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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圍困的能動性”:拆二代生活邏輯

    所屬分類:經濟論文 閱讀次 時間:2020-04-23 11:16

    本文摘要:提要:拆二代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產生的一個特殊群體。基于兩個拆遷安置點的田野考察發現,眾多拆二代青年在飛來橫財的物質基礎上,顯現出安于現狀父母在,不遠游好男兒何必志在四方的行為特征。相比其他青年群體,拆二代青年在獲得城市化帶來多維紅利的同時,

        提要:拆二代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產生的一個特殊群體。基于兩個拆遷安置點的田野考察發現,眾多拆二代青年在“飛來橫財”的物質基礎上,顯現出“安于現狀”“父母在,不遠游”“好男兒何必志在四方”的行為特征。相比其他青年群體,拆二代青年在獲得城市化帶來多維紅利的同時,其能動性卻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質、社會、家庭、精神所“圍困”。只有走出這四重“圍困”,“拆二代”這個標簽化的身份才不會成為其成長之路上的牽絆,拆二代青年才能更好地發展。

      關鍵詞:拆二代弱能動性圍困引導困境

    農村經濟與科技

      一、問題提出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持續推進,城市擴張、城中村改造、異地搬遷等項目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群體———拆二代。他們一方面經歷了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生活、生產狀態被打斷;另一方面受工作技能不足、學歷較低等制約,他們流入城市的“次勞動市場”中(芮正云,2018),從事著低門檻、低收入的工作。不少拆二代青年,因為社會環境急變、心態缺乏調適、工作技能不足、理財能力欠缺等原因,很快陷入“坐吃山空”“游手好閑”與“返貧”的危機(芮正云、方聰龍,2017)。

      城鎮化過程中,拆二代青年既從拆遷活動中獲得利益,也會因為新環境與舊慣習的強烈震蕩而陷入人生困境。既有的對“農轉居青年”“新發展社區青年”“城郊青年”等拆二代群體的研究,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了考察。宏觀層面的研究主要關注城鎮化的過程如何使青年處在社會遵從和越軌的臨界點,從而對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王燕鋒、陳國泉,2010)。如李春玲(2015)發現,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社會背景下,部分“不求學、不就業”的“80后”“90后”尼特族青年成為需要社會關注的不安定因素。微觀層面的研究主要從個體化的兩個視角進行解讀:其一,從拆二代青年個體再社會化的視角來反思該群體適應社會的問題(周曉春等,2016);其二,以拆二代經濟基礎優勢為切入點,探討其個體化社會發展能力的問題,如創業意愿與動力等(芮正云,2018;芮正云、方聰龍,2017)。

      整體來講,學界有關拆二代群體的研究文獻大多基于二手材料,通過深入田野個案真實反映該群體的生活、生產狀況的并不多。并且,中國社會公眾對拆二代群體的認知大多建立于媒體對極端例子的負面報道。所以本文從田野調研出發,關注并探索這一特殊群體身上的“青年問題”。調研顯示,大多數拆二代在物質、家庭、職業等方面步入低發展意愿、弱能動性的困局。這引起筆者及所在團隊的研究興趣,也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為何拆二代會表現出弱能動性?

      當前分析青年能動性問題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路徑。第一,“青年適應論”認為當代青年在遭遇現代性沖擊后遇到了層出不窮的能動性困境,如近年涌現的“喪文化”(意娜,2018)“佛系青年”(陳賽金、陳超俊,2018)“錦鯉青年”(蔣建國,2019)等現象。青年群體類似精神勝利法的低欲望、低期待,是對高壓現代社會一種“應激反應”。這無異于早年間學界對“宅男宅女”等現象的探討,認為青年問題不應單獨歸為一種群體或個體的癥候,因為“個體遭遇”往往隱匿著“社會世界深層次的結構性張力”(郭于華,2011)。第二,對一些青年負面現象進行解讀的“青年消失論”。如周曉虹(2015)提出的“世俗青年”,便與“革命青年”“激進青年”大不一樣,認為暮氣沉沉的青年在國家與社會的劇變中“逐漸消失”(金理,2018;胡疆鋒,2011)。

      而其中的內在機制,包括精神文化、物質經濟、代際關系等方面都值得進一步解讀。筆者以及所在團隊分別在以下兩地進行了為期20天和10天的田野調研:2018年10—11月在江蘇省蘇州市Y拆遷安置社區①,2019年3月在湖北省武漢市L遠郊村。通過半結構式和無結構式訪談,調研團隊對拆二代青年、拆二代父輩、社區(村)干部等展開調研,圍繞拆二代群體的生活狀態、家庭關系、未來規劃等內容進行了考察。

      調研點的選取上,一是考慮蘇州和武漢兩地是我國東中部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域,二是為了從更廣泛的經驗事實中尋求共同的邏輯。調研發現,兩地經濟社會雖存在區域差異,但拆二代都呈現出能動性“被圍困”的群體表征,他們在“個體—家庭”雙重結構性語境下“安于現狀”“父母在,不遠游”“好男兒何必志在四方”。筆者試圖描繪社會轉型中拆二代的“迷失圖景”,剖析拆二代青年日常生活邏輯、弱能動性實踐表征與發生機制。

      二、拆二代青年弱能動性實踐表征

      (一)何為拆二代“弱能動性”

      區別于哲學和心理學,社會學家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就嘗試打通結構與能動性之間的二元對立。吉登斯(Giddens,1984)的結構化理論將能動性論述為“個體在結構性資源和限制下能動地做出自主選擇”;布迪厄(Bourdieu,1993)進一步提出“慣習并不是個體自由意志下自發形成的,而是源自個體在不同社會場域內的持續互動”。兩人將“結構與能動”定義為彼此互構的兩要素,極大地推動了能動性相關理論發展。當然,將上述對能動性的詮釋置于拆二代群體的現實經驗之上,仍有些模糊、晦澀。但這不妨礙我們從———外在結構變遷對個體能動性影響———這一視角來把握拆二代弱能動性產生的基礎表征與影響機制。

      若將“能動性”從理論內涵的維度降低到具體的個體的需求層面,比如結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具化為生存、安全、尊重與自我實現這四個層次時,那么拆二代群體在生存和安全層次的能動性有著充分的保障之外,在尊重和自我實現的層次則表現為弱能動性。本文將拆二代“弱能動性”還原到具體生活情景之中,從職業選擇、社會關系、婚配模式等方面進行剖析、呈現其弱主體性的存在表征。筆者并非問題化該群體,而是在社會事實的基礎上,解讀該群體與其他群體的差異性,以小見大地窺探整個城鎮化浪潮對成長中的青年群體所產生的影響。

      (二)拆二代弱能動性的多維呈現

      1.物質層面:拆出來的“躺贏一代”

      拆遷安置所帶來的經濟賠付造就了特殊的青年群體———拆二代。在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視角下,拆二代的行動場域、慣習都發生了重大變遷,經濟物質基礎的變化無疑對他們行為方式、精神世界、價值觀等都帶來極大影響。“拆出來”的豐腴物質條件,使得他們時常陷入新聞媒體中炫富、賭博、吸毒、斗毆、巨嬰、媽寶、啃老等負面形象的報道,這也污名化了該群體。調研中發現,拆二代的生活態度與人生價值觀并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斷裂與崩塌,而是在行動邏輯上呈現出兩種偏向,即“求穩”與“體面”。求穩邏輯指的是,當拆遷家庭在短期之間獲得財富后,家庭經濟資源的支配權主要仍由父代掌控,所以拆二代生產生活秩序變動較小,高度依附于父代經濟權威。我結婚后,工作就在附近,住的離兩邊老人都很近,一是圖個穩定;二是以后照顧老人也方便。我基本是每天都換著地方住,過上了兩頭走的生活。(201810-A-Z,Y社區)體面邏輯則根植于拆二代對傳統鄉村生活的剝離、對城市生活的期望。拆遷安置賠償下的還建房、商品房滿足了拆二代青年對城市房產的需求。基于消費觀念建構的趣緣關系文化,則滿足了青年群體對體面的追求。

      例如:我一位朋友,家里最多的有7套房,什么概念,以后交稅要交垮他!我們一般的也就4套左右,目前也沒什么壓力,找個安定體面的活兒就行。你看看社區里工作的那個小姑娘,開著保時捷來上班,圖什么呢?(201811-A-Z,Y社區)以前也會跟老婆一起出去,什么都買,吃吃喝喝,很少在家吃。現在自從生了孩子,基本都在家吃,外面都吃煩了,還是家里好。(201811-B-F,Y社區)拆遷對新興城市家庭關系和家庭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拆二代不再擔心因資源匱乏而引發的家庭代際、代內分配失衡危機。他們的城市化壓力要遠遠低于農村青年。誠然,拆二代也有“坐吃山空”的危機,所以他們格外重視對孩子的培養。

      2.社會層面:游離的社會關系與低層次職業選擇

      (1)“城鄉之間”游離的社會關系網絡城鎮化帶來居住空間的變革,讓自然村落依親緣、地緣延展的空間格局被標準統一的集中安置所替代。物理空間格局的變化,帶來了傳統社會關系網絡的疏離。同時,城市生活、生產體系相互分離,新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心逐漸向生產關系轉移。拆二代社會關系網絡呈現出城鄉兩面特性:生活在“村”與生產在“城”。首先,生活關系網絡在“村”。

      拆二代的父輩基本保留著鄉土社會的人情關系圈。這使得拆二代的生活中體現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轉型的張力。對鄉村親屬、親緣關系的留戀與持守,是拆二代父輩生命周期后階段最為重要的人生意義與價值歸屬,也是他們為嘗試搭建傳統家庭倫理關系網絡作出的最后努力。

      三、拆二代青年弱能動性的影響機制

      (一)職業競爭:人力資本不足與現實逃避

      城鄉戶籍制度分立的現狀下,農村戶籍人口進入城市主要通過考學、參軍專業、招工等方法。拆二代在戶籍與區位上占據雙重優勢,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就業,相較于農籍青年,能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與就業信息。L村的拆二代陳某在拆遷后于新居附近的商貿公司上班,不過每個月村里發拆遷補貼600元,他照常來領,這樣夫妻二人2000多元的工資就多了一點保障。他表示:“房子有兩三套,也沒想著換工作,錢夠花就行了。這不,二胎剛生,老婆沒法工作,準備再租出去一套。

      ”調研中L村有很多像陳某這樣初中學歷,拆遷分房之后愿意留在附近小公司上班,依靠房租和社區福利過日子。拆二代群體愿意從事公司文員、社區工作人員、門衛等工資水平與社會地位相對不高的職業。這是因為大量懂技術、能吃苦的鄉村青年開始進入大城市務工,而大部分高技術含量、高能力要求的就業機會已被受過良好教育或社會關系網絡更為發達的城市家庭子代所占據。拆二代青年囿于職業技術、人力資本、吃苦意愿等多方劣勢,一般從事技術要求低、相對輕松的工作。他們安于現狀,向上流動的動力不足。但與此同時,拆二代青年又將自身歸類為底層人士。

      (二)家庭吸納:父代支持延長與傳統倫理牽制

      1.代際支持:人生任務延長與價值侵占

      費孝通(1988)將中國代際支持解讀為“反饋式模式”。然而受現代性與市場化的全面沖擊,傳統代際倫理體系下的“支持—反饋”平衡結構被逐漸打破。在新型城鎮化的轉型時期,“接力式進城”讓父代肩負了巨大的代際責任,出現了代際重心不斷下移,父代對子代無限付出的情況。Y社區的警務室輔警小王之前在西藏當過兵,家里拆遷安置之后就選擇退伍。

      婚后夫妻雙方各有兩套房產,小王去往派出所工作。父親兩人都非常忙,孩子基本交由雙方父母輪流照顧,當問及今后父母的養老問題,他表示“這個不是問題,現在社會養老體系越來越發達了,養老院給足錢就沒問題。而且父母身體還很好,他們比我們掙得多多了(笑)。”小王的工作需要長期在崗,家中照料孫輩的任務理所應當地落在其父母身上,他們基本包攬了小兩口和孩子日常生活的所有雜務。

      調研發現,老人們對于自身養老都“不太指望”子女,一是子女經濟能力有限,二是社會市場化養老正不斷完善。拆二代與父代的代際支持模式,更接近西方語境下的“接力式”關系。讓子代更好地在城市立足、“走向中產”成為父代新的本體性價值與社會性價值。父代延長代際支持周期的現實基礎在于:養老反饋已無須成為代際交換的充要條件,村改居基本的福利保障已對標城市居民的基準,父代即便從“自養”進入“他養”階段,經濟基礎、思想觀念都足以讓他們擺脫“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路徑。父代人生任務鏈條不斷延伸、不斷“侵占”子代自我價值,這進一步消解了拆二代“走出圍困”的動力。

      2.隱性吸納:孝悌倫理牽制與割舍無力

      父代無限付出且“不求回報”促使拆二代通過“孝道”來維系代際交換。農村青年務工在城,與父母兩地分居。城市青年踐行孝道同樣面臨著留守與外出這兩條路徑,子代給予的精神慰藉與物質關懷,是緩和代際關系走向斷裂的倫理性回饋。Y社區的拆二代趙某,婚前在深圳一家機械廠工作,與大學所學的專業比較對口。工作兩年后,父母一直堅持讓他回來。他認為“之前在廣東的工資比現在高,沒辦法,做兒女的。

      不過后來一想父母也是對的,總在外面‘漂’也不是辦法,還是要回他們身邊的。”趙某回歸父母身邊之后,就在父母介紹下結婚成家了。以前“想闖一闖”的念頭也基本擱置了。可見,拆二代青年踐行孝道的機會要遠多于農村青年與其他城市青年。反過來,拆二代父輩也在孝悌倫理中對拆二代產生心理依賴。拆二代青年“被圍困”在家庭之中,也并未出現個體化的傾向(劉汶蓉,2016;鄭丹丹,2018)。代際互動鏈條的完整性與傳統性,加強了對拆二代的“圍困”。

      (三)精神困局:主體成長性迷失與轉型異化

      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轉型時期,市場化中諸多負面因素開始侵蝕青年群體,周曉虹(2015)就指出當代青年是“世俗青年”,他們的生活實踐重心逐步瓦解。在L村進行調研時,筆者發現與Y社區不同的是,由于其拆遷安置則歷經了漫長的十幾年,當地拆二代基本是處在“等拆遷”及“要拆遷”的環境中。他們對于財產的強烈期盼,阻礙了其財富觀、價值觀的正常養成。

      例如,一位拆二代表示:“我們這里說拆遷,都說了整整十年了,隔壁村還有部分沒拆。我是眼睜睜看著湖邊的房價從4000漲到12000(元),當時哪里想到這個呢,如果當時家里多入手幾套,現在還需要工作嗎?”這種話語在該群體中異常普遍,一方面他們對拆遷可能帶來的財富抱有期待,另一方面拆遷活動本身也推動了其家庭生計模式的變遷。L村以前是當地城市“菜籃子”工程基地,蔬菜種植一直是維持家庭生計的重要來源,直至政府下屬的拆遷公司統一征收了農地,L村開始進入“就近務工”時代。

      四、討論與反思

      拆二代青年弱能動性表征及其影響,映射了整個轉型過程中社會個體從傳統走向現代“搖擺不定”的心理狀態與行為邏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流變性將當代社會重塑為“城鄉共同體”,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社會關系斷裂了,這為個體帶來“存在性焦慮”與社會認同困境。青年群體,尤其是歷經“鄉—城”轉換的拆二代們,處在“傳統到現代”節點上。如上述,拆二代青年不該“被問題化”,那么如何在物質財富、家庭結構、社會關系中理解拆二代?在他們的生活世界中,“啃老”“敗家”等外界負面稱謂是否表征了其生活邏輯的全部?本文就這兩個問題給出了經驗性的解讀。

      青年的人生還未定型,從青年成長與個體身份確立的角度來講,“既要歸功于對其他群體、事件和觀念等的‘否定性’反應,也同樣要歸功于對于一些特定傾向的‘肯定性’的回應”(霍爾、杰斐遜,2015)。家庭、社會這兩大結構性要素決定了青年“否定性”與“肯定性”的雙重身份認同。當然,“拆二代”這個標簽化的身份不應成為其成長之路上的牽絆。

      經濟方向論文投稿刊物:《農村經濟與科技》雜志是農業綜合類中文科技期刊,創辦于1990年,月刊,大16開,內文64頁,是湖北省農科院主管,湖北省農業科學院與農村經濟與科技雜志社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綜合類農業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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