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商業模式的法律問題研究

　　摘要:我國的數字音樂市場采用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的商業模式，該商業模式是否合法需進一步討論。本文以反壟斷法為視角，以騰訊音樂平臺為例，分析得出，在當代數字音樂平臺的競爭中，騰訊音樂擁有絕對的市場支配地位。在現實中，由于網易云音樂優秀的音樂社區文化，從而產生了一定的對抗，市場競爭狀態尚且良好，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數字音樂市場可能發生的壟斷危機，進而作一定的法律完善。

　　關鍵詞: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反壟斷法;數字音樂平臺

　　我國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音樂市場主要消費方式的轉變，購買錄像帶、光盤和磁帶等傳統消費方式逐漸被通過手機、電腦等網絡終端設備APP中購買數字音樂產品所取代，線上音樂消費逐漸成為主流，占據了過半數的市場份額。我國政府在21世紀初期對于線上數字音樂版權的保護相對薄弱，導致盜版音樂橫行，任何音樂都可以在盜版網站上免費獲得。

　　數字版權論文： 理論旅行當前我國版權研究的理論聚焦與前沿討論

　　2015年我國版權局下發了關于整改線上數字音樂版權問題的通知①*，大量的盜版數字音樂從各在線音樂平臺上下架，原本音樂市場的盜版亂像被一舉整治，網民也逐漸適應在線聽歌的同時為自己喜歡的歌曲付費。2015年以后，各大線上音樂平臺圍繞數字音樂版權爭取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跑馬圈地”之戰，高昂的版權費使得一些小的在線音樂平臺退出了競爭的序列，在線音樂市場競爭門檻被拉高。最終，騰訊控股的音樂公司拿到了環球、索尼、華納國際知名唱片公司在內的30余家音樂商的獨家授權;阿里巴巴控股的音樂公司與滾石、SM等合作;百度音樂加入太合音樂集團;網易云音樂與愛貝克思達成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協議。

　　四大在線音樂平臺幾乎瓜分了中國數字音樂市場100%的份額，其中騰訊所占份額據不完全統計達到90%以 上，擁有全國最大的音樂曲庫。2017年國家反壟斷監測部門約談了國內外唱片商和在線音樂平臺負責人，就數字音樂獨家授權的商業模式提出了整改建議[1]。

　　2018年，騰訊公司宣布將公司內99%的數字音樂版權轉授于網易云音樂平臺，但周杰倫等熱門歌手的音樂卻保留在了那未轉授的1%中。對于數字音樂版權獨家代理問題，學界就是否違反反壟斷法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有觀點認為在保護音樂作者知識產權的同時要警惕大的音樂平臺在音樂消費市場上形成壟斷地位，危害我國消費者的合法權利。本文以反壟斷法的視角就我國當前數字音樂平臺的獨家授權商業模式進行分析，探討其是否有違我國反壟斷法律制度，同時以發展的視角探討未來我國數字音樂版權的反壟斷規制。

　　一、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商業模式概述

　　數字音樂是互聯網時代音樂數字化的產物，是指通過現代數字技術進行制作、傳輸、儲存并以網絡為媒介進行傳播的非實體音樂。數字音樂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互聯網的普及和相關數字技術的提高。就我國而言，2018年數字音樂市場就達到76.3億元的規模，并一直保持著增長勢頭，各大在線數字音樂播放平臺在2015年政府整改后其用戶付費和版權運營收入大幅提高，2015年至2019年之間用戶付費和版權運營費用一直占總收入的40%左右②**。

　　數字音樂產業鏈可以簡單概括為:音樂創作人→音樂制作方→音樂版權方→音樂分發方。處于音樂分發核心地位的數字音樂平臺將音樂分發向在線KTV、音樂綜藝節目等各個音樂消費領域。數字音樂獨家授權是在“音樂版權方→音樂分發方”這一產業鏈中的新興商業模式，即數字音樂平臺與版權方簽訂數字音樂獨家授權合同代理其發行權和轉授，享有數字音樂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及轉授權，表現出一種共享、開放的形態。

　　這種模式在文學創作領域由來已久，其引入數字音樂領域的目的是遏制盜版行為，保護著作權人的合法利益，刺激我國音樂娛樂業的發展。獨家版權授權模式非中國獨創，在美國的數字音樂市場該模式已被廣泛運用。1909年，美國版權法為防止音樂市場的壟斷創建了法定許可制度，即不需要著作權人同意，只需支付一定的費用就可以使用其作品[2]。

　　之后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強制許可制度的范圍被延伸至非傳統音樂傳輸領域。1995年的《錄音數字表演權法案DPRA》對之前的強制許可制度進行了修改:授予錄音制作者有限的“向公眾表演權”，其范圍劃定在只是通過互聯網數字傳輸方式向公眾表演作品。美國相關法案在“非交互式”領域對音樂錄音制品做出了法定許可的規定，“交互式”領域則一般通過合同自行協調，準許從唱片公司直接獲得，同時權利人所保有的“交互式”領域的獨家許可權時限為12個月。

　　綜上，目前，美國“非交互式”領域的數字音樂制品有了完整的強制許可制度的規制，而“交互式”領域中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的商業模式仍然被廣泛運用，但是有一定的法律限制。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模式確實使得中國盜版音樂猖獗的問題被徹底解決，音樂創作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了應有的保護。但是我們也要警覺該商業模式所帶來的壟斷危機，中國版權協會董事長閻曉宏曾指出:音樂版權不能太過獨家，網易和騰訊之爭是個需要思考的問題①*。中國目前采取“獨家+轉授權”的商業模式是否可以有效地防止壟斷還需進一步論證。

　　二、數字音樂相關市場的法律界定

　　我國《反壟斷法》將相關市場定義為:經營者在一定時期內就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務進行競爭的商品范圍和地域范圍[3]。在對于數字音樂獨家授權模式的反壟斷法分析時，我們首先要對于數字音樂所對應的市場進行法律界定。2009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內闡明了界定相關市場的途徑及參考依據，確立了我國“合理可替代性”為主的相關市場的界定標準，即通過分析產品之間的生產能力和功能的可替代程度進行界定，具有強替代關系的商品構成一個市場。

　　(一)音樂市場的數字與實體之分

　　在分析界定數字音樂市場時，首先要分析數字音樂與實體音樂是否具有較強的替代關系，如果兩者存在強替代關系，則應當把數字音樂劃分到傳統音樂市場里去;如果沒有，則應該分別劃分為數字音樂市場和實體音樂市場。首先，就音樂產品本身而言，數字音樂是音樂經過數字化處理并存儲于服務器通過網絡傳播的非實體產品。而實體音樂則是通過轉錄方式存儲于音樂CD、唱片或者磁帶等媒介的實體產品。二者本身的性質完全不同。

　　其次，就二者的消費方式而言。對于數字音樂來說，消費者一般是通過網絡音樂在線平臺開通會員進行在線收聽或者付費下載進行離線收聽。而對于實體音樂來說，消費者通常是購買音樂CD或者磁帶。兩者的消費方式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通過數字音樂平臺在線購買更加的實惠和便利，因此實體音樂與數字音樂不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

　　最后，就二者的欣賞方式而言。對于數字音樂來說，由于手機的普及率逐漸上升，消費者更加樂意通過隨身攜帶的移動設備來欣賞音樂，而實體音樂不管是CD還是磁帶都要攜帶相應的配套設備，這給消費者帶來很大的不便，人們更愿意通過手機和電腦來欣賞自己喜歡的音樂。

　　因此，傳統的實體音樂對比數字音樂來說可替代性較弱。綜上所述，數字音樂對比實體音樂在價格、消費方式和欣賞方式方面要更加的實惠和便利。在手機和電腦逐漸普及的當代，消費者不但可以在自己的移動端儲存海量的音樂，同時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隨時下載歌曲。傳統以CD、磁帶等為傳播媒介的實體音樂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走向了落沒，數字音樂與實體音樂不認為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因此應該劃分為兩個市場。

　　(二)數字音樂發行和傳播市場的加和數字音樂市場根據交易主體與交易內容的不同

　　分為數字音樂發行市場和數字音樂傳播市場。數字音樂發行市場的主體為數字音樂版權人和數字音樂分發方，其交易內容為取得數字音樂版權或者其錄音制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而數字音樂傳播市場的主體為數字音樂的分發方和數字音樂的消費者，消費者一般通過在線數字音樂平臺購買音樂取得其數字音樂的使用權而非通過唱片公司。

　　就兩個市場而言，它們在數字音樂產業鏈中屬于上下游關系，交易主體和交易內容存在較大區別，不具有可替代性。當前中國的數字音樂“獨家代理+轉授”的商業模式處于數字音樂產業鏈中“數字音樂版權方→數字音樂分發放→數字音樂消費者”的位置，數字音樂平臺在取得數字音樂版權的同時有進行轉授的義務。近幾年，諸如騰訊、網易等大的數字音樂平臺在經營在線收聽音樂業務的同時也簽約新生代歌手，扮演起了唱片公司的角色，其定位既是數字音樂的發行者也是傳播者。因此該商業模式所處的市場是數字音樂發行市場和數字音樂傳播市場的加和。

　　(三)數字音樂市場范圍的擴大

　　當前，我國的數字音樂市場如果僅定位在數字音樂發行和傳播市場的加和是難以符合網絡發展趨勢的，數字音樂平臺所經營的業務由原本的提供數字音樂下載和串流服務逐漸向社交和泛娛樂服務方向發展。2015年，網易云音樂在輸掉了與騰訊的“版權大戰”之后，在音樂曲庫方面一直受騰訊音樂的壓制，部分熱門歌曲被強制下架，面臨著流失大量用戶的危機。

　　但是根據網易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網易云音樂的營收呈現三位數增長，在線用戶數量比2015年不降反升①*，這主要歸功于云音樂平臺在創立之初就注重建立音樂社交模式，其長尾效應帶來后期平臺豐富的音樂社交文化，吸引了大量的音樂愛好者。同時，網易還開通了直播、電臺等專欄，向著泛娛樂服務方向發展，對于音樂產品的爭奪逐漸演變為對于流量的競爭。網絡音樂平臺逐漸跳出了傳統數字音樂領域，與其它網絡平臺直接發生流量競爭關系，數字音樂市場的范圍在逐漸擴大。(四)數字音樂地域市場的全球化相關地域市場是指一種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中，供應商能夠有效地提供產品，消費者可以有效地選擇各類相互競爭的商品。

　　對于數字音樂這種特殊的數字化產品，其傳播多是通過網絡進行，這就使其地域市場無限的擴大，我國消費者可以隨時下載收聽全球的歌曲，在線收看任何地方的音樂會現場直播。就數字音樂版權來說，其涉及著作權問題，因此有明顯的國別問題，而就在線收聽、觀看直播等“流媒體服務”而言，其具有明顯的全球化趨勢，因此相關地域市場應界定為全球市場。數字音樂市場是隨著中國網絡發展起來的新興市場，其不同于實體音樂市場，展現出多元、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就發展的視角來看，數字音樂市場在逐漸跳出發行市場和傳播市場加和的相關市場界定，流量取代音樂成為各大數字音樂平臺爭奪的主要對象。

　　三、數字音樂平臺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

　　數字音樂推動付費下載收聽的模式使得數字音樂平臺之間對于版權的競爭進入白熱化，網易、騰訊、阿里、百度等大型數字音樂平臺拿著數億資金競爭全球音樂市場的獨家代理授權，數字音樂市場的準入門檻大大提高。認定市場支配地位是判定濫用支配地位影響競爭的先決條件，根據我國《反壟斷》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在認定市場支配地位時應考慮市場份額、經營者控制原材料(本文指數字音樂版權)能力、經營者的財力和技術條件、其它經營者對該經營者的依賴程度等條件。據不完全統計，騰訊控股的音樂平臺占有數字音樂版權庫的90%。因此，接下來本文以騰訊數字音樂平臺為對象，進行市場支配地位分析。

　　(一)市場份額

　　2017年1月，所屬騰訊公司的QQ音樂與中國音樂集團(簡稱CMC)合并，組成騰訊音樂娛樂集團(簡稱TME)。根據行業數據調查公司iiMediaResearch的2017年度數據報告顯示，酷狗音樂、QQ音樂、酷我音樂的市場份額分別為28%、15%和13%，騰訊音樂集團占據總市場份額的56%②**。同時數字音樂平臺逐漸向社交和泛娛樂服務方向發展，用戶對于平臺的粘合度也是分析數字音樂平臺市場份額的重要因素，根據2019年12月數字音樂手機APP活躍用戶數量的數據，騰訊公司旗下的三家數字音樂平臺———QQ音樂、酷狗音樂、酷我音樂的總活躍用戶數量達到7.01279億 ，遠超其它數字音樂平臺。因此，騰訊音樂集團旗下的三家數字音樂平臺占有絕對的市場份額，擁有市場支配地位。

　　(二)對數字音樂版權的控制2015年版權大戰的同時也是中國數字音樂版權轉授的開始，騰訊公司利用和其他音樂平臺達成合作使得版權市場重新洗牌，隨著2017年騰訊QQ音樂與中國音樂集團合并，其曲庫大大增加，同年騰訊音樂又斥巨資與華納、環球和索尼等音樂唱片巨頭達成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協議，囊括幾乎所有的海外流行音樂，成為數字音樂市場的巨無霸。

　　四、獨家授權商業行為的反壟斷法分析

　　根據行為主義理論，騰訊音樂獲得數字音樂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并不違法，只有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限制競爭時才會受到反壟斷法的禁止[4]。獨家授權的商業行為包括數字音樂版權獨家代理和轉授，根據我國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其行為可能符合:一在獲取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時以不合理的低價購買;二在轉授時對條件相同的交易人施行差別待遇;三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與特定音樂平臺進行轉授權交易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

　　(一)獨家代理行為分析

　　獨家代理在圖書出版行業被廣泛運用，不屬于法律規制的范疇之內，這種模式可以使得數字音樂版權集中，從而使交易成本下降，既保護了音樂版權方的合法利益，也方便了消費者隨時在其平臺上購買并享受音樂[5]。但在簽訂獨家授權合同時，平臺可能利用自己在中國數字音樂市場的支配地位，以不合理的價格達成獨家授權協議。例如騰訊音樂等擁有我國數字音樂市場的支配地位的平臺，利用自己在中國的影響力，當音樂創作者想向中國推廣自己的音樂時，惡意壓低獨家授權價格的行為。

　　當前，各大音樂平臺在經歷“版權大戰”之后，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競爭模式，只要創作者的數字音樂商品足夠符合大眾的口味，流量和資金就會向獲得獨家代理的數字音樂平臺傾斜，消費者不會因為平臺而選擇聽一類音樂，而是因為喜歡一類音樂而選擇平臺。雖然版權方更喜歡與大平臺簽訂獨家授權協議，但當發生平臺想要以不合理的低價購買獨家授權時，版權方還是有很大的選擇空間。因此，就獨家代理行為而言，不可能以不合理的低價購買音樂版權。同時在對于不合理低價的認定上存在一定的困難，數字音樂版權的獨家代理協議是基于雙方意愿的合同行為，其中價格的規定包含著版權方的價值考量，較低的市場價格并不能表現我國反壟斷法中所禁止的“以不公平的低價購買”[6]。

　　(二)轉授行為分析在我國數字音樂市場中所采用的版權獨家授權模式中，其出資方，即數字音樂平臺在獨家代理的同時，版權方一般會在獨家授權協議中規定其轉授的義務。此時，數字音樂平臺由出資方變為分發方，將數字音樂的使用權轉授給同級數字音樂平臺和下級相關泛娛樂市場。數字音樂平臺在轉授時因為其具有的獨家性，可能會對于同級競爭平臺施行差別待遇，附加一些不合理的條件或者在轉授時提出不合理的價格，或者無正當理由地拒絕與特定方交易。

　　五、完善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模式的法律規制

　　當前數字音樂市場良好的競爭狀態并不代表未來不會出現一家獨大的壟斷情況，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的商業模式是一把“雙刃劍”，雖然有效的遏制了中國的盜版風潮，保護音樂創作人的合法權益，但是也暗藏著一家獨大的壟斷風險。騰訊近年與網易就未授權音樂版權的糾紛官司，使得被版權卡住“脖子”的網易云音樂對于騰訊音樂的競爭能力下滑，網易能否靠情懷和音樂社區服務繼續與騰訊競爭在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因素①*。反壟斷法需要完善對于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模式的法律規制，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壟斷危機。

　　六、結語

　　網絡的普及加快了數字音樂的發展，互聯網移動終端的技術進步使得數字音樂逐漸取代實體音樂成為主流。我國數字音樂市場逐步走向規范和成熟得益于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模式，但同時也帶來了大數字音樂平臺的壟斷風險。當前我國數字音樂市場逐漸從在線下載和串流服務領域擴展到集合音樂社交服務和娛樂功能的泛娛樂領域，競爭呈現多元化趨勢。為保證良好的娛樂環境和消費者的未來利益，反壟斷法應當進行相應的法律完善，在現有反壟斷分析的基礎上加強對各平臺的競爭指引，從而建立起一個創作者有動力、傳播者有活力、消費者有保護的健康市場環境。

　　參考文獻:

　　[1]龍俊.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的競爭風險及其規制方法[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4(2):83-94.

　　[2]孫鈺鋼.數字音樂版權獨家代理模式的反壟斷法分析[J].南方論刊，2019(9):55-58.

　　[3]漆多俊.經濟法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8.

　　[4]張守文.反壟斷法的完善:定位、定向與定則[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0，23(2):6-16.

　　[5]呂明瑜.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的壟斷規制問題[J].法治研究，2018(5):51-53.

　　[6]吳太軒，譚羽.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協議的反壟斷法分析[J].競爭政策研究，2019(4):38-46.

　　[7]徐士英.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引發的競爭問題思考[J].法治研究，2018(5):48-51.

　　作者：陳炳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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