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錢澄之的《屈詁》中有著儒道互補的復雜思想。一方面，《屈詁》中充溢著濃厚的致君堯舜、中興南明的儒家精神。這種儒家精神首先表現在對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錢澄之以此寓托曾經中興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時也表現在對屈原家國情懷的宣揚，
摘要：錢澄之的《屈詁》中有著儒道互補的復雜思想。一方面，《屈詁》中充溢著濃厚的致君堯舜、中興南明的儒家精神。這種儒家精神首先表現在對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錢澄之以此寓托曾經中興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時也表現在對屈原“家國情懷”的宣揚，其中包含著其濃厚強烈的“疆土意識”、拳拳殷切的“治國意識”和低徊流轉的“憂國意識”。另一方面，《屈詁》中的道家思想，則表現在其中“以藏為用”的思想和因循“時”勢的觀念。錢澄之《屈詁》中這種儒道互補的思想是晚年時期的錢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調補的復雜文人心理結構在文學創作中的外在表現;是其作為清初重要遺民之難以言說而又處于不斷變動過程中的遺老情志與心態的婉曲抒發與表達。
關鍵詞：錢澄之;《屈詁》;儒家精神;道家思想;儒道互補
錢澄之，安徽桐城(今安徽樅陽)人，明末諸生，明清鼎革之際著名的詩人、學者和抗清志士。據錢撝祿《先公田間府君年譜》“萬歷四十年壬子，府君生”[1]，及唐甄《田間先生八十壽序》“辛未歲四月二十九日，飲光錢先生行年八十生日也”[2]233，錢澄之生年應為明萬歷壬子年(1612)農歷四月二十九日，其卒年為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錢氏初名秉鐙，字幼光;抗清復明失敗后，見事不可為，一度出家為僧，名幻光，釋號西頑;后復冠帶改名澄之，字飲光，不仕新朝，退隱故里，結廬先人墓旁，環廬皆田，得號田間，雖窮愁跼蹐，仍勉力堅守遺民氣節，躬耕南畝，農閑授課業為生，著述明志以終老。錢澄之生平著述宏富，有《田間詩集》《田間文集》《藏山閣集》《所知錄》《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莊屈合詁》等。其在楚辭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注本《屈詁》。
在錢澄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儒家精神是他一生思想的主流，《屈詁》中亦充溢著其濃厚的致君堯舜、中興南明的儒家精神。吳孟復《莊屈合詁序》曰：“在《屈詁》中，憤世疾俗，語尤激切。”[3]2“數百年后讀此，可見莊周、屈原之心，更可見錢澄之之心，既以賞奇析疑，更以知人論世……蓋此皆真知真感，出自心聲者也。”[3]3然而，據錢澄之書信《與徐方虎》“弟于去冬窮愁之中，又了得《莊屈合詁》一書……弟今年七十五矣，將更何竢耶”[4]468，以及其詩《乙丑元旦立春》“詩文刪罷閑無事，更注《離騷》訂《七篇》”[5]511，可推知《屈詁》應作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
當時，清朝政府的統治已趨于穩固，康乾盛世初現端倪，“耕者在畔，販者在涂，市無追呼之吏，人見吏亦不驚”(錢澄之《永安龔侯云石壽序》)[6]342，士人百姓皆已安于新朝，光復明朝的祈愿已是幻夢一場。加之，此時的錢澄之已是七十四歲古稀之年，距清順治十年他重葺故居、退隱鄉間已有三十余年。青年時期“嘗思冒危難，立功名”[7]13834，換來的卻是黨爭排擠、不受重用，錢氏歸隱后力濟天下的熱情逐漸消退，這位儒者于落寞、孤寂、悲憤的心境中，道家精神中知命順時、委運任化、以藏為用的思想漸趨上升。因此，在錢氏的《屈詁》中又流露出著述者退避“出世”的道家思想傾向。
一、中興南明、致君堯舜的儒家精神
錢澄之在閩粵潰敗之后，與志同道合之士離散，至1651年更歷經長達數千里的地理大遷徙之后回到家鄉桐城。《屈詁》作于錢氏遠離政治中心，回鄉歸隱三十多年之后，但在經歷了如此漫長的時間和遙遠的空間之后，錢澄之訓詁楚辭，訴諸筆端的依然是其儒家之志下蓬勃難掩的用世之心和強烈恣肆的情感傾瀉。
(一)對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
《屈詁》中的儒家精神首先表現在對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錢澄之以此寓托其曾經中興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
錢澄之訓詁《離騷》，將“美政”概括為屈原一生政治理想的核心，“美政，原所造之憲令，其生平學術，盡在于此”[3]184。盛贊屈氏美政，“史稱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王使作為憲令，所謂能稱其職也。原生平致主澤民之術，得以一意展布，其所作必取法二帝三王之道，盡革楚之弊政，而楚國可以大治”[3]187。對于最終人主蓄疑、黨爭宦禍，屈原遭讒被疏，“美政”廢止，錢澄之指出政令不通，屈原“循繩墨而不頗”振興楚國的主張難以推行，才是屈原真正最痛切之處。《離騷》訓詁，錢氏曰：“原疏而憲令廢矣，所最痛心者此也”[3]184，“初，王使原作為憲令，楚昔弊政，多所釐革……原一遵規矩繩墨以為度，故使奸邪無所容。原替而法廢……其郁邑侘傺，不惜其身，而惜其度也。”[3]
154又曰：“原疏而憲令亦廢不行矣!原所悲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故一則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之以‘莫與為美政兮’，則原情可見矣。”[3]187訓詁《惜往日》，錢澄之亦曰：“《惜往日》者，思往日王之見任而使造為憲令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終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生學術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為上官所讒，中廢其事，為可惜也。原之‘惜’，非惜己身之不見用，惜己功之不成也”[3]294，“身廢且死，而猶眷眷國事。極言法度之不可背，原之自命在此”[3]299。屈原的“美政”基本思想是清明國政、中興楚國，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儒家色彩。錢澄之對屈原“美政”理想被廢止悲憤痛惜之情的反復致意，實則是見托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
楚辭中“志”這個關鍵字多次出現，屈原在《離騷》《九章》中多次言“志”陳情，《離騷》中共出現兩次，《九章》中則共出現二十二次，屈原所述之“志”，含義明確，皆指屈子的“美政”理想。然而，錢澄之的《屈詁》，對這二十四個“志”，都不憚其復，一一進行了著重強調和細致闡發。例如，訓詁《離騷》“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句，《屈詁》曰：“山窮水盡，不得不抑志而弭節也……然歌舞必取于舜禹，其所樂在此，此志固未泯也。”[3]183訓詁《懷沙》“離慜而不遷兮，愿志之有像”句，《屈詁》曰：“至于離慜而不遷，蓋終不能懲改矣。自惟事業無成，存此志于萬世，可也，志之有象，《易·蠱》上爻所云：‘志可則也。’”[3]286訓詁《橘頌》“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句，《屈詁》曰：“深固難徙，存乎志也。惟有志乃能承天。”[3]300又訓詁《橘頌》“嗟爾幼志，有以異兮”句，《屈詁》曰：“此申言其壹志也。謂之幼志，蓋自幼如此，性生然也。”
[3]301甚至于在楚辭未出現“志”字之處，錢澄之亦申之以志，如訓詁《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句，《屈詁》曰：“以云、鳥之無心，欲寄一言而尚不見顧，則此志將向誰語哉!”[3]289訓詁《思美人》“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句，《屈詁》曰：“憂憂相接，積久不化，故馮心也。而又隱閔無所發舒，自是傷生之道，寧有壽考者乎?然而變易初志以希壽考，又何可為也?”[3]290《東君》題解，《屈詁》曰：“舉矢操弧，大有感慨時事，攄寫憤懣之情。蓋借題以喻志也。”[3]209《離騷》“總詁”，《屈詁》亦曰：“原所以戀戀于楚者，身則已矣，亦冀所樹之眾芳，異時猶足以續己之志乎?”[3]186錢澄之向有用世之志，其如此不厭其煩，反復詮釋屈原興楚之“志”，實是抒發懷抱，以抒己建立勛業、中興南明之宏志政愿。
錢澄之《屈詁》中對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寓托于其中的正是其對曾經中興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其實，錢澄之此種翹首以望、殷盼“中興”之志，在他的許多詩文中也曾反復有過深情的表達，如“努力勛與名，勿負中興初”(《別新城諸友》)[4]231，“長慮一杯成永訣，可憐萬死見中興”(《得劉客生信》)[4]234，“中興根本仗誰留，楚粵經年次第收”(《寄呈留守瞿相公》其二)[4]240，“帝王應運非偶然，中興必有符瑞先”(《獻玉篇》)[4]252等。
(二)對屈原“家國情懷”的宣揚
《屈詁》中的儒家精神也表現在對屈原“家國情懷”的宣揚，其中包含著其濃厚強烈的“疆土意識”、拳拳殷切的“治國意識”和低徊流轉的“憂國意識”。
錢澄之《屈詁》對屈原“家國情懷”的顯揚，首先表現為一種濃厚強烈的“疆土意識”。錢澄之是清初輩分很高的重要遺民，親身經歷了南明隆武、永歷兩朝，有著濃厚的英雄主義氣質和理想，是遺民抗清的代表性人物。錢氏曾目睹南明王朝節節敗退、國土淪喪，其潛意識中對于“國土疆域”總有著特有的敏銳和深沉刻骨的情感。如錢澄之在解釋《九歌》“名為九，實十一章”[3]220的矛盾時，不同于王逸闡之以玄理“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8]55;姚寬《西溪叢語》釋之以文體“九以數名之，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9]30;胡文英《屈騷指掌》、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王邦采《屈子雜文箋略》謂之以配偶神二湘、二司命合篇說;黃文煥《楚辭聽直》、林云銘《楚辭燈》解之以《山鬼》《國瘍》《禮魂》合一說;或賀貽孫《騷筏》述之以“《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壇，《國殤》《禮魂》共祭一壇”[10]7等。
《屈詁》曰：“楚祀不經，如河，非楚所及;《山鬼》涉于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為之詞，而黜其祀，故無贊神之語、歌舞之事，則祀神之歌，正得九章。”[3]220錢氏認為，《河伯》不應計入“九歌”篇目的理由是，黃河非楚國疆域所及，因而不宜祭祀，“且河非楚所宜祀，明非祀事也”[3]212。錢澄之的此種解讀頗有參考價值。又如錢澄之《屈詁》訓詁《離騷》“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句，贊同王逸所謂“楚有高丘之山”的觀點，不同于一些學者將高丘視為昆侖山，曰“反顧，南顧楚地也……高丘，楚地”[3]167，提出“疑襄王前即有陽臺神女之說，故以寓言”[3]167，并強調《離騷》中上天求女的行動“蓋原雖云上下求索，足跡未離于楚也”[3]171。飽含遺民情志的錢澄之晚年訓詁楚辭，“疆土”兩字總能在不經意間觸動其歷經劫難的敏感的神經。此種“疆土意識”，蘊含著錢澄之不甘歸順、銘肌鏤骨的疆土之情和疆土之憾。
錢澄之《屈詁》對屈原“家國情懷”的顯揚，也表現為一種拳拳殷切的“治國意識”。錢澄之家世淵源自吳越錢氏這一文化家族，向以修齊治平為家學，其“慷慨好持正論”[11]135，“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方苞《田間先生墓表》)[12]337。永歷三年臨軒親試，錢澄之被擢拔為翰林院庶吉士，次年遷編修，掌執制誥，草擬永歷朝各種重大詔令，親身參與軍國大事，有著強烈的參政議政意識。儒家的政治是圣君政治，因此錢澄之希冀一新國政的“治國意識”也更多地表現在對具體如何讓君主幡然醒悟，奮發圖強，成為中興之主的思考上。如《屈詁》對于《離騷》“求女”的解釋，不同于王逸求賢臣論“虙妃佚女，以譬賢臣”[8]3、朱熹求賢君說“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13]17的寬泛而論，錢澄之提出《離騷》中的“求女”應該有著明確的實質影射和政治指向。錢澄之訓詁《離騷》曰：“以下志在求女，見舉世皆蔽賢妒能，使主孤立于上，庶幾宮中得一賢媛，以為內助，猶可以回主惑乎?因王寵鄭袖也。”[3]166“無端哀高丘之無女，是時楚宮南后、鄭袖并寵于王，袖與靳尚輩表里惑君，后不之問，讒于嬖比，此王所以終不悟也。”[3]167“總詁”亦曰：“不得已而思求女，蓋君而有賢妃在內，不致小人蠱惑已甚。
上官、靳尚與鄭袖比，猶皇甫七子‘恃褒姒為奧援’也。《車轄》之詩，惡褒姒亂國，思得賢女以為內助，所以拔其禍本。屈原猶是意也……此一段是暗指鄭袖而言。”[3]186錢澄之指出《離騷》中的“求女”，實則是尋求賢媛以奪鄭袖之寵，以此改變楚國王室“艷妻煽處，外內隔絕”[3]186引致哲王不寤、朝政廢弛的現實。“既無賢助，哲王終不能自寤。”[3]171“故思得賢女，正位宮中，以廢嬖而沮讒也。”[3]167對于南明國事，錢澄之也曾躊躇滿志，“叩頭再拜出君門，憶起胸中未盡言”[14]112，期望可一展平生抱負、收復故土、建立偉業，其屢屢上書《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端州擬上第二疏》等陳弊獻策。錢澄之《屈詁》對“求女”的闡釋，正是其在強烈的“治國意識”下，尋求實踐明君賢臣、清朗國政現實路徑的策略思維的表現。
錢澄之《屈詁》對屈原“家國情懷”的顯揚，還表現為一種低徊流轉于著述字里行間的“憂國意識”。錢澄之所親見的南明王朝皇族腐朽，隆武、永歷二帝皆昏庸懦弱、茍安一隅、不思進取，小朝廷內部宦禍黨爭激烈、矛盾重重。此后，錢氏更是目睹了南明覆亡、國家破碎的慘狀，親歷了民眾戰亂下生活的苦難流離。“蓋澄之遘亡國之痛，悲憤怫郁，大不得已而著書，以《莊》繼《易》，以屈繼《詩》，其辭隱，其心苦矣。”(《皖志列傳稿·錢澄之傳》)[2]228因此，錢澄之在《屈詁》中總不時流露出一種盤繞國事、憤懣難平的“憂國意識”。如訓詁《離騷》“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句，錢澄之激忿于南明朝賢奸雜用、君臣否隔，曰：“則當時用人，非賄不行……求索乃所以為貪婪之術也。內恕量人，不信世有進賢為國之事，有一于此，群起而嫉妒之矣。此眾芳之不獲進用以至今也。”[3]150訓詁《離騷》“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句，錢澄之憂憤于佞黨誤國，曰：“于此處才出‘黨人’……黨人所為樂，原所為殃。偷者，偷其樂之在己;憚者，憚其殃之在國。”[3]147此外，《屈詁》中還多有類此憂怒國弊之句，如“而黨人蔽之，其路無由”[3]260，“今時之法，清白者死”[3]155，“言舉世朋黨，而汝煢然一人”[3]159，“此言蔽于讒者，自前世已然，不獨今也”[3]298，“見之則日明，其如君之不見何”[3]299等，大抵都是“隱然動國事之感”[3]239，抒發“也知國計正艱難，其奈閭閻已盡殘”[4]13(錢澄之《感時》)之喟嘆。
應該說，錢澄之的《屈詁》通過對異代知音屈原“美政理想”和“家國情懷”的尊崇與顯揚，以述代作，抒釋與遣解了這位親歷了中原陸沉、明清易代、血火鐵騎亡國之痛的耆儒滯溢于胸、難以平抑的儒家情志。同時，錢澄之訓詁楚辭，其深層意味更是這位碩儒遺民在明亡后的政治文化雙重困境下，由武裝反清轉而為挽救文化淪陷的另一種充滿了儒家精神的抗爭。“我們古代圣賢的用心，不能挽救政治，便必須挽救學術，學術亡，族類將永無翻身之日。”[15]247錢澄之正是憑由長夜孤燈下研讀楚辭，以楚辭著述為載體，在對故國文化的深情回望與凝視中，試圖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勉力承擔起文化救亡的責任與擔當，彰顯一種如屈原宏闊壯遠、不屈不撓的“必有濟于世，有利于民”[6]523的國家政治情懷和民族文化理想。
二、以藏為用、因循“時”勢的道家思想
錢澄之在訓詁屈氏楚辭的同時，亦對道家的經典著作《莊子》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并將其《屈詁》與《莊子內七詁》合為一書，題為《莊屈合詁》。關于莊屈合稱，明朝之前已有，如北宋蘇轍的“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和張安道讀杜集》)[16]54;曾鞏評歐陽修文“體備韓、馬，思兼莊、屈”(《祭歐陽少師文》)[17]526;元初戴表元贊曹子貞之文“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贈曹子貞編修序》)[18]113等，其多僅限于藝術風格的關聯。至明末清初，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各自獨特的人生經歷，學者們對于莊屈之間的比較分析，開始轉而偏向著重于思想精神，更加深刻和理論化，這一時期“莊屈觀”的代表人物有錢澄之、屈大均、方以智和陳子龍等。其中，尤以錢澄之首次將屈原、莊子的作品合在一起，進行訓詁及深入解讀;并在其《莊屈合詁》中提出莊騷融通的思想，“合詁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3]4。《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二·藝文三》亦將《莊屈合詁》歸錄于子部道家類。因此，錢澄之的《屈詁》，在其飽含著熱切的治平之志的儒家精神下，又有著道家思想投射的印痕。
(一)“以藏為用”的思想
《屈詁》中的道家思想，首先表現在其中“以藏為用”的思想。錢澄之“以藏為用”的處世觀，與道家思想體系中對生命個體的強調以及崇“柔”觀頗有相融共通之處。錢穆先生曾評價儒家的思想“常偏向于大群體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19]84。與積極用世、強調群體意識的儒家精神相比，道家思想的理論主題則是更傾向于喚醒對個體的自覺和尊重。《莊子·田子方》曰：“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20]616道家在這里試圖糾正和彌補的是對個人心靈與生命的關注。恰如郝志達所評價的，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哲學是一種“活命”哲學，“莊子的哲學是一種在混亂的秩序中產生并最終超越混亂重建嶄新秩序的哲學，它源于生命的疼痛，以極大的激情和使命感關懷生命，在一派混亂之中艱辛地釀造著生命的活水”[21]131。身經明清鼎革時期的遺民錢澄之，與莊子一樣立身于紛亂的時代，他的“以藏為用”觀，也同樣將關切的目光投向了作為生命的個體如何于世安身立命。
另外，不同于儒家的崇剛尚健，道家有重“柔”的辯證哲學觀，例如《老子》就主張“以柔克剛”，曰“柔弱勝剛強”(第三十六章)，即“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第七十八章);又言“守柔曰強”(第五十二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第四十三章)，“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六十六章)。蘇轍評議道家的“以柔為用”，“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22]217(《老子解》)。在這里，老子是以“(柔)弱者”為“道之用”(第四十章)，以“(柔)弱”此種在世方式為“用”，來達到真正的“剛強”。錢澄之的“以藏為用”，則與之相類，是立足于真正的強大，即恒強;而以“藏”這種外像“(柔)弱”、但卻合于“道”的方式為其方法論意義上的處事手段。
錢澄之《屈詁》中“以藏為用”的思想最集中的表現是在對班固評價屈原的思考與品評上。班固的《離騷解序》評論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23]9;認為劉安對屈氏《離騷》“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23]9的評贊“斯論似過其真”[23]9。班氏對屈原人格經歷的此種批評，后遭到楚辭學史上規模較大、學者人數眾多、用辭也甚為嚴厲的集中批評甚至撻伐。王逸評議“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8]33。
洪興祖斥責其“無異妾婦兒童之見”[8]51。明清許多儒者，例如趙南星、黃文煥、沈德潛、蔣驥和屈復等，也都對班固的觀點持強烈反對和批判的態度。但在錢澄之的《屈詁》中對于班固質疑屈原的自沉，以及其評價的“狂狷”“忿懟不容”等言論，卻予以了相當程度的包容，甚至是理解，錢澄之曰：“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原難免焉!”[3]187錢澄之訓詁《離騷》“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句，曰：“上言忍而不能舍，此言不忍為此態，一忍一不忍，其忠直有不期然而然者矣。”[3]154于其“總詁”又曰：“上官之讒原曰：‘自矜其功，以為非原不能為也!’觀原好自揄揚，則自矜誠亦有之，宜王之信而不復察也。原不知以此得罪，而自謂以謇謇致患，女媭亦詈其‘婞直以亡身’，謬矣。直至《九章·抽思》篇有云：‘憍予以其美好兮’，‘覽予以其修姱’，亦是揣量之詞，非實有見也。”[3]187對于屈原忠君愛國的誠心，錢澄之首先是予以充分肯定的，錢氏甚至將屈子志節作為砥礪自我、堅守遺民底線、明己不屈尊嚴的精神支柱與楷范;但同時錢澄之也指出屈原人格中“自矜誠亦有之”[3]187，這也是其不容于時世，甚至最終導致政令廢止的重要因素，因而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是“難免”的。
其實，錢澄之此種主張守勢內斂，“以藏為用”的思想在《屈詁》中多有表現。例如訓詁《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句，錢澄之婉曲點出屈原的居奇不群，曰：“服奇志淫。原所服先王之法服也，非時俗之所尚，故轉以為奇服;原亦自居于奇矣。”[3]265訓詁《涉江》“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句，錢氏更是直言其揚顯自待，過于剛壯強盛，曰：“世不知己，己亦不受世知……自寫其高視闊步、傲岸一世之狀。”[3]265錢澄之崇尚民族氣節，這是其忠正愛國正統儒家精神的顯露;但他又講求“以藏為用”的斗爭藝術和處世之道，認為君子處身亂世或與小人相處，不可過于剛強，有時甚至應該以退為進，有所保存、容忍與等待，積聚斗爭實力，以俟時機求取更大的進取，這顯然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唐甄在《莊屈合詁序》中就評價錢澄之曰：“飲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為用”[3]1，“是故當以莊子之意濟之，則忠而不至于愚”[3]2。
錢澄之在《屈詁》中所流露的這種“以藏為用”的思想，在他的其他許多文作、言論中也反復有過類似的表達和闡發。如其《黃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記》曰：“觀公于難初發之時，其所以規楊忠烈、魏忠節者，憂深慮遠，凡期于國事有濟，不欲其徒以名節自矜……《易》不云乎?《易》之于《夬》也，而惡其‘壯’，惡其自矜也;于《姤》而利用‘包’，不欲使人自棄也。使當日諸君子能從公言，稍出之以和平，彼小人者雖陰為表里，猶知有所顧忌，不致公然比周，以顯肆其丑正之毒至于此極也。”[6]196錢澄之列舉黃宗羲之父黃忠端公規勸當時東林六君子中楊漣與魏大中的諫言，并闡之以《易》，說明身處小人凌駕于君子之象的逆勢，應該以守勢堅忍、藏斂鋒芒之法，稍以中和之姿與小人應對，等待轉逆復出的機會;若君子過于剛盛決斷，則有咎害的兇險。錢澄之的《管仲論二》中亦有近論，關于管仲，子貢曾有對其未盡臣子死節的責難，錢澄之則從管仲以藏為用、“所系者在天下”的高度對其給予了肯定，曰：“而子貢輩區區以不死子糾之節責之，何其固哉!圣人亟稱其功而略其節，以死節事關一身，而不死所系者在天下也。”[6]
51650年當守衛桂林的張同敞向錢澄之表露死節之愿時，錢氏更是言“以藏為用”之道勸慰其勉力活下去，曰：“往時，朝廷以封疆付臣子，失者必死;今封疆非朝廷有也，我存一日，即封疆一日存，死則竟失矣。君非懼死，曷從封疆起見?”(錢撝祿《錢公飲光府君年譜》)[2]202錢氏《書瞿張唱和詩后》同樣也有“一日不死，則封疆一日猶存，雖失之，終復之”[6]395。在錢澄之看來，臣子個體的生命于國家而言有著深刻重要的符號性的價值，因而從國家責任和義務角度考慮，亦應該“以藏為用”，不可輕言生死。應該說，錢澄之此種“以藏為用”的思想，在根源上與其曲折起伏的人生經歷和“遺民”的特殊身份有著復雜深刻的聯系。身為孤臣孽子，無法行“主辱臣死”“君亡與亡”的節義之道，又心系故國堅拒于清，“以藏為用”實則既是錢澄之置身逆流處世的方法論，更是其作為遺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依據和價值意義。
(二)因循“時”勢的觀念
《屈詁》中的道家思想，也表現在其中的因循“時”勢的觀念。“因時”是道家思想中一個很重要的思維方式。《老子》提出人道應該順應取法于天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24]169《莊子·內篇·德充符》強調養生之道當歸于常常順應自然萬物的生長變化，不必刻意強求，曰：“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0]193《周易·系辭》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25]360《黃帝四經》有“審時”“得時”“天因而成之”說。《淮南子》則直接提出了“因時”的哲學思想。西漢史學家司馬談更是進一步明確總結道家思想，曰：“道家……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26]3292錢澄之亦受道家因循“時”勢思想的影響，其《莊屈合詁·自序》曰：“夫《易》之道，惟其時而已……因其自然，惟變所適。
而《易》之道在是矣”[3]3，“吾謂《易》因乎時……凡莊子、屈子之所為，一處其潛，一處其亢，皆時為之也”[3]4。其《人間世·總詁》又曰：“吾嘗謂莊子深于《易》，《易》有潛有亢，唯其時也。當潛不宜有亢之事，猶當亢不宜存潛之心，而世以潛時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時，為全軀保妻子之計，皆莊子之罪人矣。”[3]75《周易·乾》上九曰“亢龍有悔”[26]8，《周易·乾》初九曰“潛龍勿用”[25]2，“潛龍勿用”即意為潛龍(陽氣潛藏)之時，圣人雖有龍德，于其時則不可用世，只應潛伏。錢澄之認為莊、屈皆根源于《易》，乾卦六爻如同六條龍，有潛有亢;錢氏又從《易經》中拈出一“時”字，提出莊屈之道，莊處于潛而屈當其亢，二者結局作為不同，皆因乎所處“時”之異。
錢澄之《屈詁》中因循“時”勢的道家思想最集中的表現是其中對于“時”的概念的重視、強調和表達。錢氏認為“時”乃不斷發展變化的外部客觀形勢，隨著周圍各種環境條件的變化，“時”也在進行性地發生著變化。而當形勢有勝于人為之時，若無法憑一己之力違逆、改變甚至是駕馭外在環境和必然趨向，則應當去試著準確感知和把握客觀條件的真實具體的情況，并順應這種改變調節自身、做出恰當合時的行為和舉動。第一，錢澄之《屈詁》中多言“時”不可違。例如錢氏訓詁《九歌·國殤》“天時墜兮威靈怒”句，曰：“天時予敵，而抗之與戰，是為懟天，故威靈怒也。”[3]219又曰：“其死也，天時為之。”[3]219訓詁《天問》“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句，錢澄之曰：“因童謠而執妖夫，妖夫亡而得褒姒，褒姒進而周滅，即以預絕禍胎之計為致禍之媒，天之巧于布置以亡人國，固非人所能計算也。”[3]247此外，又曰：“澆究不免于死爾，時乃親以逢殆……言兇人之授首，固各有其候耳”[3]237，“其死生之命，皆從天也”[3]242。訓詁《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句，錢澄之亦曰：“咸以為臣之道，惟盡其所得為者，則原守其道不變，可也。此固原所樂聞，其如時之不可何?”[3]175第二，錢澄之《屈詁》中常有對于身處潛“時”境遇的感慨無奈。如訓詁《離騷》“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句，錢氏痛哀于不當時世，曰：“始因姊言而自疑，至是益自信，信非余之過，乃朕時之不當也。然予何以遂當此時乎?固不禁其哀感而泣涕矣。”[3]163訓詁《離騷》“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句，錢澄之曰：“既傷生非其時，隨復自解，言鷙鳥不能與凡鳥群，不獨此時為然，自前世以固然矣。”[3]155訓詁《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句，曰：“初欲依前圣以節中，因女媭之詈，疑有過乎中也。今陳詞于舜，知惟遭時則然，則吾之中正，亦既明矣。又自謂吾所遭之非時，蓋非其地也。故將往觀乎四荒，冀有遇乎!”[3]163訓詁《離騷》“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句，又曰：“咸言時猶未央，不知時已變易矣。咸言恐百草之不芳，不知不惟不芳，且變化為惡草矣。蓋已無復望，而安可以淹留也?”[3]176訓詁《離騷》“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句，亦曰：“初以變易歸之于時，既以干進責之眾芳，至此又為眾芳寬一步，言時俗如此，亦不能不變化也。”[3]
178再如，訓詁《思美人》“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句，錢澄之曰：“豈己之不合時宜，并云、鳥亦見棄耶!”[3]290第三，錢澄之《屈詁》中，數次提到了“及時”“乘時”“因時”的觀點。如訓詁《離騷》“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句，錢澄之曰：“此言其進德修業，欲及時也。”[3]144解“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句，錢氏又曰：“原‘恐年歲之不吾與’，急于及時，而咸亦勸原之及時。”[3]175訓詁《悲回風》“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句，曰：“自言其歲時已過，精華已銷，雖不死，無能為也。”[3]306他皆為從正反兩面提出“及時”的概念。訓詁《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句，錢澄之闡之以“乘時”，曰：“原急欲乘時，故每以遲暮為恐。望崦嵫，則時迫矣，故欲其弭節，使勿迫也。”[3]164所謂“及時”“乘時”，即指須抓住時機。而要做到“及時”“乘時”之根本為“因時”，即主動順應客觀形勢和環境，明審時勢、順時而動，不悖時逆時。如訓詁《惜誦》“搗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愿春日以為糗芳”句，曰：“道窮如此，諦思之，畢竟守道不變，需其時，庶幾為異日承乏之用。”[3]264詁釋《惜往日》“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句，曰：“身廢且死，而猶眷眷國事。極言法度之不可背，原之自命在此，其忤時亦在此。”[3]299
思想政治方向論文范例：儒家傳統文化的法治建設時代意義
事實上，屈原及其作品本身就含有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如游國恩《屈原》所說：“屈原的有儒家思想，是確然沒有問題的”，“在屈原思想中的另一鮮明的色彩，便是道家的出世觀念”。[27]11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繼吳起之后，在楚國主張變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國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個黃老之學的傳播者。”[28]540顯然，這也直接影響到錢澄之對楚辭的接受。然而，更主要的是錢澄之自身獨特的人生遭際和儒道互補的思想理念又反過來影響到他對楚辭的解讀。“明清江山易主，已成無力回天之定局。對于士大夫而言，個體遺民志節的堅守，已成為支撐其精神和信念的最后一道底線。屈原盡性致命、不屈志節、雖九死尤不悔的赤誠懷忠、愛國之心，正契合帶有‘遺民情結’的清代文人學者們對理想人格和道德節操的所有完美想象。”[29]應該說，錢澄之的《屈詁》既滿溢著中興南明、致君堯舜的儒家精神，又有著以藏為用、因循“時”勢的道家思想的印痕，這種既入世而又出世的矛盾情感，“是最理想主義的，同時又是最現實主義的;它是很實用的，但是并不膚淺”[30]6，這是晚年時期的錢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調補的復雜文人心理結構在文學創作中的外在表現;是作為清初重要遺民之一的錢澄之，難以言說而又處于不斷變動過程中的遺老情志與心態的婉曲抒發與表達。
參考文獻：
[1]錢撝祿.先公田間府君年譜[J].國粹學報：史編外，1911(75).
[2]錢澄之.所知錄[M].合肥：黃山書社，2006.
[3]錢澄之.莊屈合詁[M].合肥：黃山書社，1998.
[4]錢澄之.藏山閣集[M].合肥：黃山書社，2004.
作者：施仲貞，周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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