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各國推動和完成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一個完整的發展框架和一套明確的發展目標以及參考標準，該目標由17個總體目標和169個具體目標組成，有244項指標。 將指標分解為一般指標、國別指標和分組指標，對剔除國別指標
摘 要：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各國推動和完成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一個完整的發展框架和一套明確的發展目標以及參考標準，該目標由17個總體目標和169個具體目標組成，有244項指標。 將指標分解為一般指標、國別指標和分組指標，對剔除國別指標后的211項一般指標和分組指標按照數據可獲取程度分為直接可獲取數據指標、間接/修正可獲取數據指標和未統計/不能獲取數據指標等3類進行分析。 根據中國SDGs目標完成得分情況，結合中央和各部門發展目標任務，將17個目標分為優先完成目標、確保完成目標和推動實現目標等3類并確定每類目標進程的時間節點，并對中國更好地實現SDGs從數據統計和指標完善方面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可持續發展目標; 數據獲取; 目標進程分類
為持續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2015年9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在紐約召開，通過了《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 SDGs 由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組成，通過構建可量化、具有可靠性和可獲得的數據衡量各國完成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程度。 中國的法定統計數據與聯合國統計數據在統計口徑上存在一定的差異，部分統計標準和統計結果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不一致。 目前，距離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還有10年的期限，中國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套既能滿足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要求又符合國情的數據統計和管理體系，將可持續發展相關數據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所要求的指標對接。
可持續發展論文范例：“農超對接”模式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
從文獻梳理情況來看，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的單個發展目標或指標(尹艷華和張靜，2019)、數據處理和標準化(肖禾等，2018)、地球大數據應用(王卷樂等，2018)等進行，從可持續發展指標數據的獲取性角度開展SDGs的研究不多。 朱婧等(2018)首次從指標和數據本身的完善程度考慮，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指標分為3類。 從中國SDGs指標數據獲得視角出發，根據當前SDGs指標在國際上的得分情況，結合中國可持續發展要求對下一步目標進程開展分類，逐步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統計口徑、數據收集標準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指標相對接，指導中國下一階段可持續發展實踐和實現中國承諾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一、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框架構成情況
(一)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框架制定
為持續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2015年1月聯合國大會明確提出全球應制定“一個發展框架，一套發展目標”。 2015年9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在紐約召開，193個成員國在峰會上通過了《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目標框架由17個總目標組成，包括169個具體目標，分解為244項指標。 該目標框架為世界各國推動2030年可持續發展進程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參考標準，引導各國用量化的數據科學評價和衡量可持續發展目標進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在“同一個世界”的精神下達成的，因此相關活動不僅關涉發展中國家的進步，而且需要所有國家做出相應的調整(庫恩，2017)。 SDGs吸取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的教訓和成功經驗(熊青龍，2014)，體現了國家之間的平等性(葉江，2016)。
(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框架總體情況
SDGs框架由17個總目標組成，是2030年議程的核心內容，其中第17項目標是為其他的16個指標提供服務的。 SDGs符合更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于可持續發展的普適性目標。 伴隨著國際社會環境的發展和變化，新的發展目標應涵蓋更大的范圍，全球可持續發展也應當面向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持續能力的提升。 LU等(2015)認為，SDGs涵蓋的169項具體目標中，至少有91項需要進一步細化，僅有29%的具體目標有明確的界定，其他目標則模糊不清、難以度量。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中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帶來歷史性機遇，也是向國際社會宣傳生態文明、“一帶一路”倡議和分享消除貧困理念的重要機遇(孫新章，2016)。 因此，目標的分解是中國更好地執行該目標框架的第一步。
(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框架的目標分解
為了便于考核發展目標的實現程度和數據的獲取，本文將244項指標分解為一般指標、國別指標和分組指標3類。 其中，國別指標是指聯合國開展的以國家為單位的指標，其統計數據都為1，即全國; 47個分組指標需要按照性別、年齡、城鄉等類別進行分組統計。
二、中國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數據的可獲得性分析
數據可獲得性的分析對于中國查找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差距、建立全球合作伙伴關系、考驗政府履責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外交部2017年8月發布的《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展報告》和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提供的相關數據，首次對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244個指標執行情況進行了梳理。
(一)SDGs框架下中國目標數據可獲得性分類
根據數據獲取情況，將表1中33個國別指標剔除后剩余的211個指標分為直接可獲取數據指標、間接/修正可獲取數據指標、未統計/不能獲取數據指標等3類。 直接可獲取數據指標是在《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展報告》和其他官方統計資料當中可以找到的數據，間接/修正可獲取數據指標是該指標可以通過將中國官方統計資料當中的數據進行換算從而滿足“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全球目標框架”當中要求的指標統計口徑，未統計/不能獲取數據指標是該指標不符合中國國情或者尚未開展相關統計。 其中，直接可獲取數據的指標有84個，間接/修正可獲取數據的指標有98個，未統計/不能獲取數據的指標有29個。 總體來看，直接可獲取數據的指標和間接/修正可獲取數據的指標各占一半，而未統計/不能獲取的數據只是少數。
(二)SDGs框架下中國目標數據可獲得性分類研究
1.直接可獲取數據指標
通過梳理中國官方發布的全國和行業的統計數據和資料，能夠直接在統計年鑒、統計公報、普查、抽樣調查、年報月報等獲取的公開統計數據和資料中，17個發展目標中直接可獲取數據涉及16個發展目標、67個具體目標，包括84項指標。
2.間接/修正可獲得數據指標
通過梳理中國官方發布的全國和行業的統計數據和資料，例如統計年鑒、統計公報、普查、抽樣調查、年報月報等發現，其計算方式和統計口徑與國際標準不一致，與SDGs要求的指標有一些差別，但是部分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統計數據的推算或者修改指標統計口徑來間接獲取，這一類指標涉及17個發展目標、78個具體目標，包括98個指標。
通過間接/修正可獲得數據的指標代表有：指標“1.a.1 由政府直接向減貧方案分配的國內產生的資源比例”可以用扶貧開發投入資金占GDP比重這一數據通過計算間接獲取; 指標“12.4.2有害廢物人均生成量和處理的有害廢物的比例，按處理類型分列”可以用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這一數據代替。
3.未統計/不能獲得數據指標
在SDGs當中，還有一部分指標是未統計/不能獲得數據的指標，這部分指標目前還未納入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當中或者是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未統計/不能獲得數據指標不能直接在統計年鑒、統計公報、普查、抽樣調查、年報月報等公開發布的統計數據和資料當中直接查詢到或者通過對公開發布的統計數據和資料進行計算、推算得到。 這一類指標涉及10個發展目標、27個具體目標，包括29個指標。
未統計/完全不能獲取數據的指標中，如指標“5.3.2 15至49歲女童和婦女中生殖器被殘割/切割過的人所占比例，按年齡分列”的數據完全不能獲取，不符合中國國情。 對于這些未開展統計的指標，可以通過官方定期開展專項調查來收集數據，在已有的統計指標中新設立指標開展統計或者通過技術手段測量推算。 例如，指標“9.1.1 居住在四季通行的道路兩公里之內的農村人口所占比例”，可以借助地理空間技術和大數據開展估算。
(三)指標數據獲取情況的總結分析
對于直接可獲得數據的指標，總體來看中國的數據統計較為全面、質量較高，部分數據已經遠遠超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所規定的數值，例如貧困和健康領域。 對于間接/修正可獲得數據的指標數量較多，雖然這部分指標不能直接從當前官方的統計資料當中獲取，但是實際上中國已經在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對于未統計/完全不能獲取數據的指標，其中一部分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全球目標框架”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發展差距，例如，發展目標“14海洋領域”的數據比較欠缺，可持續發展教育、政府管理等領域的數據也比較薄弱。
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UNSDSN)和貝塔斯曼基金會聯合發布的《2017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指數和指示板報告》，從中國SDGs完成情況來看(表4)，對比中國的17個發展目標得分、中國在全球的排名以及參與排名國家數量來看，中國可持續發展總體情況較好，遠遠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其中，發展目標“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得分為99.5分，接近滿分; 其次是發展目標“6為所有人提供水和環境衛生并對其進行可持續管理”得分較高，為88.2分。 這些目標的實現充分表現中國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對扶貧開發、衛生健康以及生態環境工作的重視。 對于一些得分較低的發展目標，如分配平等、創新發展、應對災害、生態環境、海洋資源等，是中國當前發展面臨的工作難點。 公平正義、環境問題、海洋資源保護與開發、氣候變化等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的挑戰(薛瀾等，2017)。
三、中國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進程分類
孫新章等(2012)建議各國應當在全球目標的框架下，根據本國可持續發展的優先事項制定相應的目標。 彭斯震等(2015)提出制定面向2030年的中長期國家可持續發展目標和面向2020年的具體、可操作、可衡量的近期目標。 為了更好地推動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與中國扶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等各階段性目標保持一致，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與中國未來的各項階段性目標進行統一。 本文首次按照各個目標完成程度、實施難度和中國落實SDGs完成情況得分對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當中的17個發展目標進行分類，分為優先完成目標、確保完成目標和推動實現目標等3類。
中國實現SDGs三大目標分類與當前中國制定的一些發展規劃和任務目標基本吻合，例如《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模式方案十年框架》《中國制造2025》《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2015~2030年)》(李曉西，2017)。
(一)優先完成目標：2020年目標
優先完成目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一致，具有約束性、根本性，是2020年必須提前完成的目標。 從中國SDGs完成情況得分和數據的可獲得性來看，其在總的17個發展目標當中得分最高，最容易完成。 優先完成目標對于實現中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具有基礎性、根本性、全局性意義。 優先完成目標與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有機結合，是確保其他目標實現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 中國將全面消除貧困作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重點及早期收獲(葉江，2016)。 中國在消除貧困、消除饑餓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前必須要完成的約束性指標。
(二)確保完成目標：2025年目標
確保完成目標具有整體性和全局性，為階段性完成的目標，需要通過統籌協調、分步實施來逐步完成。 確保完成目標稍晚于優先完成目標，確保在2025年前完成。 從數據的可獲得性來看，確保完成目標的指標數有72個，主要分布在間接/修正可獲得數據指標當中，指標數為39個，而直接可獲取數據指標和未統計/不能獲得數據指標數量相對較少，分別有17個和16個。 從中國落實SDGs完成情況得分來看，確保完成目標涉及6個發展目標，其中有5個目標得分都在60分及以上，發展目標4和發展目標12得分均超過70分，只有發展目標10得分低于60分。
確保完成目標有具體指標數，確保完成目標要從剛剛達標的60分到高水平的90分，下一步需要實現跨越式發展。 例如，發展目標“4確保包容和公平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涉及公平的優質教育目標; 對于發展目標10，盡管目前的得分低于60分，但是其具體指標的收入、稅收等與優先完成目標中的目標“8經濟發展”緊密相連，如果目標8指標能順利實現，發展目標10也能順利完成。
(三)推動實現目標：2030年目標
推動實現目標具有引領性、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特點，為高層次發展目標，需要的時間較長，要通過技術攻關、創新發展、機制體制改革和國際合作才能完成。 從中國落實SDGs完成情況得分來看，推動實現目標中的5個發展目標得分均低于60分，因此短期完成的難度較大。 從數據的可獲得性來看，推動實現目標的指標數有47個，主要分布在直接可獲取數據的指標當中，指標數為22個; 而間接/修正可獲得數據的指標和未統計/不能獲得數據指標數量相對較少，分別有16個和9個。
推動實現目標是當前中國踐行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完成這些目標面臨幾個方面的挑戰：一是所處的發展階段面臨全面轉型的挑戰，從經濟發展來講，傳統的依靠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經濟增長驅動力已經明顯減弱，我們處在轉型、轉變形成新驅動力的階段; 二是生態環境問題短板凸顯，自然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問題等尤其明顯; 三是應對自然災害和全球氣候變化準備不足的挑戰，從基礎設施建設到應急管理，都有許多空白需要填補; 四是從承擔國際責任的角度來說，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需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對自身能力是一種挑戰。
四、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統計數據和指標完善建議
當前中國建立的各種統計制度和統計口徑與SDGs要求存在一些差異，實踐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過程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開展國際合作、傳播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機遇。 因此，有必要對當前的一些統計口徑和統計辦法進行修改和調整，逐步與國際接軌。 同時，為了更好地實現SDGs，也要考慮中國的國情、省情和地方實際，讓SDGs符合中國發展階段和服務于各項發展目標進程，因此也要將SDGs指標進行修改完善并建立監控制度，確保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實現。
(一)統計數據更加精準化，更加有針對性
SDGs框架構造包括繼承性、包容性、普遍性、靈活性、可測度性等原則(熊青龍，2014)。 普遍性、靈活性和可測度性的要求需要各國用大量精確的數據統計作為支撐和說明，尤其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中一部分指標的指向非常明確，要求專門按照年齡、性別、城鄉分別開展有針對性的統計，尤其是對婦女、兒童、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更要專門進行統計。 因此，中國在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過程中應當注重統計數據的精準化和針對性，將一些重要指標按照年齡、性別、區域分列分項開展統計。
(二)進一步調整統計口徑，逐步與國際接軌
國家層面上，SDGs已經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2015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將“主動參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寫入全會公報。 統計公報、統計年鑒、政府工作報告等官方發布的數據在統計口徑上應當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當中的指標進一步保持一致，尤其是一些重要指標需要調整統計口徑。 聯合國環境署的主要職能之一是對全球環境問題的監測、評估和預警，且議程第75段提出將支持發展中國家加強其統計局和數據系統的能力(楊曉華等，2018)。 這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些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應盡快與國際接軌，便于國際比較，查找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差距。 由于中國區域發展具有差異性，與國際接軌的統計數據還便于將國內區域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展比較，更好地促進均衡發展。
(三)修正完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指標，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
2015年9月25日，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上，與會193個成員國共同表決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同時SDGs也經過了多輪磋商。 但是由于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各國在執行SDGs過程中必然要與本國實際相結合。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基礎上再奮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SDGs恰好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時間節點相一致。 因此，將SDGs的部分指標進一步修正，將17項發展目標與中國國情密切結合起來，融入地方層面的發展戰略與政策，與中國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各項目標要求相銜接，將SDGs各項指標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項要求。
(四)建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指標監控制度和定期報告制度
由于SDGs指標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所涉及的行業部門較多，并且不同發展目標的難易程度、時間緊迫性和自身的基礎等不一致，因此影響SDGs指標的不確定性因素太多。 建立一套SDGs指標的執行監控制度，分別從優先完成目標、確保完成目標、推動實現目標等3個方面按照時間節點對涉及的指標進行分類監控。 建立規范化的監測機制，首先確定好需要追蹤分析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構建數據庫(呂永龍等，2018)。 在監控制度之下建立指標跟蹤機制和定期報告制度，每年定期對發展目標、具體目標和指標實現進度發布監測報告，尤其是對一些尚未開展統計的指標，需要基礎創新和機制體制創新才能完成的指標要盡快落實。
參考文獻：
[1] 貝特霍爾德·庫恩. 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中的中國角色與挑戰[J].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 49(4).
[2] 李曉西. 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中國的實施[J]. 社會治理, 2017,(6).
[3] 呂永龍等. 關于中國推進實施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若干思考[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8, 28(1).
[4] 彭斯震, 孫新章. 后2015時期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治理與中國參與戰略[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5, 25(7).
[5] 孫新章等. 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中有關問題的思考[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2, 22 (12).
作者：鄒 波1 朱 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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