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從1962年至2011年，緬甸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軍人專制時期。 軍治時代的緬甸鄉村社會延續了英殖民時期的抗爭政治傳統，但農民抗爭的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英殖民時期的抗爭政治主要表現為社會運動和暴力革命，軍治時代的抗爭政治則走向了柔性的、隱
[摘要]從1962年至2011年，緬甸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軍人專制時期。 軍治時代的緬甸鄉村社會延續了英殖民時期的抗爭政治傳統，但農民抗爭的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英殖民時期的抗爭政治主要表現為社會運動和暴力革命，軍治時代的抗爭政治則走向了柔性的、隱秘的日常抗爭。 2011年，緬甸軍政府退出歷史舞臺，通過多黨制與普選制產生的文人政府開始接管國家政權，緬甸民主化進程迎來關鍵性的突破，這一重大轉變重塑了緬甸鄉村的日常政治生活。 通過對緬甸基層政治生活的歷史性回顧以及在緬甸鄉村社會中長期的田野調查，文章發現，隨著選舉競爭與政黨政治不斷向鄉村滲透，村落共同體開始出現派系與裂痕，農民的日常政治生活開始由縱向的“抗爭政治”轉向橫向的“黨爭政治”。 緬甸鄉村社會中正在展開的政治圖景，可以為理解緬甸“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一些獨特的事實經驗和理論空間。
[關鍵詞]緬甸; 后軍治時代; 鄉村政治; 抗爭政治; 政黨競爭; 國家與社會
一 背景與問題
從政治發展與政治過程的視角出發，可以發現近代以來的東南亞各國在政治上走了一段基本類似的路程，它們幾乎都經歷了從殖民統治時期到威權統治時期的轉變，并且都在“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中走上了政治轉型之路①。
相對于東南亞其他國家，緬甸的抗爭政治得到了學界格外的關注。 然而自2011年軍政府垮臺以來，特別是2016年民盟(NLD) 政府上臺執政以后，當曾經的抗爭政治的精神領袖昂山素季都開始與國內的威權力量進行協商、妥協與合作的時候，這實際上預示著重新審視“抗爭政治” 范式在緬甸政治中的地位與效度的時機已經到來了。
反思抗爭政治，也即意味著對后軍治時代⑥緬甸的“國家與社會” (stateandsociety)關系的重新思考。 然而這一重要的議題在學界并未得到應有的討論，諸多研究仍在沿用抗爭政治的路徑來理解緬甸的政治轉型⑦，但這一范式實際上很難反映當今緬甸基層政治的全貌。
本文以在緬甸鄉村社會長期的田野調查為基礎①，全面呈現后軍治時代緬甸農民的日常政治(PoliticsofEveryday)②，并采用比較的視角來分析軍治時代與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日常政治的深刻差異。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筆者田野調查的局限性，本文只聚焦于緬甸的鄉村社會，但筆者認為，緬甸日常政治的范式轉型并不僅僅發生在緬甸鄉村，其在緬甸其他社會空間中同樣具有代表性。
二 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的抗爭政治
在探討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的日常政治之前，有必要對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的抗爭政治進行系統性的回顧，這將有助于我們看到緬甸鄉村日常政治發生轉變的完整歷程，并有助于我們建立參照體系，為后續的比較分析奠定基礎。
(一)為什么是日常抗爭?
緬甸鄉村社會的抗爭政治傳統在英殖民時期就已經形成，這一時期的抗爭政治有兩個重要的背景值得我們重點關注。 一方面，殖民統治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緬甸農民的基本生存條件，這是激起緬甸農民對殖民政府進行暴力抗爭的核心原因。 斯科特(JamesScott)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書中清晰地記錄了殖民政府的稅收制度(主要包括人頭稅和土地稅) 及土地政策將緬甸鄉村社會壓垮的情景③，并且分析了這一時期一系列農民暴力抗爭運動興起的背景、過程與結果。
但緬甸民主政治尚未得到長足的發展，就在1962年以奈溫(NeWin) 為首的軍人力量所發動的軍事政變中夭折，緬甸自此進入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軍治時代。 在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的抗爭政治傳統依舊得到延續，但相比殖民統治時期，此時的抗爭政治更多地表現為柔性的、隱秘性的日常抗爭②，而不再是暴力運動式的抗爭。 盡管在軍治時代也曾爆發“67搶米風潮”“88民主運動”“番紅花革命” 這樣的大規模、公開性的反政府運動，但并不是這一時期緬甸抗爭政治的主旋律。
特別是在緬甸鄉村社會，這種公開的、集體性的反軍政府運動極為少見，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民對軍政府是滿意的，也不意味著抗爭政治傳統的結束，而是表現為隱秘的日常抗爭，貫穿于緬甸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變得更加難以察覺。 加之軍政府對學術研究，特別是對實地考察的嚴格防控，致使這一時期緬甸鄉村的抗爭政治成為了“未被書寫的反抗史”③。
(二)奈溫時期緬甸鄉村的日常抗爭
日常抗爭是整個軍治時代緬甸鄉村抗爭政治的主要形式，但其在不同的階段也有不同的表現。 在此，我們將分別考察奈溫時期(1962—1988年) 和新軍人統治時期(1988—2011年)緬甸鄉村的抗爭政治。
奈溫在1962年3月通過軍事政變執掌了國家政權之后，便積極致力于建立獨特的“緬式社會主義” 經濟體制，這一時期對緬甸鄉村社會影響最大的兩項政策是土地改革和農產品繳售制度。 土地方面的主要變化是將大量地主手中的土地收歸國有，然后再分發給農民耕種; 解除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租佃關系，廢除地租，旨在使全國的佃農全部轉變為小農生產者①，從而實現“耕者有其田” 的目標。 所謂的農產品繳售制度，就是強制性地規定農民每年向國家繳售指定的農產品，而且繳售的數量和價格都是由國家來制定，國家再將這些從農民手中“收購”而來的農產品分銷至國內和國際市場②。
奈溫政府在緬甸鄉村推行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底層農民獲益了，并且讓他們免于遭受地主的剝削，特別是對于下緬甸(LowerMyanmar) 的鄉村地區，土地改革的正面意義更為明顯③。 真正引發農民抗爭的是農產品繳售制度，首先，因為其規定了農民繳售農產品的種類和數量，致使農民的耕作計劃失去了自主性和靈活性，甚至迫使農民不得不以違背農業生產規律的方式進行耕作。
其次，政府制定的收購價格遠遠低于常規市場價格，甚至在很多時候政府定價比農民的生產成本還低。 再者，政府在收購農產品時并不總是向農民支付現金，有時會以發放“信用券”的方式來代替現金支付，而信用券只能在政府指定的“人民商店”中流通，如果人民商店出現斷供的情況，信用券就只能作廢④。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地主與佃農之間被廢除的剝削關系實際上已經轉移到政府與農民之間了。
相比地主的剝削，政府的剝削使農民的境況更為惡化。 其原因在于地主與佃農之間既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但同時也存在著一種共生關系。 當農民面臨天災人禍時，他們與地主所結成的共生關系會催生出相應的社會保護機制以幫助佃農渡過難關，這是普遍存在于東南亞鄉村社會中的道義經濟安排⑤。
當地主與農民之間剝削關系消解之后，兩者之間的共生關系也隨之弱化了，而當農民面對災年時，政府幾乎無法提供實質性的保護措施。 例如奈溫政府廢除了鄉村社會中的借貸和利息，這實際上成為災年時壓垮小農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1967年的搶米風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大規模農民抗爭，因為天災而欠收的農民紛紛奔向了政府的糧倉。
雖然生存危機以及對政府的不滿在不斷加劇，例如在向政府繳售糧食的時候，村民們會事先將糧食放在水中浸泡一段時間再風干，這樣糧食會變得更為“腫脹”①，村民因此可以盡可能少地向政府繳售糧食，從而留下更多的糧食用于自給或者流向黑市②。
謊報耕地的數量也是農民逃避剝削的慣常策略，他們通常會賄賂丈量土地面積的公務員，讓他們盡可能少地登記自己的耕地，這是減少交租的另一種重要舉措; 村民還經常私自開墾荒地，只要開墾出來的土地沒有被納入政府的登記系統中，這些土地就可以不受農產品繳售制度的約束③。 除此之外，村民們還會在隱秘的地方(例如林地中)種植一些政府嚴禁種植的農作物。
這些日常抗爭看起來就像是雕蟲小技，似乎難以對政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但通過分析一些宏觀的數據可能會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緬甸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國，有“亞洲米倉” 的美譽，大米出口產業一直在緬甸經濟中占據著核心地位④。 在奈溫發動政變的前一年，緬甸的大米出口量是167萬噸，而在奈溫上臺執政一年后，這一數字下降到152萬噸，并且逐年遞減，到1988年奈溫下臺之時，緬甸的大米出口量只有區區30萬噸⑤。 大米出口貿易的萎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奈溫政府的財政危機，這也成為國家不斷滑向積貧積弱的一個原因。
這一時期大米出口量的下降是多種原因造成的綜合結果，而緬甸農民的日常抗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農民利用各種隱秘的策略使大米流向了私人市場⑥。 奈溫政府的垮臺看似是1988年反政府運動的結果，實際上其在基層民眾日復一日的日常抗爭中早就埋下了伏筆。
(三)新軍治時期緬甸鄉村的日常抗爭
1988年，奈溫政府在舉國的反對聲浪中氣數殆盡，以蘇貌(SawMaung) 為首的另一個軍人集團再次發動政變，從奈溫手中接管了國家政權，建立了所謂的“新軍人政權”。 1992年，同為軍隊首領的丹瑞(ThanShwe) 接替了蘇貌的位置，執掌政權直至2011年軍治時代結束。 為了與奈溫時期進行區分，筆者在此將1988年至2011年這一段時間定義為“新軍治時期”。 相比奈溫時期，新軍治時期的緬甸鄉村社會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在新軍治時期的緬甸鄉村社會，一個可喜的變化是部分自由化政策(PLP)的實施，其使得奈溫時期制定的農產品繳售制度開始逐步放松。 在此政策下，緬甸農民的耕種計劃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政府分派給農民的繳售配額有所下降，國家收購農作物的價格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仍舊低于私人市場和黑市的價格)①。 部分自由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對農民的剝削，所以它得到了緬甸農民的擁護，軍政府在緬甸鄉村社會中的統治合法性也由此得到了提升。
在新軍治時期，緬甸鄉村社會再次迎來了一次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這一項名為“土地復墾政策”(LRP)的改革始于1991年，并延續至今。 為了號召企業響應這項全國性的計劃，政府還對租賃閑置土地的企業給予減稅、低息貸款、技術設備支持等多項優惠政策。 根據1998年的數據，當時已有76家私人企業通過復墾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圈走了300萬英畝閑置土地的使用權②。
土地復墾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問題在于，這些所謂的“閑置土地” 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無人耕作的土地，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被當地農民開發出來了，并且一直被農民耕作，它們只是沒有得到政府部門的登記注冊而已。 土地復墾政策的推行意味著農民隨時有可能會失去那些未注冊土地的使用權，對于諸多農民而言，這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 在此背景下，一些失地農民被迫成為奪走自己土地的企業的勞工，以出賣勞動力維持生計。 土地復墾政策實際上促成了緬甸土地資產的再次寡頭化①。
筆者曾生活過的抱村就受到了這項政策的影響，軍政府曾兩次收走抱村的未注冊土地，并將其分別租賃給兩家不同的企業，在此過程中，抱村的村民一共失去了300多英畝土地。 更讓村民氣憤的是，其中一家企業圈走200多英畝土地后并沒有按計劃進行開發利用，而只是稀稀拉拉種了一些沉香樹苗來應付政府的檢查，這家企業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享受政府給予的大額低息貸款以及減稅政策。 另一家在抱村圈走100多英畝土地的企業種植了大量的桉樹，這使得原本就水資源缺乏的抱村變得更加枯竭和干旱，抱村的生態環境因此而惡化。
上文中所述的日常抗爭與奈溫時期并無本質區別，都可以歸結為經濟意義上的生存抗爭。 但在新軍治時期，緬甸鄉村的抗爭政治出現了一個新的維度，即以政治訴求為目的的日常抗爭，這一新維度的出現與昂山素季的回國及其后續遭遇密切相關。 昂山素季在新舊軍人政權交替之時(1988年) 回到緬甸，深陷政治泥沼的民眾將其視為帶領緬甸走出專制統治的救星，昂山素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組建了民盟。
但她在1989年遭到軍政府的囚禁，她的政黨(民盟) 雖在1990年的大選中大獲全勝，但軍政府卻拒絕交出國家政權，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使軍政府的統治合法性跌落谷底，并促使緬甸民眾的政治抗爭意識越來越強烈。 人類學家斯基德莫爾(MoniqueSkidmore) 生動地描繪了這一時期民眾政治抗爭的情景。 例如在足球比賽中，如果軍方的球隊進球了，民眾便會對著軍方運動員大聲怒吼： “利(li：)，利! ”① 這一緬語詞匯的意思是男性的陰莖②。 這種怒吼與經濟生存毫無關系，只是單純意義上的政治抗爭。
這一點在抱村也有體現。 1990年大選后，村民對于軍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抵抗的情緒越來越明顯，這一時期軍政府派往村里的辦事員經常遭受村民的冷落。 20世紀90年代，農業服務局(MAS)曾來到抱村推廣西紅柿與鮮花種植技術，這是兩個持續了數年之久的農業扶持項目，但響應的村民極少。 在認識到種植西紅柿和鮮花將會提高家庭收入的情況下，仍舊有很大一部分村民拒絕加入這兩個項目。 這種作為抗爭的“沉默” 并不是出于經濟的考量，而更多地是在表達政治訴求。
一位村民向筆者講述了他的故事，當政府的財產登記員問他家有幾輛摩托車的時候，這位村民回答道：“有兩輛，但是有一輛沒有發動機，另一輛沒有輪子，都沒法使用，您說到底應該算幾輛? ” 實際上他家有兩輛完好無損的摩托車。 與其說這位村民在隱瞞家庭財產，還不如說他在對軍政府進行揶揄和諷刺，這同樣屬于政治意義上的日常抗爭。 所以，這一時期的政治抗爭并非只有學生、僧侶及公民組織所主導的反政府民主運動，在緬甸鄉村社會，農民日常生活中的怒吼、沉默、揶揄、反諷等非運動式的表達方式都自有其政治抗爭的意涵，而這恰恰是被學界所忽視的“抗爭史”。
三 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的“黨爭政治”
2011年緬甸軍政府下臺以后，軍隊在緬甸國家政治中仍舊是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③，但在緬甸基層社會中，軍政府的下臺確實給基層民眾帶來了諸多顯著的改變，本文正是在此意義上將2011年至今的這段時間定義為“后軍治時代”。 另一個需要界定和說明的是，本文的“黨爭政治”主要指政治轉型過程中緬甸鄉村社會的分化、裂變與派系斗爭。 在此，筆者將運用一些相關民族志作品中所呈現的材料，結合筆者自身在抱村的田野調查來探討緬甸鄉村社會中黨爭政治的形成過程、實踐方式及其深遠影響，并指出政黨競爭與選舉動員向鄉村社會的不斷滲透是制造黨爭政治的核心動力。
(一)政黨下鄉與鄉村裂變
在軍治時代，雖不能說緬甸鄉村社會是鐵板一塊，但其緊密團結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團結是基層農民應對軍政府專治和剝削的必要手段，也是他們在高壓政策下爭取生存空間時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①。 同時，緬甸鄉村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村一佛寺” 的結構形態為這種基層共同體的團結與整合提供了社會基礎與文化條件。 例如在對政府隱瞞財產、收入及其他相關信息時，往往需要村民之間的相互掩護和配合來完成; 在面對政府剝削與災年的雙重困境時，能使他們渡過難關的也往往只有村民之間的互助與團結。
筆者在抱村田野調查時村民普遍反映， “在軍治時代，村里基本沒有人愿意當村長，因為害怕被其他村民孤立。 ”從村民的這一表述，我們可以看出村民團結一致與軍政府對抗的心態與情緒，而成為村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成為政府科層結構中的一個環節，也即村民抗爭政治的對象和目標。 總之，生活在一個強力專制政府的統治下，農民的階級意識得到了強化，并更傾向于在階級內部抱團取暖②。
然而在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社會這種團結一致的局面開始出現分化與裂痕，這與多黨制的確立并不斷向基層滲透有著密切的關聯。 由于民盟在2010年大選中拒絕參選，所以此次大選前后鞏發黨(USDP) 與民盟在基層的競爭關系并沒有真正凸顯出來，但是隨著2012年民盟宣布參加補選，并且隨即確定參加2015年大選后，兩黨在基層的動員和競爭逐步進入白熱化階段③。 鞏發黨還制定了“農村包圍城市” 的競選策略⑥，可見鞏發黨是將緬甸鄉村地區視為自己的“票倉”，并試圖集中力量與民盟在鄉村地區展開較量。 針對鞏發黨的相關策略，民盟也作出了回應，承諾如果獲勝，將在“修改憲法推動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國內和平” 三個方面取得突破，其中第二項政策明顯帶有基層動員的性質。 與此同時，民盟的另一個競選策略是在鄉村地區大力增設基層黨支部，并努力發展青年群體與婦女群體加入民盟的隊伍①。
鞏發黨與民盟之間的激烈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緬甸鄉村社會。 筆者長期關注的抱村就明顯分裂為兩個不同的政治陣營，我們可以暫且將它們分別稱為“鞏發黨陣營”與“民盟陣營”②。 村民因為支持不同的政黨而產生不同派系是抱村分化的直接原因，這與兩黨各自在基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治動員方式有關。
筆者通過在抱村的觀察發現，兩黨的基層動員方式有著明顯的差異，這是它們能夠吸引到不同村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在經濟動員方面，鞏發黨的力度明顯強于民盟，例如鞏發黨啟動了一項超過1 6億美元的“綠色翡翠”項目，這一項目的具體做法是在全國范圍內選定若干村落，在每個村落投入3萬美元競選基金，用于對村民進行經濟動員，并在村落中“發放大量禮物以示友好”③。
抱村就是被“綠色翡翠”項目選中的村落之一，在2014—2015年間，鞏發黨在抱村以多種方式向村民進行利益輸送，其中包括捐贈3000萬緬元(約合15萬人民幣)為抱村小學建設新校舍; 捐贈400萬緬元在村中打一口水井; 為抱村每一戶家庭提供50萬緬元的現金支持。 相比之下，民盟在抱村的經濟動員方面可謂是“毫無建樹”，但民盟對廣大農民給出了指導性意見： “接受鞏發黨的好處，投票給民盟”。 從抱村的情況來看，經濟動員的實際效果是有限的，在最后的大選中，一些收受了鞏發黨的“現金援助”的村民最后還是將選票投給了民盟。
在政治動員方面，鞏發黨極力強調自己的緬族權利與文化“保護者” 角色。 例如在2015年大選前夕，吳登盛簽署了四項旨在限制穆斯林群體權利、防止伊斯蘭教在緬甸擴張的法案，它們分別是《人口控制法》《轉變宗教信仰法》《跨宗教婚姻法》和《一夫一妻法》，此舉被認為是鞏發黨為大選造勢的重要舉措。
抱村當地的鞏發黨議員候選人吳葉勉多次在村中宣傳，如果民盟上臺執政，政府將無法有效應對少數民族地方武裝的威脅，國家可能面臨著走向分裂的危險; 更為嚴重的是，民盟政府極有可能會放任穆斯林群體的“擴張”，緬甸作為佛教國家的地位很難得到保障; 鞏發黨可以依靠與軍方的親密聯系，對上述威脅進行強有力的應對。 不難看出，鞏發黨在緬甸基層社會中的政治動員策略是制造“他者恐懼癥”④。
值得玩味的是，民盟在2015年所公布的民盟議員候選人名單中沒有穆斯林成員，鞏發黨的政治動員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民盟做出妥協并放棄了一些民主的原則。 這無疑證明了鞏發黨政治動員的有效性。 筆者通過在抱村的觀察發現，即使是那些最終將選票投給民盟的村民，也認為緬族及緬甸佛教受到了來自他者的威脅是客觀的事實。
反觀民盟在抱村的政治動員，其極力強調的是自身作為“改革者”的角色，這在民盟的競選口號“為了真正的改變，投票給民盟”① 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民盟的議員候選人吳昂敏向抱村村民承諾，他們(民盟) 將帶領緬甸民眾走進民主社會的新紀元，并且徹底打破西方對緬甸的封鎖，使緬甸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國家。
從抱村的情況來看，鞏發黨塑造的“保護者”形象和民盟塑造的“改革者”形象各自爭取到了一部分村民的支持，隨著政治動員的不斷深入，由村民組成的兩個陣營之間的分化和對立呈加劇之勢。 例如他們圍繞著是否應該接受鞏發黨的利益輸送而展開激烈的辯論，鞏發黨的支持者聲稱這是“布施”，是佛教傳統中最值得提倡的行為; 而民盟的支持者則直接指出，這就是“政治賄賂”。
在評價鞏發黨的政績時，抱村的兩大陣營表現出極大的差異。 鞏發黨的支持者認為吳登盛政府為緬甸政治轉型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鞏發黨完全有資格連任; 民盟的支持者則認為鞏發黨與軍隊的聯系過于密切，并且沿用了許多軍治時代的政策，改革的力度不夠，需要民盟上臺后進行更為徹底的改革。
在抱村2015年的大選中，有100個村民將選票投給了鞏發黨，132個村民投給了民盟，另外20票投給了其他政黨，11票棄權，兩個主要陣營可謂旗鼓相當，勢均力敵。 而經過筆者的調查進一步發現，在鞏發黨所獲得的100張選票中，有17票來自18-35歲的村民，83票來自36歲及以上的村民; 在民盟所獲得的132票中，有97票來自18-35歲的村民，35票來自36歲及以上的村民。 不難看出，抱村的鞏發黨陣營以中老年群體為主，他們更希望國家保持穩定，并且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使緬族的權利和文化不受“他者威脅”; 民盟陣營則以青年群體為主，他們對民主抱有更高的熱情，并期待國家能夠進行更為徹底的改革。
抱村兩大陣營之間的競爭與分化并沒有因為大選的結束而停止，而是與村落日常政治進一步深度嵌合。 2016年1月，抱村舉行村長換屆選舉，最終的結果是來自鞏發黨陣營的吳通耐在競選中獲勝。 抱村的鞏發黨陣營十分欣喜，認為這是他們在輸掉大選之后的一場勝利，并希望以此來扭轉自身在與民盟陣營競爭中的劣勢地位。 但民盟陣營隨即發起反擊，成立了以抱村民盟黨支書覺索穩為首的上訪小組，向縣政府反映吳通耐存在道德和貪腐問題，要求政府將他革職。 吳通耐上任六個月之后就在民盟陣營的反對聲浪中被迫下臺，而村長的接任者正是抱村民盟陣營中的核心成員吳文凱。 從這些事件可見，黨爭政治確實深刻地改變了抱村的社會結構。
(二)黨爭政治在鄉村社會生活中的泛化
上文以抱村為例，呈現了緬甸鄉村社會中黨爭政治的形成過程及表現形式，并分析了國家政黨政治與基層日常政治相互嵌合的圖景。 在此，將繼續探討黨爭政治滲透至村落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過程與影響。
后軍治時代的黨爭政治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了緬甸鄉村社會， 另外，抱村的換工體系也受到了黨爭政治的極大沖擊。 在黨爭出現之前，村民總是以換工的形式來應對農忙時節，在政黨政治使村落社會產生裂變之后，換工制度的執行變得難以為繼，許多家庭在農忙時節不得不花錢雇傭勞工來應急。 道義經濟的弱化意味著緬甸鄉村社會自發性的社會保障機制逐步消解，其產生的嚴重后果可能會在一些特殊時期(例如災年)集中顯現。
佛教公共生活的變遷是黨爭政治重塑緬甸鄉村社會的另一個重要表現。 長期以來，南傳上座部佛教一直是緬甸鄉村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和策略③，但在后軍治時代，佛教的社會整合功能開始退化。 在抱村，全村的同齡男孩一同舉行剃度成年禮是村里的重要傳統，這樣的安排可以使每年的剃度儀式顯得熱鬧而又隆重，同時，集體合辦成人禮也可以節省各個家庭的儀式花銷。
村際之間的佛教交往也在黨爭政治的背景下發生了變遷。 例如抱村的僧侶就與鄰村勒龐溝村的僧侶在政治轉型時期變得互不往來，其原因是抱村僧侶是鞏發黨的堅定支持者，而勒龐溝村的僧侶則全力支持民盟，為了表明政治主張，他們還在自己的佛寺中掛著昂山和昂山素季的大幅畫像。 勒龐溝村僧侶的做法引起了抱村僧侶的強烈反感，從前交往甚密的兩座佛寺之間因為政治主張的分異而暗生隔膜，并最終走向了相互敵對。
黨爭政治對緬甸佛教產生的另一項重要影響是激化了佛教民族主義，例如抱村的僧侶之所以會選擇支持鞏發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鞏發黨在基層動員時一直在渲染外來族群與外來宗教對緬甸佛教的威脅，并極力強調鞏發黨在抵制外來威脅、保護緬甸佛教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換而言之，黨爭政治強化了緬甸佛教文化中的排外情緒，佛教民族主義及其衍生的集體暴力在此過程中不斷高漲。 在這樣的背景下，緬甸鄉村社會中的佛教已經成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基層動員力量。
在緬族文化中，年齡的等級與階序得到了格外的強調，正如美國人類學家納什(ManningNash)所指出的那樣，緬人的文化在諸多方面都是平等的，但年齡的等級卻異常森嚴②。 在緬甸鄉村，長老會和未婚青年組織是村落社會中兩個重要的年齡組織，長老會是村落中的權威組織，而未婚青年組織則是在村落公共生活中提供勞動力支持的組織，后者要接受前者的領導和管理③。
進入后軍治時代以后，緬甸鄉村社會中的年齡等級文化同樣受到了沖擊，這一點在抱村2015年大選結果中得到清晰的體現，抱村的長老會聯合僧團試圖號召村民將選票投給鞏發黨，但村里的大多數年輕人最終選擇了支持民盟。 這與民盟的基層政治動員策略有著密切的關聯，民盟深知年輕人思變心切，并且對民主懷有更熱切的渴望，所以民盟在基層動員的策略往往是先在年輕人群體中取得突破。 除此之外，民盟在政黨競爭中的另一項重要的動員策略是充分利用互聯網與新媒體平臺，以此來獲得年輕人的支持。 特別是自2014年以來，智能手機與移動互聯網在緬甸鄉村快速普及①，這為民盟獲得鄉村青年群體的支持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條件。
民盟進入抱村的過程就是如此，先與村里的未婚青年組織取得聯系，在組織內積極發展民盟黨員，并鼓勵年輕人掙脫長老會和僧團的束縛，號召他們為了緬甸的民主積極主動地肩負起青年人應負的責任。 從年齡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后軍治時代的黨爭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際之間的政治，在此過程中，緬甸鄉村社會中的年齡等級和階序正在逐步弱化，甚至走向消解，傳統代際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 政治轉型中的緬甸鄉村正在向著“后喻社會”② 挺進。
總之，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的黨爭政治并非只是政治領域中的現象，它還泛化到經濟、宗教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社會生活之中，它是轉型時期緬甸鄉村社會中的整體性特征。 不難看出，緬甸鄉村正在經歷著一個“泛政治化” 的時代，這對緬甸鄉村社會產生了極為深遠且全面的影響。
黨爭政治的形成與各個政黨在基層社會中的政治動員方式密切相關，從中既可以看到不同群體對于各政黨的不同態度和響應方式，同時也可以看到不同群體對于國家政治轉型的不同期待。 黨爭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緬甸鄉村，軍治時代的緬甸村落社會更接近于一個緊密團結、集體互惠的共同體，而在后軍治時代，村落社會中的“政黨二元結構”逐步顯現，并且日漸成為鄉村日常政治中的核心特征與決定性因素。
四 政治轉型中的緬甸“國家”與“社會”
本文意在指出，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社會的日常政治正在經歷著由“抗爭政治”向“黨爭政治”的轉變，考察這種來自基層社會的政治變遷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緬甸當下正在進行的政治轉型。 在此，筆者將進一步指出，緬甸鄉村日常政治的變遷實際上喻示著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轉變。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命題，同時也是具體國別與特定社會研究中的總體性議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①。 當今緬甸正處于整體性的大變革時期，重新審視緬甸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顯得十分必要。
我們可以將這種關系理解為零和博弈的關系，國家專制統治越有效，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就越萎縮; 各級官僚尋租的力度越大，民眾的生活就越窘迫; 社會逃避統治的技能越高超，國家就越傾向于走向積貧積弱。 當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也存在著例外的情況，例如當軍政府深刻意識到自身的合法性危機時，其對社會也會做出讓步和妥協，并開始制定和執行一些懷柔政策，以彌補自身在執政合法性上的缺失。
但這種彌補策略所創造出來的緩和并非這一時期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主流，也無法改變雙方對立關系的本質。 例如在奈溫時期，土地改革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執政合法性，但是民眾依舊視政府為壓迫者和剝削者，政府偶爾釋放出來的善意無法從根本上消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立關系。
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結構性對立關系為何能夠持續半個世紀之久? 雙方之間的微妙平衡是如何實現的? 筆者認為這是由“弱國家與弱社會”的力量均勢所造成的結果。 雖然軍政府總是以一副兇狠與野蠻的形象示人，但是這并不能改變其“弱國家” 的特質，它所制定的諸多強力政策抵達基層時往往已經是強弩之末，地方政府與基層民眾之間普遍的合謀關系(受賄與行賄)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③。
在后軍治時代，緬甸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正在經歷著重要的轉型，政黨競爭模式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立。 對于基層民眾而言，國家形象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以選票產生的政府不再像軍政府那樣依靠強力來迫使民眾服從國家的統治，國家向民間社會大肆索取的行為也開始收斂。 正如抱村民盟黨支書覺索穩所說的那樣，“大多數基層的官員仍舊很壞，但我們已經有了對付他們的新方法。
”民眾手握選票，他們因此而獲得了一片與國家“討價還價” 的中間地帶，這就是覺索穩所謂的“新方法”。 阿黛斯在其著作中也關注到了這種重要的轉變，“隨著20世紀10年代初政治空間的開放，基層民眾可以依靠發聲(voice)策略來對政府施壓，從而改變自身的生活條件。 ”① 在這些發聲策略中，選票無疑是“音量” 最大的揚聲器。 對于緬甸農民而言，這是政治轉型所帶來的可喜變化，但是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緬甸的政治轉型存在著制度缺失的隱憂。
除了相互塑造的關系，后軍治時代緬甸的國家與社會之間還存在著一種同構關系，國家政治場域中上演的戲劇會在民間社會中以微縮版的形式重復上演。 例如政黨競爭、族群政治、宗教沖突等等都會進入到民間社會，并置換成基層民眾的日常政治生活，這與國家在基層的政治動員密切相關。 在某種意義上，基層民眾的日常生活在后軍治時代已然成為國家政治的隱喻和表征。 如果從國家與社會的同構關系來理解當今緬甸的政治轉型，可以從中看到一個明顯的事實，即基層社會對于國家政治轉型缺乏反思能力。
例如鄉村社會中的黨爭政治，就只是對國家政黨競爭的簡單擬仿，村民很難超越政黨的政治動員而對國家政治轉型作出一些獨立性的思考，這一時期出現的民粹主義高漲、族群沖突激化、宗教矛盾加劇等現象都與此密切相關。 換而言之，民眾在后軍治時代的生存境遇得到了改善，政治上也獲得了相應的自主性，但他們的政治觀念與政治行為仍舊被一套政黨之間的“合法性游戲”所操控。
總之，緬甸的政治轉型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培養民主的生活方式、基層民眾的公民意識以及社會對國家的反思能力，還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必對緬甸的政治轉型抱持悲觀的態度，繼續前行是當今緬甸各界的共識，不管是民主人士，還是威權力量，也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鄉村民眾，他們都希望緬甸的轉型向著更深遠的方向挺進。 所有人都意識到了“緬甸沒有回頭路”，所有人都不愿意回到過去，這是緬甸未來可期的基礎和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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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在緬甸政治轉型的相關研究中，基層社會的日常政治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 本文對軍治時代與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的日常政治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軍治時代緬甸鄉村社會中的抗爭政治傳統在民主化轉型的過程中逐步消解，隨著政黨競爭和政治動員向鄉村社會不斷滲透，黨爭政治日益成為鄉村日常政治中的主要形式。
黨爭政治造成緬甸鄉村社會的裂變，并對農民的經濟、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生活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從緬甸鄉村日常政治的轉型出發，可以發現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也正在經歷重要的變革。 在軍治時代，國家與社會在總體上呈現出相互對立的關系; 在后軍治時代，國家與社會更多地表現為相互塑造和同構的關系。
通過考察后軍治時代緬甸鄉村中的日常政治，可以發現政治轉型為基層社會帶來了諸多可喜的變化，但也暗含隱憂，制度缺失以及社會對國家反思能力的缺乏是其中較為顯著的問題，緬甸的政治轉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總之，緬甸基層社會正在經歷的變遷值得學界給予更多的關注，它是我們全面理解緬甸政治轉型不可或缺的視角和路徑。
[作者簡介]鐘小鑫，云南大學緬甸研究院、周邊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云南大學政治學博士后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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