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內容提要：近年來，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日益完善為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仍面臨著指導理論定位不清、金融供需失衡、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滯后、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同質化嚴重等問題。在資源總量有限的情況下，
內容提要：近年來，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日益完善為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仍面臨著指導理論定位不清、金融供需失衡、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滯后、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同質化嚴重等問題。在資源總量有限的情況下，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需要瞄準鄉村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核心領域，農業產業化示范縣、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區、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縣等重點區域，創業初期的家庭農場與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村經營型農戶等重要主體;需要協調處理好點與面、遠與近、予與取、走與回四對重要關系。實現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可以從農村金融理論創新和立法完善、農村金融綜合服務體系建設、金融科技融合及風險防控、農村金融專業分工與有機合作、農村能人回流和金融人才集聚等方面優化金融服務路徑。
關鍵詞：鄉村振興金融服務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村金融
一、引 言
在國內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新三農”問題日益嚴重(項繼權、周長友，2017)的關鍵節點上，黨的十九大適時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著力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等突出問題，彌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鄉村短板。全面貫徹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無疑將產生巨大的資金需求和金融服務需求。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表示，經初步測算，要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五年規劃目標，至少要投資7萬億元。
農業方向評職知識：鄉村振興方面論文發表方法
據何廣文和劉甜(2018)測算，如果以2016年底鄉村常住人口5.89億為基準，在考慮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要達到鄉村振興目標，全國總體投入將超過20萬億元，而且資金缺口將長期存在�？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先需要重點解決“錢從哪來”的問題，全力滿足多樣化的農業農村金融需求(廖紅偉、楊良平，2019)。農村金融是農村經濟的血脈，是農業支持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振興戰略中最重要最關鍵的資金緩解渠道，可以通過個體行為效應、產業帶動效應、環境改善效應和社會規范效應為鄉村振興提供支撐(王修華，2019)。
因此，全面貫徹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發揮好金融這一重要的基礎性制度，而且也只有金融才能撬動如此巨大的資金投入(溫濤、何茜，2020)。農村經濟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金融服務鄉村振興也是補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短板(王彥、田志宏，2020)，金融機構尤其是農村金融機構服務農業農村也是其履行社會責任的關鍵環節(吳國華，2013)�！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指出：“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2019年鄉村產業工作要點》也指出金融服務鄉村產業振興需要重點涉及7大類22個鄉村產業政策項目。
可見，在中國農村金融長期處于抑制狀態且資源總量有限的現實情況下，金融服務鄉村振興還需要解決好“錢到哪去”的問題，切忌“撒胡椒面”，必須將有限的資金滴灌到核心領域、重點區域和重要主體，必須協調處理好幾對重要關系并不斷優化金融服務路徑，從而在保證金融服務效率的同時提高金融服務質量，推動農村金融從“量”到“質”的嬗變，實現農村金融與鄉村振興雙贏。
近年來，多層次、廣覆蓋、適度競爭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持續推進，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功能互補、相互協作的格局正在形成(張林、溫濤，2019)。但是，金融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過程中仍存在諸多問題，“三農”發展依然受到明顯的金融約束，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一是信息采集、信息處理與識別成本、監督控制成本過高削弱了金融機構服務“三農”的積極性(陳東平、丁力人，2020)，導致與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三農”與日俱增的金融需求相比，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不足問題仍顯嚴重，農村各類金融機構之間尚未形成基于自身比較優勢的專業化分工，在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實踐過程中仍存在疊加、錯位、缺位的不協調問題(朱信凱、徐星美，2017)，農村不同經營主體之間金融資源閑置和短缺現象并存，存在較嚴重的供需結構性失衡(蔣遠勝、徐光順，2019)。
二是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面臨著農村金融風險化解機制缺乏、供給機制不完善、資源配置不均衡等困境(陳放，2018)，農村金融監管存在剛性監管對金融資源配置形成約束、農村金融監管方式與手段單一、農村基層金融監管力量薄弱、適應農村特征的金融監管體系尚未形成等問題(范方志，2018)。
三是普惠金融服務“三農”的實踐中存在償債能力難以確定、資產權益難以確定、金融服務成本制約和營業穩定程度不足等問題(王國剛，2018);綠色金融支持鄉村振興存在供給能力不足、配套政策機制不完善、人才瓶頸制約等諸多難點、掣肘和障礙;數字金融在助推農村產業融合的過程中存在風險制約、成本制約、能力邊界和人才邊界等困境(何宏慶，2020)。
農業保險對接鄉村振興需求還存在保險產品不合需求、法律法規不完善、管理體系不健全、政策目標不明確、市場競爭規則未建立、風險保障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和大災風險分散制度尚不健全等問題(馮文麗、蘇曉鵬，2020);農村合作金融和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扶貧作用尚未有效發揮，金融扶貧服務站可持續性有待加強，貧困地區信貸投入仍然不足(周孟亮，2020)。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逐步推進，農村金融需求呈現出多元化、動態化、高額化、長期化、綜合化、集團化、智慧化等多種新趨勢和新特征(唐曉旺、張翼飛，2018)，這無疑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提出了巨大挑戰。當然，快速增長的農村金融需求也必將成為金融投資的新熱點和新增長點，也是各類金融機構拓寬業務范圍和加快創新發展的難得機遇。
那么，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當前還面臨哪些主要問題?政府部門如何從宏觀上為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指明方向，從微觀上為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提供行動指南?這些都是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本文將基于課題組在重慶、四川、浙江、廣東、廣西、寧夏、河南、山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區的鄉村調查和金融機構訪談資料，結合相關宏觀數據，重點論述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現實基礎以及當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而提出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戰略需要把握好的重點、需要協調好的重要關系以及可供選擇的優化路徑。
二、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面臨的“五大問題”
近年來隨著各級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持續重視，各類農村金融機構相繼跟進，農村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基礎日益夯實。第一，涉農信貸的支持保障作用穩中有升。農村支付體系、信用體系和信貸擔保體系持續改善，農村金融法人機構、從業人員和營業網點總量不斷增加，ATM機和POS機基本實現行政村全覆蓋;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的“三農金融事業部”先后成立并逐步推廣，農民合作社資金互助部、農業產業信用協會、村級扶貧互助協會、縣鄉村融資擔保體系等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廣泛試點①，全國行政村的金融服務網點覆蓋率已超過95%。
“助(惠)農貸APP”、農戶活體牲畜花木抵押貸款、應收賬單抵押貸款、以預期現金流為依據的擔保貸款、“互聯網+農村金融”、“開發性金融與綠色金融”、“金融+產業聯盟+合作社+農戶”、“金融+龍頭企業+基地+農戶”等多樣化的新型金融產品和“拎包銀行”、“流動銀行服務車”、村級金融服務室(站)、涉農信貸綠色通道等新型金融服務模式不斷涌現，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持續增長，直接融資渠道日益多元化。
三、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需要把握“一核兩重”
1.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的核心領域
一是鄉村產業發展領域。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物質基礎和核心樞紐，只有實現了鄉村產業振興，人才、資金、技術等各類資源要素才會向鄉村轉移和集聚，才可能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業產業體系建設經歷了農業產業化、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等幾個重要階段，農業發展正在由增產導向轉為提質導向，普通農戶小規模經營轉為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適度規模經營，傳統手工種養轉為標準化機械化生產，傳統農戶“單打獨斗”轉為合作社“抱團發展”，農產品加工、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農產品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
金融支持鄉村產業振興必須瞄準發展空間廣闊、輻射帶動能力強、與農業農村農民聯系緊密的農產品加工、休閑觀光農業、農業電子商務、農產品倉儲物流等新興產業。二是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薄弱落后的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無法支撐現代農業發展，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將嚴重制約農業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生活提質。補齊農業農村基礎建設短板，需要大量資金投入。
歸納起來，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根據其性質可以分為純公益性、準公益性和私益性三種不同類型。其中，純公益性基礎設施具有廣泛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環境效益和極強的正外部性，難以成為追本逐利的商業性金融的服務對象，一般由政府財政投資解決。準公益性基礎設施包括農業經營主體生產生活用基礎設施、現代農業服務系統、信息化系統和營銷系統，具有準公共品屬性，可以由政府財政和政策性金融聯合主導，或是由政府財政和社會資本聯合主導解決(比如PPP模式)。私益性基礎設施屬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私有財產，計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固定資產賬戶，應由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重點支持。
2.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的重點區域
鄉村振興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的點多面廣，資金需求量大。金融支持鄉村振興不能面面俱到，必須把握好服務的重點區域，實現以點帶面。總體來看，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重點區域主要包括農業產業化示范縣、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區、一村一品示范鎮、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縣等。農業產業化示范縣在政策指引下依托試點項目容易建成融合特色鮮明、利益聯結緊密、配套服務完善的農業產業示范園區，是引領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高地”，有條件成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樣板區”。
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縣產業特色鮮明、政策扶持力度大，滿足市民多樣化消費需求的綜合性休閑農業園區、農業主題公園、觀光采摘園和休閑農莊等是促進城市資本下鄉和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著力點。一村一品示范鎮和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縣可以大力推行農業規模化、標準化和集約化生產，有助于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念好“山字經”、做好“水文章”、打好“文化牌”、唱好“林草戲”、煉好“氣字訣”，進而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和生活富裕。
3.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的重要主體
有知識、善經營、懂管理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發展鄉村產業、帶動農民增收、改善鄉村面貌、繁榮鄉村文化的重要引擎，同時也是農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主體。截止到2018年，農民合作社已超217.3萬家，家庭農場已超87.7萬家，是目前最主要的兩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民的輻射效應最大。
四、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需要協調關系
1.點與面的關系
近年來，農業農村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部門聯合開展了重要農產品收入保險、涉農建設性資金整合、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數字普惠金融改革等多項農村金融與保險改革試點項目，并涌現出了諸如湖南沅陵王家嶺養雞合作社“產業合作+信用合作”的全產業鏈金融模式(李明賢、周蓉，2018)、安徽金寨“合作資金+銀行股金”的信用合作模式、河南蘭考“一平臺四體系”的數字普惠金融扶貧模式(栗勤、孟娜娜，2018)、江蘇武進農產品目標價格保險“聯辦共保”模式(張林，溫濤，2019)、四川成都“農貸通”綜合融資服務模式、浙江溫州“農民資產授托代管融資”等多個經典案例，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然而，這些試點項目周期較短，相關支持政策的連續性不足，地區間資源稟賦和經濟基礎差異大，大多數試點項目都沒能很好地復制推廣，只造“盆景”忽視“風景”現象尤為明顯。歸納總結好這些經典案例的成功經驗、適用條件和有待改進之處，將成熟的模式加快向面上復制推廣，是金融服務鄉村振興下一步工作的重點。當然，在復制推廣過程中切忌盲目盲從，一定要根據試點成熟模式的適用條件選擇合適的推廣區域，實現以點帶面發展。
2.遠與近的關系
古今中外的農業發展歷史均表明，無論農業發展形態如何演進、農業經營方式如何改變，農業的基礎地位都永不動搖，是一個真正可以而且值得長期投資的永恒產業。從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持續關注“三農”問題，各類優惠政策和大量財政資金不斷向農業農村領域傾注，投資農業和轉行做農業已然變成當今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和熱點，越來越多的返鄉能人和城鎮資本到農村創業。
盡管如此，農業低盈利能力與資本高回報要求之間的矛盾只增不減，追本逐利、嫌貧愛富的本性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使得金融機構在投資決策時仍然青睞于風險低、周轉快、收益高的行業或領域，很多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對規模大、周期長、退出難、見效慢、風險高的農業投資望而卻步或畏首畏尾。因此，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必須處理好遠與近的關系，各類金融機構在追求盈利性的同時要擔起金融支農的社會責任，建立健全金融支農的長效機制，尤其是農村金融機構更應該將支持農業農村農民發展作為長期性根本性任務，腳踏實地改造農村、升級農業、扶持農民。金融機構在投入資本的同時不斷引入現代管理理念和創新經營方式，重點培育農民“造血”能力，增強農民內生發展動力。
五、農村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需要進行優化
1.強化農村金融理論創新和立法完善與新時代農村現實需求相適應的農村金融理論創新和農村金融法律法規是金融高質量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一是要加強相對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的農村金融理論銜接。在解決絕對貧困的攻堅戰中，“輸血”式的普惠金融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減緩作用，在相對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戰略中更應該強調和發揮農村金融的“造血”功能。
因此，在既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又要穩步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節點，需要做好扶貧金融理論和產業金融理論的有效銜接，從重點構建普惠金融體系轉向普惠金融體系完善和產業金融體系構建。二是要加強農村合作金融理論與金融風險理論的探索。農村內生合作金融相比其他金融機構具有更強的生命力，是農村金融重要的組成部分，但關于農村合作金融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管的相關理論研究尚不充分，而且這些自發的、誘致性的農村金融制度演進與創新也沒能得到政府的承認和支持(溫濤、王煜宇，2018)。
隨著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需求種類多元化和金額高額化，農村金融風險的分擔和防控也是未來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工作重點。三是要加快推進農村金融立法進程，加快修訂《普惠金融法》《鄉村振興促進法》和《弱勢群體保護法》等，把推動和保障農村金融服務作為農村金融法制建設的首要任務。以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金融供給、金融服務、金融監管及相關權益保護為主要立法對象，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金融保障法》的修訂和完善。
參考文獻：
1.項繼權、周長友：《“新三農”問題的演變與政策選擇》，《中國農村經濟》2017年第10期。
2.何廣文、劉甜：《基于鄉村振興視角的農村金融困境與創新選擇》，《學術界》2018年第10期。
3.廖紅偉、楊良平：《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金融體系深化改革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論視角》，《現代經濟探討》2019年第1期。
4.王修華：《鄉村振興戰略的金融支撐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5.溫濤、何茜：《中國農村金融改革的歷史方位與現實選擇》，《財經問題研究》2020年第5期。
6.王彥、田志宏：《如何實施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基于日本金融支農政策演變的經驗借鑒》，《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5期。
7.吳國華：《進一步完善中國農村普惠金融體系》，《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年第4期。
8.張林、溫濤：《農村金融發展的現實困境、模式創新與政策協同———基于產業融合視角》，《財經問題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張林 溫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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