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我國農村扶貧工作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城市貧困問題同樣值得關注。而社會情境理論則為該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有力視角。本研究通過對上海市884名低收入群體的實證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社會認知的緊張程度與價值觀念的偏離，對城市貧困群體不恰
摘要：在我國農村扶貧工作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城市貧困問題同樣值得關注。而社會情境理論則為該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有力視角。本研究通過對上海市884名低收入群體的實證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社會認知的緊張程度與價值觀念的偏離，對城市貧困群體不恰當社會行為(集體行動)的發生意愿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治理，不僅要立足于絕對的物質貧困問題的解決，更要從文化的角度入手，通過社會情境的改變，實現相對貧困的治理。
關鍵詞：社會情境理論;城市貧困群體;社會治理;精準扶貧;相對貧困
引言：被“冷落”的城市貧困群體
學術界“貧困”研究濫觴自城市問題。例如，貧困的最早定義就來源于英國學者Rowntree在1902年撰寫的《貧困：城鎮生活的研究》一書，Rowntree將貧困界定為：“如果一個家庭的總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動要求，那么這個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貧困之中。”但是，我國城市貧困群體所獲得的關注度明顯低于農村。相較于農村扶貧工作的卓有成效的開展以及學界的農村研究通過各種方式“重返底層”，城市貧困群體相對地受到了“冷落”。
由于我國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過去中國的貧困人口主要集中于農村地區，城市貧困問題并不是很突出。但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和市民化的相對滯后，城市貧困和低收入群體不斷擴大，日益成為影響社會和諧與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城市作為承載快速社會轉型的重要場域，分化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城市貧困群體。國家的統計數據(諸如歷年的《國家統計年鑒》《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等)以及學界的實地調研紛紛指出，該群體在組成上主要包括了國有、集體企業的下崗失業人員;從事臨時性勞務工作的人員;傳統意義上的三無人員;社會保障不足的老年人口及特殊困難群體;剛畢業的“蟻族”大學生們等[1-3]，在人口規模上則以千萬計[4]。
與此同時，圍繞城市貧困群體的脫貧實踐以及社會治理等領域的研究也同步展開，學者們提出了通過構建城市新貧困救助體系[5]、構建“價值反思—主體重構—路徑創新”的治貧之道[3]等措施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可以說，中國已然進入了農村絕對貧困與城市相對貧困治理并重的新階段[6-7]。基于此，本文將通過上海市884名低收入群體的實證調查，借助社會情境的研究視角，對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認知與價值觀念，及其對社會行為意愿的影響進行分析，以期為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治理提供現實依據。
一、既有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針對20世紀80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所經歷的社會轉型所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學界主流的社會結構研究視角形成了“極化理論”[8]、“社會排斥”[9]、“社會剝奪”[10]等經典解釋框架。基于社會結構視角的研究往往傾向于通過改善貧困群體的外部環境，從社會政策和制度設置的視角來看待和處理貧困問題，這不僅強調了社會與政府的責任，也在實踐層面具有較強的操作性。然而，由于我國城市貧困群體的某些特質，導致了由經典的社會結構視角所衍生的理論框架的解釋力被無形地削弱了。其原因正在于中國的城市貧困是一種處于特定社會情境下的相對貧困，于是社會情境的解釋視角也就成為研究城市貧困問題不得不提及的一種考量。
(一)社會情境視角下的貧困問題
社會情境理論視角又被稱為文化視角，該視角試圖從情境出發，解釋社會適應過程中貧困群體的產生原因，并確立了社會適應缺失是造就貧困群體原因的核心觀點[11]。而最早將貧困視作一種文化現象進行專門研究的是美國人類學家劉易斯(OscarLewis)。劉易斯通過對城市“貧民區”的實證分析，在其所寫的“fivefamilies：mexicancasestudiesinthecultureofpoverty”一文中，首次提出“貧困文化”這一概念。
他認為，貧困文化指的是貧困群體為了適應社會的不利地位，而被迫產生并維持的一整套社會價值體系及生活方式[12]。劉易斯的研究，將文化因素引入了社會貧困的解釋框架之中。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和愛德華·希爾斯在《關于行動的一般理論》一書中，進一步強調了“社會情境”對于社會行動的重要意義，“社會情境”概念被用以表達實現社會目標時“所面臨的各種環境要素”，以及促進目標實現所具備的“條件和手段”[13]。值得一提的是，該視角的解釋力在人們對貧困的界定由單純的收入貧困向多維的福利貧困轉變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證實。本文在整合了相關研究的同時，制作表1用以概括社會結構視角與社會情境視角在貧困問題研究上的差異。
從現象描述及貧困歸因來看，社會情境視角強調貧困是一種主觀特征，包括貧困群體的價值規范和行為特征、群體的態度、主觀心理感受等，且更為關注那些主要由規范衍生的窮人們已經習慣的內在因素：個人的動機、信仰、生活態度、行為特征和心理群像等等。從適用對象來看，隨著社會發展水平及整體生活水平的提升，絕對貧困漸漸被相對貧困所替代，貧困的內涵也從絕對貧困/客觀貧困拓展到了相對貧困/主觀貧困。因此，更為關注主觀體驗等要素的社會情境視角，無疑是回應民眾訴求、彰顯社會關懷、激勵反貧困參與的有效形式。而從貧困治理的適用范圍來看，相較于社會結構視角對于社會整體的貧困現象的治理及個體扶貧脫困的訴求，社會情境視角不僅能夠作為前者的有力補充，更能夠通過對于具體社會情境的分析，實現對于由貧困引發的反常“社會行為”的應對。
(二)社會認知與價值觀念對社會行為意愿的影響
認知(cognition)是一個重要的心理學概念，美國社會學家菲克斯和泰勒將其首次引入社會學研究之中，并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社會認知研究。一般而言，社會認知可以概括為關于人、自我、人際關系、社會群體、角色、規則的認知，以及這些認知與社會行為的關系的認識和推論[14]52，顯然，社會認知不僅包括個體對他人的態度、意圖、個性特征的感覺，更涉及對那些與個人日常生活不同面向所密切相關的整個社會狀況的判斷。相較于心理學更偏重于關注社會認知的型塑過程，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重心則更偏向于社會認知指導下具體社會行為的實踐，并由此形成了大量的關于不同群體在其具體社會認知的指導下，產生的各種社會行為的實證研究。畢竟，作為人的社會行為展開的基礎，社會認知直接涉及“個體如何主動地創造自己的行為框架”[15]136。
例如，既有研究發現，由于相較于老一輩農民工的差異化社會認知(包括社會階層認同、社會壓力感知等等)，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發生勞動糾紛之時，存在著顯著不同的處理方式傾向[16];城郊失地農民則會在市民的認知取向的影響下，在教育方式、結業技能、社會交往等方面，表現出比農民甚至是城市居民更加積極進取的態度[17];而身處物質豐裕背景與個體化社會之中青年一代，則形成了與其社會認知一致的，集“符號、想象、娛樂與欲望”于一體消費慣習[18]。而除了日常生活，社會認知還會對普通民眾的政治信任產生重要的影響[19]。
與認知相類似，社會科學領域對于價值觀念的研究同樣源自心理學的探索。20世紀3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W.Allport)和阜農(P.E.Vernon)通過制定“價值觀研究量表”，進行了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20]。施瓦茨將價值觀念視為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會存在中起著指導原則的、超越情境的存在，而這種原則所指導的正是一種不同社會行為之間的“選擇性取向”[21]。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價值觀念的不同取向取決于個人的選擇，但并不能脫離個體所處的具體社會文化體系。我國的相關研究則源自20世紀初，宏觀與抽象層面的中西方社會文化價值差異的討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相應的實證研究也逐步展開，不僅出現了大量的針對不同群體、不同面向的價值觀念調查研究[22]，更以此為基礎，衍生出對價值觀念影響下的國人社會行為選擇的討論。這之中，不僅有對整體社會價值觀念變遷之下國人社會行為方式結構性轉型的討論，也有對具體的價值觀念差異如何型塑出不同的性行為、創業意向等微觀層面的社會行為的研究，更有對偏離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影響下的農村婦女與老年人自殺等失范行為的探索。
(三)研究框架及研究假設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社會情境理論視角的特點在于，以社會情境概念貫穿了貧困問題的始終，不僅是貧困產生的源頭、也是貧困的現狀描述，更是貧困問題解決的立足點。基于此，本文試圖通過社會情境的理論視角，來統攝社會認知與價值觀念影響下的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行為意愿研究。
具體而言，本文認為城市貧困群體的根源在于其身處具體的社會情境之中，現實的“社會排斥”導致其面臨生活機會狹窄、流動機會有限的窘境，從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緊張的社會認知，同時，其價值觀念也會在普遍的焦慮和不信任中被逐步偏離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最終產生與主流相悖的社會行為意愿。在這個框架中，社會認知是建立在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或感知基礎上的，之所以強調其社會性，指的是特定群體對社會現象的相對一致的認識或理解[23]。而價值觀念指的是人們在生活中對待各種事物的欲望、信念、意向、興趣、目的等心理凝結，表現為人們對“是好是壞”“有用無用”“值不值得”“應該不應該”的主觀判斷[24]，社會認知和價值觀念都是社會情境在貧困群體身上的投射。而社會行為意愿則是上述兩種因素合力作用下，貧困群體對社會情境的一種主觀反應。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1)社會認知的緊張程度越高的貧困群體，其產生相應的社會行為的意愿越強烈;(2)相對于主流文化，價值觀念偏差越大的貧困群體，其產生相應的社會行為的意愿越強烈。
二、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將“城市貧困群體”界定為“經濟收入處于社會中下層(低于上海市家庭人均收入線下)、生活處于較為困難并存在失業或半失業、失地等現象的城市人群”。這僅是一個范圍性的界定，而非概念性界定，也體現出了城市貧困群體的相對性。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4年上海市決策咨詢研究項目——《上海市貧困群體生存與發展狀況調查研究》，問卷共發放1000份，回收931份。為符合本研究的研究要求，在處理數據時，剔除了高收入(高于上海市平均收入)、在校學生及管理人員，共得到有效問卷884份。
(二)變量及模型說明
因變量：本文考察的因變量是城市貧困群體發生相應社會行為的意愿。既有研究中，因為利益受損而產生的，以各級政府及其代理人為主要行動對象的各種集體行動，無疑是其中較為常見的表現形式。因此本文選擇調查問卷中的問題——“是否愿意參與因為利益受損而找政府要個說法的集體行動?”作為衡量具體社會行為(集體行動)意愿的問題，其中選擇“大力支持，積極參與”以及“參與，但不出頭”視為有集體行動的意愿，賦值為1，其他的選項(包括“先看看形勢的發展再做決定”“無論如何也不參與”等)視為無相應集體行動的意愿，賦值為0。
自變量：為了驗證本文的假設，社會認知以及價值觀念對城市貧困群體產生相應社會行為意愿的影響，本文選擇了以下問題作為核心自變量來對上述問題進行考察：
第一，社會認知，共分三個層面的問題進行考察。(1)經濟生活變化——“相對于去年，您覺得家庭經濟生活的變化是?”(賦值：1為變寬裕、2為基本無變化、3為變艱難了);(2)政府滿意程度——“在和政府接觸得過程中，您的滿意程度是?”(賦值：1為很滿意、2為比較滿意、3為一般、4為不太滿意、5為很不滿意);(3)社會矛盾認知——“您認為當前的社會矛盾情況如何?”(賦值：1為非常激化、2為比較激化、3為一般、4為比較平和、5為非常平和)。
第二，價值觀念，共分三個層面的問題進行考察。(1)社會公平——“農民工應當獲得城市戶口并享受和市民平等的保障”;(2)社會責任——“個人貧困主要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造成的，責任不在社會”;(3)社會信任——“相對于社會上和網絡上的傳言，我更相信國家主流媒體的信息”(以上3個問題的賦值均為：1非常同意、2比較同意、3一般、4不太同意、5很不同意)。
控制變量：參考以往研究中對于貧困群體的認定及個體特征的描述，本研究選取了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是否失業、家庭收入區間及住房面積等作為控制變量。回歸模型：由于本研究探討的核心問題在于城市貧困群體參與集體行動這一特定社會行為意愿的影響因素，因此將以控制變量為基礎，建立基本Logistic回歸模型，再引入社會認知以及價值觀念，以考察兩者對于集體行動參與意愿的影響。由于因變量(集體行動的參與意愿)為二分變量，故采用BinaryLogistic回歸模型來分析。
(三)樣本統計描述
可以看到：表現出較為明顯的集體行動參與意愿的群體占被訪者的20.6%。被訪者中，男性比例為49.3%，平均年齡為49.47歲，平均學歷略低于高中或中專，失業率為19.9%，家庭收入平均維持在8001~20000元的區間，人均住房面積為26.7平方米，低于《2014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的35.1平方米。
可以看到，在社會認知的三個指標中，個體層面的“經濟生活變化”、政府層面的“政府程度”以及社會層面的“社會矛盾認知”上，分別選擇“沒什么變化”或“一般”的居多，各自占61.1%、50.4%和37.81%的比例。而在價值觀念的三個指標“社會公平”“社會責任”以及“社會信任”上，一般同意“農民工應當獲得城市戶口并享受和市民平等的保障”;不太同意“個人貧困主要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造成的，責任不在社會”;一般認可“相對于社會上和網絡上的傳言，我更相信國家主流媒體的信息”的最多，分別占27.01%、36.32%和35.12%。
三、實證分析
(一)控制變量對集體行動意愿的影響
以往的區分社會階層的諸多要素，即本研究的基本控制變量中，性別、政治面貌、就業狀況及家庭人均收入均與集體行動的參與意愿沒有顯著關系。學歷和年齡則與集體行動的參與意愿存在相對顯著的關系，其中初中學歷較之小學及以下學歷的貧困群體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更高，而年齡方面則表現為，參與的意愿隨著貧困群體的年齡增大而降低，這也符合以往的研究結論[25]。在模型2與模型3中逐步加入了本研究的自變量社會認知及價值觀念之后，家庭人均住房面積也開始表現出對于集體行動參與意愿的顯著影響(p<0.1)，收入則并無顯著影響，這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如下兩點：第一，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的收入經過了篩選，都屬于收入相對較低的范疇，因此收入的差異性并不顯著;第二，對于城市，尤其是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居民而言，住房的財富效應及依附于其之上的社會公共服務價值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收入。而系數為正，則意味著家庭人均住房面積越大的城市貧困群體越傾向于參與集體行動，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住房面積越大的貧困群體其自我期許更高，所以更容易產生緊張的社會認知，同時對社會主流的價值認同度也相對較低。
(二)社會認知對集體行動意愿的影響
從模型2可以發現，本文用以考察城市貧困群體的社會認知的緊張程度的個體、政府以及社會等三個層面的指標均與其集體行動的參與意愿存在顯著關系。具體而言，個體層面的緊張認知度越高，即認為自己的家庭經濟生活相對于去年變艱難的貧困群體越傾向于參與集體行動;而對于政府的滿意程度越低，對于社會矛盾激化程度的認識越強烈，其參與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越大。社會認知的影響遠遠大于前文所述的實際貧困程度，則進一步說明了對于身處貧困的城市群體們而言，如何認識其貧困的生活狀態，往往比貧困本身更為重要。
(三)價值觀念對集體行動意愿的影響
本文用以考察城市貧困群體價值觀念偏離程度的三個指標(社會公平價值觀、社會責任價值觀以及社會信任價值觀)與其集體行動的參與意愿影響更為顯著。具體而言，越不認同農民工與市民之間平等關系的城市貧困群體，其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越高。這不由讓人想起城市居民的“集體自私”[26]問題，這種價值觀念，說明了城市貧困群體感受著來自城市外來人員及城市本土中上階層的雙重壓力;而對于貧困根源認同的價值觀念，也與集體行動的參與意愿存在顯著關系，越認同貧困責任在于社會而非個人的被訪者，往往越愿意參與到集體行動之中;從社會信任的角度來看，對于國家主流媒體的信任度越低，其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則越強。這背后透露的邏輯在于，由于長期身處相對貧困的社會情境之下，城市貧困群體的價值觀念開始表現出逐步偏離主流社會所認同的對于平等自由等基礎價值觀的傾向，這也使得其形成相應的亞文化成為可能。
四、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基于上海市貧困群體問題的問卷調查，從實證的角度豐富了當前對于城市貧困問題研究的理解維度，論證了相對于鄉村貧困更多地聚焦于物質的匱乏，城市貧困可以稱之為一種“多維度”的綜合性相對貧困，因為其不僅表現出社會資源的不足，更在于具體社會情境下，社會認知的緊張和社會價值觀念偏差所引發的特定社會行為。具體而言，本研究發現：第一，城市特有的社會情境導致了城市貧困群體的需求差異性。例如，相對于收入而言，住房方面的窘迫現狀對城市貧困群體的貧困現狀及集體行動意愿的增強有著更顯著的影響，因此準確識別貧困群體的需求是治理的前提。第二，城市貧困群體在個體生活、政府滿意程度以及社會矛盾的認識等方面的緊張感知，可能成為其不恰當社會行為的導火索，盡管這種認知往往是其生活的主觀體驗而非客觀現實。第三，偏離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文化要素可能在城市貧困群體中流行，成為其社會行為的助推器，因此，警惕貧困群體內部的亞文化的形成，將成為城市社會治理中不容忽視的領域。
正如范恩將群體文化視為一種社會關系和情感的小群體之中，微觀互動的重要勾連因素[27]，本文所研究的貧困文化，也是在城市貧困群體對于社會的緊張認知與社會價值觀念的偏離過程中相互推動和促進的。具體而言，由于社會認知的緊張是一種基于特定社會情境的主觀體驗，因此，那就不僅僅局限于貧困群體個體及家庭的絕對狀態，相對狀態及未來預期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對于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偏離，則表現為強烈的自我訴求表達、社會責任的他者歸因以及社會信任的偏差等，其最終結果可能是形成一套不同于主流文化的話語體系、心理狀態以及行為模式[28]47-56。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貧困文化是對城市貧困群體對于貧困現狀的一種適應以及自我維護的需要。行為模式、規范與期待的發展是適應現存的情境而來的，但并非情境改變，規范(行為模式或期待)就會隨即反應而改變，兩者間存在滯差[29]，亦即貧困文化具備相當的慣性特質，這意味著貧困群體所秉持的文化價值取向不會輕易形成，但是一旦形成，要想改變的話，則會破壞其脆弱的生存平衡而遭致反彈[30]。這種反彈則可能具體表現為各種反常社會行為的出現。
本研究的發現也為以城市貧困群體為代表的相對貧困群體的社會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啟發。首先，貧困問題的治理離不開兩個具體的方面：一是對于貧困根源的治理，即扶持貧困群體擺脫物質貧困的現狀;二是對于因貧困而產生的各種“社會行為”的治理，前者是基礎，后者是提升。雙管齊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構建更和諧的社會。其次，盡管本研究顯示，客觀的生存現狀與城市貧困群體的集體行動參與意愿并無顯著的關系，但是這并不是可以對其掉以輕心的理由，畢竟，城市貧困產生的根源還在于配置性資源、權威性資源、規范性規則和解釋性規則等社會結構因素[31]。正如美國學者威爾遜在闡釋城市貧困問題的重要著作——《當工作消失時：城市新窮人的世界》中曾經指出的那樣：一般而言，社會中不同的群體之所以會在觀念和行為上存在差異，往往是由于其具體的社會地位導致的社會體驗差異所造成的[32]83。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理論探討》(雙月刊)創刊于1984年，由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主辦。本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研究和探討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提出的各種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本研究中的城市貧困群體所表現出的對于社會主流價值觀觀念的偏離，根源還是在于其所面臨的“社會排斥”，使之很難去踐行原本服膺的主流價值，而在文化要素的“情境適應性”(situationallyadaptive)原則下，對價值觀念進行了“理性”的自我選擇。因此，我們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的價值觀念的“改造”，從而試圖消弭其相應社會行為的同時，必須立足于對其客觀生存結構的“改進”。再次，相對于鄉村貧困群體而言，城市貧困群體的貧困表現為一種相對貧困和主觀貧困，其貧困現狀就不僅僅是一種生活狀態，更是一種基于特定社會情境的主觀體驗。由于社會情境觸發的貧困文化則不僅是阻礙貧困群體脫離貧困狀態的阻力，更有可能給社會治理帶來威脅。因此，城市貧困群體的精準扶貧，最重要還是在解決其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礎之上，從貧困文化的角度入手，通過社會情境的改變，既防止其不恰當社會行為的發生，也通過杜絕貧困文化土壤的形成，從而真正地從根源上建立起相對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
參考文獻：
[1]文軍，吳曉凱.大都市底層社會的形成及其影響——以上海市的調查為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5).
[2]姚邁新.中國城市扶貧：經驗分析與發展路向[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7(5).
[3]范逢春.城市新貧困：扶貧之囿與治理之道[J].理論探討，2016(1).
[4]李剛，周加來.中國的城市貧困與治理——基于能力與權利視角的分析[J].城市問題，2009(11).
作者：顧楚丹1，2，杜玉華3，羅峰2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zflw/235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