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價格扭曲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摘要：文章基于勞動價格扭曲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從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三個維度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利用熵權法對2003—2019年中國30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進行測算，并實證分析勞動價格扭曲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基本與經濟發展水平一致，東部地區高于中西部地區;2003—2019年各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都有顯著的提升，且地區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勞動價格扭曲通過抑制人力資本、創新、消費、投資以及生產率等因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負向作用。

　　關鍵詞：勞動價格扭曲;高質量發展;生產要素

　　0引言

　　長期以來，由于政府的干預、市場分割以及勞動市場改革的不完全導致了勞動者的報酬偏離其邊際貢獻，即存在勞動價格扭曲。勞動價格扭曲阻礙了經濟發展：首先，較低的工資收入限制了消費，導致對產品的需求不足，弱化了生產者的投資動機，不但無法從消費端促進經濟發展，而且會影響消費投資結構;其次，工資扭曲導致人力資本投資降低甚至高素質人才流失，不利于形成創新型人才基礎以及產業結構的轉型;最后，工資扭曲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惡化了勞工關系，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進而阻礙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因此，深入分析工資扭曲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關系，對推進要素市場的改革進程，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助推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經濟發展問題一直都是經濟研究的重點，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學者們才從開放的國際角度、收入差距以及人力資本等相關方面圍繞經濟高質量發展展開研究。

　　從開放角度來看，隨洪光和劉廷華(2014)[1]發現FDI通過對增長率和可持續性方面產生的積極作用提高了經濟增長質量;白俊紅和呂曉紅(2017)[2]認為隨著FDI質量的不斷提升，對經濟發展產生的正向影響也在不斷提高。從收入差距來看，Aghion和Bolton(1997)[3]認為收入差距限制了窮人進行投資，減少了財富積累，限制了經濟發展。楊汝岱和朱詩娥(2007)[4]認為收入差距的縮小有利于擴大消費，刺激經濟增長。

　　鈔小靜和任保平(2014)[5]認為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會對經濟增長質量產生負向作用。從人力資本方面來看，Castello和Domenech(2002)[6]驗證了人力資本結構通過影響資源的分配效率從而對經濟增長率產生影響。邊雅靜和沈利生(2004)[7]認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核心，是創新的源泉和技術擴散的基礎，有利于推動落后地區的發展。但是Pritchett(2001)[8]、林毅夫和劉明興(2003)[9]認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并無明顯作用。

　　既有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思路，本文主要進行以下兩個方面的探索：第一，在技術層面，本文構建了包含17個基礎指標的綜合評價體系，使用熵權法合成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較全面地反映了高質量發展的信息，提高了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和可信度。第二，研究視角方面，立足于勞動價格扭曲，落腳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從勞動價格層面尋求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

　　1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測度

　　1.1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構建

　　本文根據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從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三個維度構建了包括創新能力、協調能力、增長效率等在內的分項指標，并選取了17個基礎指標來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10]。

　　1.2測算方法與數據處理

　　先使用熵權法確定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下各個基礎指標的權重，再按照所得的權重加總形成上一級指標，這樣可以降低人為因素的擾動，從而準確地計算各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具體計算如下：為了消除量綱和數量大小的影響，使用極值對各個基礎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對于正向指標，其值越大，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逆向指標則相反。本文選取中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2003—2019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EPS數據庫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

　　1.3測算結果分析

　　根據對2003—2019年中國30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由于計算的樣本量較大，因此為了直觀地體現高質量發展水平，選取樣本區間內30個省份 的均值進行分析。

　　從地區差異來看，北京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值最高，高達0.669，其次是上海和廣東，其值均高于0.45，內蒙古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值僅為0.179，不足0.18，山西、江西、廣西、青海和寧夏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值在0.18~0.2，落后于其他省份，省際差異明顯，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相同。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與經濟發展水平在地域分布上呈現一致性，北上廣地區經濟發展遙遙領先，而內蒙古、山西、江西、廣西、青海、寧夏等省份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東部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區，這主要是由于東部地區各項基礎指標的取值較高，產業結構相對合理，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等。

　　從時間趨勢來看，2003—2019年，各省份之間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差距逐步縮小，例如2003年上海和江西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差距為0.348，但是2019年變為0.257，這表明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升空間較大，而經濟基礎較好、經濟發達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提升空間相對有限;各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都呈現上升態勢，這主要與十幾年來整體經濟發展以及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的改善密切相關。

　　2實證分析

　　2.1模型的設定

　　為了分析勞動價格扭曲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構建如下模型：qualit=α0+α1distlit+λXit+εit(7)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qual表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核心解釋變量distl表示勞動價格扭曲。X表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資(FDI)、基礎設施(Inf)、城鎮化水平(Urb)、工業發展水平(Ind)、人力資本(Hum)。ε表示隨機干擾項。

　　2.2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qual)，用前文測算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衡量。

　　(2)核心解釋變量勞動價格扭曲(distl)。如果要素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那么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應該等于其邊際貢獻，即mpl=w/p，但是由于政府對生產要素的定價以及市場分割等因素造成兩者之間存在缺口，即工資扭曲。參照安孟和張誠(2020)[11]的做法，借助超越對數生產函數計算勞動的邊際產出，然后計算出勞動價格扭曲指數。

　　(3)控制變量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GDP的比重表示;基礎設施(Inf)用地區郵電業務量在GDP中的占比表示;城鎮化水平(Urb)用城鎮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表示;工業發展水平(Ind)用第二產業產值在GDP中的占比表示;人力資本(Hum)用勞動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對數值表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2.3結果分析

　　2.3.1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豪斯曼檢驗的結果，P值為0.001，確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在基本OLS估計以及依次控制了省份和時間固定效應、省級聚類后，雖然系數大小存在小幅度變動，但系數和顯著性水平都表明勞動價格扭曲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顯著為負。控制省級層面的聚類標準誤后，勞動價格扭曲每降低1個百分點，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將提高0.013個百分點。

　　原因在于：首先，從高質量發展的條件來看，勞動價格扭曲阻礙了勞動者向高質量勞動力的轉型，降低了對自身和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利于人力資本結構的優化;而且當勞動者得不到合理的收入時，尤其是對于高技能勞動者來說，他們會選擇換工作，這又會造成人力資本的流失。勞動的價格被低估，導致要素市場不能真實地傳遞價格信號，具有創新能力的勞動資源不能被配置到創新活動中;由于存在扭曲，勞動這種生產要素就變得相對便宜，加上創新活動本身存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導致企業繼續使用原有的生產要素和生產設備，缺乏創新的動力。

　　其次，從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來看，對勞動者來說，工資收入作為其收入的主要來源，由于勞動價格扭曲導致的低工資水平限制了購買能力，抑制了消費水平的提高;對生產者而言，需求不足、產品滯銷、利潤下降、投資動力不足，限制了投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依賴于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來獲得超額利潤，忽視了技術和管理創新，侵蝕了研發的動力，導致生產活動長期處于低端，難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勞動的價格被低估，生產成本較低，相當于以超額利潤的形式對產能落后的企業進行補貼，而且如果企業退出市場，前期的成本將得不到補償，退出成本較高，落后產能難以淘汰，影響了產業轉型。

　　最后，從高質量發展的結果來看，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勞動價格扭曲導致資源的誤置，降低了生產率;勞動價格扭曲在降低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改進的同時，還導致了生產處于產業鏈的下游，依賴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增長模式，能源利用率偏低，導致環境污染嚴重�？傮w來看，勞動價格扭曲通過對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三個方面產生不利影響進而抑制了經濟高質量發展。

　　2.3.2內生性問題考慮到勞動價格扭曲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的雙向因果關系，即勞動價格扭曲的改善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又有利于緩解勞動價格扭曲，基準模型的設定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

　　為了克服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系統GMM方法進行回歸，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勞動價格扭曲作為內生變量重新進行回歸。AR(1)的P值為0.02，AR(2)的P值為0.37，Sargan檢驗的P值為1.00，表明模型選擇的工具變量以及滯后期數是合理的。從動態估計的結果來看，勞動價格扭曲的系數為-0.011且顯著，這與前文基準回歸的結果一致，支持本文的核心結論。滯后一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系數為0.854且高度顯著，說明上一期的經濟發展對本期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高質量發展具有較強的趨勢性。

　　2.3.3穩健性檢驗

　　(1)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再計算使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代理指標重新進行估計。勞動價格扭曲的系數為-0.02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證實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2)異常點的剔除考慮到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抑制作用可能會受到勞動價格扭曲極端值的影響，因此，把樣本區間內低于均值3%或者大于97%的樣本剔除，對得到的新樣本重新進行估計。勞動價格扭曲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向影響及顯著性均與基準回歸一致，本文的核心結論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3結論與啟示

　　勞動價格扭曲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被廣泛關注的兩大經濟問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現實存在的勞動價格扭曲表明發展的成果并沒有為廣大人民所享有，卻成為抑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了分析勞動價格扭曲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從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過程以及結果三個維度構建了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利用熵權法對2003—2019年中國30個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計算，并實證檢驗了勞動價格扭曲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研究發現：第一，從區域差異來看，地區之間的差異明顯，高質量發展水平基本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地域分布上的一致性;2003—2019年各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上升趨勢，經濟的整體發展取得一定成就，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得到改善。第二，勞動價格扭曲抑制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對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產生了負向作用，進而抑制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根據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完善勞動市場的制度化建設，發揮工會的作用，緩解工資扭曲。由于勞動市場的分割、戶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城市中的農民工沒有保險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工資普遍較低;檔案制度的存在限制了高級人才獲得更高的待遇。因此，相關部門要改革戶籍和檔案制度，消除城鄉、行業和地區壁壘，降低勞動力的流動成本，統一勞動市場，消除就業市場的分割和歧視，優化勞動資源配置。第二，在市場經濟下，工會是工人權益的代表，然而當前中國大多數的工會僅發揮慰問困難職工或組織文體活動的作用，很少代表勞動者談判工資。因此，要加強工會的力量，提高勞動者的工資談判能力。第三，政府要維持行業和市場秩序，防止大型壟斷勢力蓄意壓低工資。第四，加強勞動者的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自身的素質水平也是提高工資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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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孟1，張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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