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國應向何處去、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夢想。近代中國經歷了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學習歷程，但都沒有觸及現代化的本質維度。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苦悶彷徨的國人帶來了新的希望，馬
摘要：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國應向何處去、走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夢想。近代中國經歷了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學習歷程，但都沒有觸及現代化的本質維度。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苦悶彷徨的國人帶來了新的希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代化互為聯結成為歷史性實踐的重要課題，中國共產黨成為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帶領全國人民歷經磨難開辟了現代化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從模仿到突破，從改革到創新，中國共產黨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正以新的文明形態冉冉升起在東方的地平線上，不僅為解決自身發展難題也為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百年屈辱到偉大復興的歷史跨越。
關鍵詞：現代化;中國道路;新文明形態
現代化是人類歷史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躍進的必然趨勢，伴隨著生產的工業化、經濟的市場化、資本的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法治化、價值的多元化等特征。現代性是體現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趨勢和原則，是現代社會的內在規定性，是現代世界持存的本質和根據。中國現代化萌芽于西方殖民主義運動的侵略擴張，在其后百余年間雖歷經變換，但實現現代化的強國夢想始終是中華民族孜孜不倦的追求向往。中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和建設有了堅強的主心骨，現代化的目標有了正確的路徑和方向。
一、吶喊與彷徨：早期現代化的“多重應變”
回溯歷史，180 年前的晚清政府正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用堅船利炮摧毀了清王朝“天朝上國”的迷夢，裹挾著割地賠款、開埠通商的不平等條約把不堪一擊的舊中國拖進了資本主義締造的世界體系，封閉保守的傳統社會在殖民侵略和商品貿易的沖擊下開始分崩瓦解，某種程度上催生了傳統中國的現代走向。鴉片戰爭后，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沖擊的本能反應，從睡夢中驚醒的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意識到只有學西方才能救中國，于是紛紛向西方討教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和方案。總的來說，中國早期現代化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嘗試和探索。第一階段，開明地主派“以器衛道”的器物學習。鴉片戰爭后，李鴻章、曾國藩等開明士紳在中西比較中體會到西洋文明的先進性在于“船堅炮利”，自覺器物上不如人，于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1]，興辦洋務，師夷長技以制夷，尋求自強求富之道。然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器物學習把資本主義的“用”移花接木到封建主義的“體”上，“遺其體而求其用”“徒襲皮毛”的做法遠未觸及現代化的本質維度。
根深蒂固的傳統勢力和內憂外患的現實處境使近代中國缺乏現代化成長的土壤，李鴻章等人辦學堂、學西學、興實業以圖富強的自強運動在甲午中日之戰中不可避免地敗下陣來。第二階段，改良派“君主立憲”和革命派“民主共和”的制度模仿。甲午海戰的失敗深深刺痛了國人，如此彈丸島國竟使清廷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師灰飛煙滅。國內有心人苦苦思索泱泱大國為何衰敗到如此田地，為的是政制不良，自覺制度上不如人。不但輪船大炮的物質文明方面不如人，而且自詡自豪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方面也落后于人。于是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一批有識之士著書立說，宣傳西式的進化思想和民權學說，主張變法維新，仿效英日建立萬世一統的君主立憲，順應時勢潮流以自強保種。這場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剛起來就在頑固勢力的鎮壓下夭折了。維新派剛退場，革命派又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以《民報》為輿論陣地，批判康梁改良主義，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發動了前赴后繼的武裝起義，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但孫中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袁世凱的揉捏下最終破產了。
第三階段，“以文化人”的思想啟蒙。從戊戌到辛亥，悲劇一再重演，人們不再討論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孰優孰劣，而是開始思索民主社會在歐美社會何以可能而在中國卻屢屢失敗的原因在于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自覺文化上不如人。于是從制度層面嵌入文化層面的學習，確信沒有思想精神的文化啟蒙，沒有多數國民的認識覺悟，沒有民主制度廣泛認同的心理基礎，是不能真正組織政權，建立“西洋式”的民主國家的。如果沒有民眾的覺悟與自省，沒有自覺的主人翁意識，立憲政體或共和政體皆是政治的裝飾品罷了。要贏得共和、建立民主國家，必須鏟除舊思想、舊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向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傳統和倫理綱常發起猛烈攻擊，播撒民主與科學的思想種子，促進了思想領域的文化啟蒙和精神覺醒。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猛烈動搖了東方古老文明的社會根基，向國人展示了現代工業的巨大威力，使人們漸漸明白一個道理，要自強，必須要學西方。戰后不久，即有人思“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富強文明之境地”[2]。
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3]1470，一次又一次的改良和革命，均以失敗而告終。“先生”為什么老是欺負“學生”呢?究其原因，發端于洋務運動的“自強、求富”之路遵從西方經典現代化的進化史觀，認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圖自強。但在資本殖民擴張、霸權壟斷體系之下的亦步亦趨必然成為西方的附庸，舊中國不可能變為一個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而只能成為奴役侵略的對象。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萌芽不是內在生成而是外力沖擊下“被動輸入”的，是西方列強步步緊逼、朝不謀夕情形下的防御性應變。蒸汽機推動的生產力革命在中國大地還沒有起決定性作用，幾千年封建地主舊勢力的堡壘依舊頑固的時候，依靠移植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文明成果，就已經注定了失敗的結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破滅了對西方現代文明和價值觀的幻想，高舉“科學、民主”旗幟的新文化運動和浩浩蕩蕩的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促成了發人深省的思想啟蒙和文化覺醒。
二、曙光與希望：革命道路的奠基與銜接
五四運動是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它在前進的道路上獲得前所未有的力量，這就是工人階級登上歷史的舞臺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讓苦悶彷徨的中國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照亮了前行的方向。相似的境遇不同的命運，“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堅定理想，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由此發生了從進化論到唯物史觀的轉向，掌握了有力的批判武器，中國革命的面貌由此煥然一新。“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3]1471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代化成為“五四”以后歷史性實踐探索的兩個緊密關聯的重要主題。斗轉星移、滄海桑田，實現現代化強國夢的歷史接力棒交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手中。代表著億萬勞動人民利益、掌握科學真理和肩負民族復興使命的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新篇章，循著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進路，開辟了獨特的革命道路，引領人民團結奮斗結束了百年屈辱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在列強尚未打倒、國家尚未統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首先需要有強有力的政黨組織凝聚起磅礴的革命力量贏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如此才能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現代化建設奠定堅實的現實基礎。
從這個層面講，革命具有進步性和道義優先性，是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必然途徑。因此，“革命是現代化的一個方面”[4]，意味著與前現代的斷裂，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中國共產黨毅然肩負起了民族復興使命，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5]，進而建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從現代意義上來說，革命與現代化存在某種邏輯關聯性，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手段，后者是前者的根本目的。現代化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是一帆風順而是經過反復比較、總結經驗教訓中開辟出來的。即使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也不代表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現實問題，還必須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扎根現實，才能開出希望之花。
在民主革命的 30 年代，發生了圍繞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中國社會性質及前途命運的大論爭，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及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否認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有別于西方社會形態和發展模式的特殊主體，把中國的歷史發展融合進西歐的“歷史必然性”中，遵循馬克思主義經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分期的普遍史觀，本質上是把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先決條件進行黑格爾-韋伯式的抽象，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化普遍主義場域中尋找中國的歷史坐標，實質上是把自啟蒙運動以來被殖民主義者大大強化了的理性主義進步觀框架下的西方經典現代化道路奉為圭臬，無視中國社會性質和發展道路的獨特性。這種從一般抽象的外在反思出發，割裂先驗原則和客觀事物內在聯系的做法同樣出現在大革命時期黨的領袖陳獨秀身上。以馬克思關于西歐經驗的歷史觀剪裁中國實際，忽略中國社會和革命的特殊性，錯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只能先幫助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把革命的領導權讓給國民黨。
而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同樣忽視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把馬克思關于西歐國家的革命策略方式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照抄照搬于中國，致使革命慘遭重創。關鍵時刻，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毛澤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不是先驗地套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西歐國家革命的一般策略和原則，也不是照抄照搬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解決中國問題，而是唯物辯證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于中國實際，通過實地調查研究準確分析中國社會性質和各階級特點，總結兩次革命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把握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和特點，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理論，在此基礎上科學統籌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帶領廣大勞動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為現代化發展道路奠定了前提和基礎。
三、模仿與突破：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摧毀了一個舊世界，讓歷經苦難、飽經滄桑的中華民族“站了起來”，但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更要緊的任務是建立一個新世界，完成人民所寄予的“富起來”和“強起來”的重托，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振興的夙愿。在全國革命勝利在即的西柏坡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入城市后，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標志著新中國現代化的真正起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 20 世紀 50 年代正值西方發達國家孕育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之時，新材料、新能源、新技術的出現加速了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了現代化的世界進程。
一些二戰后獨立的新興國家開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追趕世界現代化潮流。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新中國也亟待改變自己的貧窮落后面貌，以期趕上或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行了艱辛曲折的實踐探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為現代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準備，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四、改革與創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辟“文革”結束后，中國站在了風陵渡的十字路口，面臨著向何處去的艱難選擇，是繼續沿著傳統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走下去還是另辟蹊徑開拓新的現代化道路成為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在出國考察、與別國比較的基礎上，鄧小平大聲疾呼：“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13]150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回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上來，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接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業，帶領中國人民奔赴小康“富”了起來。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和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領導人深刻洞察時代發展潮流，深刻體悟人民群眾熱切期盼，一切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深刻反思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破除傳統社會主義的建設模式，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覺醒、新創造。
五、建構與超越：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開創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歷史方位，站在了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入推進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篇大文章上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新思路、新境界。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制定新的戰略安排和戰略布局，科學把握新的發展階段，切實貫徹新的發展理念，積極構建新的發展格局，規劃根植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人民美好生活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進步要求的現代化藍圖，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斷邁進。十九大報告規劃了新“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從內政國防外交、治黨治國治軍各領域各方面提出了新目標、新要求。
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凸顯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承接“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續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煥發了蓬勃生機，展現了旺盛生命力，中華民族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完成現代化任務的同時，在占有現代文明積極成果的同時，正在卓有成效地開啟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1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6]
從“四個現代化”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中國式現代化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的概括更為全面與深化，現代化戰略的謀劃更為科學與合理，現代化規律的把握更為自覺與深入。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既不是模仿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照搬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立足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革、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這意味著我們黨在以西方現代化主導的世界現代化潮流中開啟了一種新的文明前景，不僅拓寬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也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辟了人類和平發展文明進步的新發展模式, 為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示范效應和創新經驗, 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保存了力量并帶來了新的活力與希望, 為人類解放的實現開辟了新的發展途徑, 彰顯了世界發展道路和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一與多’、普遍規律與特殊道路的辯證統一” [17] 。
第一，制定新的戰略布局和戰略安排，擘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藍圖。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著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拓展了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和布局，以新的視野和戰略眼光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部署，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從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紀中葉分兩步走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歷史方位，取得歷史性成就和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條件下做出的符合我國實際和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戰略安排，極大地鼓舞了全體人民奮發有為的激情，調動了人民群眾干事創業的雄心。第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領導核心。
近代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經歷了從被動應變到主動求變的過程。歷史和實踐都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自覺的使命擔當、長遠的戰略規劃、系統的頂層設計、強大的協調能力，使中國共產黨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生驅動力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向前推進的道路上，各種難以遇見的困難和挑戰會提出不同層面的新課題、新任務，尤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與新要求，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變幻帶來的新矛盾與新挑戰，更需要牢牢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四個意識”，增強“四個自信”，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水平，增強應對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提高化解矛盾問題的應變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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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旭麓.近代史思辨錄[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178.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1.
作者：鄭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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