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毒品犯罪顧名思義是指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毒品犯罪漸漸演變為社會的一顆毒瘤小編推薦關于毒品的論文。 提要: 毒品犯罪的危害性和現狀決定了相當長的時期內
毒品犯罪顧名思義是指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毒品犯罪漸漸演變為社會的一顆“毒瘤”小編推薦關于毒品的論文。
提要: 毒品犯罪的危害性和現狀決定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必須堅持嚴打的方針，在最高法院行使死刑核準權的形勢下，探索毒品犯罪死刑適用意義重大。從源于實踐的案例中提煉司法智慧，在理論上闡述司法經驗不失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路。以《刑事審判參考》自1999年創刊以來刊登的毒品犯罪案例為范本，歸納毒品犯罪死刑適用中罪刑法定原則與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統一、嚴打政策與寬嚴相濟政策的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協調、毒品犯罪整體高危性和內部差異性的區別、毒品數量與其他情節的平衡等五個主題。
關鍵詞: 毒品犯罪;死刑;司法經驗;案例
毒品犯罪的危害性和現狀決定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必須堅持嚴打的方針，“近年來，全國法院判處毒品犯罪死刑的人數一直居于各種犯罪之榜首。”[1]在最高法院行使死刑核準權的形勢下，探索毒品犯罪死刑適用意義重大。我們以《刑事審判參考》自1999年創刊至今所刊登的毒品犯罪案例為范本，遵循從案例中提煉司法智慧，在理論上闡述司法經驗的研究方法，歸納了毒品犯罪死刑適用中理論上值得研究和實踐中需要衡平的五個主題。[2]
一、毒品犯罪死刑適用中罪刑法定與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統一
罪刑法定是97刑法確立的基本原則，司法層面上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更為強調嚴格執行法律、嚴格解釋法律、嚴格統一司法。(1)毒品案件的罪名確定。刑法第 347條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是擇性罪名，實踐中大量是行為人有其中兩種或者更多的行為，罪名不能以行為人的行為先后確定，不能以毒品數量大小確定，一律以刑法條文的先后次序確定，保持毒品犯罪選擇性罪名適用規則的統一性。(2)毒品的種類和數量。毒品是指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的范圍依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公安部、衛生部聯合公布的目錄，精神藥品有一類和二類的區別。對新型毒品應當嚴格鑒定確定成分并按規定確定類別。刑法規定毒品數量不以純度折算，對新型、混合性毒品的數量認定原則是鑒定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整個毒品的數量就是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數量。在案件可能會判處死刑的情況下才需要做毒品的含量鑒定，如果含量過低折算成純毒品的數量和實際掌握判處死刑的數量標準差距過大時不能判處死刑。(3)毒品再犯的認定。刑法第356條規定因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本節規定之罪的，從重處罰。對毒品再犯成立范圍，毒品再犯與毒品累犯的關系，實踐中的認識有分歧。《刑事審判參考》第49集第 (392)號“李靖販賣、運輸毒品案”中，被告人販賣毒品被判刑，在保外就醫期間又販賣、運輸毒品。最高法院認為毒品再犯是累犯的特殊形式，本案發生在刑罰執行期間，不屬于毒品再犯。[3]《刑事審判參考》第67集第(542)號“賀建軍販賣、運輸毒品案”中，被告人因為運輸毒品被判刑，在保外就醫期間又販賣、運輸毒品。最高法院認定被告人構成毒品再犯。[4]刑法中分則性量刑情節適用面是特定的，與總則性的量刑情節并行不悖，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只有在行為人同時符合毒品再犯和累犯成立條件時，才有法律適用的選擇，學說上主張只適用累犯的規定。[5](4)毒品犯罪案件財產刑的適用。毒品犯罪刑法規定是并處罰金、并處沒收財產，沒有判與不判的選擇。不論被告人有沒有財產都必須判處財產刑。查清財產、分割財產困難的，要克服困難;沒有財產可執行的，執行環節可以依法裁定終結執行，維護罪刑法定原則的嚴肅性不容遷就。此外刑法規定14至16周歲的人只對販賣毒品罪負責，不能認為走私、運輸、制造毒品與販賣毒品的社會危害性相當而擴大承擔責任的范圍，更不能有意無意模糊走私、運輸毒品與販賣毒品的界限。
罪刑相適應也是97刑法確立的原則，該原則的含義是刑罰與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和行為人主觀的責任性均衡。當前實踐中嚴重影響到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問題是毒品數量標準的差異過大，“如對于販賣、走私、運輸和制造毒品海洛因的，同種罪名的犯罪，在湖北省數量只要達到200克就有可能判處死刑，而上海市對于數量不滿400克的不判處死刑，廣西、貴州則以300克為死刑裁量標準，云南省為500克，而在甘肅省，只要滿100克就有可能判處死刑等等。”[6]司法層面上罪刑相適應原則執行最好的結果是自由裁量權的理想發揮，是司法的藝術展現，是多種效果的完美結合。以下指導案例可資參考。
《刑事審判參考》第46集第(366)號“黃德全、韋武全、韋紅堅販賣毒品案”中，黃德全販海洛因820克，韋武全、韋紅堅販賣、運輸毒品820克。一、二審法院判處黃德全、韋紅堅死刑，韋武全協助公安機關抓獲黃德全，有重大立功表現，判處死緩。最高法院復核時改判韋紅堅死緩。本案中黃德全是賣主，韋武全是買主，兩人販毒數量大，理應判處死刑，韋武全因為有重大立功判處死緩是恰當的。韋紅堅是受買主邀約檢驗毒品質量并攜帶毒品從廣東回福建。他不是販毒的起意者，不是出資者和毒品的所有者，在販賣毒品中作用小，歸案后認罪態度比較好。在韋武全判處死緩的情況下，從寬處罰更為妥當。[7]《刑事審判參考》第67集第(536)號“趙敏波販賣、運輸毒品案”中，趙敏波販賣、運輸麻果925克。一、二審法院判處趙敏波死刑，最高法院復核時改判死緩。麻果是含有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的新型毒品，麻果的成癮性和毒害性遠低于甲基苯丙胺，實踐中有甲基苯丙胺含量極低的麻果。本案中查獲的麻果外觀與甲基苯丙胺有明顯的區別，在已知有雜質的情形下沒有進行鑒定，簡單地將查獲的麻果數量等同于甲基苯丙胺的數量，進而判處死刑不恰當。[8]《刑事審判參考》第67集第(541)號“吳乃親販賣毒品案”中，吳乃親累計販海洛因6780克，歸案后有多項立功。一、二審法院判處死刑，最高法院核準死刑。本案除了被告人販賣毒品數量大又是主犯外，還考慮以下情節：吳乃親是販毒網絡的上線，掌握同案犯、下線的信息多，容易獲得立功的機會，吳檢舉其他罪犯的立功就是這種情況。本案大致分為上線、中線、下線販毒層次，吳是上線。中線因為協助抓獲吳被判處死緩，下線3人因為販毒數量大，沒有從寬情節被判處死刑。對于上線的吳乃親僅僅有一般立功情節不足以抵罪;此外吳是對福建不熟悉的廣東人，卻揭發兩起發生在泉州的搶劫、綁架案，其線索來源正當性也很可疑。[9]《刑事審判參考》第67集第(547)號“馮忠義、艾當生販賣、運輸毒品案”中，馮購海洛因3540克，在昆明販賣給艾709克。此后兩人結伴從昆明運輸毒品到湖南，馮自己攜帶1781克，雇傭艾運輸1050克。一、二審法院判處兩人死刑，最高法院復核時改判艾當生死緩。本案中馮忠義販賣毒品3540克、自己運輸毒品1781克，雇傭他人運輸毒品1050克，沒有法定從輕情節，判處死刑是恰當的。艾當生販賣、運輸毒品1759克，單獨看犯罪也很嚴重，但是他的犯罪主要是運輸毒品，其中1050克是受雇運輸，數量只是馮的一半，地位作用都小些，判刑應當有所區別。[10]
二、毒品犯罪死刑適用中嚴打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兼顧
毒品犯罪危害吸毒人員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毒品的蔓延危及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怎么評價其危害性都不過分。我國處在毒品犯罪的高發時期，禁毒形勢嚴峻，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方針決不能動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大背景之下，反思過去嚴打政策的效果，清醒判斷當前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基本面、社會治安總體形勢，應因時展提出的刑事政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法的現代意義的實質合理性是與自由、權利等價值要素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那么在現代法制視野中，刑法精神的確立也應當順應時代潮流的發展，在其價值構造中充分肯定人的自由和權利，兼顧人權保障和社會保護雙重機能，并適當向人權保障機能傾斜，加重刑法的人權蘊涵。”[11]毒品犯罪死刑適用中努力做到兼顧嚴打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堅持嚴打政策要做到：(1)整體上樹立從嚴懲處的態勢。刑法及司法解釋有許多體現從嚴的規定，如毒品的數量不以純度折算;因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毒品之罪的，從重處罰。(2)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作為毒品犯罪的重中之重予以嚴打。如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不論數量多少，都應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對不同宗毒品分別實施不同行為的，累計毒品數量，不實行數罪并罰;對販賣、制造毒品的未遂形態從嚴掌握。(3)重點打擊危害嚴重、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特別是首要分子、職業犯、慣犯、再犯、累犯，以及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查緝、參與國際販毒組織的犯罪分子。《刑事審判參考》第67集第(542)號“賀建軍販賣、運輸毒品案”中，被告人伙同他人販賣、運輸海洛因604克。一審法院判處死刑，最高法院核準死刑。本案被告人販賣毒品數量大，是主犯，同時又是毒品再犯。[12](4)正確理解我國的死刑政策。隨著人權保障觀念的深入、死刑理性認識的深化以及死刑核準權收歸最高法院，更加從嚴控制死刑的政策調整跡象越發明顯，政策走向對毒品犯罪的影響也不容忽視。“近年來在依然保留死刑的60個國家里，對毒品交易依然適用死刑的國家只有十個。”[13]盡管毒品犯罪的危害性特別大，我國禁毒斗爭的形勢不容樂觀，民眾對毒品犯罪判處死刑有比較廣泛的共識，[14]我們也要審慎把握死刑政策的調整趨勢并在毒品犯罪死刑適用時努力加以實踐。(5)依法適用死刑是嚴打的標志之一，對毒品犯罪的首惡元兇堅決判處死刑。運輸毒品犯罪中，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參與有組織的國際性販運毒品網絡，雇傭、指使他人運輸毒品，接應、接貨的毒品所有者、賣家、買家，武裝掩護、暴力抗拒查緝的等;販賣毒品犯罪中，多次或者向多人販賣毒品的，以販毒為業或者為揮霍資金來源的，兼具走私、制造、運輸毒品的，販毒集團的首要分子、主犯等;制造毒品犯罪中，制造新型毒品的，提供制毒技術的，制毒團伙的主犯等。對于這些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按照刑法、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實際掌握的數量標準，依法應判處死刑的必須堅決判處死刑。對于罪行極其嚴重的，即使有立功等法定可以從寬處罰情節的，也要判處死刑。《刑事審判參考》第67 集第(540)號“張樹林等走私、販賣、運輸毒品案”中，張樹林伙同他人共販海洛因13220克，冰毒11105克。一、二審法院判處死刑，最高法院核準死刑。本案被告人販毒數量特別巨大，又是主犯，雖然有重大、一般立功表現的不足以從輕。[15]《刑事審判參考》第63集第(501)號“高國亮、李永望等販賣、制造毒品案”中，兩被告人伙同他人販賣、制造麻古毒品。李永望販賣、制造含有甲基苯丙胺的毒品10566克，巴比妥等其他毒品4359克。高國亮販賣、制造含有甲基苯丙胺的毒品10929克，氯胺酮等其他毒品1620克。一、二審法院判處兩人死刑，最高法院核準死刑。本案中被告人販賣、制造的是新型毒品，數量大含量高，兩人又是主犯。[16]
堅持嚴打的同時也要貫徹寬嚴相濟的政策并創造性加以實踐。實踐中特別重視：(1)對自首情節的寬大。毒品犯罪的隱蔽性強，破案難度大，毒品犯罪分子自首對比其他犯罪意義更為重要。《刑事審判參考》第11集第(82)號“楊永保等走私毒品案”中，楊永保、楊興助走私毒品486克、441克，在飛機場安檢時因為形跡可疑被盤查如實交代犯罪。一、二審法院判處兩被告人死刑，最高法院復核時改判死緩。被告人有自首情節，可以從輕處罰。[17](2)對立功情節的寬大。立功分為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實踐中應當積極選擇從輕、減輕處罰。《刑事審判參考》第4集第(27)號“金鐵萬、李光石販賣毒品案”中，被告人販賣鴉片70505克。金鐵萬揭發他人窩贓毒品犯罪，交代家中埋藏的鴉片。李光石揭發同案犯。一、二審法院認定被告人販賣毒品數量特別巨大，但是有主動坦白、立功表現，可以從輕處罰，判處死緩。[18]《刑事審判參考》第32集第(249)號“梁廷兵等販賣、運輸毒品案”中，梁廷兵伙同他人販賣、運輸海洛因，本人參與的有490克。一、二審法院判處死刑，最高法院復核時改判死緩。被告人販賣、運輸毒品數量大，又是主犯，應當處死。被告人歸案后協助公安機關抓獲被判處死緩的同案犯，其行為構成重大立功，最高法院認為其罪行重大，不宜適用重大立功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可以從輕處罰。[19](3)共同犯罪中區分作用大的主犯、作用相對小的主犯、從犯，對從犯、作用小的主犯寬大處罰。毒品犯罪中共同犯罪比較多見，區別對待寬嚴有度在審判毒品犯罪的特別重要，否則容易出現死刑過濫和沒有區分度有違寬嚴相濟政策的后果。“毒品犯罪往往以共犯的形式出現，一般而言，大毒梟往往隱藏在幕后，利用前臺馬仔實施犯罪。司法實踐中被抓獲并判處死刑的往往是那些身處底層的人，而真正的毒梟則逍遙法外。而當前的司法實踐往往在主犯未到案的情況下，將在整個案件中處于從屬或輔助地位的人作為主犯處理。使事實上的從犯也具有了被判處死刑的可能，無疑是不妥當的。”[20]《刑事審判參考》第46集第(366)號“黃德全、韋武全、韋紅堅販賣毒品案”中，韋武全向黃德全購海洛因820克，韋紅堅受韋武全邀約檢驗毒品質量，并一道運輸毒品820克。一、二審法院判處黃德全、韋紅堅死刑，韋武全協助公安機關抓獲黃德全，有重大立功表現，判處死緩。最高法院復核時改判韋紅堅死緩。本案中黃德全是賣主，韋武全是買主，韋紅堅是受買主邀約為其檢驗毒品質量并攜帶毒品從廣東回福建。雖然不能認定他是運輸毒品的從犯，但是他不是販毒的起意者，不是出資者和毒品的所有者，歸案后認罪態度比較好，可以從寬處理。[21]《刑事審判參考》第67集第(530)號“侯占齊、李文書、侯金山等走私、販賣毒品案”中，八名被告走私、販賣含嗎啡成分的毒品數量大。一審法院判決6人死刑，2人死緩。二審法院改判后是4人死刑，4人死緩。最高法院復核后的結果是2人死刑，2人死緩。[22]最高法院的判決就很好區分了主犯與從犯的差別，主犯之間的差別。(4)初犯、偶犯的寬大處罰。單純的初犯、偶犯對死刑適用的影響有限。在毒品數量剛剛達到控制標準時，沒有其他的法定、酌定的從重處罰情節，初犯、偶犯不宜判處死刑。運輸毒品犯罪中受雇于人的，認罪態度好，又是初犯、偶犯的，不宜判處死刑。
三、毒品犯罪死刑適用中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協調
禁毒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刑事處罰只是禁毒斗爭的重要環節之一，謀求刑罰措施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減少適用刑罰可能產生的對立面和對立情緒，爭取獲得公眾包括受刑人及其親友的理解。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一旦適用產生偏差，造成的錯誤無法更正負面影響難以估量。司法機關既要做到判決符合法律的規定，又要從全局的高度出發實現最佳的社會效果。摒棄單純依據法條量刑、單純偏重數量量刑、單純偏重法定情節量刑的思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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