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通風廊道研究與實踐進展

　　摘要城市通風廊道作為協同解決城市氣候問題的一種有效規劃手段被納入國土空間規劃中。本文回顧了城市通風廊道規劃的由來，總結了其功能與機理，重點梳理了我國通風廊道規劃研究與實踐進展，旨在為國土空間規劃中科學、合理地開展廊道劃定工作提供參考。通風廊道的主要功能是為氣流進入城市建成區內部提供通道，引導城市空間形態優化以減少風的損耗，結合科學保護城市開敞空間，促進局地空氣流通，對緩解城市熱島效應、減輕空氣污染、降低建筑物能耗和提高城市宜居性也有積極作用;而城市內部的功能布局、用地類型、空間形態、建筑高度和密度等因素的差異會很大程度上對這種功能的發揮造成影響。我國通風廊道規劃研究與實踐經歷了4個發展階段，分別為古代風水與營城、新中國成立至90年代末的恢復階段、21世紀初期的發展階段和2012年至今生態優先的新階段。全國超過2/3的省開展了相關工作，在技術方法、應用策略和政策法規3個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通風廊道規劃體現了快速城鎮化進程背景下中國城市對發展質量的追求，但在規劃過程中的介入時間、跨領域融合、與城市設計銜接及廊道績效評估機制等工作途徑層面仍存在問題，在氣象觀測分析、仿真模擬、效果評估等技術層面也有諸多提升空間。

　　關鍵詞城市氣候;風環境;國土空間規劃

　　城鎮化引發的氣候與環境問題在國際上已形成共識，各國學者主要從氣候與環境問題的科學實事、氣候與環境問題帶來的影響、如何與之適應和減緩三方面進行研究。以人口增加、土地擴張和地表性狀改變為特征的城市化對局地氣候產生了深遠影響(Kalnayetal.,2003)。

　　城市發展論文： 多維鄰近下浙江城市創新網絡演化及其機制研究

　　愈發粗糙的城市下墊面和高度集中的人為排放形成了特殊的城市氣候(城市熱島、城市雨島、城市混濁島等)，導致城市風速減小、靜風天數增加和熱島加劇，并影響城市空氣流通和污染物擴散，造成城市安全運行隱患、影響人體健康(Sunetal.,2016;Yanetal.,2016;Gilesetal.,2016;Zhouetal.,2019;Wuetal.,2020)，城市氣候越來越受到關注。面對上述問題，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從城市的規劃、建設和運維各個環節出發，考慮減緩城市化帶來的氣候問題。

　　如Mabon等(2019)研究了城市中增加綠地空間及建筑綠化對局地氣候的改善。Straka等(2019)估算了柏林街區實施白色涂層、綠色屋頂以及兩者的結合設計下局地降溫效果的差異。Jiang等(2017)和Qiao等(2020)總結了應對城市化帶來的降雨強度增加，中國開展海綿城市建設來增加地面下滲、減小水汽蒸發和地表徑流的情況等。對城市規劃而言，在藍綠空間布局、建設用地優化等各種提升城市氣候的規劃策略中，城市通風廊道規劃是有效的一種方式。早在1930年，德國科學家就指出城市規劃和建設會影響甚至改變當地氣候與空氣質量。

　　作為城市發展藍圖的規劃，應在城市布局中安排合理通風廊道。利用江河、湖泊及山谷等自然通風道，人工建立的綠地、水體，以及城市主干道等，促使城市外圍的潔凈濕冷氣流進入城市，引導城市空氣流動。通風廊道雖不能解決城市氣候全部問題，但他是在“城市化帶來氣候問題-影響生態系統功能發揮-形成低環境績效表現”鏈條上，一種在源頭上平和高硬度城市化的特定功能的包含多種土地使用方式的空間形態，是從城市總體層面解決問題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Kress,1979;汪琴,2016;袁磊等,2017)。

　　總起來看，我國的通風廊道規劃則是基于古代營城思想和西方工業化城市規劃理念，又兼顧具體國情的融合發展。特別是近20年來，在通風廊道劃定的技術方法、政策法規、應用范圍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在一個階段內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新一輪的國土空間規劃中，通風廊道劃定工作仍需完善。針對我國當前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面臨的氣候環境問題，要深化過去的研究和規劃能夠操控的政策，并同新興技術工具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我國快速城鎮化且未來仍將繼續的背景下，梳理對調節局地氣候發揮積極作用的通風廊道規劃與實踐進展，希冀能為科學、合理地開展廊道劃定工作提供參考，進一步探索改善城市氣候的規劃途徑。

　　1四個主要階段

　　國外在古羅馬時期就有對城市通風問題的思考，進入現代后經過確定氣候分析原則的起始階段(Leser,1973;Kress,1979)、提出城市環境氣候圖概念的發展階段(Kress,1979)、規劃中氣候要素整合的成熟階段(VDI,1997;Baumulleretal.,1999)，于20世紀90年代基本形成了以德國為代表的城市通風廊道理論及相關技術編制制度(Baumulleretal.,2009)。相比較而言，我國通風廊道研究與實踐古代起步早，后經中期恢復、后期逐步發展，主要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1風水與營城(古代)

　　氣候知識在村落、城池規劃和建筑設計中的應用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先周(曾忠忠，2011)。枕山、環水、向陽的樸素唯物自然觀被充分運用于建筑、城池的選址中，形成了營城時對自然條件考量的風水學(季文媚，2008)。風水理論中的覓龍、察砂、點穴、觀水、取向即地理五訣(王其亨，1992)，體現了當時科技條件下，人們筑舍營城對自然環境的最大適應。宏觀上，對整體山川、方位、氣候等把握;中觀尺度上，對選址周圍的山、水、氣流等進行辨識;微觀上，選擇背風向、靠水源的位置等。從氣候學角度解析，北向背山能使得寒冷的冬季風(西北風)被山體阻擋，南向面水能讓夏季風(東南和西南季風)通過屋前的水體帶來涼爽濕潤的空氣，以此調節形成良好的微氣候。

　　1.2恢復階段(新中國成立—90年代末)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經濟建設為指揮棒，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導了城市規劃和建設，快速建設的過程中忽略了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此階段通風廊道研究主要在氣象學領域(朱瑞兆，1981)。如周淑貞(1987)提出“將新鮮空氣引入城市”，城市規劃中要考慮“海陸風”和“湖陸風”，臨湖或近海地區的通風口兩側不宜布置高大密集的建筑物，且街道寬度和走向的設計要利于通風。柳孝圖等(1997)研究城市熱環境及改善，張景哲(1982)、蘇志(1987)等從風的污染方面討論和城市規劃的關系。而1989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雖沒有明確提出通風，但將“大氣”作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

　　1.3發展階段(2000—2011年)

　　2000年后我國城市發展步入快車道，城市大氣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城市規劃的本質轉變為統籌資源、環境和人口，以及建設、發展和保護環境的公共政策屬性上來，即規劃中必須統籌兼顧，協調人居環境與城市綜合布局。越來越多的規劃、氣象、環境領域的研究人員開展了針對城市風環境改善的研究，促使更多的研究應用到城市規劃和管理中(汪光燾，2004)。

　　2003年，《香港環境衛生改善措施》提出將城市空氣流通作為城市規劃的考慮因素之一。2005年，《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戰略》關注城市內部空氣不流通的問題，展開《空氣流通評估可行性研究》，并根據評估結果提出建設性的改善措施。王曉云等(2005)利用多尺度數值模式針對規劃方案進行評估，分析不同規劃方案由于用地類型帶來的風環境差異。李鹍等(2006)分析了多種形式的風道對城市通風和排熱能力的影響。朱亞斕等(2008)基于城市外部空間形態、邊緣空間結構及總體規模分析，提出構建城市通風道及其在改善城市環境中的作用。

　　王新軍等(2008)從緩解上海城市熱島角度出發，全面論述構建城市風道的必要性。值得關注的是，此時期一些城市已在總體規劃、新區規劃中納入了通風廊道。如長沙市于2010年出臺了《長沙市城市通風規劃技術指南》，分別從“城市通風總體規劃”、“商業區通風規劃”、“居化區通風規劃”及“工業區通風規劃”四個層面提出規劃設計的技術措施;2014年上海在浦東規劃建設了一條東南——西北向250m寬的世紀大道，留出“風道走廊”。

　　武漢2012年啟動《武漢市城市風道規劃管理研究》，在城市內外廣泛布綠，其中六條“風道”由最窄2~3km、最寬十幾千米的六條生態綠色走廊構成。此階段，來自不同專業領域(規劃、氣象、環境、地理等)、不同部門(政府、研究機構、公司和設計單位等)的團隊成員逐步融合，在城市空間布局的合理性及與建筑關系層面探索風道的劃定。鑒于觀測資料時空分辨率、仿真模擬、衛星遙感反演及軟件工具等技術水平所限，此時期多以理論分析、定性為主來確定城市通風廊道的總體布局。

　　1.4生態優先的新階段(2012年至今)

　　隨著我國城鎮化率超過50%、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宜居生活品質的要求日益提高。空間規劃從服務社會經濟增長與城市空間拓展轉變為優先強化底線管控思維，在系統保護“山水林田湖草”生態系統基礎上，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基本農田控制線和城鎮開發邊界為先。

　　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為前提，通過建立國土空間全域覆蓋、剛性傳導、分級分類的管控體系來切實引導城鎮和各類園區的理性發展建設。此階段通風廊道研究與應用突飛猛進，其作為尊重氣候本底的重要體現，被應用到諸多城市的規劃設計中去。如，針對建筑高密的大城市通風，除了城市尺度通風廊道外，林欣(2014)研究了深圳市多級通風廊道的劃分;對西部快速發展的盆地城市，趙紅斌等(204)以西安市為例，提出了營建盆地城市通風廊道的規劃與設計思路。

　　除了研究外，杜吳鵬等(2016)提出了基于氣象和GIS技術的北京中心城區通風廊道構建，并應用到北京總體規劃(2016—2035)中;龍鬧等(2018)構建了廣州城市通風廊道，并將其納入城市生態廊道。隨著研究與應用的深入，在城市尺度通風廊道的基礎上，基于GIS和CFD進一步將其延展至全市街道尺度(尹杰等，2019)。此外，通風廊道實施后的通風效果評估也初步展開(杜吳鵬等，2016)。

　　目前我國2/3的省級行政單元均已開展過相關工作，如果考慮到這些項目展開時，并非依據國家級行政主管機構的強制性指令，足可見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對氣候的保護和對通風廊道策略的認同在我國已相當深入人心。在這個過程中，通風廊道劃定的定量化分析和綜合評估技術被應用起來，增強了規劃的實操性。而且，不同專業、行業之間的理解、協同越來越緊密。隨著相關標準和政策的出臺，通風廊道評估研究與應用從一項選擇題變為必答題。

　　2技術進展

　　通風廊道規劃的基礎是風況評估。由于之前受觀測技術所限，在一定時期內風況評估僅考慮風玫瑰圖確定的城市盛行風向。如今城市高樓林立、下墊面性狀復雜，建筑物和各類用地的粗糙度及熱力屬性迥異，造成城市近地層風況局地性差異十分明顯(如北京四環內冬季為西北風的大背景下，有些片區局地為西南和東北風)(邢佩等，2019)。因此，規劃中依靠代表觀測站的風玫瑰圖來判定風道不夠，甚至產生相悖的結論。

　　隨著氣象學科本身的發展，對風況的掌握從基于有限氣象觀測站點、觀測時段到時空高分辨率加密觀測數據的插值統計(如北京市1997年前20個國家氣象觀測站一天4次觀測記錄到2019年的544個觀測站一天24次觀測記錄)，再到中尺度、小尺度三維數值模式仿真模擬的應用，使得捕捉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筑物等影響的局地復雜多變的風場成為可能(房小怡等，2018)。規劃領域也從地理手繪到CAD輔助，再到融入GIS的綜合計算分析(任超等，2016;王偉武等，2019)。除了風況外，掌握城市熱環境精細空間分布，將有助于規劃人員了解城市熱不舒適的空間分布，遙感反演技術被廣泛用于城市地表熱環境的解譯中(Liuetal.,2018)。

　　通風廊道規劃和構建還需考慮城區內部土地利用情況，盡可能選擇通風潛力大、規劃易于實施的區域。以上不同學科、多種技術的融合發展，促成通風廊道規劃形成了一套基于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氣象觀測、城市建筑等數據驅動計算機仿真模擬、GIS處理等，并將各個階段結果分析匯總，最后可視化展示城市風的來源、路勁和影響的綜合技術方法(張萌等，2018;劉姝宇等，2019)。在劃定過程中，也經歷了從依賴現有山川、河湖、林田為格局的粗線條廊道劃定，到考慮不同尺度多級通風廊道系統構建的過程(李軍等，2014;梁顥嚴等，2014;曹靖等，2016;郭飛等，2020)。

　　宏觀層面上，評估諸如城市主導風、海陸風、山谷風等尺度的環流，根據城市山水特征、綠地系統及城市建設情況，通過城市用地布局、空間結構形態等因素的控制實現城市層面風道，主要沿大型帶狀綠地、主干路、鐵路、高速路等道路及兩側空地等通風潛力較大的狹長地區構建。以便連通綠源與城市中心，打通重點弱通風區，打散城市熱島連片集中發展。

　　在微觀層面，評估城市內部公共綠地、生產型綠地、防護林帶等形成的城市“綠地型”風道、水庫/水體/公園等形成的“水域型”風道、街道與建筑/建筑與建筑等高度差的風壓型風道，通過開敞空間、建筑高度、建筑密度、路網等因素的規劃及管控實現。以便彌補宏觀層次風道無法到達的“斷頭”廊道區域，輔助和延展通風效能，連接局地綠源和風環境較差區域。實際上對已成型的城市建成區，很難為構建通風廊道而將建筑物摧毀，重新構建完整通風廊道機會很小。

　　Liu等(2016)提出了一個通風潛力概念，它表征了較為連續的地表粗糙度較小且天空開闊度較高的區域，用于衡量城市建成區內構建通風廊道的可能性。盡管從小尺度公共空間的更新規模看，難以對城市所在區域的整體氣候產生結構性影響，但仍可在人本尺度上通過完善開放空間的設計、布局與形式，從而改善局部微氣候，提高空間舒適性(張蔚文等，2009)。“十四五”時期，城市更新中對建成區利用已有和具備潛力的公共空間進行小規模改造，通過優化布局形式發揮更大的作用，并有計劃地進行系統連綴，配以實證研究，是另一個可能的發展，其結果亦可為通風廊道效應評估與小尺度規劃設計的相關性理論奠定基礎。

　　3通風廊道的機理和功能機理

　　城市環境中自然通風主要是由風壓差及熱壓差形成的局地環流系統，因而作為城市通風廊道，其首要功能是為城市外的氣流進入建成區內部提供通道。德國學者提出將城市通風系統分為作用空間、補償空間與空氣引導通道(Kress,1979;劉姝宇等,2010)。其中，作用空間指需要改善風環境或降低污染的地區，該區域建筑、人流、車流密集，人為熱排放重且空氣流通受阻;補償空間指產生新鮮空氣或局地風系統的來源地，該區域通常與作用空間毗鄰，主要有山水林田湖草等冷空氣生成區;空氣引導通道指將空氣由補償空間引導至作用空間的連接通道，即通風廊道，因其內部建筑物稀疏且低矮，所以粗糙度小、通透性好，氣流容易通行。其次，由于通風廊道上通常植被和透水下墊面所占的比例較高，跟周圍的建成區具備明顯不同的熱力學屬性，從而因熱壓差激發出次級環流。

　　Li等(2012)指出，這種熱壓差可激發出風速接近1m·s-1左右的次級環流，該環流有助于局地空氣流通和交換。基于此機理，通風廊道規劃和構建一方面要考慮城市尺度上的盛行風通道，控制城市平面和縱向空間形態，使城市表面粗糙度保持較優匹配，減少風的損耗，同時保護城市開敞空間，進而促進空氣引入城內;另一方面同時兼顧街區尺度上的局地環流通道，優化建筑形態表征、布局及城市公共空間等，加快微循環(圖2)。

　　3.2功能

　　通風廊道能促進外圍空氣入城及加快城內空氣流動，其作用已被國內外眾多研究證實，在緩解城市熱島效應、減輕空氣污染、降低建筑物能耗、提高城市居民宜居性等方面都有著積極的作用(陳宏等，2014;袁鐘，2017;Renetal.,2018;陳旭斌，2019)。張磊(2007)在觀測實驗中發現，局地風道是僅次于遮擋陽光的改善城市熱島、降低溫度的最有效途徑。

　　汪小琦等(2020)指出，城市風道能提高靜風頻率城市弱風狀態下的平均風速，改善城市空氣質量。德國和日本相關研究表明(VDI，1997;Nakamuka,2008)，城市內部良好的通風環境，是一種能有效控制易通過空氣傳染且傳染性強的流行病的重要方法。此外，城市通風廊道可為市民提供更多休憩場所，降低城市開發強度，帶動公園、綠道等生態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結合生態紅線劃定，為城市未來發展預留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在規劃設計中通過對城市功能的布局和空間秩序的組織，來創造更多有特色的公共空間(組成這些公共空間的要素類型可以是城市內部小微空間、街道、廣場、公園綠地、水系綠帶、甚至城市邊緣的大尺度開放空間)，且長期以來著力塑造的這些空間要素關注的是空間的宜人尺度和藝術感，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和城市設計空間形態其實都具有氣候效應(Johansson,2006;Sunetal.,2020)。通過多級通風廊道，將城市公共空間“貫通”起來，可以更大程度發揮其促進空氣流通的功能。

　　4規劃與管理進展

　　4.1應用與策略

　　2014年前，通風廊道的研究與實踐主要在經濟相對發達、人口稠密的城市開展。近年來，橫貫全國東西南北約有近百城市或地區開展了此項工作。總結以上國內研究及實踐發現：初步形成了通風廊道的構建原則：1)通風廊道構建不是城市建設的大拆大建，而是基于現有城市建設空間格局，面向未來城市建設的生態修復和不斷完善;2)遵循本地氣候背景與自然地理風貌，融入歷史人文與自然景觀，通風廊道引導軟輕風下的山地、水體、林地等補償空間的清潔空氣進入城區;3)構建分級通風廊道體系，不同級廊道承載不同功能。

　　主通風廊道由外圍達到城區邊緣后，延展為多條次級廊道來滲透城區;廊道重點貫穿城區風速較小、熱島較強和氣溫較高地區;4)針對已滿足寬度要求的廊道，未來仍需在廊道周邊盡量增加地塊內綠地，保證綠化覆蓋率30%以上為佳(張萌等，2018);針對主通風廊道現狀寬度低于80m或存在“卡口”地段，應在城市更新、修復時進行管控，將建筑用地改為綠地公園或者公共廣場等開敞空間(房小怡等，2018);5)通風廊道雖然量化標準難以完全統一，但管控要素可主要考慮風道走向、進風口、風道寬度、風道內布局及相鄰界面等。與此同時，通風廊道的管控策略也不斷擴充和完善：1)風道走向。由于城市風況的局地復雜性，各級廊道走向應同局地輕軟風、主導風向夾角30°~60°為宜(梁顥嚴等，2014)。

　　2)進風口控制。以尊重現狀為基礎，在不破壞自然水體、山地、林木的前提下，結合地形地貌、主要道路、綠地走廊等，通過數值模擬評估來均衡布局進風口，增加建設區和開敞空間相交程度。3)風道的寬度和長度。不同層級的風道控制條件不同，城市主通風廊道寬度超過150m、風道長度2000m以上為宜，而次通風廊道寬度超過80m、長度超過500m為宜(陳宏等，2014)。

　　4)風道內布置。廊道內部用地類型原則上應為綠地、水體或開敞空間，綠化覆蓋率在30%以上，若已建設或擬新建，應嚴格控制建設規模，禁止高密度建設開發，建筑物垂直于廊道方向的寬度應小于廊道寬度的10%，建筑面寬與場地面寬的比值控制在60%以內，建筑高度與建筑間距比值不超過3:1(尹杰等，2019)。

　　5)風道的相鄰界面。主通風廊道兩側建筑高寬比不大于0.5，開放度不小于40%;次通風廊道兩側建筑高寬比則控制在1.0之內，開放度不小于30%(陳旭斌等，2019)。建筑排列宜采用沿來風方向遞增、對角遞增或高低錯落的布局方式，不宜形成封閉的圍合空間，宜采用錯列式、斜列式、自由式等排列方式。

　　5總結與展望

　　5.1總結

　　回顧我國城市通風廊道研究與實踐發展過程，從表象上來，相關的技術體系和政策法規經歷了從單一到豐富、從零散到系統、從個例到普遍的歷程，但究其內涵，則體現了快速城鎮化進程背景下的中國對城市發展模式的反思和對發展質量的追求，是我國在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過程中積極探索中國模式的一個縮影。首先，是思維觀念轉變——城市發展有約束。從擴張式經濟發展到綠色生態優先，城市建設從生產向生產、生活、生態三位一體的綜合導向轉變。城市發展規劃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為前提，以水定容，以氣定型。從氣候角度樹立“界”的理念，摸清“界”的底線，通風廊道是保障城市空氣流通的“呼吸”系統，是構建安全生態格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它改變了城市發展形態——由于土地經濟機制影響，在我國城鎮快速化發展過程中一度出現了建成區面積快速擴張、人口和功能高度集聚的“攤大餅”式城市形態。通風廊道留白增綠的制約，將使得城市形態逐漸發生改變，多中心、組團式等更為豐富的城市形態日益普遍。最后，是政府績效評價轉變——國土空間規劃依據現狀空間開發績效、資源與環境承載力預警等評估來確定未來各地區空間開發總量、增長邊界等，形成國-省-市-縣規劃“一張圖”，促使城市形態、布局、土地用途、發展強度乃至建筑分布、街道走向等集功能、審美和環境效應一體。

　　政府績效考核不再以GDP為主，而是強調“開發與保護并重”，制定永久基本農田和生態保護紅線，并將其保護成效納入績效考核。綜上所述，城市通風廊道規劃實質上是中國治理體系現代化滄海中的一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改變了中國城市的發展模式，為保護城市氣候、生態和人居環境起到了推動作用。

　　5.2展望

　　我國通風廊道研究與實踐的廣泛開展主要集中在近十年，邊研究邊應用過程中也發現一些實際問題，主要包含以下兩方面：一是工作途徑層面：(1)需要及早介入。在規劃編制伊始就和其他專題一樣得到考慮，從而提高通風廊道評估工作的針對性，便于工作階段成果被其他專題吸收，更大發揮作用。避免為了審查臨時進行評估或者事后補評估。(2)跨領域全過程融合。在整個規劃編制過程中，通風廊道專題依賴于對城市氣候的科學認識，需要和規劃、園林、交通等其他專業的規劃前、規劃中和規劃后的交流合作，實現從“天上”到“地下”的落地。避免規劃編制時間緊，專題相對獨立，僅拿結果對接的狀況。

　　(3)在城市設計、控制性詳細規劃層面，尚未出臺和城市尺度通風廊道相銜接的具體管控要求和硬性指標的規章制度，使得目前通風廊道多劃定在城市尺度上，難以形成自上而下一體的“通風系統”，影響通風效果。(4)缺乏對通風廊道效果的跟蹤績效評估機制，未有進一步完善和改進通風廊道的可靠依據。(5)規劃要解決的是對土地使用和空間演變的管理，通風廊道劃定的考慮，有現實的問題，在空間管理上如何做未來有很多需進一步因地制宜的工作。

　　二是技術層面：

　　(1)鑒于城市風環境的復雜性，需有對規劃地氣候背景具有氣象專業認知的團隊參與，且詳實的多年、高時空分辨率氣象觀測資料的細致分析是保證風道走向、風口位置等科學設置的基礎;(2)提升數值模擬結果空間尺度分辨率和計算時效，將城市尺度1km左右分辨率的風場三維信息降尺度計算，在有限的時間成本下，快速獲得覆蓋城市-局地區域-街區的無縫隙近地面風場三維信息(空間水平分辨率可達數十米)，制作“市-區(縣)-街道”通風一張圖;(3)發展完善通風廊道效果評估技術，如典型天氣不同風速段下的廊道通風效果對比觀測實驗、快速更新的中尺度氣象模式與可分辨至街道、建筑物的精細尺度模式耦合的定量評估等;(4)明確分級通風廊道的要素和配置關系，以及在不同尺度上規劃可以做到的相關內容;(5)拓展研究城市設計要素和空間形態的選擇所產生的城市氣候效應的科學規律，提升城市設計的理論和方法;(6)建立分級的通風廊道評價指標和評價體系，便于國土空間規劃中的實際操作，則是將技術成果由研究向應用的重要轉變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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