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提要]本文總結了通俗易懂、便于實踐和應用的儒家觀點,以助力小微企業發展,為大中企業保駕護航。提出個體戶和企業家應身體力行好學成仁、見利思義、以人為本、人無信不立、內圣外王、仁心變術以求發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等儒家觀點。 關鍵詞:企
[提要]本文總結了通俗易懂、便于實踐和應用的儒家觀點,以助力小微企業發展,為大中企業保駕護航。提出個體戶和企業家應身體力行“好學成仁”、“見利思義”、“以人為本”、“人無信不立”、“內圣外王”、“仁心變術以求發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等儒家觀點。
關鍵詞:企業經營;儒家;好學成仁;仁心變術;見利思義
一、前言
有關文獻研究表明,世界500強平均壽命為40~50歲,跨國公司平均壽命為11~12歲,在日本和歐洲,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為12.5年。在美國,有62%的企業平均生命周期不到5年,存活能超過20年的企業只占企業總數的10%,只有2%的企業能活50年;而在中國,大集團公司平均壽命在7~8年,一般的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3~4年。因此,企業組織總體上呈現出高死亡、短壽命的特征。然而,一些優秀的企業卻能夠擺脫這種“短壽”的“宿命”。在日本,存續超過100年以上的“長壽企業”已突破2.1萬家(也有研究者認為,日本百年企業數量在5~10萬家),歷史超過200年的企業有3,146家,為全球最多,更有7家企業歷史超過了1,000年。
超過200年歷史的長壽企業在歐洲也不少,德國有837家,222家在荷蘭,還有196家在法國。而在中國,經營歷史超過150年的百年企業,僅有5家:六必居、張小泉、陳李濟、同仁堂、王老吉;創業超過100年的企業還有全聚德、云南白藥、青島啤酒等,但總體數量并不多。為什么我國企業壽命如此短?本文認為:癡迷于快速致富、見利忘義是主要原因。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逞一時之雄并不為奇,如何做到長盛不衰卻是一個大難題。日本百年企業為何如此之多?據臺灣地區廖慶洲先生在《日本企管的儒家精神》一書中介紹,日本工商界人士在經商之余,研修經營道德,奉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為教科書。
以企業而言,把儒家先哲名言奉為圭臬者則比比皆是。如著名的豐田集團祖孫三代領導人的座右銘就是一例。第一代豐田佐吉的座右銘是“天、地、人”,取自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第二代豐田喜一郎在“天、地、人”的基礎上加進了“知、仁”二字,取自《禮記·中庸》的“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第三代豐田章一郎在“天、地、人、知、仁”的基礎上再加進一個“勇”字,同樣取自《禮記·中庸》的“知恥近乎勇”。“天、地、人、知、仁、勇”,這一浸透著儒家思想的精華的“座右銘”,成為豐田家庭企業三代領導人道德修養和經營管理活動的內在依據。澀澤榮一的《論語和算盤》也表達了這樣一個核心理念:《論語》講究忠孝仁義,而算盤言商求利,二者相行不悖,關鍵是要做到“見利思義”。
他從“學而優則仕”中悟出了必須經商的道理,而且他還從孔子的著作中悟出“高產乃是為善”。澀澤以他自己的實踐和巨大成功,親證了《論語》與算盤、商業與道德的神奇結合,親證了東方資本主義與孔子儒教之間的相應關系。日本現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經營者萬萬不能只以‘追求利潤’為至高無上的目標。當然,企業為了生存,非有利潤不可;但是,太偏執于財利,到頭來心智必被蒙蔽,終至被社會、大眾見棄,豈能不慎?”現代西方某些企業家和學者的財富觀更加趨于“重義輕利”。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說得好:“一個人到死的時候如果還是家財萬貫,這是一種恥辱。”他把自己的所有財產最后全部捐給了社會。這種傳統一直被美國富豪傳承,如比爾·蓋茨將個人500多億美元的財富全部“裸捐”給慈善事業。
美國哈佛大學曾有一大批學者教授們共同指出: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已不利于美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向日本等東方國家學習團體主義精神。然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建言:歐洲人應該設法懂得一點儒家思想。1988年1月,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集會法國巴黎,向世界呼吁:“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4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國是儒家思想的發源地,我國優秀企業家對于企業發展的觀點始終滲透著儒家情懷,彰顯大儒商道精神。在2005《財富》全球論壇會上,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指出:“利潤和企業社會責任不是博弈關系。一般情況下,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企業的生存之本,也是企業應享有的基本權利。
但同時,企業承擔著必要的社會義務。這種權利和義務的對等關系構成了企業理念的基礎。”TCL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李東生說過:作為現代企業家,要符合“仁”這個標準就要正道經營,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要善待員工,善待合作伙伴,善待一切和你利益相關的人。阿里巴巴網站創始人兼董事長馬云講過:企業家是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的。
企業家的公民意識正是源于這種企業家精神。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利潤最大化教條,但并不意味著西方所有企業在現實中都遵循這一教條。事實上,20世紀后半期出現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恰恰是對企業利潤最大化教條的背離。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發布的ISO26000《社會責任指南》中,社會責任被定義為“通過透明和道德行為,組織為其決策和活動給社會和環境帶來的影響承擔的責任。這些透明和道德行為有助于可持續發展,包括健康和社會福祉,考慮到利益相關方的期望,符合適用法律并與國際行為規范一致,融入到整個組織并踐行于其各種關系之中”。根據OECD在1999年的定義,社會企業指任何可以產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動,它依據企業戰略,但其目的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顯然,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強調企業的社會目標與儒商對社會目標的追求在表現形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013年11月,習近平視察孔子研究院并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價值、重大影響和時代意義。儒家文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導向和文化資源。季羨林先生也說過,21世紀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于東方文化。一個業績突出、發展健康的中國企業,需要中國文化的支撐,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支撐。這就是“仁道經營”“修己以安人”。身為炎黃子孫,應以此為契機,深入學習傳統文化,并與現代企業制度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本土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管理制度,讓我們期待更多的偉大的中國本土公司的誕生。綜上所述,儒家文化在企業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當前國內商家癡迷于快速致富、見利忘義者頗多,導致經營失敗。本文從實用出發,提出能夠幫助個體戶、企業家經營發展的儒家觀點,使他們能夠奉為人生信條,助力企業經營。
二、助力企業經營的實用儒家觀點
儒家文化倡導胸懷天下,儒家經典著作《禮記·大學》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點。中國古代商業企業在歷代政府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制下,未能成為主流,而當今商業企業活動在富國強民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倘若孔孟再世,必將企業經營法則納入儒家經典,“修身、齊家、經企、治國、平天下”的觀點更能體現儒家的情懷。事實上,國內外儒商的成功已經成為明證。“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五常”。孔子提出“仁、義、禮”,孟子延伸為“仁、義、禮、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后稱“五常”,成為儒家學說中最核心因素。儒學后人繼續擴充到“仁、義、禮、智、信、恕、庸、忠、孝、悌、勇”等范疇。儒家的主要觀點中,“中庸之道”被認為是儒家思想中行為的最髙標準,是不可背離的普遍真理,“中庸之道”又引申出“以和為貴”的“和合”思想以及“和而不同”的理念,“天人合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統一,“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值,“知行合一”、“內圣外王”體現了儒家的實踐取向。
(一)好學樂知,首學修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說:“就是十戶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這樣又忠心又信實的人,祗是趕不上我的喜歡學問罷了。”孔子唯一稱贊自己的地方,就是認為自己比別人好學。孔子關于學習的言行甚多,如“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等等。可以看出,孔子是個非常勤奮于學習的人,孔子的博學多才并非是生而知之,而是通過勤奮學習得來的。個體戶、企業家必然也是好學者,他們要學習技術、學習財務管理、學習法律、學習營銷、學習人際交往等。但首要的是,要學習修身,“學以成仁”,懂得做人的道理,深刻體會“仁者無敵”的意義。現代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指出:“一個有能力管好別人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為好的管理者。”德魯克的論述,同兩千多年前的孔子“正己正人”的思想相比,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二)仁者愛人,見利思義。孟子認為人有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并認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說:同情心是仁的發端;羞恥心是義的發端;謙讓心是禮的發端;是非心是智的發端。有這四種發端的人,通過學習擴大充實它們,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夠擴充它們,就連贍養父母都成問題。在“仁、義、禮、智”中“仁”最重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主流、主旋律。人有惻隱之心,故偶爾施行仁并不難,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道:“仁德難道離我們很遠嗎?我要它,它就來了。”始終不違仁才是真仁,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孔子說:“發大財,做大官,這是人人所盼望的;不用正當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窮困和下賤,這是人人所厭惡的;不用正當的方法去拋掉它,君子不擺脫。君子拋棄了仁德,怎樣去成就他的聲名呢?君子沒有吃完一餐飯的時間離開仁德,就是在倉卒匆忙的時候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一定和仁德同在。”不仁者,不僅無法發達,而且財富易失。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孔子說:“人的生存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那是他僥幸地免于禍害。”靠僥幸是不能長久的。仁者愛人,必然見利思義。儒家倡導“以義為上”的義利觀,也就是說企業在不斷追求經濟效益時,要堅持正確的道德標準與倫理規范,要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日本大丸公司在創立以來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義后利”的經營宗旨。松下幸之助認為:“只顧自己賺錢的公司,或對社會責任漠不關心的公司,都會對社會造成危害,而且不可能有太大發展。”只有一個企業的企業形象深入人心,贏得消費者的充分信任,這個企業才能立足并走向成功。優秀的百年公司應該具有怎樣的利潤觀呢?美國著名的智囊公司——蘭德公司花費了20年的時間跟蹤世界500家大公司,發現百年長盛不衰的企業具有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樹立了超越利潤的社會目標,不以利潤為唯一追求目標。具體包括三條原則:一是人的價值高于物的價值;二是共同的價值高于個人的價值;三是客戶價值和社會價值高于企業的生產價值和利潤價值。
(三)以人為本,和為貴。
體現在能識人、會用人、善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是企業中最重要的因素,一個優秀的企業,必定是把“人”視為企業的核心和寶貴的資源,讓企業成為員工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好歸宿地。現代企業管理是“人本”管理,以人為中心是現代商業倫理建設的精髓。這種管理倫理的“人本”思想與儒家倫理的“仁者愛人”思想不謀而合。儒家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文化主要可概括為“和為貴,泛愛眾”、“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隨著全球競爭加劇和和諧社會建設目標的提出,“和”文化這一傳統價值觀越來越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既然人是最重要的,那么如何識人就至關重要,對此,孔子有精彩的描述,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說:“考查一個人所結交的朋友;觀察他為達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這個人怎樣隱藏得住呢?這個人怎樣隱藏得住呢?”“知人善任”,短短四個字,看似簡單,實則很難。能知人不易,能善任更難。彼得·杜拉克曾經說過“有效的領導者才能使人發揮其長處”,他知道人不能以弱點為基礎;發揮人的長處,才是組織唯一的目的;管理者的任務,即在于運用每一個員工的長處,作為創造共同績效的基礎。善待人就是孔子講的“忠恕”之道:“忠”就是“己所欲,施于人”,或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四)人無信不立。
“信”是指誠實守信,是做人的根本,是興業之道、治世之道。信要求在人與人交往中,既要對他人誠實、講信用,又要彼此信任。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誠信”作為儒家倫理思想,泛指誠實不欺、講求信用。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守誠重信”要求企業對顧客、對社會誠實無欺、講信用。香港首富李嘉誠說:“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守信,如果取得別人的信任,你就必須做出承諾,一經承諾之后,便要負責到底,即使中途有困難,也要堅守諾言”。當今的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一種信用經濟,只有講信用才能有市場,企業才能健康發展。企業不講信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據企業聯合會發布,我國企業由于缺少誠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近6,000億元。
(五)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這句話的本意是:不得志時就潔身自好修養個人品德,得志顯達之時就要造福天下百姓。這句話用在商人身上,引申為:創業之初(窮),身處逆境之時,應潔身自好,誠信經營,遵守禮法,不坑蒙拐騙,以“仁心變術”求發展,得志顯達之時就要造福天下百姓。儒商、儒家型的企業家必定是那一類“見利思義”的人,即便在創業之初也是這樣。馮夢龍《醒世恒言》中有《施潤澤灘闕遇友》一篇小說,其中的小商人施潤澤(名施復)即是一位“見利思義”的下層儒商,彰顯了“窮則獨善其身”精神。
他在一家沿街的屋檐下撿到兩錠銀子,約六兩多,開始心中甚喜,在回家的路上反復思想如何用這銀子增加投資,正在回到家門口之前,突然一想,這銀子若是富人的,也不打緊,若是客商的,拋妻別子,風餐露宿,將是何等的煩惱!如此一想,便回到原地去等候失主。等了好半晌,肚子都已經餓了,才看到一個后生來尋銀子,經過反復勘對,確證是這個后生的,便把這銀子還給了他。施復回家后,他妻子問他為什么這么晚才回家,他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拾銀還銀之事,妻子不僅不生氣,反而很高興。
三、核心觀點
本文核心觀點為:商人應“好學成仁,內圣外王,仁心變術以求發展”。知識需要學習,品德也需要學習,而且孔子認為品德的學習優先于知識,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通過學習,不斷擴大充實自己的“惻隱之心”,便成為仁人,再通過學習,實踐“仁、義、禮、智、信”,經營企業,便成一代儒商。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在2018年儒商大會上提出“新儒商精神就是內圣外王”。“內圣外王”要求人不只是追求個人生命的道德完美,更要把這種“內圣”外化為道德實踐和“經國濟民”。商場如戰場,《孫子兵法》闡明了戰爭的基本原理,但其思想精髓同樣適用于企業經營和經濟管理。儒家學說講求權宜之變。《易經》里寫到“窮則變,變則通”即為此理。
故企業經營,須仁心變術以求發展。求“變”時,“術”須發自“仁心”,符合“道義”。重點:商人應“好學成仁”、樹立“見利思義”的理念,“仁心變術”指導企業經營。儒家文化的“和為貴”、“以人為本、以德為體”的人文主義思想有利于內部控制環境的和諧;儒家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人們的行為形成一種非制度化的約束力,有助于減輕企業代理人的自利行為。總之,儒家文化使企業的內部控制效率和效果都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商人要學習的東西很多,但重要的是要通過修身成為仁者,樹立“見利思義”的理念,以“仁心變術”的思想指導企業經營。
四、結語
儒家“仁治”、“德治”、“禮治”、“圣治”、“信治”等核心管理思想,為構建“以人為本,崇德重義,齊之以禮,內圣外王,守誠重信”的現代企業文化提供了思路。堅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特色的家族企業的長遠發展也是大有裨益的。儒家看重個體戶、企業家領導人的引領作用,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說:“領導人的作風好比風,老百姓的作風好比草。風向那邊吹,草就向那邊倒。”只有個體戶、企業家先修身養性,“好學成仁”,才能引領企業發展。本文總結了通俗易懂、便于實踐和應用的儒家觀點,以助力小微企業發展,為大中企業保駕護航。提出個體戶和企業家應身體力行“好學成仁”、“見利思義”、“以人為本”、“人無信不立”、“內圣外王”、“仁心變術以求發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等儒家觀點。
(一)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修身、齊家、經企、治國、平天下”的觀點,將企業經營法則納入儒家經典,更能體現儒家的情懷。(二)強調“義利一致”。闡述了“義利相隨”,提出“義是樹,利是果實”的觀點,單純以利為目標的企業是無法長久生存的,企業應走出義利對立的思維困境。(三)個體戶、企業家應會“識人、用人、待人”,“以人為本”。人與人之間必然“善善相容,惡惡相消”,企業經營切忌“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四)提出“好學成仁”、“仁心變術”以求發展的觀點。(五)建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企業經營理念之靈魂,特別“窮則獨善其身”指企業在創立之初,身處困境之時,應潔身自好,誠信經營,遵守禮法,不坑蒙拐騙,以“仁心變術”求發展。
企業管理論文投稿刊物:《企業天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工作、服務企業,面向社會,促進企業改革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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