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現象探析

　　摘要：女性主義視角下的“隱性勞動”作為極具批判性的社會學概念，為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同困境提供了創新性解釋，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同困境背后折射出行業發展中勞動的“隱性化”現象。研究發現，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現象主要發生于社會工作者與購買方、落地方及服務對象等互動場域，包含被動面向和主動面向，主要涉及對勞動的漠視與模糊。非平衡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本土有限的利他文化觀念以及規范闕如的行業生態分別是引發社會工作勞動“隱性化”現象的政治、文化和專業機制。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可能引發多重后果，主要涵括社會治理格局構建受到阻礙、公共性精神培育陷入困境及“半專業化”發展局面延續等。克服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現象，需要專業教育與職業實踐場域合作發力。

　　關鍵詞：社會工作隱性勞動社會認同專業化

　　一、找尋社會認同迷思的另一種解釋

　　近年來，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顯性成就有目共睹。自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其各部委陸續發布了一系列支持社會工作發展的政策文件，社會工作人才迅速獲得國家六類人才隊伍之一的重要位置。

　　地方政府也在學習領會中央精神的基礎上拓展思路，將低風險、高激勵且有助于直接回應轉型期民眾需求的社會治理創新作為政府創新的普遍選擇(臧雷振、張振宇，2019)，把社會工作參與社會治理視作社會領域創新的重要舉措。從社會層面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蓬勃發展，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在相對寬松和支持性的環境下迅速增長，截至2018年年底，各地已成立社會工作服務機構9793家。①

　　然而，社會工作發展取得顯性成就并非本土社會工作發展的全部，現有的正式制度為社會工作嵌入性發展提供的政策支持、制度空間與具體的社會工作場域和實踐情境之間仍存較大距離(王曄安、馬銘子，2021)，與之并不相稱的是社會工作職業的社會認同問題。長期以來，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旨歸的社會工作卻遭到社會公眾的不理解，缺乏專業身份和專業服務需求的實際服務處境使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困境日趨明顯(童敏，2019)，社會工作的專業有效性和學科知識體系備受質疑(安秋玲，2021)，其不可替代的專業地位未能彰顯(鄭廣懷、王曄安、馬銘子，2021)。

　　直到社會工作專業恢復重建30余載后的2021年，社會工作主題宣傳周還在將“提升社會工作的認知度和知曉度”作為活動目標;每逢3月“社工節”，“社會工作是什么、不是什么及其與心理咨詢、志愿服務、社區工作等相關行業的區別”依然是各類新媒體的主流宣傳熱點之一，諸如此類都表明社會工作依然面臨較深的社會認同困境。社會公眾對社會工作的認同度低可能導致社會工作者從業過程中的職業歸屬和身份認同發生不同程度的偏差，致使人才流失，從而掣肘社會工作專業化與職業化的進展。對此，學術界極力探求社會工作社會認同困境的根源：社會工作恢復重建30余年，為何社會認同卻始終未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提升?面對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同困境，當前學術界從不同視角給出了多種解釋。一是“制度設計不完善論”。

　　這種論述將社會認同問題歸因于專業發展頂層設計得不清晰、不全面等，倡導進一步完善社會政策以加強社會工作的合法性(史柏年，2006;張和榮、郭占鋒，2015);二是“專業化水平較低論”。該論述認為社會工作社會認同度低是因為自身專業化程度不足，需要進一步練好內功，提升社會工作教育和實務專業化水平，借助實際服務效果的提升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史柏年，2006;王文彬、余富強，2014;易松國，2019);三是“信息傳播不足論”。此種論述認為社會認同困境源于社會工作者自身和政府相關部門對社會工作的宣傳不足，因而希望通過增強社會宣傳力度來提升居民的知曉度(張和榮、郭占鋒，2015)。

　　綜合上述三種解釋，從理論上說，如果政府部門不斷完善制度設計、職業群體提升專業化水平以及強化社會宣傳等措施將有助于社會認同困境的緩解。但是，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卻不斷暴露出來。盡管近些年政府對社會工作的觀念逐漸轉變，社會工作政策得到進一步完善，社會工作自身的專業性日益提升并且關于專業的社會宣傳不斷加強，但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同“缺口”仍然沒有彌合反而持久存在，提升專業社會地位始終是社會工作界的核心議題(王曄安、馬銘子，2021)。這一頗具悖論性的現象迫使筆者進一步思考：這些措施是否只是提升社會認同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過分地將其作為社會認同困境的解釋是否陷入了技術化、外在化和泛泛而談的怪圈?因此有必要繼續找尋社會工作社會認同困境的其他解釋。

　　為此，本研究試圖從社會工作職業實踐的過程環節與具體情境中發掘導致社會認同“居低不上”的癥結。物的價值是靠社會來估價的，集體能夠感知到物是決定物的價值的重要因素(涂爾干，2001：224)，社會工作的社會感知度較低在很大程度導致了社會工作專業的社會認同度較低，而社會感知度較低與社會工作的社會顯現度低又存在直接關聯。

　　換言之，盡管社會工作在行業內部取得了相較于歷史的顯性成就，但對行業外部環境而言，社會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仍處于相對隱性的位置。筆者在與一線社會工作者共事的過程中，發現社會工作在社會治理場域扮演一種類似于“影子”的角色，這種“影子”式的角色使得社會工作職業群體的勞動在某種程度上被忽視甚至貶抑，從而帶來職業群體的勞動“隱性化”。當社會工作的勞動被“隱性化”時，社會工作專業與職業便難以進入并深入中國人的認知框架進而無法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李棉管、姚媛，2017)，由此陷入持續性的社會認同困境與迷思。針對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這一經驗現象，本研究認為社會學視域下頗具批判性的“隱性勞動”(invisiblework)視角能為探究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提供有力的理論工具。

　　因此，本研究在回顧“隱性勞動”視角的基礎上，探析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現象，具體厘清三方面的問題：實際工作場域中，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的具體表現、導致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現象的因素、“隱性化”現象帶來的現實后果是什么。在分析社會工作專業與職業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要承認社會工作面臨的結構性約束，也應該認清作為行動者的社會工作者群體在有關場域中的主體性建構(楊發祥、葉淑靜，2016)。鑒于此，本研究將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現象進一步區分為被動和主動兩個維度，以期對社會工作者職業群體所遭際的結構約束及其主體建構做出雙重透視。

　　二、“隱性勞動”作為啟發性的概念工具

　　20世紀后期，女性主義社會學將長期被忽視的女性群體勞動重新帶回研究視野，“隱性勞動”正是彰顯女性主義社會學批判力量的重要概念之一。從歷史上看，“隱性勞動”的概念主要被用來解釋和說明婦女在家中未被承認的勞動(Daniels，1987;Collins，1998)。家庭內的父權式生產創造的是一種不平衡的權力關系，在此種關系中，男性作為一個剝削階級，從剝削女性的家務勞動中獲益：女性的再生產勞動付出讓男性可以無后顧之憂、全心投入有酬的勞動，但男性卻反過來視家中的女性為依賴人口，而貶抑甚至忽略女性及其他家庭成員對其生產性勞動做出的貢獻(張晉芳，2013：48)。隨后，隱性勞動研究逐漸從家庭內部擴展到女性在家庭以外擔任的職位，包括護理、秘書和乘務員等職業，從私人領域拓展到公共領域，如對清潔工和教師隱性勞動的關注(Hamblinetal.，2020;Rabelo&Mahalin‐gam，2019)。

　　對女性職業領域隱性勞動的考察往往從多個角度聚焦呈現工作過程中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羅林斯(JudithRollins)通過對非裔美國人有償家務勞動的觀察，發現她們在工作中的“不可見性”不僅隱藏在家庭內部和白人女性的私領域中，更體現為她們在各種場合仿佛不為雇主所看見和在意;丹尼爾斯(ArleneKaplanDaniels)描繪了女性富人志愿者的“隱性事業”(invisibleca‐reers)，女性的家務工作是不被承認且瑣碎的，被她們的丈夫所追求的事業所區隔，她們轉而從事無償的、有意義的志愿工作，但這些工作卻并不被看作是“真正的工作”(realwork);史密斯(DorothySmith)也發現女性在家庭中的工作與其在組織中的支持性工作被忽略了，男性主管和專業人士做出的成績仿佛是他們獨立完成的，這是一種制度化的忽視或遮掩(轉引自Devault，2014)。

　　“隱性勞動”概念試圖引起學界關注那些沒有報酬、未被承認或低估的工作(Devault，2014)。伊里奇(IvanIllich)將對勞動中的“不可見性”分析繼續向前推進，提出了“影子勞動”(shadowlabor)概念。影子勞動是一種以家務勞動為原型的社會事實(Illich，1981：113)，其既非指那些低酬的工作也非指純粹無酬的工作，而是指用來供養工業經濟的無償工作，這些無償工作在工業經濟中作為產品和服務生產的必要補充而存在，包含女性在家里的家務勞動和在職場從事的被冠以“家庭生活”(familylife)的勞動(Illich，1981：99)。

　　在工業社會中，影子勞動的過程被“一切服務于經濟”的工業意識形態所掩蓋， 是奴役的一種獨特形式(Illich，1981：100)，也是一種難以對抗的歧視形式。隱性勞動的內涵和外延隨著社會發展和勞動情境變遷而不斷擴展，在傳統范疇基礎上增加了新的時代意涵，比如學者開始關注數字時代彈性工作的“無形”或“隱性”狀況(Whiting&Symon，2020)。隱性勞動既包括無報酬或報酬過低的工作、象征性地看不見的工作①，也包括由于互聯網、勞動力分割或全球外包而在物理和地理上模糊不清的工作以及那些無論是“上班”還是“下班”中對于勞動者的持續就業和成功十分必要的審美或相關的工作(Edgell，1999)。

　　就隱性勞動形成的內在機理而言，海頓(ErinHatton)(2017)通過文化、法律和空間這三個相互交織的社會學機制，剖析了“隱性勞動”生成的內在機制。其中，社會文化機制是指霸權性的文化意識形態②導致工作自然化而被視作理所當然，社會法律機制是指那些所謂“隱性勞動”的范疇被法律文本中關于“就業”的正式規定排除，空間機制則是指有些工作范疇常常處于文化所定義的工作場所之外。可以說，海頓對隱性勞動的“三重機制”解釋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女性主義思維范式而試圖挖掘更為深廣的結構根源。

　　由此，隱性勞動主要體現為工作過程中的“不可見性”，既可以理解為對勞動本身的忽略、不承認甚至貶低歧視，也可看作是對勞動過程的掩蓋或勞動成果的替代性剝奪，即工作過程與結果的“不可見性”構成了隱性勞動的突出特點。綜上可知，“隱性勞動”至少包含兩重實質性內涵：一方面指涉制度化的社會排斥，這點常常涉及女性的、私領域的相對于男性的、公領域的勞動被邊緣化的討論;另一方面指制度化的社會壓迫，當人們的生產、生活統統被工業模式和意識形態支配時，人們所從事勞動中的非經濟部分被不同程度地貶低或低估。

　　具體而言，“隱性勞動”主要表征為主體的勞動“不被察覺—不被承認—被主動忽略或被動掩蓋—在偏見和歧視的作用下價值被低估”的行為譜系。就此而言，隱性勞動對解釋職業勞動過程及結果不能在較大程度上被社會各主體承認的社會認同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論解釋力。鑒于此，本研究運用隱性勞動行為譜系對社會工作者的勞動“隱性化”現象進行剖析。筆者認為，“隱性勞動”視角與社會工作職業研究之間存在諸多契合之處：

　　(1)“隱性勞動”彰顯了賦權于女性群體的女性主義批判視角，而中國社會工作職業群體中女性比例遠高于男性(劉暢、袁易卿、孫中偉等，2020)，這點現實賦予了女性主義概念工具以合法性;(2)慈善領域被視為“隱性勞動”的一種類型，而社會工作作為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亦屬于廣義上的慈善事業;(3)與其他顯性的、社會認知度較高的職業相比，社會工作面臨被社會承認不足的社會認同困境，該群體的勞動整體處于相對隱性的位置。總之，“隱性勞動”以一種批判性的視角幫助研究者反思當前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同問題，有助于重新審視社會認同困境背后所暗含的勞動“隱性化”現象。

　　本研究將研究主題定位為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現象而非直接將社會工作者勞動概念化為“隱性勞動”，旨在強調此現象是一個相對動態的過程，并不是蓋棺定論地在類型學意義上將社會工作定位為“隱性勞動”，筆者期冀為這一過程現象賦予學理性解釋。

　　三、不可見的勞動：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現象

　　無論是制度化的社會排斥還是社會壓迫，既往“隱性勞動”研究都凸顯勞動類型(或面向)的“被動性”，即勞動者的勞動“隱性化”是被種種外力強制促成的。由此，多數研究也旨在通過對“隱性勞動”的研究實現一些勞動的“可見”(visible)。

　　然而，社會工作勞動中的“隱性化”現象則不僅包含被動型的“隱性化”現象，即自身勞動成果被其他相關互動群體“隱去”，在現實中還存在一種主動型的“隱性化”行為，即在沒有任何外力“壓迫”的情況下，社會工作者自身主動將自己的勞動做出“無名化”或“模糊化”處理。同時，社會工作勞動“隱性化”發生在與以政府為主的購買方、以社區為主的落地方以及服務對象的互動之中。因此，社會工作勞動“隱性化”將圍繞社會工作者與購買方、落地方以及服務對象的互動，從主動和被動兩個維度進行分析。

　　四、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現象的型塑力量

　　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現象有其特定的型塑力量，主要包含非平衡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結構、本土環境中有限的利他觀念與當前規范闕如的社會工作行業生態。

　　(一)政治層面：非平衡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結構

　　在許多論者看來，理想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應為兩者“良性互動”，一方面國家承認市民社會的獨立性，并提供相應的法律保障和必要的干預與調節，另一方面市民社會在充分制衡國家力量的同時也促進公民的政治利益表達(鄧正來，2018：10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從全能主義國家向威權主義國家過渡的過程中，國家半主動、半被迫地從社會領域逐漸撤離(鄧正來，2018：212)。

　　但出于政治秩序和治理效能等考量，國家對社會組織為代表的市民社會采取了一種“機會主義”的立場，形成了社會組織的監護型控制邏輯，扶持與發展市民社會自然也成為一種提升治理效能的治理技術之一(鄧正來，2018：218、237)。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作為服務型社會組織，同樣被置于國家與社會的非平衡關系結構框架下。本土社會工作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強勢主導是政府方面的基本立場，帶來了社會的“習慣性順從”(王嬰，2018)。就政府而言，政績驅動是地方政府創新發生、發展和演化的核心機制，基層政府的創新選擇通常基于政績考量(陳家喜、汪永成，2013)。近些年來，由于公共服務和社會領域的創新舉措有助于實現政府相關部門的“軟實力”，該領域逐漸成為基層政府制造政績的新高地(王嬰，2018)。

　　因此，在“條”與“塊”關于社會治理創新的“結對競賽”(黃曉春、周黎安，2019)過程中，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或發展社會組織的行為本身演化成各職能部門和基層政府的政績亮點。但出于風險控制和制度的路徑依賴等考量，社會工作專業及其相關機構仍被視為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政府如何既能發揮社會工作的服務型治理功能，同時又能規避可能的或想象中的治理風險?由此，“形外實內”成為各級政府的最佳策略，即形式上維持社會工作專業的相對自主性，實質上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和強化黨建等方式來實現體制部門對社會工作專業的絕對控制(鄭廣懷、張若珊，2020)。于是，這種占有式支配的政治邏輯強化了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特征。

　　五、“存在危機”：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的多重風險

　　社會工作者在與多方主體互動過程中，其勞動表征都呈現被動或主動“隱性化”，這引發了筆者對其現實后果的擔憂。概括來講，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的現實后果主要涵括以社會治理風險為主的政治后果、以公共性精神困境為主的文化后果和以“半專業化”為核心的專業后果。

　　六、總結與討論

　　當前中國社會工作者勞動“隱性化”現象，不僅包含來自政府購買服務過程中的購買方、落地方、服務對象等利益相關方施加的被動“隱性化”，也包含社會工作者自身做出的主動“隱性化”行為。其中，被動“隱性化”貫穿了其他互動主體對社會工作者的認知及其互動行為過程，而與此同時，社會工作者也相應采取主動“隱性化”的方式，客觀上加劇了自身勞動的“隱性化”。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受到政治、文化和專業多重維度的塑造，也導致了社會治理的風險局面、公共性精神的生成困境以及“半專業化”持續發展的后果。

　　社會工作者勞動的“隱性化”實際上再生產著當今社會工作者的社會地位與身份認同，專業發展的環境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專業能否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這關乎社會工作“何以存在”的本質問題。“隱性勞動”以及職業勞動的“隱性化”視角為批判性地審視當前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為回應當前社會工作的社會認同低迷困境提供了創新性的解釋，有助于從社會工作者群體自身來理解社會認同的外部困境，從微觀互動實踐的角度來考察宏觀社會認同困境的形成過程。

　　①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本文在討論社會工作勞動的“隱性化”時，意圖推動社會工作勞動的“顯性化”，但本文并不主張過度專業化甚至狹隘專業主義的發展路徑。本研究對那些為爭取合法性和資源支持而做出策略性“隱性勞動”的社會工作行動者表示理解和認可，因為這其中包含了著眼于長遠發展的生存智慧。本文更強調社會工作專業發展過程中要保持最基本的專業自信，更要試圖規避模糊專業邊界的“專業泛化”或“泛專業化”場景。此外，從社會工作的主動“隱性化”現象中，還可以看到當前存在的一個明顯指向，即“公益慈善專業化”與“專業社會工作公益慈善化”之間的張力。

　　一方面，近幾年來的中央文件內含著從對專業社會工作的凸顯到對公益慈善事業、第三次分配等領域強調的趨勢;另一方面，社區服務等社會工作實踐場域越來越突出黨建引領下各類志愿服務的創新和專業化運作。未來專業與慈善之間的張力將如何調和?未來中國社會工作與公益慈善事業將是何種發展態勢?這些都有待后續在實踐中探索。如果社會工作僅僅是以“服務”作為自身專業特色，而未能真正參與到治理體系重組過程，那么社會工作的勞動將在一定時間內繼續沿襲主動和被動的“隱性化”，其對治理能力提升的效應可能被繼續掩蓋和稀釋，由此將形成“難以融入治理體系—治理提升效應不明顯—勞動的‘隱性化’—仍然難以融入治理體系”的不良循環。

　　[參考文獻]

　　愛彌兒·涂爾干，2001，《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渠東、付德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安秋玲，2021，《社會工作者實踐性知識的社會向度探析》，《社會科學》第7期。

　　陳家喜、汪永成，2013，《政績驅動：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力分析》，《政治學研究》第4期。

　　陳鵬，2016，《城市社區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績效——以四個商品房社區為例》，《社會學研究》第3期。

　　陳友華、許加明，2017，《社會工作專業權威建構：現狀、問題與思考》，《人文雜志》第6期。鄧正來，2018，《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增修版)》，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高藝多、文軍，2020，《現代主義還是后現代主義——社會工作理論取向的比較與反思》，《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

　　作者：高藝多呂潔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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