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市居民紅色記憶的建構路徑與代際差異

　　摘要：作為貫通于中國現當代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典型文化現象，紅色記憶宏觀層面的書寫、建構、傳承等話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與探討，但個體層面的紅色記憶研究相對空缺并亟待推進。為此，本文以紅色資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區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通過對36位當地居民的深度訪談，明晰了紅色記憶“宏觀—微觀”的建構路徑與結果，并詮釋了延安老中青三代城市居民的紅色記憶代際差異。研究發現，宏觀層面的記憶要素挖掘、敘事表達與資源活化構筑了居民紅色記憶的編碼、選擇與鞏固過程，促使當地居民生成富有時代特色的紅色記憶內容，并最終構建了老中青三代權威性、功能性及反思性的差異性紅色記憶體系。研究結果折射出記憶建構的社會力量與時代變遷對個體記憶塑造的重要意義，并為規范開展紅色記憶實踐，推進紅色記憶薪火相傳提供了理論參照。

　　關鍵詞：紅色記憶;記憶建構;代際差異;紅色資源;延安

　　作為一種特殊的集體記憶，紅色記憶是一個不斷延伸的歷史動態結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民眾追求獨立富強、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全部社會歷史實踐的印象積累[1]。紅色記憶印證了革命歷史，彰顯了紅色文化的獨特性和政權的合法性，對于國家認同、政黨認同、文化自信和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2-4]。

　　紅色記憶是一種愛國主義指向的文化心智活動，是人們對中國革命行動、精神和經驗等內容進行回想的能力，以是否有革命經歷為標準，紅色記憶主體被劃分為革命親歷者和非革命親歷者兩類[5]。革命親歷者往往經歷過革命戰爭等危及生存的事件，對革命精神存有切身體悟，其紅色記憶鮮活、深刻且高度一致[6]。非革命親歷者則是通過父輩、教科書和社會宣傳來接受紅色記憶信息，其記憶內容相對寬泛、抽象和單薄，深度感悟明顯不足[7]。

　　作為時間和空間共同規約的產物，記憶需要循環延續的社會時間結構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空間形態來搭載傳承[8]。但當前不斷涌現的社會記憶忘卻癥候，加之代際隔離，使遺忘日趨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新常態。紅色記憶也不能例外，其代際差異逐漸顯化，系統性消解的威脅依舊存在。為此，本文選擇紅色資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區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嘗試分析延安紅色記憶的建構路徑及結果，挖掘延安城市居民紅色記憶的代際差異，以期研究結論呼應時代與社會發展需要，為紅色記憶實踐、紅色記憶傳承與創新提供理論參考。

　　1文獻回顧

　　1.1集體記憶與紅色記憶

　　集體記憶是記憶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9]，它是社會、文化、歷史、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集體記憶具有四個內涵特征：第一，社會建構性。記憶不是歷史，不是對過去事件和場景的機械復制和靜態呈現[10]，而是在不同社會框架中相關利益主體不斷斗爭協商的動態結果[11]。

　　第二，群體性。不同社會群體各有其獨特的集體記憶，且只有活躍在群體中的人才會擁有該群體最為生動的記憶，小至家庭、組織協會，大到國家與世界都有自身的集體記憶[12]。在這里，“群體”是個體認知發生的社會語境，而不是認知本身的主體。第三，聯系性。集體記憶會將自我與環境、過去與現在、生活與傳說、隨機經驗與無意識慣例等不同層次的范疇聯系在一起[13]，共同構筑本群體的完整敘事體系[14]。

　　第四，遞減性。集體記憶雖然擺脫了個體生理生命周期的限制，但也存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減或遺忘的趨勢[15]。一旦群體成員不再記憶，那么集體記憶將走向消亡。集體記憶如此重要，以至于世界各民族和國家均將其作為體現自我意志和維持群體認同延續的首要大事，并致力于通過集體記憶建構活動來促進集體記憶的當代延續與傳承[16,17]。作為一種特殊的集體記憶，除了集體記憶的若干基本特性外，紅色記憶也具有其獨特性，其最為關鍵的內涵特征即“紅色”。

　　首先，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伊始，紅色就成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鮮明隱喻[18]，因此其記憶對象主要聚焦于1921年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戰爭相關的集體記憶，如紅軍長征、百團大戰等等。其次，“紅色”所象征的激情、熱血、革命精神與品質使得集體主義、崇高理想等成為紅色記憶的核心要義。是以，紅色記憶不等于紅色歷史知識，紅色歷史知識是歷史事實和真相的呈現，而紅色記憶更多強調情感性的存在[19]。最后，“紅色”富有強烈的政治意涵和國家色彩，紅色記憶是由紅色政黨根據自己的需要建構的產物，是政治權力推動下的官方主流話語，在當今中國社會具有主導性[20]。其核心在于，國家積極推動全體國民對紅色革命人、事、物及精神的掌握與體悟，實現國家話語體系的統一。

　　1.2紅色記憶的建構

　　紅色記憶的建構是對紅色記憶進行挖掘、編碼、重組、表達等一系列行為的過程與結果，是內外力共同作用的產物，其涉及外部和內部建構兩個層次。紅色記憶的外部建構主要涉及建構主體、建構形式、建構內容和意義生產等四部分。建構主體上，由于紅色記憶的國家屬性和政治視野，官方話語占主導地位，決定著紅色記憶內容的走向;民間話語則處于輔助地位，是對官方話語體系的補充和延展[4]。

　　伴隨社會發展和多元語境的出現，民間紅色話語更加活躍，其在紅色記憶建構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建構形式上，根據受眾是否親身參與，紅色記憶建構包括靜態建構與動態建構兩種，前者包括史料整理、檔案建設、藝術創作、影視制作、博物館展示等，后者則包括紀念儀式參加、旅游展演互動等。個體可以通過身體參與重新模擬與體驗過去，從而獲得更鮮活與穩固的紅色記憶[3]。建構內容上，紅色記憶的內涵范疇隨時代發展和社會價值訴求改變而不斷演進，具體內容與情節則在記憶與遺忘的對抗中不斷迭代與更新[1]。

　　意義生產上，記憶的詮釋既受到社會情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關涉到社會群體的各種需要和動機[21]。如民營企業黨建活動等，往往會結合自身社會、經濟和文化訴求對紅色記憶進行差異化解讀及創新性轉化。紅色記憶的內部建構主要包括個體回憶刺激生成和認知加工生成兩種方式。首先，回憶刺激會促使個體產生與真實感受相似的心理反應[22]。紅色記憶建構過程中，如果個體接收到的外部刺激和信息是正向的，個體就會產生積極的“紅色”認知，相反可能會產生消極解讀。基于對革命史實和歷史功績的科學客觀判斷，我國國民基本形成了積極的政治取向及情感傾向。

　　然而，不可忽視的歷史和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必然會對部分民眾歷史認知造成負面影響，正向積極的價值觀引導顯得尤為重要[23]。其次，認知方式影響著記憶策略的選擇和記憶的內容[24]。根據個體組織、加工信息過程中依賴外在參照還是內部感知線索的不同，認知方式包括“場依賴”和“場獨立”兩種表現形式[25,26]。“場依賴”認知方式下，個體通過家族間的記憶傳承或社會層面的人際交流與分享，形成與集體價值體系規范一致的記憶價值研判[5,27]，從而確立自身的紅色記憶圖式。“場獨立”認知方式下，個體紅色記憶建構較少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或干擾，其更多是通過自我深度思考和對紅色史實的認知評估，來形成穩定的紅色記憶體系。

　　1.3代與代際差異

　　“代”的研究由來已久，學者們對其概念和屬性進行了充分的探討。概念方面，“代”被界定為具有共同出生年代、共同經歷過關鍵成長階段的可識別群體，這一界定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可[28]。屬性方面，“代”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其自然屬性指不同世代間的更替過程，它劃分了代的邊界，解釋了生與死、有限的生命周期以及伴隨衰老而來的心理、精神和身體變化等現象[29]。

　　“代”的社會屬性則是指“代”的本質特征，它規定了人們價值觀以及相應的行為范式[30]。顯然，“代”的社會屬性在重要性程度上大于自然屬性。然而，二者也是相互統一的整體。“代”的社會屬性以其自然屬性為基礎，無論社會如何變遷，社會屬性相同的一代人都分布在相對穩定的年齡周期內;“代”的自然屬性則總是被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所制約和分化，因此同一年齡階段的人并不能構成完全同質性的個體[31]。

　　每代人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總是有明顯差異的，這使得不同時代的人在信念、心理、行為和價值追求等方面存在諸多不同，即代際差異。Mannheim[29]的代際理論強調了代的位置、現實意義的代和代內小組三個概念，說明了代際差異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個體生活時代(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階級位置(社會位置)和人生經歷三個方面。其后，學者們對Mannheim的理論進行了充分的實證檢驗和完善，部分研究強調了代的位置對群體差異的影響，如Jose等[32]認為出生于同一時期的人共享某一歷史階段，他們生活的歷史階段形塑了他們的觀點;Mead[33]指出代際差異存在的前提條件是社會巨變。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代際群體差異的影響因素不僅涉及年齡和生活時代，還應包括個體的身份、風俗習慣和經歷等[34]。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研究區概況

　　延安曾長期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紅色資源留存豐富，紅色文化底蘊深厚，被譽為“中國革命博物館城”。資源方面，延安境內有革命遺址445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6處[38]，是我國目前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革命紀念地群，其紅色資源具有至高性和不可復制性。文化方面，延安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是全國愛國主義、革命傳統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革命戰爭年代，老一輩革命家在這里生活戰斗了十三個春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指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

　　龐大的紅色資源存量和深厚的紅色文化傳統奠定了延安作為中國革命圣地的崇高地位。新中國成立后，立足自身區位優勢、資源稟賦及文化影響力，延安積極開展了紅色資源的保護和挖掘工作。在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探索中，延安紅色遺址遺跡保護日益全面，紅色文化整合持續提升，紅色精神創建日漸顯化，已然成為全國紅色文化傳播高地、共產黨人精神高地。這使得紅色資源不僅成為延安地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更為當地居民紅色記憶生成與延續提供了鮮活參照和動力源泉。

　　2.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包括文本分析、實地觀察、半結構化深度訪談與世代研究方法。為系統了解延安紅色記憶建構路徑與舉措，在正式調研工作開始前，首先大量收集延安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發展規劃綱要、報刊雜志和學術論文等文本資料，提取相關的數據信息和文本內容，并按照所在時間對已收集材料進行篩選與梳理。正式調研工作開始后，調研組于2020年9月1日至10日在延安進行了為期10天的田野調查。

　　正式調研重點考察延安市紅色文化氛圍、紅色記憶傳承與建構舉措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記憶實踐，并形成相應的圖片和筆記記錄，以補充二手資料的不足。最終，共形成29萬字的文字筆記和68張實地照片。對相關資料進行比較、分析、歸類整理后，初步識別了延安紅色記憶建構的不同方式、手段及其特征。在對延安紅色記憶建構方式與內容初步了解基礎上，調研組于2020年10月1日至20日再次進入案例地，對延安當地居民進行半結構化深度訪談，旨在從微觀個體角度了解與印證延安紅色記憶的建構實踐，探究延安紅色記憶建構效果。

　　為清晰呈現延安紅色記憶的建構與變遷，本文采用世代研究方法，即選取不同世代的城市居民作為研究對象，觀察其紅色記憶的具體表現及規律性特征。沿襲20年一代的代際劃分傳統[39]，本文對研究對象進行了如下劃分：40后和50后為老年一代，該世代成長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延安的歷史面貌和紅色資源有著較為準確的把握，其紅色記憶更多來源于自身的觀察和體驗;60后和70后為中年一代，該世代記憶形成期處于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轉折點，因而其認知體系呈現出傳統與現代并存的特點;80后和90后為青年一代，該世代成長于物質相對豐足的當代社會，受成長環境的影響，他們的精神面貌更加開放，對紅色歷史的認識和評價更加多元。

　　訪談主要包括兩個問題：(1)訪談對象對延安市紅色文化、紅色活動的認知及紅色文化熏陶下的行為與實踐;(2)訪談對象自身的紅色記憶內容及對紅色記憶的解讀。訪談時間在30~120分鐘之內，訪談對象共計36人，訪談文本23萬字。訪談樣本構成情況如下，性別上，男性19人，女性17人;年齡上，老年一代11人，中年一代12人，青年一代13人;受教育程度上，大專及本科以上17人，高中及以下19人，樣本分布相對合理。以“代際特征—訪談順序”的方式對訪談對象進行編碼，其中，LN代表老年一代，ZN代表中年一代，QN代表青年一代。

　　3結果分析

　　3.1延安城市居民紅色記憶的建構路徑

　　3.1.1要素挖掘與記憶編碼集體記憶本質上是按照集體意志對歷史要素進行澄顯與遮蔽的過程。共同體往往在對事件和史實的選擇性強化與結構性重組中，塑造了符合其發展目標的記憶要素挖掘和遴選體系。延安紅色記憶的內容挖掘主要是從史實要素、物質要素和環境要素三個方面展開的。首先，史實要素是關于延安紅色文化與歷史的文本性要素，它既是紅色記憶的基本內容，也是一切紅色記憶實踐活動發生的基礎。

　　紅色記憶建構中史實要素的遴選以價值契合與悖逆為基本邏輯[40]。通過對不同歷史事實和資源的梳理和取舍，典型的歷史文化要素不僅得以保存，并且在企業、地方和國家的運作下被包裝和強化。該情景下，居民受特定紅色景觀的影響，完成自我與紅色資源的初步聯結。在這一聯結中，資源留存要素所代表的“過去”成為記憶的主要內容，并構筑了居民的紅色文化感知和記憶基礎。

　　例如，延安老年居民將紅色記憶與革命記憶劃等號，如LN-08所說，“好多國民黨軍隊不是打下來的，是他們自己不打了，實際上國民黨的隊伍成就了共產黨的隊伍”。而中青年居民往往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納入紅色記憶的時間范圍，如ZN-02認為， 安紅色記憶就是我們的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延長石油就反映了這種文化”。

　　其次，物質要素是關于延安紅色文化與歷史的客觀物質類元素，是紅色記憶的重要載體，如革命舊址、革命紀念物等等。延安物質要素的挖掘主要包括“修舊如舊”和新建文化空間兩種方式。修舊如舊方面，延安不斷加強對現有遺址和紀念物的保護意識，提高遺址文物的修復水平，最大程度上保證紅色資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21世紀之前，延安對遺址和紀念物的保護主要集中在區域內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等，使得一些小規模的紅色資源在經濟開發過程中被逐漸遺棄，如市場溝被拆除和擠占，抗大舊址被高樓蠶食吞并等[41]。2000年以來，延安市政府實施了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一號工程”、延安13處革命舊址文物保護工程等，大力擴充、提升了紅色資源保護的覆蓋面和保護力度，推進紅色遺產的修繕與管理。同時，紅色旅游的蓬勃興起和多元主體參與旅游發展，使得許多小型資源逐步得到合理保護與開發。日益健全的物質資源保護和開發體系，為紅色記憶的建構與發展提供了實體基礎和客觀保證。

　　3.2延安城市居民紅色記憶的代際差異

　　3.2.1老年一代：權威性紅色記憶

　　老年一代居民成長于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時期延安政府積極開展紅色資源整理和保護工作，積極弘揚紅色革命精神，促進民族和國家認同。具體來說，在客觀物質方面，延安以13年的革命斗爭歷史為核心，對革命遺址進行了整理與修繕，對革命紀念物，如革命領導生活起居物品、相關文件資料等進行收集和保存。

　　在話語表達方面，延安文藝工作者通過文學創作、歷史研究和媒體報道等方式積極梳理和整合紅色革命精神與事跡，進而在社會層面形成了謳歌型的紅色文化氛圍。由于老年一代切實經歷過落后時代的艱難困苦，對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創建的發展成果倍加珍惜，因而他們對延安政府的資源保護和文化整合措施給予了充分的認同和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權威性的紅色記憶體系。具體來說，這種記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首先，符號記憶是個體心理結構中與紅色革命歷史密切相關的符號系統[19]，包括內容與意義兩層內涵。在內容方面，老年居民的記憶內容奠基于革命戰爭時期的紛飛戰火和建設初期的艱苦奮斗，因而具有強烈的生活取向性和內涵豐富性。具體來說，他們的紅色記憶內容有相當一部分都來源于青年時代的所見所聞，且相較于其他群體有著更為詳盡的故事細節。如LN-05所說，“比如我家的那把軍用水壺就算是比較有意義的物品。小時候我爸帶著我去給生產隊干活兒，總是帶著那個水壺。

　　它不光是我們家庭親情的見證，同時也是那個艱苦年代的縮影”。在意義方面，老年一代不僅將客觀的紅色符號編入自身的記憶體系，同時還以其生活經歷、價值觀念、認知偏好為依據，圍繞紅色文化和歷史的基本事實，賦予了符號記憶獨特性內涵與價值。同時，受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影響，老年一代的符號記憶與紅色文化的主流價值具有高度一致性。如LN-03所說，“毛主席讓國家解放，讓人民真正擁有土地和自由，這是歷史性的轉變”。

　　其次，情感記憶蘊涵了個體的實際思維過程和情感狀態，體現了人們對紅色文化的情感依附和歸屬[27]。由于大量老年人親身參與了革命戰爭和社會建設，其紅色記憶之中蘊藏著對過去時代和革命親友的認同感和懷念感，進而表露出對黨和政府的信任與敬仰等感情，頻繁出現于老年居民訪談文本中的“魚與水”“為人民服務”“吃苦耐勞”等話語表達便是佐證。

　　最后，實踐記憶源于休閑、工作、交往等與紅色文化密切相關的實踐活動，是個體心理結構中紅色行為和紅色活動的相關信息[45]。相較于其他群體，老年居民的實踐記憶往往來源于自身生活經歷等直接渠道，因而更加直接和鮮活，如LN-01所說，“六十年代經濟困難的時候，我們單位也要幫農民下地干活兒。那會兒經常凌晨下著雨，我們就去田里邊收莊稼。雖然條件很艱苦，大家也都愿意，當時我們生病了基本上都不請假”。基于青年時代形成特定的實踐模式，老年居民的紅色記憶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且具有相當鮮明的價值取向，如LN-10所說，“比如說我們這一輩人，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都保持著比較簡樸的生活習慣”。

　　4結論與討論

　　4.1結論

　　本文以紅色資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區為案例地，借助文本分析、深度訪談與世代研究等方法，對延安城市居民的紅色記憶建構路徑進行了初步分析，并明晰了老中青三代居民紅色記憶的代際差異。具體研究結論如下：首先，延安城市居民紅色記憶存有三個基本的建構路徑。第一，從要素挖掘到記憶編碼。政府、企業和個體從海量的相關要素中進行挖掘、選擇和篩選，最終確定紅色記憶的基本構成要素，進而圈定了紅色記憶編碼活動的基本構成。第二，從敘事表達到記憶選擇。不同的敘事主體從各自的動機出發，通過辨別城市居民的多樣化需求，運用宏大敘事和微小敘事兩種策略，為延安城市居民提供了多種可供選擇的紅色記憶傳承方案。

　　第三，從資源活化到記憶鞏固。延安紅色資源的開發者通過靜態呈現、實景再現和舞臺表達的方式，將抽象的紅色信息感官化和體驗化，進而強化了紅色敘事的可接受性，實現了紅色記憶的鞏固。其次，延安城市居民的紅色記憶在老中青三代分別表現出權威性、功能性和反思性的特征。具體而言，因老年人親歷了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艱難生活，對黨和政府的成就與政策給予充足的信任，其紅色記憶表現出與政府話語高度一致的權威性特點;中年一代需直面社會生活壓力，傾向于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品讀紅色資源，因而其紅色記憶具有鮮明的功能性特征;相比之下，青年一代正處于生命的成長期和規劃期，渴望從紅色資源中獲取人生啟迪，因而其紅色記憶具有明顯的反思性特征。

　　最后，延安城市居民紅色記憶的來源隨著代際的早晚，呈現出由詳實豐富到抽象概括、由親身體驗到外部建構的演變趨勢。具體來說，老年一代親身經歷過紅色革命與建設時期，很多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在后續的時間沉淀過程中，形成了具有豐富細節的紅色記憶;相比之下，年輕一代紅色記憶不是自然生成，而是主要來源于老年一代的傳承和社會組織的建構，因而他們的紅色記憶具有外部建構和抽象概括的特點。

　　4.2討論

　　紅色記憶的建構與發展，既不是自然和歷史等環境要素的客觀規定，也不是居民依據自身生活需要的主觀發揮，其本質是歷史、權力、資本、居民和自然等多種元素相互作用，協同發展的過程。一方面，延安居民的紅色記憶與客觀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密不可分。首先，延安的紅色歷史、資源和環境是當地城市居民紅色記憶的培養基，直接規定了紅色記憶的描述對象和基本色調。無論權力、資本和居民如何遴選、包裝和解讀這些記憶對象，均無法改變其在中國革命、建設和發展歷程中的積極作用和價值導向。

　　其次，記憶主體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深刻影響著紅色記憶的編碼、選擇和鞏固過程，最終也造就了權威性、功能性和反思性的差異性紅色記憶體系。另一方面，延安居民的紅色記憶又是當下各種相關群體按照社會需要和主觀訴求持續建構的結果，如企業和景區嘗試在兼顧紅色資源嚴肅性和教育性的同時，通過商業和文藝手段塑造更具藝術氣息的紅色記憶，當地居民也結合自身生活現狀、職業訴求和個人發展的微觀需要，生產和建構了極具個性化和多元化特征的紅色記憶。

　　文史論文投稿刊物：《廣西社會科學》(月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廣西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中文核心期刊。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和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進學院教學、科研工作的發展，為教育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雖然本文嘗試探討了紅色記憶的建構路徑和代際差異，并為紅色記憶實踐發展提供了理論參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文主要運用了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缺乏量化檢驗。第二，本文以代際作為群體之間的區分標準，那么除了代際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群體因素會影響居民的記憶內容與結構，如居民受教育程度等。為此，未來的研究可以持續擴展本文所提出的概念模型，進一步剝離和挖掘個體紅色記憶形成的核心影響因素。其中，腦神經科學機理分析、在地臨場情境體驗與社會建構宏觀刻畫緊密結合的研究邏輯，應在個體紅色記憶研究中給予足夠的關注。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劉起林.紅色記憶的審美流變與敘事境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4-6.[LIUQL.TheAestheticChangeandNarrativeStateofRedMemory.Beijing:ChinaSocialSciencesPress,2015:4-6.]

　　[2]ZHAOS.Production,transmission,andconsumptionofredtourisminChina:Amodelofthecircuitofredheritageandtourism.Phoenix:ArizonaStateUniversity,2014.

　　[3]高月,翟光勇.紀念空間的轉型對紅色記憶的書寫與傳承影響.廣西社會科學,2020,35(6):131-136.[GAOY,ZHAIGY.Theinfluenceofthetransformationofmemorialspaceonthewritingandinheritanceofredmemory.SocialSciencesinGuangxi,2020,35(6):131-136.]

　　[4]王鑒穎.紅色記憶的建構與核心價值認同.南京:東南大學,2014.[WANGJY.Theconstructionofredmemoryandcorevalueidentification.Nanjing:SoutheastUniversity,2014.]

　　作者：白凱1,2,3，康曉媛1，王博林1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jlw/272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