領導的埃及軍隊強行罷黜。由于塞西與美國關系更親密，因此美國并未將塞西推翻穆爾西政權的做法視為“政變”，許多美國國會議員與以色列總理內坦尼亞胡均主張繼續為埃及提供經濟援助。美國的地區盟友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也在穆爾西政府被推翻后的48小時內，承諾為埃及提供了120億美元的財政支持。美國、以色列以及海灣國家此舉的共同目的，就是確保埃及歷經政權更替，但始終不改變親西方的政權基本性質。
(三)軍事上加強對埃及軍隊的滲透和控制，削弱其專政職能
軍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終極力量，也是確保政權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奪取政權靠軍隊，保衛政權也要靠軍隊。毛澤東曾直截了當地指出：“什么叫政權?主要是軍隊。沒有軍隊，就沒有政權。”《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5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確保軍隊絕對忠誠是政權安全的關鍵所在。在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能否掌控軍隊也往往是關乎政權穩定與否的關鍵。
對西方國家來說，軍隊忠誠于國家成了其策動“顏色革命”的最大絆腳石。為此，西方操縱的各路媒體不斷鼓吹“軍隊國家化”“軍隊職業化”所謂軍隊國家化是指一國軍隊不屬于、不聽命于任何政黨、社會團體及其領導人;所謂軍隊職業化就是軍人不再實行無報酬的義務兵役制，而是有報酬的雇傭制，同時軍隊不去從事那些本職工作以外的社會活動，只專注于本職訓練和建設。等似是而非、用心險惡的主張，同時不斷加大對各國軍隊的滲透，安插代理人。美國軍方曾實施過一項名為“國際軍事教育與訓練”的外援計劃，專門向有關國家提供軍事教育與訓練援助。約瑟夫·奈自豪地宣稱：“大部分接受過美國軍事教育與訓練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傾向于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王權：《提升軟實力，美國擴充“校友會”》，載《中國國防報》2016年2月19日。美國的目的就是軟化對方軍隊在保家衛國，尤其是反對美國霸權主義時的意志和斗志，并在面對“顏色革命”威脅時保持中立，或在執行鎮壓任務時“將槍口抬高一厘米”。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突尼斯等國都出現過類似場景。
埃及同樣深受其害。軍隊是否忠誠于政權是埃及政權安危存亡的關鍵。正因為如此，美國為徹底掌控埃及，一直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對埃及軍隊進行滲透和控制。自1976年美埃恢復外交關系，美國就開始對埃及進行軍售;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后，美國謀求與埃及建立更加密切的軍事關系。美國每年向埃及提供16億美元援助，其中13億美元為軍事援助，埃及大部分的武器供應也來自美國。
此外，美國還有意在埃及軍隊中培養親美勢力。過去三十多年來，許多埃及高級軍官都曾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培訓。據報道，埃及團級以上軍官基本都與美國國防部有直接聯系。埃及現任總統塞西2005年～2006年曾在美國陸軍軍事學院學習，并獲得碩士學位。美國對埃及軍隊的長期滲透使埃及軍隊日趨聽命于美國，而不完全是忠誠于本國政府的統治工具。
因穆巴拉克公開反對美國的中東政策，美國總統奧巴馬對穆巴拉克感到失望，因而加緊對埃及軍官的拉攏和策反活動，醞釀取而代之。2011年1月25日埃及發生大規模抗議的當天，埃及軍方二號人物、武裝部隊參謀長哈菲茲·安南(HafezEnan)正率團訪問五角大樓，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爾·馬倫公開表示，希望埃及軍方保持克制。埃及動蕩發生后，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曾一天六次致電埃及軍方領導人，要求軍隊保持克制。奧巴馬也發表講話，要求避免流血沖突的發生。在美國授意下，埃及軍方按兵不動，拒絕為穆巴拉克政府站臺。據透露，穆巴拉克曾要求軍方武力控制示威者，但先后遭到國防部長坦塔維和空軍司令哈菲茲的拒絕。埃及武裝部隊參謀長安南公開表示，軍方不會對人民開槍，軍方在政府與抗議民眾之間保持中立。F.WilliamEngdahl,“Egypt?sRevolution:CreativeDestructionfora‘GreaterMiddleEast’?”.1月30日，埃及國防部長穆罕默德·坦塔維出現在解放廣場上。次日埃及軍方發生聲明：“武裝部隊將不會用武力對付我們偉大的人民。”此后，坦塔維甚至直接向穆巴拉克攤牌，要求以穆巴拉克下臺為條件，換取其不遭受起訴。埃及軍方的騎墻立場直接助長了示威者的聲勢，最終迫使穆巴拉克黯然下臺。因此有學者認為，埃及這場所謂的“革命”可能只是一場“軍事政變”。
三、2011年埃及劇變：一場美國暗中操縱的“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的出現看似突兀，實則是西方國家長期滲透的結果。有學者指出，如果說“和平演變”是一種圍困和削弱戰略，“顏色革命”就是一種摧毀戰略，即通過實施政權顛覆，或者雖然保留政權但將其置于外部勢力控制之下。[俄]亞歷山大·巴爾托什：《當代顏色革命與混合戰爭——俄學者解讀西方和平演變戰略》，許得君譯，察網，2016年4月19日，它相當于足球場上反復傳球和帶球后的臨門一腳，目的就是一擊中敵，實現絕殺。
從外因角度看，2011年埃及劇變是西方長期“和平演變”后的結果。在埃及政權更替的過程中，非政府組織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美國等外部勢力的長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組織數量不斷增加。據2008年“埃及人權發展報告”(EHDR)統計，埃及非政府組織逐年遞增。1964年至1973年間，埃及境內年均新增316個非政府組織;2004年至2006年間年均增加850個;至2007年，埃及境內的非政府組織數量已達21,500個。CenapCakmak,ed.,TheArabSpring,CivilSocietyandInnovativeActivism,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17,pp.60-61.另有統計顯示，1960年埃及非政府組織數量為3,195個，1976年有7,593個，1990年增至12,832個，2008年又翻了一番，達到26,295個。王林聰：《埃及政治變局中的公民社會》，載馬曉霖主編：《阿拉伯劇變：西亞北非大動蕩深層觀察》，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頁。
埃及的非政府組織看似安分守己，但一旦國家出現動蕩便乘勢而起，興風作浪，推波助瀾。2011年埃及“1·25革命”看似是無組織、無綱領、無領導的“三無運動”，實則受到各種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和操縱。“4月6日青年運動”“科特普青年運動組織”“革命青年聯盟”“阿拉伯婦女聯盟”“全國變革運動”“阿拉伯人權信息網絡”“開羅發展中心”“開羅人權研究中心”“婦女發展論壇協會”“赫勒萬地區發展基金”“新婦女基金”“7月8日青年聯盟”等非政府組織，都積極策劃、組織并參與了反政府抗議活動，其中三個非政府組織的表現最為搶眼。
一是“全國變革運動”(EgyptianMovementforChange)。該組織也稱“基法亞”(kefaya)，在阿拉伯語中意為“受夠了”。該組織于2004年11月成立，吸引了大量原本對政府漠不關心的青年加入。該組織的成員來源很雜，既有左翼人士，也有自由派;既有納賽爾主義者，也有伊斯蘭主義者，但其共同目標是反對穆巴拉克統治，因此是個典型的“跨意識形態聯盟”CenapCakmak,ed.,TheArabSpring,CivilSocietyandInnovativeActivism,p.64.。2004年～2005年，該組織策劃了一系列高調反對穆巴拉克統治、要求終結緊急狀態法的抗議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基法亞”的名稱、行動口號等與在塞爾維亞接受培訓的其他國家的反政府組織如出一轍。例如，在2003年烏克蘭“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組織名叫“卡馬亞”(Kmara)，意思也是“受夠了”，該組織同樣受到美國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培訓。而“基法亞”則是由蘭德公司一手扶植。蘭德公司與五角大樓關系密切，擅于通過煽動民眾給美國的對手制造麻煩。[美]威廉·恩道爾、[中]娜仁托婭：《新世紀之戰》，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頁。
二是“4月6日青年運動”(6thofAprilYouthMovement)。該組織成立于2008年4月6日，目標是支持和紀念埃及紡織工人大罷工。其成員主要是來自“基法亞”的青年積極分子，領導人是時年29歲的工程師艾哈邁德·馬希爾·易卜拉欣(AhmedMaherIbrahim)，主要組織目標是解除政府限制、允許公開討論禁忌問題。與“全國變革運動”不同，該組織擅于運用社交媒體傳播思想和動員民眾。CenapCakmak,ed.,TheArabSpring,CivilSocietyandInnovativeActivism,p.64.據《紐約時報》報道，自2009年至2011年“1·25革命”，約有80萬埃及人(主要是年輕人)在“臉書”和“推特”上注冊了賬戶，由此該組織成為埃及最大的青年運動組織。易卜拉欣稱：“作為首個基于‘臉書’和‘推特’模式的互聯網青年運動，我們的目標是通過鼓勵公眾參政來推進民主。”
“4月6日青年運動”成立不久便受到美國的高度關注。2008年12月，該組織領導人受邀前往紐約，參加了由美國國務院舉行的“青年運動聯盟”會議。參會者包括美國國務院的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Glassman)和賈里德·科恩(JaredCohen)，他們都曾在塞爾維亞的“非暴力行動和戰略應用中心”(CentreforAppliedNonviolentActionandStrategies,簡稱CANVAS)接受培訓。“4月6日青年運動”領導人向美國人承諾，將在2011年埃及大選前“推翻政權”。2009年夏天，“4月6日青年運動”發言人穆罕默德·阿迪勒(MuhammadAdel)曾與14名埃及和阿爾及利亞活動家一起，在位于塞爾維亞的“非暴力行動和戰略應用中心”實習。他曾在拍攝的記錄片中公開承認此事，并稱經過實習，熟諳人群組織技術以及該如何應對警方暴力，包括如何與警察和軍人接觸、如何相互保護等。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保持統一戰線，如在解放廣場抗議期間，當穆斯林祈禱時，基督徒圍坐保護;基督徒祈禱時，穆斯林圍坐保護。這些內容都是“非暴力行動和戰略應用中心”教授的重點。
2011年埃及爆發大規模抗議后，“4月6日青年運動”在2011年2月6日公開發表聲明，提出穆巴拉克立即下臺、解散議會、成立包括各界人士的“全國解放團體”、制定新憲法并確保自由和社會公正、懲處槍殺抗議者的鎮壓者、立即釋放被關押人員等政治主張。這些主張使抗議活動不斷升級，成為最終導致穆巴拉克黯然下臺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4月6日青年運動”和“基法亞”的成員在“臉書”上新建了一個新平臺，專門用來支持于2010年2月回國的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巴拉迪參選總統。后來，該組織又參與了推翻穆爾西政府的抗議活動。此后，隨著埃及政府加強對非政府組織管控，該組織影響力迅速下降。2013年12月，該組織兩名創始人易卜拉欣和阿迪勒被控違法并判刑3年;2014年4月28日，該組織因被控損害埃及形象、從事間諜活動被強令解散。
三是“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WeAreAllKhaledSaid)。該組織是一個“臉書”群組，2010年6月由谷歌公司駐埃及主管瓦伊·古尼姆(WaelGhonim)創建，目的是紀念2009年6月在亞歷山大街頭被警察槍殺的年輕商人哈立德·賽義德，支持者達40多萬人(一說超過100萬)。該組織批評穆巴拉克政府、反對國家濫用暴力。2010年底，該組織開始挑戰過去長期不能觸碰的政治底線，并最終借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挑起埃及的民眾抗議浪潮。DinaShehata,“TheFallofthePharaoh:HowHosniMubarak?sReignCametoanEnd,”pp.26-28.2011年1月25日埃及大規模示威游行爆發前，古尼姆向支持者發出呼吁，短短3天內便召集了5萬多人參加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臺。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埃及“1·25革命”固然是內因主導，但與美國非政府組織對埃及的長期滲透和事發前對埃及民眾的積極煽動直接相關。2009年5月，奧巴馬訪問開羅時，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還接待了一批在“自由之家”接受過兩個月培訓的埃及青年活動家。2011年“1·25革命”發生后，美國不斷加大對埃及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力度。2月，埃及一名非政府組織領導人坦言：“在埃及起義中，公民社會起了決定作用。從長遠看，(這些組織)將是美國的永久伙伴。”據統計，2011年3月至6月，埃及非政府組織共接受了1.75億美元的外部援助。田棟棟：《揭開埃及“美資”非政府組織真面目》，載《參考消息》2012年2月23日。2011年3月15日，希拉里訪問埃及時專程參觀了開羅解放廣場，以示對埃及“民主運動”的支持。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鑒于西方資助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在埃及政局動蕩中上下其手，遺禍不淺，埃及政府最終痛下決心堵住這個巨大漏洞。早在2012年2月，埃及決定將包括19名美國人在內的43名非政府組織成員逮捕，并移交開羅刑事法院審判。埃及政府這種前所未有的舉動表明，美國非政府組織在埃及劇變中卷入極深。2011年6月，歐盟駐埃及代表處表示歐盟曾向埃及非政府組織提供了1,700萬歐元的援助。2016年11月29日，埃及議會通過議案，對非政府組織活動進行嚴格規范，接受國外資金援助或參加外國非政府組織將被判處1年至5年徒刑。許多埃及議員認為，各種非政府組織在2011年埃及“1·25革命”中煽風點火，這部法律將是抑制這些非政府組織興風作浪的有效工具。
四、“顏色革命”的影響：埃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西方國家對中東劇變進行“選擇性干預”，其目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制造問題，進一步將中東國家推向依附性的深淵。美國總統奧巴馬將阿拉伯劇變稱為“歷史性機遇”，這意味著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的政治劇變符合美國的帝國主義利益。然而，對發生政權更替的中東國家來說，其遭受的損失則不亞于一場地區戰爭。埃及的政治劇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一)民主轉型以失敗告終
在2011年政治劇變前，埃及的威權政體縱然有千般不是，但起碼可以為公眾提供基本的安全環境。然而，2011年埃及政治劇變后，民主轉型使埃及政壇亂象叢生：政黨多如牛毛(一度多達近400個)，民眾抗議此起彼伏，治安狀況惡化，恐怖活動頻發。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穆爾西通過全國選舉上臺執政，成為現代埃及首位民選總統。但由于強力部門和官僚體系仍原封未動，因此新舊勢力相持不下，導致權力空轉，政局動蕩加劇，甚至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開始懷念穆巴拉克時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塞西領導埃及軍方順勢罷黜了民選的穆爾西總統。此后，埃及政治轉型重新回歸到“準穆巴拉克時代”。塞西政府將恢復穩定作為首要大事，屢屢延長緊急狀態法，強力鎮壓穆斯林兄弟會、“4月6日青年運動”等各類反對派，加緊回歸軍人政治軌道。埃及政壇的戲劇性變化從側面說明，西方式的民主化道路未必適合第三世界國家，至少在中東地區面臨水土不服的困境。
埃及民主轉型遭遇嚴重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埃及政治轉型的路徑選擇本身存在問題。2011年埃及民眾反抗穆巴拉克統治包含了多重訴求：政治上，反對服務少數權貴的精英主義路線;經濟上，反對使“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受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外交上，反對親美親西方的外交路線。埃及要擺脫困境，最重要的不是政體改革或更換總統，而是調整政策路線。然而，由于西方國家長期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導致埃及社會陷入價值迷茫，加上埃及國內缺乏先進階級和政黨的正確領導，這場訴求廣泛的社會政治運動被簡單等同于“民主與獨裁”的對決，并最終將“民主轉型”視為紓解困境的靈丹妙藥。
然而，埃及畸形的民主化非但無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團，反而是以默認現行秩序的合法性為前提條件的。這意味著,埃及的民主化道路無力承擔轉變政治路線的歷史重任，由此決定了埃及等中東國家的民主轉型注定是一場與初衷背道而馳的假革命。事實表明，民選的穆爾西總統執政后，其內外政策基本延續了過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老路。可見，用“民主化”紓解埃及結構性難題實際是用簡單手段解決復雜問題，由此埋下爆發“二次革命”的伏筆。
其次，民主化本身以犧牲效率為代價，而百廢待興的埃及社會無力承受這種巨大的代價。民主化強調“分權制衡”，因此它本質上是以部分犧牲政府行政效率為代價的，但這種犧牲并非所有國家都能承受。就埃及來說，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大眾政治參與度高，民主轉型造成社會失序、政治動蕩和“街頭政治”泛濫。這種近乎無政府的狀態使埃及各界充分認識到，埃及最需要的是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以及在穩定秩序下的經濟發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歷過動蕩之后的埃及政府最終選擇將恢復秩序放在首位。
從這個意義上看，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政權的行動在偶然中蘊含著必然。在社會組織發育不完全的背景下，軍隊是唯一有能力恢復穩定的組織性力量，軍隊的跨階級特性使其更容易得到各方認可。在現代埃及政治中，軍隊歷來發揮著穩定器的作用。當年穆巴拉克正是得到軍隊支持，才得以長期執政;2011年政治劇變中，正是由于軍方在關鍵時刻保持中立，穆巴拉克才被迫下臺。同樣，民選的穆爾西始終沒有得到埃及軍方的力挺，因此其統治基礎始終不穩，并最終被埃及軍隊推翻。從某種程度上看，埃及軍隊干政是以某種極端方式強制修正過度民主化造成的失序問題。
軍人干政和強行恢復秩序實際是對民主亂象的“糾偏運動”，并得到多數埃及民眾的認可。他們最初參與推翻了“獨裁的”穆巴拉克政權，后來又認可塞西領導的軍方罷黜“民選的”穆爾西總統。這表明，普通民眾并不關心埃及究竟是“民主政體”還是“集權政體”，而是關注哪類政府更能幫助他們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當年納賽爾實行的是鐵腕統治，但由于其內外政策站在廣大民眾一邊，因此得到多數民眾的堅定支持，即使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戰敗，民眾仍力挺納賽爾。相反，穆巴拉克政府的內外政策只為少數人服務，因此盡管其并未面臨戰爭失敗之類的重大挫折，仍被廣大民眾共同推翻。
由此觀之，埃及民眾并不反感軍人干政，只是反感“壞的軍人干政”。在經歷了民主神話破滅的慘痛經歷后，日漸成熟的埃及民眾對徒有其名的民主轉型越發失去興趣，而更關注未來新政府對民生問題的治理及其成效。因此，對埃及軍方來說，鞏固政權的關鍵是明確未來“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即新的軍人政權到底是為多數民眾服務，還是為少數權貴服務。腐敗問題是衡量政權性質的重要指標。根據國際機構2017年的最新排名，埃及的腐敗指數(CPI)得分32分，比2016年的34分又降低2分。在180個國家中僅排第117位，比2016年下降9位，排名仍然靠后。埃及軍方如果不能用切實的行動證明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政權，多數民眾仍會像當初反對穆巴拉克統治那樣，繼續反對軍人干政，乃至發動“第三次革命”。
(二)埃及經濟陷入60年來最糟糕的狀況
2011年埃及民眾發起抗議時，打出“面包、自由和公正”的口號，謀求改善民生環境是抗議群體最主要的訴求之一。從深層次來看，埃及經濟落到如此地步與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直接相關。然而，“1·25革命”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西方金融機構繼續通過貸款和援助保持對埃及的控制。而埃及自身也未真正汲取教訓，反而在原有道路上越走越遠。
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穆爾西政府依然奉行市場資本主義的路線。2012年11月，穆爾西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了貸款48億美元的協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調，在貸款到賬前，穆爾西政府必須進行全面經濟改革，包括減稅、削減補貼、減少貿易壁壘、邀請外國投資等。這種政策曾是“阿拉伯之春”爆發的原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對南歐國家的政策如出一轍。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美國向埃及提供2.5億美元援助，條件是政府進行“痛苦的”財政緊縮政策，同時埃及對美政策要保持連貫性。
2013年7月塞西接管埃及政權后，雖然嘗試重啟工業化進程，但為緩解眼前經濟壓力(尤其是外匯短缺問題)，不得不繼續推行有利于跨國資本的經濟政策。2016年8月，為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20億美元貸款，埃及承諾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實行埃鎊對美元的浮動匯率，減少行政干預，提高財政透明度，并打擊腐敗，提高私人經濟比重，引進增值稅，削減燃料補貼等。此后，埃及根據這一改革路線圖推出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舉措。埃及非政府組織“埃及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標題就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總是加劇危機》，并稱埃及實現浮動匯率政策是“黑色星期四的政策”，譴責政府實行的自由主義政策忽視了對埃及民眾利益的保護，警告改革將使埃及的貧困率前所未有地增加。NiveenWahish,“TheYearReformBrokeLoose,”AlAhramWeekly,December22,2016.
“1·25革命”后，埃及的經濟路線依然如故，加上政權更替引發的安全動蕩，原本脆弱的埃及經濟雪上加霜，許多經濟指標甚至不及劇變前的水平。
一是外匯和財政收入持續減少。埃及官方數據顯示，埃及出口額逐年縮減，2012/2013財年為270億美元，到2015/2016財年已經下降為187億美元。其中，因油價下跌，埃及石油出口收入從2012/2013財年的130億美元銳減到2015/2016財年的57億美元。與之相伴，埃及的外匯儲備由穆巴拉克下臺前的360億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億美元。此外，埃及的外貿赤字逐年遞增，2013/2014財年為340億美元，2014/2015財年增至390億美元。至2015年，埃及債務已經占到GDP的100%。
二是失業問題愈發嚴重。埃及官方數據顯示，2015年埃及直接性失業比例達到12.8%，這意味著360萬埃及勞動力無法獲得有尊嚴的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埃及人口增速過快，人口高增長加劇失業率。截至2020年2月，埃及人口已經突破1億大關。這意味著埃及有更多的勞動力需要就業。另一方面，埃及工業化水平低，尤其2011年中東劇變后政局動蕩，大批資金外逃，就業崗位進一步減少。
三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劇。2016年11月，埃及為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同時大幅削減食品、燃油、電力和用水等基本生活品補貼，由此導致基本消費品價格持續上漲。2016年，埃及通脹率為13.8%，2017年則攀升至30.7%的高水平。2018年6月，埃及汽油價格提高50%。家用灌裝液化氣價格也從30埃鎊漲至50埃鎊，商用灌裝液化氣從60埃鎊漲至100埃鎊。“EgyptRaisesFuelPricesUnderReformPlan,”MiddleEastOnline,June16,2018埃及對食糖年需求約為300萬噸，但國內產量只有200萬噸，缺口主要靠進口來填補。然而，2016年以來國際市場供應緊張導致埃及白糖價格上漲，市場價格從每公斤5埃鎊漲到7埃鎊;大米價格也從每公斤4.5埃鎊漲至5.25埃鎊。NiveenWahish,“TheYearReformBrokeLoose.”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使中下層和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受到直接沖擊。
四是埃及旅游業收入明顯減少。旅游業是埃及經濟支柱，旅游業收入占埃及GDP的12%，外匯貢獻率超過14%，該行業人口占全國勞動人口的12.6%。但2011年埃及劇變使得該國旅游業遭受沉重打擊。2011年埃及游客數量驟降37%，從2010年的1,400萬跌至2011年末的900萬人。此后數年間，埃及國內恐怖襲擊和安全事件頻發，尤其是2015年10月的俄羅斯客機爆炸及2016年5月埃航墜機事件，令埃及旅游業再次遭遇“寒冬”。2015年第一季度埃及接待游客220萬，而2016年同期降至120萬。《埃及旅游業“雪上加霜”》，載《三湘都市報》2016年5月21日，第A08版。埃及著名旅游景點——吉薩金字塔和海邊度假勝地沙姆沙伊赫均游客寥寥。
在此背景下，塞西總統只能從海外尋求資金援助，但效果有限。沙特曾是塞西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但2015年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去世后，兩國關系開始惡化。2016年，因埃及在也門和敘利亞問題上的立場與沙特不一致，尤其是埃及2016年9月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俄羅斯提出的涉敘決議，沙特單方面宣布停止向埃及出口石油。曾經的最大金主美國也一度暫停對埃軍事和經濟援助。
伴隨國內經濟的持續惡化，埃及民眾對政治經濟狀況深感不滿。據調查，埃及民眾的生活滿意度連年下降。以滿分10分計算，埃及2005年至2007年得分5.4，2010年至2012年得分4.3，2012年至2014年僅有1.13分。GihanShahine,“AreEgyptianPeopleHappy?,”AlAhramWeekly,No.1282,February11,2016.在連續三年的報告中，埃及均被列為“不幸福”國家。2016年2月24日，塞西在演講中談及埃及經濟困難時甚至表示，“如果對國家經濟真有好處，他情愿賣掉自己”，這足見埃及國內經濟之困難。有人甚至調侃，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對派，只要坐等就能看到國家崩潰。
五、余論
事實證明，埃及等中東國家自2011年開始的民主轉型并未給相關國家帶來繁榮穩定，反而引發了嚴重的政治衰朽和經濟惡化，出現了更多的失敗國家或半失敗國家。當初被寄予厚望的“阿拉伯之春”最終令中東民眾倍感失望。一是經濟指標惡化。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支機構“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AMF)統計，過去數年，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預算赤字。2017年阿拉伯國家經濟增長率只有1.9%(相當于全球經濟增長率的一半)。
“IMFChiefEncouragesArabCountriestoReininSpending,”MiddleEastOnline,February12,2018.二是腐敗問題嚴重。根據“透明國際”2017年發布的“腐敗指數”，在21個阿拉伯國家中，除卡塔爾和阿聯酋外，其他阿拉伯國家得分均低于50分，其中伊拉克、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也門等排名最后。“UnfaironCorruption?.”.三是失業問題嚴峻。根據對西亞北非16個國家的一項調查，18歲至24歲人口中，失業問題和極端主義被視為社會進步的最大威脅，失業問題是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國最關心的問題。
SimonSpeakmanCordall,“UnemploymentandExtremismTopConcernsofArabYouth,”MiddleEastOnline,May7,2017.四是中產階級貧困化加劇。據2015年瑞士研究機構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財富分配不公平導致埃及中產階級人數急速減少。2000年至2015年期間，埃及中產階級的人口比重從48.2%降至當前的5%。GihanShahine,“TaxingTimesfortheMiddleClasses,”AhramWeekly,Issue1335,March9-15,2017.五是難民問題突出。據估計，也門2,10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其中1,000萬人亟需援助;敘利亞約有1,310萬人需要援助。DavidCattler,“ASurveyoftheNearEast:ImplicationsforU.S.NationalSecurity,”TheWashingtonInstituteforNearEastPolicy,March13,2018.
經濟狀況不佳導致中東國家抗議活動此起彼伏。2017年12月29日至2018
年初，伊朗爆發自200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抗議物價上漲、民生艱難。同期，率先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也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經濟蕭條、失業居高不下等問題。約旦也在2018年爆發大規模民眾抗議和騷亂事件。
究其原因，“顏色革命”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真正的社會革命首先要廣泛動員底層民眾，共同反對少數特權階級。只有這種革命才能實現社會秩序徹底變革(尤其是生產關系改造)，革命的最終受益者應屬于多數勞動群眾。而“顏色革命”則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的是動員熟練工人、中產階級和學生，同時也沒有成熟的意識形態，而只是滿足于將當權者由令人痛恨的獨裁者或執政黨替換為符合自由民主原則要求的領導人或政黨。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烏克蘭、菲律賓、格魯吉亞等就屬于這種情況。JackGoldstone,“ColorRevolutionsintheMiddleEast,”AlArabiya,February9,2011.因此，“顏色革命”只是一場“只開花不結果”的“假革命”。
作者：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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