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法租界的建立與擴張基于法國外交部檔案的考察

　　摘 要：1863年至1917年間，法國曾先后四次提出在漢口建立或擴張租界的要求。法國或是借助條約擴張鯨吞，或是擅自越界不斷蠶食，圖謀染指西側京漢鐵路的控制權，租界輪廓也隨之不斷變動。由于晚清政府的軟弱與妥協，法方的野心曾先后三次不同程度得以實現，但第四次的擴張計劃因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堅決抗爭及一戰的驟然爆發而以落空收場。本文通過對法國外交部所藏檔案的整理與研究，還原漢口法租界建立與擴張史，再現了中法雙方在不同時期的博弈過程，并探討了中國政府、法租界、漢口民眾和其他列強在歷次事件中的表現。

　　關鍵詞：法國外交部檔案;漢口法租界;大智門火車站;中法關系

　　

　　1858年《天津條約》及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法國獲得了在漢口建立租界的特權，但因故未能開辟。甲午戰后，法國以干涉還遼之功再次脅迫清政府，從而正式建立了漢口法租界。此后二十余年間，為擴大侵略權益，法租界或是借助條約擴張鯨吞，或是擅自越界不斷蠶食，圖謀染指西側京漢鐵路的控制權，租界范圍也隨之不斷變動。國內對于這段歷史的研究，約始于上世紀90年代。1991年出版的《武漢文史資料》第四輯《漢口租界》①，收錄了數篇法租界親歷者的回憶錄，但基本未涉及法租界的擴張史。2003年出版的《漢口租界志》②，介紹了法租界從劃界、開辟、擴張到收回的基本過程，是國內目前可見的關于漢口法租界建立與擴張過程的最為全面的論述。但由于資料來源的限制，致使其相關研究在多處關鍵問題上留有空白，如對漢口法租界1912—1914年間的擴張嘗試、1902年擴界條約中法文本之間的差異等問題均未提及。

　　近年來出版的其他專著，如周德鈞的《漢口的租界——一項歷史社會學的考察》③及王汗吾、吳明堂編著的《漢口五國租界》④等，其涉及法租界建立與擴張的部分，在研究深度與廣度上均未突破《漢口租界志》之框架。國外方面，王鈺花 (Fleur Chabaille) 的博士論文 《天津法租界：外國租界在華擴張的連接史(1846—1946)》⑤雖涉及了漢口法租界擴張的部分內容，但主要探討天津法租界的擴張史。本文依托法國外交部所藏漢口租界原始檔案，輔以必要的中文史料，對漢口法租界擴張的歷史脈絡進行細致梳理，從全新視角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的面貌，以補前人研究成果之不足。

　　一、開辟法租界的最初嘗試 (1863—1895)

　　1858年《天津條約》新增的十處通商口岸中，漢口赫然在列。1861年3月《英國漢口租界地約》的簽訂，標志著漢口開埠通商以及漢口英租界的建立。法國勢力也隨之溯江而至，初抵漢口的法國領事戴伯理(Dabry de Thiersant)于1863年1月向湖廣總督官文提出開辟法租界的要求，并點名索要位于英租界上游、漢口城垣以里的龍王廟地段。⑥龍王廟坐落于長江北岸、漢水西側，地處江漢交匯之要津，自明代便是商賈云集的繁華地帶 。時任法國公使柏爾德密 (Jules Berthemy) 在致法國外交部的信中稱該地區是“這座城市中最美麗、最繁榮和最適合開展商業活動的一塊區域”。⑦面對法國企圖在老城核心區建立租界的要求，漢陽知府鐘謙鈞提出兩條理由加以拒絕：

　　一是龍王廟一帶人口稠密，建有不少當地居民的房產;二是英國人曾試圖在此建立租界未果，遂要求總督官文做出承諾，不得將此地讓與他國。⑧后一條理由在《英國漢口租界地約》中可找到佐證：“所定此地界址，不能越花樓巷之西一帶再租，免礙鎮市鋪屋。嗣后各國來漢租地，自必一律辦理。”⑨但戴伯理不承認上述理由的正當性，并聲稱：此地雖然并非空地，但已有地產主找我商談過售地事宜，其他土地主也將按其損失獲得相應的征地補償，他們完全可以到別處繼續其小本經營。至于第二條反對意見，同樣是站不住腳的：英國人在其租界外所有適合外國人居住的地方都擁有為數眾多的地產，出于投機目的，他們會買下所有有利可圖的地段，且絲毫不顧及《天津條約》的另一締約國是否也對該地的利益感興趣。而我現在以法國政府的名義索要的這一地段，事實上是唯一一塊我國商業可以立足、且未被英國人所占據的土地。①

　　隨后，漢陽府轉而提出可將漢水右岸靠近江口的一片區域讓與法國 (見圖1)，但戴伯理拒絕接受。因為依照《天津條約》之規定，法國商船雖可在長江上航行，卻無權進入漢水，該地也就無法成為其商業擴張的基地。戴伯理還表示，此處“遠離所有的工商業中心，其位置不僅低洼而且污穢，以至先前從未有人定居，連漁民都不屑光顧”。他甚至指責中方毫無誠意，“其目的是盡量拖延時間并等待著什么，同時向民眾表明，當局即使在面對外國勢力的威逼時仍時刻捍衛著國民的利益”。②就在中法雙方圍繞龍王廟問題僵持不下時，法租界即將在此開辟的傳言不脛而走。

　　當地居民出于逐利心態，索要的地價不斷攀升，很快超出了法方的預期。鑒于此，漢陽府方面及時調整了談判策略，宣稱原則上不反對法方的要求，但不會強迫龍王廟居民出售其地產，也不負責為土地主和買家商定一個符合本地行情的市價。③在恭親王奕��致柏爾德密的信中，還援引英租界以自愿協議方式開展征地為先例，強化中方觀點的合理性。④事態的發展使法方深感棘手，盡管戴伯理辯稱，“這體現了某些中國人對我們既羨又妒的心態，拒絕讓與龍王廟的阻力并非來自那些不愿出售土地的民眾”⑤，但也無法否認，“中國政府援引英國人的先例確實有理有據，英國也曾在漢口索要租界，但租界內的所有土地均由女王政府立刻出資買下，再重新向其國民出售。他們總是注意選擇荒地，并且很快開展了一些商業投資”⑥。

　　柏爾德密深知，法方根本無力通過自愿方式買下整個龍王廟，他哀嘆道：戴伯理先生在漢口選中的是一塊富庶的區域，地理位置甚佳，因此其居民就會千方百計游說地方當局，直至給出一個令我們破產的天價。一些居民原本可能還愿意以適中的價格出售土地，但現在地價越來越高，不僅嚇住了那些想要從中賺取差價的人，也使得真正打算在漢口經商的買主們望而卻步。⑦得不到龍王廟的法國人，隨即將注意力轉到地價相對低廉的英租界下游。該地段就地理區位而言差強人意，大多數地皮由英商于1861年購得，以供投機之用。⑧1865年5月8日，戴伯理在致外交部的信中寫道：于是我又向柏爾德密先生提出了一個更加符合我們利益的新計劃：

　　一，首先由中國政府出面征購英國人手中自英租界以北至城墻的土地;二，隨后將這塊土地以租界的名義讓與我們。此提議業已經過英租界當局的同意，并提交給了英國駐京代辦先生。代辦先生回答說，只要漢口英國領事認為此事無損于英國利益，他就不表示反對。而英國領事已于去年9月答復說，這塊土地基本上是空地，且一年以來已多有貶值，他認為假如我們能夠出到當初英商們購地的價格，并且附加一筆補償款，后者的利益就不會受損了。

　　①依照新計劃，法國最終取得了英租界下游直到通濟門附近的城內沿江地段(見圖1)。1865年6月29日，清政府同意再無償讓與毗鄰的一塊土地，用于法國領事館的建設，該土地距江岸200米，距英租界500米，此前曾是一片墳場。同一時期，法國還趁一家英國商行倒閉之機，以10 504法郎的價格購買了墳場附近一塊430平方米的土地。以上兩塊土地共計2 555平方米，其中1 660平方米位于一面圍墻之內，同年在此處建立了一座兩層的領事館及其附屬建筑。②墻外土地則長期處于荒廢狀態，后漢口賽馬會花費2 000法郎取得了其上幾米土地的用益權，用作訓練跑道。③在1896年1月26日法國駐華公使致外交部的信中，可以找到對以上土地與建筑的詳細說明：那時多虧柏爾德密和戴伯理的共同努力，中國政府讓與我們這片土地，它不僅包含如今法國領事館所在的地塊，還包括介于英租界和中國城墻間直到通濟門的區域，江岸長度共計250丈 (約合1000米)，自堤岸到領事館前馬路的縱深則接近200米。

　　④后來領事館落成的那塊土地嚴格來說并不屬于租界，它是中國人半賣半送給我國的，面積共計2 555平方米，是法國政府不可轉讓的在冊財產的組成部分。雖然早在1865年法國人就已取得了英租界以下城墻內土地的讓與權⑥，但雙方并未就此正式立約，之后法國也未行使過這一權利。此后，這片土地一部分由原居民繼續占有，另一部分則被賣給了外國人。到1896年，坐落于長江北岸、自英租界至通濟門的這片區域，要么被俄國茶商占據，要么被英國人和中國人占據，還有幾塊則變成了當地天主教傳教團的財產。①這種長期荒廢狀態，與法國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相關。一方面，1865年后法國周邊局勢因德意志崛起而日益惡化，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起義對法國更是造成了重創;另一方面，1870年天津教案后中法關系趨于緊張，法國對華政策的重心也開始逐漸南移。各種因素結合，建立漢口租界一事也長期延宕下去。此后三十年間，俄商勢力在漢口與日俱增，他們在該地設莊辦廠，并以私人名義從清政府手中買走了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權②，從而為日后的俄法租界爭端埋下了伏筆。

　　二、法租界的正式開辟 (1895—1897)

　　19世紀末，法國對華政策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長江流域。甲午戰后，由于俄、法、德三國出面干預，中國收回了遼東半島。法國以迫使日本歸還半島有功，應享受與德、俄同等利益為由，再次提出開辟租界的要求。③法國重提漢口租界問題，京漢鐵路的修筑是一個重要的促因。武漢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美譽，自清政府決定修筑京漢鐵路以來，位于終點站的漢口，其經濟與政治地位愈加凸顯，開辟漢口租界無疑將便利法國在華勢力的進一步擴張。在漢法商群體也是要求開辟租界的重要推手。

　　法商永興洋行(Olivier et Cie)曾于1892年前后在1865年讓與法國的土地上買下一塊地皮。面對德國在漢勢力的與日俱增，該洋行在巴黎的母公司于1895年9月致信法國外交部，指出在漢口和重慶建立租界已是刻不容緩，并警告“如果我們最后一個抵達，將會是一件令人憾恨的事情”。④這一呼吁得到了外交部長阿諾托 (Gabriel Hanotaux) 的重視，他隨即電令法國公使施阿蘭 (Auguste. Gérard) 和漢口領事德托美 (Joseph Dautremer)，命其在1865年取得讓與權的土地上建立法租界。⑤但此時這片土地的所有權，已大部分掌握在同樣積極籌劃建立租界的俄國人手中，且俄國政府已經撥款18萬兩白銀，用以購買從英租界到通濟門的其余土地。⑥面對這一困境，德托美最初主張放棄這片土地，轉而另覓租界選址。他在致外交部的信中解釋道：“原先最適宜法租界的選址，即我國領事館所坐落的那片土地，由于不曾行使占有權，已被賣給了不同國家的歐洲人，因此現在 (讓與權) 已不復存在，只剩下領事館所在的地塊還在我們手中。

　　考慮到當前形勢，我們只能另覓一塊更加合適的土地來建立租界。”⑦在領事的考量中，這不僅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亦是避免與盟國發生摩擦而做的必要讓步。但外交部則認為，作為法國政府“不可轉讓的財產”的法國領事館，就坐落在這片土地上，若將整塊土地放棄給俄國人，則法國領事館也無法保留。而領事館作為法國領土的“延伸”，一旦放棄便形同割讓，其象征意義是法國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迫于外交部的強硬態度，施阿蘭和德托美轉而尋求與俄國共享該地區，提出自英租界起約三分之二面積的土地歸俄方，而法方則占有自俄界下游至通濟門附近剩下的三分之一。

　　施阿蘭在1896年1月26日致外交部的信中解釋道：懇請閣下批準我們所建議的聯合計劃，雖然我必須承認這個在長江左岸的計劃對俄國人是有利的，因為我方讓給了他們三分之二的江岸土地，自己僅留下三分之一;但閣下務必考慮到，俄國商人本就占據接近三分之二的土地了，何況眼下在漢的俄國人不僅數量上遠超我國，其商業也比我們龐大得多。此外，哪怕是余下的江畔土地，也足夠我們修建兩座浮橋碼頭，必要時完全能夠維護我們的航行利益，并且獲得一筆可觀的停泊費和碼頭稅。計劃內容在我看來相當公平，因為盡管理論上我們對租界的占有權可以上溯至1865年，但至今也沒有使它發揮過任何作用，而我國公民的數量和商業的體量都不允許我們分到更多土地。

　　況且在我看來，這樣做既不失禮貌，又巧妙地簡化了我國租界的建立過程。對我們來說，在這座城市中，俄國人口和商業的規模使雙方得以比肩建立租界，這對我們來說非但不是阻礙或敵對，相反卻是恩惠和可貴的幫助。①這一計劃進展得頗為順利，俄國政府承認1865年協定的有效性，并同意與法國分享土地，清政府對此也未提出異議。1896年4月14日，漢陽知縣薛福祁會同德托美與法國駐滬總領事呂班(Pierre Dubail)，沿法租界邊界豎立了6塊界石，隨后法方會同俄國駐漢領事羅日新(P. Rojdestvensky)測量了江岸長度并劃分了各自的邊界。4月20日，江漢關監督瞿延韶發出布告，承認法租界建立。4月30日，法國領事館就法租界即將建立一事照會各國在漢領事。

　　6月2日，中法《漢口租界租約》簽訂，法租界正式建立。在條約簽訂時，法方還迫使清政府同意，將租界原定西部與北部邊界擴張到漢口城垣，總面積達到187畝。②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法國外交部關于不得放棄領事館的指示，法租界邊界自江岸俄法分界處向西延伸至今洞庭街之后，轉而折向南方，在距今黎黃陂路路北不遠處的街區內部橫穿而過，復又西行延抵城墻，恰好將法國領事館攬入租界，由此勾勒出漢口俄法租界曲折交錯、形似拼圖的怪異輪廓。漢口法租界開辟后，首要工作是向原地產主征地。但法國政府的租界政策歷來與別國不同，施阿蘭在致外交部的信中就此寫道：“我沒有忘記外交部曾批示過，原則上它無法提供他國一樣的撥款，我也曾提醒過德托美先生，讓他不要指望能得到任何這方面的 (財政) 支持。”③

　　中法雙方最初商定的地價是江邊每方④20兩，其余每方16兩，但由于租界自身根本無力支付，德托美和暫代其職的穆文琦 (Morisse)轉而謀求將地價分別降至每方8兩和6兩。⑤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了中方的拒絕，征地一時陷入拖延不決的境地。1897年初，俄國以每方10兩的價格完成了征地，并開始進行堤防建設，這終使法租界下定決心解決征地問題。同年4月，他們援引俄界先例，制定了法租界征地補償標準，并設法從上海東方匯理銀行貸款90 000兩，用于征地補償及開展整治工程。代理領事保羅·克勞德(Paul Claudel)在致外交部的報告中，從三方面對此做出了解釋。

　　首先，法租界的建設進度已然大大落后，由落后產生的緊迫感又被京漢鐵路終點站的籌建所強化，故而“最終確定地價是有益的，這利于我們盡快對所租下的土地進行整治，簡而言之就是從新形勢下獲利而非受損”。①其次，隨著漢口市面逐漸繁榮，地產主的心理價位也水漲船高;再加上俄國領事羅日新宣稱，如果法國取得了低于10兩的地價，則“俄領事館將立即采取措施以取得相應的減價”②，這些在客觀上都使得降價的希望愈發渺茫。最后，出于對租界土地的升值預期，克勞德相信“今后幾年內，這些地產的價值將遠遠超出今日對方的要價”③，故而為長遠計，做出些讓步是利大于弊的。不難看出，法國將租界的建立過程視作“委曲求全”的產物。

　　早在1897年5月，上海總領事白藻泰(Gaston de Bezaure)在致外交部的報告中，就曾抱怨漢口法租界“夾在廣大的鄰居之間，狹小、封閉、逼仄而局促，全無擴張邊界的可能”。④確如總領事所講，此時的法租界不但面積局促、形狀不規則，堤岸長度也遠不及其他各國。它東臨長江，南接俄界，西北兩側靠近漢口城垣，如果不將城垣拆除，則法租界全無擴張可能，其未來發展也將處處受限。白藻泰將之歸咎于同俄國分享租界的決定，提出應“將其盡數讓與俄國，從別處為我國另覓土地”。⑤由此可見，法租界的野心與現實間所存在的落差，孕育著進一步擴張的動因;而隨著京漢鐵路的動工和漢口城垣的拆除在即，這種動因便迅速轉化為實際的擴張嘗試。

　　三、法租界第一次擴張及越界筑路糾紛 (1899—1909)

　　1899年末上海租界展拓時，英國駐滬總領事璧利南(Byron Brenan)與白藻泰曾議定一份關于處理各自擴展租界內對方國民地產登記問題的協議。法國公使畢盛 (Stephen Pichon) 借機向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 MacDonald)提議，這一協議對未來漢口的擴展租界同樣適用⑥，可見此時法國已經在醞釀漢口租界的擴張了。到1900年，隨著京漢鐵路終點站——大智門火車站在法租界西部不遠處破土動工，拆除漢口城垣、連通車站與長江碼頭，成為大勢所趨。車站的興建為法租界的擴張提供了契機，時任法國駐漢領事瑪璽理 (Chassain de Marcilly) 自1901年5月起便屢次向湖廣總督張之洞要求展拓租界。對此，張之洞在致清廷外務部的報告中毫不隱諱地指出：“蓋其意不僅在寬展租界，實欲攬我路權也。”⑦誠如張之洞所言，控制鐵路是法租界擴張的一個重要目標。作為京漢鐵路對外借款的幕后推手，法國通過聯合俄、比，成為這筆借款的最大金主和實際控制者，并借助《盧漢鐵路比利時借款詳細合同》和《盧漢鐵路行車合同》中的相關規定，攫取了對一切相關分歧的最終裁判權。在手握鐵路經濟命脈的同時，法國還進一步謀求對鐵路的政治控制，以便其勢力深入沿線各地，確保在必要時將這種政治控制轉變為軍事威脅。將漢口法租界擴展到大智門車站，就是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一步。此外，法租界初期窘迫的財政狀況迫切要求其開辟新的收入來源，而租界擴張便是一重要契機和手段。瑪璽理在1901年12月致外交部的信中論證道：這次擴界將使我們獲得新的納稅人，而無需相應增加治安管理支出。

　　擴張以后，中國人將會蜂擁而至，形成為數眾多的中國居民，我們可以將這片區域留給他們：對于地處遠東的市政當局而言，這將帶來豐富的稅源。通過這次擴張，我們不僅將很快結清債務，還能有所盈余。另一方面，隨著土地逐漸售出，我們在銀行貸方賬戶中支付的利息也將相應減少，而資產則得以累積，最近一次財產結算中所出現的資金短缺問題僅僅通過定期貸款就將很容易解決了。①基于這種認識，瑪璽理在還未進行土地征購的情況下，便以此向東方匯理銀行“申請一筆38 000兩的流動資金”②，甚至向銀行方面保證道：“假如像前述那樣，本次租界擴張帶來新的開支，那么我們將在那片土地上征收地產稅，且逐步增加到能夠支付在該區域上的花費的利息為止。”

　　③某種意義上說，本次擴張的實質是一場兼具政治侵略與經濟投機的土地掠奪。在涉及擴界問題的談判中，瑪璽理起初要求“將界后堡垣拆卸。當經準其拆卸堡垣，將界展至城墻。而法國領事仍以租界狹隘為詞，堅請加增”④，意圖將租界西線進一步向鐵路推進。而張之洞態度堅決，認為60丈的間距是確保鐵路主權安全的底線;幾輪談判下來，最終迫使法方同意以距鐵路護坡60丈處為法租界西部邊界。1902年11月12日，漢黃德道兼江漢關監督陳兆葵與法領事瑪璽理正式簽署了《漢口展拓法租界條款》。條款規定：“茲議續展新界，自官地起西距鐵路六十丈為止，合一百八十五邁當⑤，北一面與德租界毗鄰，由德毗連之線直引至距鐵路六十丈之官地為止，南由俄法之界直引一線至垣墻之外距鐵路六十丈之官地為止，設為法國新租界。”⑥此外條約還規定，城墻地基3丈、墻內官地5丈、墻外官地5丈、加城壕6丈，一并劃歸法界，“以為雙方友好之見證”⑦ (見圖2)。據瑪璽理事后估計，這片寬約19丈的饋贈，等于為租界當局“帶來了一筆約40 000兩的豐厚收益”。⑧

　　法租界從本次擴張中獲利頗豐。首先是管轄面積的驟然增加：法租界開辟時僅有191 703平方米，到1904年則增至332 693平方米。⑨其次是發展前景的豁然開朗：據瑪璽理向外交部匯報稱，經過此次擴張，不僅“迄今為止在德租界一側和鐵路方向上制約我們的中國城墻將被拆除，護城河也將被填平”，而且“一條街道將把我們和近在咫尺的火車站連接起來”，由此導致的地產升值“將推動法租界走向繁榮”。⑩第三是財政狀況的迅速好轉：1903年租界財政首次扭虧為盈，實際收入7 511.83兩I1，1904年這一數字又增加到9 845兩，隨后兩年更是分別猛增至18 344兩和29 832兩，連續4年實現盈余I2。法租界從此擺脫了初期的財政危機，發展逐漸步入正軌。

　　四、法租界的第二次擴張 (1911—1917)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漢口首當其沖地成為革命軍與清軍對壘的前沿陣地。革命的爆發和地方政府對漢口控制力的驟然喪失，使得1908年杜理芳口中所謂的“特殊情況”成為現實，列強趁機將擴展租界再次提上日程。起義次日，革命軍一度攻占漢口，但隨即與清軍展開了激烈的漢口爭奪戰，英、俄、法、德、日五國租界的西側地帶亦面臨戰火威脅。五國駐漢領事一方面與交戰雙方展開交涉，極力確保租界安全;另一方面則利用混亂局勢，加緊推動租界的擴張。早在10月20日，英、德、日三國駐華艦隊司令就向漢口各國領事發出聯名信，提議“若租界后方介于現邊界與京漢鐵路間的土地并入各國租界”，則“漢口各租界的安全程度，及租界共同體應對暴動與叛亂的舉措之成效，都將得到極大的提升”。①

　　收到信后，五國領事也向駐京公使團起草了一封聯名信，表明對該擴張計劃的贊同，并對其動機進行粉飾。這封動機信將漢口租界描繪成陷于“縱火犯施放的沖天大火”②、虎視眈眈的“小偷和劫匪”、趁火打劫的“妓女和惡棍”以及武力威脅下的孤島，以此來證明擴張“對于外國居民的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③不過，對于該計劃，時任法國駐漢領事侯耀(Ulysse-Raphael Réau)最初表現得并不十分熱情，他在給駐華公使馬士理(Pierre de Margerie)的信中寫道：出于防衛目的而將一段不歸我們所有、因此也就無法阻止暴動者與叛亂者闖入的鐵路路堤作為各租界的邊界，這似乎很奇怪。顯然，假使我們將邊界擴展到鐵路，也不能因之而對防衛工作有所裨益。事實上，革命者和北方軍多日以來已在法租界后和鐵路線前的開闊地帶發生了激烈交火。故此我認為，鐵路遠非我國租界的理想邊界，因為我們由于臨近交火地帶本來就苦不堪言了。④他還指出，聯名信“一定深受英國艦隊司令溫斯洛 (Alfred Winsloe) 的影響，后者曾在適當時機對英國領事表現出的謀求一次大規模租界擴張的愿望表示過堅定支持”。而英國之所以如此熱心，是因為此次擴張“將會為英租界增添與其現有面積幾乎相等的大塊土地”，而法租界的擴展面積“卻僅為165米乘350米這樣微不足道的一隅……英租界的擴張面積要大過我們十倍以上”。⑤

　　由此可見，侯耀對于該計劃的不滿，并非是出于正義感，而只是對分贓不均的擔憂。按照英國領事戈飛 (Herbert Goffe) 牽頭擬定的擴展方案，各租界應從現有邊界向鐵路作延長線，如此法租界能分到的土地微乎其微。但在起草第二封聯名信時，為避免陷于孤立，侯耀決定暫時隱忍，將邊界問題留待以后討論。他寫道：“我不愿意在擴展租界的原則問題上和同事們起沖突，無論它是否基于自衛與安全這種虛偽的借口，至少都將為我們的發展和利益的增長帶來好處。”但他同時也抱怨道：“我無法理解，憑什么我們要成為這個我稱之為‘方案’的東西的受害者?”1914年3月16日，在平衡了內部訴求后，五國公使與北洋政府時任外交部長孫寶琦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據法國公使康悌 (Alexandre Conty) 會后向外交部長杜梅格 (Gaston Doumergue) 所做的匯報，這次談判“從規模上堪稱一次名副其實的外交盛會，每位公使身旁都配備了翻譯協助，孫寶琦先生的周圍還簇擁著好幾個外交部官員”②，足見與會各方的高度重視，也讓談判的氛圍更為緊張凝重。會議之初，英國公使朱爾典首先為擴張提出三條理由：漢口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增長、衛生健康方面的考量、確保租界公共安全的必要舉措。

　　孫寶琦則給出三點反對理由：租界擴張與鐵路建設存在用地矛盾、中國政府擬將擴張區域改造為模范區來改善衛生環境、該區域對于中國鐵路主權的重要性。③隨后，康悌逐條對中方進行了反駁：第一，用地矛盾可以設法協商解決;第二，公使團并不信任所謂模范區計劃的可行性;至于鐵路主權問題，他辯稱：“中國政府只是將某些權利委托給外國當局，由后者在名為租界的土地上行使，這種做法無論對于其領土還是主權都沒有絲毫的喪失”④。在長達三個小時的談判中，公使團未取得任何優勢，朱爾典的理由并不能證明租界擴張的必要性，而中方則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高度層層駁斥。公使團人數雖眾，但只有英法兩國公使“孤軍奮戰”，俄國公使發言甚少，日本公使山座圓次郎由于擔心中方提及駐漢兵營問題而不敢多言，德方代表夏禮輔(Emil Krebs)甚至一言未發，會議在未取得實質成果的情況下便草草收場。

　　朱爾典的沮喪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散會時問康悌：“漢口的事情依舊沒有著落，但最好別抱什么希望，現在該怎么辦才好?”康悌回答說，希望此事“留待未來中國政府不得不向五國列強財團求助時再行解決”，①租界擴張計劃二度擱置。為了徹底挫敗各租界的拓展計劃，會后外交部又詳細列出了七條意見照會公使團，除重申既有反對理由外，還從阻塞華界交通、利于“叛匪”活動和藏匿、有礙華界發展等方面據理力爭;特別是最后宣稱，擴張計劃將使中方無法回絕其他列強在漢開辟租界的要求，勢必激起中國政府和湖北各界人民的強烈反對。②漢口各領事研究后認為，只要對北洋政府施加足夠壓力，前六條意見并不足恃，唯有民意難以通過強力手段克服。

　　③出于對人民力量的忌憚，他們于1914年5月炮制了新版的十一條協議，為軟化民間的抵抗情緒，協議在中國政府的管轄權和中國居民的權利方面又作出了下列五條讓步：一，中國政府保留擴張區域名義上的管轄權，租界當局僅享有進行“市政化開發”的權利;二，原則上允許擴張區域內的一切土地交易向中國的相關部門登記，并維持原有土地制度不變;三，將擴張租界內所課土地稅的大部分轉交中國政府，以取代原先由稻米折算的地租銀;四，將擴張區域分別命名為“中英定居地”“中法定居地”等，避免使用“租界”字眼;五，上述“定居地”中的中國居民有權推舉一名華籍代表列席租界董事會議，但該代表僅在牽涉此“定居地”利益的問題上享有發言權和投票權。④五國列強本打算在下次談判中憑借這份草案達到擴張目的，但歐洲本土的事態發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短短一個月內，德俄、德法、英德、日德相繼開戰，五國租界集體擴張的計劃遂告破產。雖然侯耀和繼任的陸公德領事仍試圖在瑪領事街北段重新挑起事端，但直至戰爭結束也未能如愿。隨著1917年和1920年德、俄租界的先后收回，原本連成一體的漢口五國租界分崩離析，集體擴張的可能性終于破滅。直到1946年被收回，法租界再也不能通過條約擴張一寸。不過，他們轉而通過借助在漢天主教會勢力、利用洋行買辦、對居民進行收買等方式，零敲碎打地繼續越界西擴，一步步進抵距鐵路不足160米處。到1946年，法租界實控面積已達490畝 (合33公頃)，⑤大大超出條約規定的24公頃;而多出的約9公頃，正是法租界最后三十余年步步滲透與蠶食的結果。

　　五、結 語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跨度中，雖然擔任漢口領事及駐華公使之人屢有更替，但其致力于擴展法國在漢利益的立場則始終出于一轍。縱觀整段歷史，法國先是挾戰勝之余威，闖到漢口強索中國領土;之后又邀干涉還遼之功，與俄國人將其合謀瓜分;繼而為了彌補對俄所做的妥協，一面借助不平等條約大舉擴張，一面歪曲事實盡巧取豪奪之能事，圖謀染指京漢鐵路以扼中國命脈。這種欲壑難填的擴張企圖與一連串明火執仗的侵略行動，與同一時期發生在天津和上海的法租界擴張行動一道，共同構成了近代法國殖民勢力在華擴張的歷史。為法租界欲壑難填的擴張企圖所迫，無論是晚清政府、國民政府還是漢口民眾都曾進行過各種形式的抗爭，因此，這段歷史又是一部抵御外侮、保衛主權的抗爭史。不僅如此，透過法租界歷次擴張行動的最終結果，我們也能夠一瞥近代中國社會民族意識與愛國精神的覺醒歷程。

　　1863—1865年間，面對法國人闖到漢口索要龍王廟地區開辟租界的要求，以湖廣總督官文和恭親王奕��為代表的清政府從條約規定和國家利益的角度進行了據理力爭，阻止了法國侵占龍王廟的企圖，但在積貧積弱的背景下，他們所能做的也僅限于此，因此最終仍被迫劃定給法國一片租界。類似的情況在1902年法租界第一次擴張時再次出現，盡管手握實權的張之洞能夠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上堅決抵制法租界染指京漢鐵路的企圖，但他不僅無法阻止法租界成功實現擴張，反而以“友誼的見證”為名擴大了后者的在華特權，最終使法租界擴張到距鐵路線不足200米的咫尺之地。遺憾的是，在以上兩次事件中，我們均無法找到有關漢口民眾進行抗爭的證據，甚至當龍王廟將要被辟為法租界的消息傳出后，當地住戶所汲汲以求的卻是如何趁此機會將自家房產賣出高價。以上種種，均顯示出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民族意識還未普遍覺醒，法方的企圖才能趁勢一再得到滿足。

　　到了1908年的越界筑路糾紛時，這種情況悄然出現了轉變。以湖廣總督趙爾巽和江漢關監督桑寶為代表的地方政府不僅以較為堅決的態度捍衛中國在相關路段上的主權，還頂住了法方從前屢試不爽的炮艦政策，使得談判從一開始就朝著有利于中方的方向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前一直麻木缺位的漢口民眾此刻也開始自發起來反對法租界吞并自己家園的企圖，報刊媒體也承擔起引導輿論、鼓舞人心的作用，給法租界當局造成了嚴重的輿論壓力，后者的擴張計劃由此遭遇了第一次挫敗。到1911—1914年，漢口五國租界又一次以集體擴張為目標聯合發難時，民眾高漲的愛國熱情已為列強所忌憚，他們屢次修改擴張草案，希望通過更具誘惑力的利益條件來消弭本地居民的反抗情緒，但最終也無法得償所愿。另一方面，北京國民政府的表現也較清政府有了更大的進步，1914年3月的北京談判便是一個突出例證。

　　總之，盡管阻止本次漢口法租界的擴張計劃成行的直接因素是歐戰的爆發和五國聯盟的破裂，但若無中國從民眾到官方層面的堅決抵抗和據理力爭，租界拓展事宜也絕不會拖延到1914年。故而，漢口法租界建立和擴張前后兩個階段的歷史，正印證了近代中國社會民族意識不斷迸發、愛國熱情日益高漲的覺醒局面，在這一無可阻擋的時代洪流之下，法租界擴張的腳步才最終被減緩直至遏制了。

      選自期刊：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0卷第4期

　　作者信息：呂 穎，王 浩(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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