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異質性視角下農民工多維貧困測度及分解

　　摘要：文章運用CFPS數據構建農民工多維貧困測度指標體系，從行業異質性視角探究農民工貧困狀況。研究結果發現：農民工大部分指標的貧困發生率都呈逐年遞減趨勢，慢性病、身體質量指數和工作時間導致的貧困發生率呈逐年遞增趨勢，而居住擁擠、公積金和組織參與等存在“貧困固化”現象。貧困發生率由高到低的行業分別為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技術業和其他行業，建筑業和服務業農民工的多維貧困指數相對較高，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呈“螺旋式”下降趨勢。不同指標對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的貢獻都存在較大差異，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主要由年收入、非學歷教育、互聯網使用、公積金和組織參與等指標所貢獻，而收入貧困貢獻率呈現明顯的行業差異。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多維貧困程度更為嚴重，且農民工在教育、生活和工作維度要比城鎮居民的貧困程度更高。

　　關鍵詞：農民工;行業異質性;多維貧困;貧困分解

　　0引言

　　農民工作為城市中的易貧群體，其貧困問題備受關注[1]。眾多學者將農民工視為同質群體，從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等維度展開研究，隨著社會經濟和農民工自身的發展，農民工在年齡、職業和思想等方面開始劇烈分化，學者則逐漸放開農民工群體同質性假設，嘗試從異質性角度分析農民工問題[2]。目前已有學者從性別、代際、婚姻等視角分析農民工貧困問題[3，4]，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農民工貧困研究，為把握農民工貧困特征和構成機理提供了有力支撐。但農民工區別于農民的主要方面為職業差異，不同職業或行業選擇會較大程度影響農民工的貧困狀況，遺憾的是，目前學術界較少從職業或行業選擇角度探討農民工貧困。

　　厘清不同行業農民工貧困的差異對理解和解決農民工貧困至關重要，因此，從行業異質性角度分析農民工貧困的行業差異已經迫在眉睫。大多學者最先從定性層面分析農民工貧困，也有學者嘗試運用數據測度農民工貧困，主要以收入或消費等單一指標來衡量。

　　隨著人們對貧困研究的不斷深入，多維分析逐漸成為研究貧困問題的共識[5]，但貧困的維度和指標并無統一標準，形式多樣的測度體系將導致研究結果缺乏可比性，制定一套符合農民工貧困特征、規范科學可操作的指標體系至關重要。關于農民工行業的差異研究。農民工研究近年呈現井噴狀態，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從職業或行業視角研究農民工行為。姚俊(2010)[6]發現職業流動能增加農民工工資，有助于農民工擺脫“合法化”的低工資安排。姚先國等(2013)[7]發現不同職業流動會影響農民工收入效應，相同職業流動會對收入產生性別差異效應。趙維姍和黃廣忠(2017)[8]發現不同行業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有所差異。

　　汪潤泉和趙彤(2018)[9]從不同行業視角分析農民工參加職業養老保險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可以得出，已有研究更多是從職業或行業視角分析農民工的收入、消費和工作穩定性等，較少分析農民工貧困問題。農民工在從“流出地”(農村)向“流入地”(城市)遷移的過程中會產生職業分化，不同行業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工作模式和生活環境有所差異，從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農民工貧困。關于農民工行業劃分的研究。目前對農民工行業類型沒有統一劃分標準，姚先國和俞玲(2006)[10]將農民工分為技術管理人員、公司職員、批發零售人員、服務人員、生產工人。楊肖麗和景再方(2010)[11]將農民工劃分為力工和零工、服務銷售人員、技術工人、公司管理人員、私營業主和其他類。

　　陳明(2013)[12]將農民工劃分為個體戶、臨時工、長期工和固定職工。呂曉蘭和姚先國(2014)[13]將農民工劃分為體力工人、低技能和一般工作人員、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和個體經營戶。夏怡然(2015)[14]把農民工劃分為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和生產人員。歐陽博強和張廣勝(2018)[15]把農民工劃分為家庭或者企業幫工、無固定雇主、有固定雇主和自我雇傭。以上農民工劃分大多是基于行業大類，既有重合又有差異。

　　考慮到劃分類型過多會存在數據支撐不夠的問題，本文在前人總結的基礎上，把農民工劃分為5種類型，即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技術業和其他行業①。綜上所述，目前缺少一套科學規范可操作的貧困測度指標體系考察農民工貧困，本文擬構建一套符合農民工貧困特征的測度指標體系，嘗試解答不同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的特征、何種指標的多維貧困貢獻率最高及與城鎮勞動者的貧困差距是多少等問題。

　　1研究數據與方法

　　1.1研究數據

　　本文數據為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涉及我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包括家庭生產經營、教育、健康和生活等方面。根據農民工定義，對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數據進行匹配，篩選出連續4年被調查的1402名農民工和1550名城鎮居民。

　　2農民工多維貧困測度結果

　　2.1不同行業農民工各指標貧困發生率

　　農民工大部分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呈現逐年遞減趨勢，非學歷教育、互聯網使用和工作合同的下降幅度較大，但也有部分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在逐年遞增，慢性病、身體質量指數、工作時間尤為明顯。而居住擁擠、公積金和組織參與等指標存在“貧困固化”現象，表明近年來這些方面的貧困問題沒有明顯改善。非學歷教育、戶籍歧視和組織參與指標的貧困問題最為嚴重。

　　從4年貧困發生率的均值來看，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大部分指標貧困發生率都最高，其次是服務業，然后是建筑業和技術業，從事其他行業的最低。制造業農民工的非學歷教育、互聯網使用、公積金和組織參與指標的貧困最嚴重，各行業農民工的年收入、自評健康、貧富歧視和戶籍歧視的貧困程度不高。從貧困發生率的年度變動趨勢來看，不同行業農民工各指標貧困發生率從高到低的順序依然是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技術業和其他行業。除建筑業農民工之外，其余行業農民工年收入、非學歷教育、互聯網使用、工作合同和工作五險的貧困發生率都呈現下降趨勢，而建筑業農民工這幾個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卻不斷上升。各行業農民工的自評健康、慢性病、身體質量指數、工作時間和公積金指標的貧困發生率也呈現上升趨勢，且自評健康和工作時間的上升幅度更大。

　　2.2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分析

　　不論k為何值，不同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均存在明顯差異，2010年各行業農民工貧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建筑業、其他行業、服務業、技術業和制造業，2016年各行業農民工貧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建筑業、服務業、技術業、制造業和其他行業，說明建筑業和服務業農民工的貧困程度更高。

　　當k=1時，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結果依次介于0.12~0.14、0.04~0.07、0.091~0.098、0.044~0.046和0.01~0.12，各行業農民工貧困發生率依次介于32%~35%、10%~16%、21%~27%、11%~14%和2%~23%;當k=2時，各年度不同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發生率呈現出螺旋下降趨勢，建筑業農民工貧困的下降幅度更大，貧困發生率從k=1時的30%以上下降到k=2時的28%以下;當k=3時，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發生率分別下降到7%、4%、5%、2%和10%以下，2012—2016年建筑業農民工貧困程度仍然高于非建筑業農民工貧困程度;當k=4時，建筑業農民工的多維貧困發生率下降到2%以下，非建筑業農民工多維貧困發生率基本上都下降到1%以下;當k=5時，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發生率幾乎都為0。不論k為何值，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在4年間呈現“螺旋式”變動趨勢，但總體為下降趨勢，說明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在逐年緩解。

　　3農民工與城鎮居民的多維貧困對比分析

　　3.1農民工與城鎮居民的多維貧困發生率

　　從全國層面來看，各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在不同行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間表現出明顯差異。各行業農民工年收入、學歷教育、生活滿意自評和工作合同的貧困發生率要顯著高于城鎮居民貧困發生率。非學歷教育、互聯網使用、公積金和組織參與指標皆是各行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主要貧困因素，尤以制造業最為突出。自評健康、慢性病、身體質量指數和居住擁擠的貧困發生率在制造業、服務業和技術業較為嚴重，制造業農民工這幾個指標的貧困發生率要高于城鎮居民的貧困發生率，而服務業和技術業農民工這幾個指標的貧困發生率要明顯低于城鎮居民的貧困發生率。

　　互聯網使用、工作時間、公積金和組織參與的貧困發生率在制造業和服務業里較高，且農民工這幾個指標的貧困發生率明顯高于城鎮居民的貧困發生率。從各行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各指標貧困發生率的年度變動來看，制造業和服務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各指標貧困發生率普遍較高，其他行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各指標貧困發生率普遍較低，但總體來看，不同行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大部分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呈現逐年遞減趨勢，說明農民工多維貧困得到緩解。

　　4結論和建議

　　本文采用2010—2016年CFPS數據構建農民工多維貧困測度指標體系，區別于以往從性別、代際和婚姻等個 體特征角度，從行業異質性視角測度及分解農民工多維貧困。研究結果發現：農民工大部分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呈現逐年遞減趨勢，但慢性病、身體質量指數和工作時間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呈現逐年遞增趨勢，而居住擁擠、公積金和組織參與等指標存在“貧困固化”現象。

　　貧困發生率由高到低的行業分別為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技術業和其他行業，建筑業和服務業農民工的多維貧困指數相對較高，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呈現“螺旋式”下降趨勢。各指標對各行業農民工多維貧困指數的貢獻存在較大差異，各行業農民工的多維貧困主要由年收入、非學歷教育、互聯網使用、公積金和組織參與等指標所貢獻，且收入貧困貢獻率的行業差異較為明顯。

　　與城鎮居民對比來看，各指標貧困發生率在不同行業表現出明顯差異，各行業農民工年收入、學歷教育、生活滿意自評和工作合同指標的貧困發生率要顯著高于對應行業城鎮居民的貧困發生率，從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各指標貧困發生率普遍較高，從事其他行業的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各指標貧困發生率普遍較低;制造業和服務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多維貧困指數值比其余行業農民工和城鎮居民的多維貧困指數值要高，農民工多維貧困更為嚴重;農民工和城鎮居民間大部分指標的貧困貢獻率在不同行業差異較大，農民工要比城鎮居民教育、生活和工作維度的貧困程度更高。

　　農業論文投稿刊物：《中國農村經濟》(Chinese Rural Economy)創刊于198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主辦的中央級農村經濟權威性學術刊物。國內統一刊號：CN11-1262/F，國際刊號：ISSN1002-8870，郵發代號2-850。

　　總之，采用單一收入等經濟指標測度農民工貧困有失偏頗，農民工貧困內涵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迫使農民工測度需要從多維視角切入。要重點解決農民工健康和工作方面的貧困，防止農民工出現因病致貧現象，打破農民工部分指標“貧困固化”現象，需要厘清農民工城鎮化過程中融入城市的制約因素，真正實現農民工的城鎮化。加大對建筑業和服務業農民工的傾斜政策，縮小不同行業間農民工多維貧困差異。進一步完善同工同酬制度，保證農民工在城市中平等的工作機會和市民待遇，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給予農民工非學歷教育和子女學歷教育的基本保障，增強農民工內生脫貧能力，阻斷農民工貧困代際傳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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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朱磊,雷洪.論農民工的分類及其轉型[J].社會學評論,2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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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姚俊.流動就業類型與農民工工資收入——來自長三角制造業的經驗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0,(11).

　　[7]姚先國,焦曉鈺,張海峰,等.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工資效應與員工異質性——對杭州市企業調查數據的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13,(2).

　　[8]趙維姍,曹廣忠.農民工就業穩定性特征及職業類型的影響——基于全國13省25縣100村調查數據的分析[J].人口與發展,2017,23(4).

　　作者：彭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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