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當代文論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古今中外文論會通交融的集大成時代，更是借鑒吸收當代西方文論優秀成果的開放時代。觀照當代西方文論發展歷程及軌跡，也是在思潮迭起、流派紛呈、眾說紛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當代文論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古今中外文論會通交融的集大成時代，更是借鑒吸收當代西方文論優秀成果的開放時代。觀照當代西方文論發展歷程及軌跡，也是在思潮迭起、流派紛呈、眾說紛紜、百家爭鳴的文論范式轉向、轉型、轉換、轉化中發展的，其優秀成果與成功經驗可提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鑒和啟示。
40年中國學界對當代西方文論的引進，不僅僅局限于譯介、闡釋與評價，而且拓展深化到借鑒、吸收與會通，融入當代文論研究與批評應用中;也不僅僅局限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領域，而且擴展到文藝學、藝術學、美學、批評學等學科及跨學科領域，形成西方文論中國化研究蓬勃發展之勢。
在這方面的眾多研究成果中，麥永雄《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特別引人注目，引發學界積極反響。該書不僅是其近年來學科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作者30多年持之以恒、長期研究的思想結晶，具有特色鮮明的學術價值及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的研究視角構建
該書基于庫恩“范式革命”，聚焦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問題探討，旨在全面系統地梳理與厘清當代西方文論發展線索脈絡，追蹤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學術前沿動態，闡發文論形態的理論內涵及批評意義，揭示文論轉型及范式轉向規律與特點，推動當代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及中國當代文論發展進程。
整體框架結構由“編”“章”“節”以及“點”的四級層次，體現從面到線再到點、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從類別到類型再到典型的逐層遞進拓展與層層剝筍深化的推演邏輯，大小標題中明確標示語言符號論轉向、精神分析轉向、西馬轉向、邊緣話語轉向、空間轉向、文化詩學轉向、文化研究轉向等題旨和內容，甚至在最小一層的第四級標題中也蘊含或顯露“范式轉向”之義，如第四章第二節下面分三“點”為“第一波女性主義理論范式：維吉尼亞·伍爾芙”“第二波女性主義理論范式：波伏娃與‘三劍客’”“第三波女性主義理論范式：里奇、維蒂希、胡克斯”，以序列及差異性特點揭示女性主義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及范式轉向意義。
該書每一章的基本框架及格式大致統一，包括學術范式轉向、主要代表人物與理論話語、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三節，形成學術范式—理論話語—文學理論—批評實踐的逐層遞進演繹與結構構成邏輯的系統性與整體性，涵蓋思維、觀念、思想、話語、范疇、形態、范式、模式以及批評等內容，揭示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的脈絡、理論依據與學理邏輯。由此可見該書構架宏大縝密、思路脈絡清晰、結構邏輯嚴謹、體系完整系統。
針對每一章的第一節“學術范式轉向”研究思路及對象內容而言，主要著眼于頂層設計層面的總體性論述與線索脈絡的概括性勾勒，既為提綱挈領的要旨闡發，又為畫龍點睛式導論以達綱舉目張的目的，為以下諸節著手于主要代表人物與理論話語、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的具體闡發奠定思想理論基礎，提供由點到線、面、體的深化拓展條件。
如針對“語言轉向”問題，該書指出：“當代西方學術范式的語言符號論轉向，屬于科學主義美學一脈，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中葉以來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結構主義文論的思想和發展脈絡。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二元論‘符號學’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的多元‘符號論’，奠定了‘符號學轉向’的理論基礎，分別影響了西方文論范疇的兩大思脈：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文論。”[1]
由此不僅從“語言學轉向”“符號論轉向”思潮中厘清波瀾迭起、逐層推進的發展線索脈絡，而且揭示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再到后結構主義的學術范式轉向的運動規律特點，闡發“促使西方文論在結構、解構、后結構思想觀念之間形成張力場”的意義。由此揭示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的創新性、超越性、批判性、互動性、差異性、多元性等特征。
二、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的研究方式轉換
20世紀西方文論進入“自覺的時代”，名師輩出、大家云集、成果斐然，理論話語交疊互滲，構成文論史及批評史的絢麗景觀。改革開放40年國內學界對當代西方文論的引進、譯介、闡釋、評論、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從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研究視角切入對象、內容及材料，所面對的是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及研究成果，究竟如何確立研究的立足點及支撐點，如何取材、選材、用材，如何以“綱”為抓手而綱舉目張，這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難題。
以往國內研究者通常是以本土語境中的中國視角看世界，主要依賴國內已翻譯且產生影響的國外文獻及研究成果，但因其語境及閾限的限定性與差異性，較難深入國外文獻內涵與話語蘊藉中，似乎總有隔靴搔癢之感，或外來和尚念經不服水土之嫌疑。
該書作者有別于此的是，首先立足于當代西方學者所選的權威性文論選本，既包括國內已翻譯及產生影響的文獻及其研究成果，又涵蓋尚未翻譯的國外文獻及研究成果原文，形成文獻資料的豐富性、翔實性、典范性及原生性特征，使其更為吻合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實際情況和前沿發展。
該書以當代西方文論重要學術專著如《諾頓理論與批評選集》《21世紀理論文藝復興中的文學批評》(V.B.Leitch，2010/2014)，《現代文學批評與理論史》(M.A.R.Habib，2008)，《當今批判理論》(LoisTyson，2006)，《布萊克威爾文學理論導論》(G.Castle，2007)等作為重要研究依據，輔以更新頻度快捷的網絡維基百科英文詞條等文獻資料，精心選擇有代表性的文論家和理論話語，設置論述的主軸和脈絡。
尤其是諾頓書系在國外久負盛名，《諾頓理論與批評選集》由享有“最重要的當代文學理論和理論史學家”之譽的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杰出講席教授雷奇主編，“被亞馬遜網站譽為理解文學理論的發展與現狀的‘黃金標準’，堪稱美國乃至當今西方世界一部最全面、最權威、最有參考價值的文藝理論選集……采用‘曼陀羅’式的選文標準：融合其意義、影響、獨特、深刻、中肯、可讀、可教和共鳴等考量”。設置兩種目錄：編年史目錄和選擇性目錄，歷時性與共時性交互參照，“由此將原來串珠式的脈絡變成馬賽克式的題旨‘簇群’”。[1]5-6
《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夯實文獻資料基礎，參照和采借上述諸書的思路、構架及體例之所長，精選研究對象，從而體現了當代西方文論“馬賽克式的題旨‘簇群’”特點，也更為深入切近當代西方文論的原生狀態與本來面貌。如第三章圍繞“西馬轉向”題旨，聚焦于“審美意識形態”問題框架，以“盧卡奇的意識形態觀和異化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與知識分子論”“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論與三種意識形態”“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詹姆斯政治無意識與晚期資本主義批判”“齊澤克的當代‘從天而降的第歐根尼’”的各個“點”連成“線”與“面”構成的“橫截線”形態，由此更好地闡明西馬轉向所體現的轉換性、變革性、同構性與多元性等“簇群”特征。
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不僅表現為歷時性的發展，而且表現為共時性的生成，構成了縱橫交錯的網狀系統與拼貼式馬賽克的結構形態。因此，該書以“星叢”標示當代西方文論的特點，并且引證雷奇《21世紀理論文藝復興中的文學批評》(2014)中一份頗具特色和價值的圖表。[2]當代西方文論生成了星羅棋布的話語星叢，蘊含了豐富的元素和理論話語，他們構成了“21世紀文學與文化理論的文藝復興”的基本格局。
該書指出：“在美國文藝理論界‘后理論’‘反理論’和‘理論文藝復興’的論爭中，雷奇作為一個熱愛文學的理論家，提出‘原子化、總體性、多元化’的原則，這個‘星叢’式的圖示，為我們研究當代西方文論本身及其范式轉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1]10面對這種復雜形態，該書進一步采借當代西方哲學與美學領域德勒茲/加塔利的“橫截線”(transversality，或譯：橫截性、橫截面)概念，經伊格爾頓闡發的本雅明的“星叢”(Constella?tion，或譯“星座化”)圖式，進行中國學術立場的過濾、反思和改造，從而突破雷奇“21世紀文學與文化理論的文藝復興”圖表的靜態描述，將當代西方文論的范式轉向視為宏觀—中觀—微觀相結合的多元結構和開放的動態過程。正如作者所言：“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及中國化研究需要星叢、橫截線和‘原子化’(雷奇語)等概念的有機結合。”
易言之，宏觀的“星叢”體現當代西方文論總體上的一與多、統一性與差異性的關聯圖式。這種星羅棋布的多元化“星叢”，意味著一個個不受權威意志主宰的內在性平臺，類似于德勒茲/加塔利所強調的一致性與差異性結合的“千高原”(千重臺)，既把原子化的元素聚集于內在性的框架內，形成題旨或話語的簇群，同時又讓他們異彩紛呈。[1]
12該書依托這個三維一體的問題框架進行西方文論形態與范式轉向研究，形成時空交叉、縱橫恣肆、點線面結合、歷史與邏輯統一、論點聚焦與材料博證的研究方式特點，凸顯了該書的學術視野與總體把握的高度、深度和廣度，從而較好地對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的基本狀態、總體特征和相互關系做出概括性的系統描述。
三、西方文論中國化之問題導向意識的研究特點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文論的現代轉換也推動從新時期到新時代的學術思想、美學話語、理論方法、文學批評及學科建設前所未有地長足發展。因此，范式轉向不僅是當代西方文論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當代文論面臨的問題。該書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與努力。
首先，旗幟鮮明地表明西方文論研究的態度與意旨。中國當代文論發展既需要借鑒吸收世界文學與文論的優秀資源，開放引進且兼容并蓄地建設發展自身，又需要將中國文論研究融入全球視野及世界文學軌道，推動中國文論研究走向世界。該書以“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及其中國化”為題旨，既肯定了當代西方文論的精魂凸顯于思維范式轉向、資本主義文化批判和倡導詩學正義等維度，又強調探索西方文論中國化，需要堅持中國立場、中國語境、中國視域，同時倡導跨語境視野，關注重點和熱點，辨析對西方文論的拿來主義、洋為中用、現象還原、文化過濾問題，探索西方文論研究中的強制闡釋、主觀闡釋、錯位闡釋、過度闡釋與闡釋不足問題，以促進當代世界文論的合理化交流與文藝美學的學科建設。
其次，重視當代西方文論中國化問題的專題研究。該書設置第四編“當代西方文論中國化問題探索”，成為全書框架結構及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第十章“三重語境交疊：審美意識形態論”，以“當代審美意識形態論三種主要話語”為研究題旨，涵括“美國解構論語境中的保羅·德曼《審美意識形態》”“英國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和“中國辯證論語境中的童慶炳‘審美意識形態’”的三種話語表達方式(其中保羅·德曼的《審美意識形態》尚無中譯本，需要特別地細讀與梳理)。
由此進一步指出語境交疊形成意義交疊及逸出效應所涉及的四個維度，揭示了“三重語境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構成一種理論建模，它既疊合又逸出，可以讓我們借助不同的思想資源，從不同視野、不同維度抵近問題核心，從而拓展、深化學術空間，豐富我們的良知卓識。這種題旨，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意識形態’范式轉向及其中國化問題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1]325。這一視角和路徑，有效地提供了中國當代文論范式轉向及西方文論中國化研究范式轉換的比較、參考與借鑒。
再次，強調中西比較視域下的東方研究意義。該書第十一章“全球化語境中的東方文化與文學研究”，以“當代西方‘東方研究’的主要理論模式”為參照，討論中國的東方研究及學科建設問題。其論述聚焦于賽義德“東方主義”的后殖民批評理論模式、亨廷頓“文明論沖突”的后冷戰圖式、哈特和奈格里“帝國研究”的全球“解轄域化”圖式、穆爾“萬花筒”的電子媒介時代圖式等。
繼而針對雷奇《諾頓理論與批評選集》所選4位東方學者做出專題研究，包括阿多尼斯的阿拉伯詩學的“穩定與變化”論、柄谷行人的現代日本文學(史)的起源論、李澤厚的“原始積淀”說、納拉辛哈亞的印度梵語詩學的現代化等文論，并且創造性地結合蔡宗齊比較詩學“三重視野”論，提出“審視中國東方研究的三重視野”，由此論證“東方主義范式的轉換與當代中國東方學建構”的題旨，思考東方文論及中國文論建設發展問題。
最后，西方文論中國化研究融入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目標。該書最后一章以“思想張力：英美‘理論’之爭與西方文論的中國化”為題，在探討西方“后理論”“反理論”“理論重估”以及“21世紀理論的文藝復興”諸話語的基礎上，指出西方理論的“全球旅行”持續引發西方文論中國化的反思。該書認真分析目前中國學界的若干西方文論闡釋模式或命題。
如曹順慶“失語癥”“比較文學變異論”“漢語經驗”、金惠敏“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楊慧林“空間與張力”、張隆溪“引介而不盲從”、方維規“文學的位置與批評的空間”、張江針對“強制闡釋”之弊提出的“本體闡釋”和“公共闡釋”、曾軍“有效闡釋”、高建平“中西文論古今錯位”和“在交流對話中發展中國文論”等，倡導從跨文化語境進行合理化的交流會通研究，注重間性論的闡釋互動，不斷深化和拓展西方文論中國化問題，旨在古今中外文論會通交融中推動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發展，推動中國文論發展進入全球化與當代化的快車道。
該書以“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的論析為核心，重視理論與文學的有機結合，繼而深化拓展到“當代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域，最后以討論“跨語境視野中的世界文論”發展趨向為指歸，不僅提供了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向的發展脈絡、代表人物、理論話語及其對話關系，而且也體現了良好的自洽性、邏輯性、學理性和系統性。盡管當代西方文論呈現了紛繁復雜的情境，在梳理、歸納與評析中見仁見智，尤其是疏漏與缺失難以避免，但是該書從“范式轉向”的維度做出了可喜的努力，堪稱一部當代西方文論研究的精品力作，具有特色鮮明的理論價值、學術價值及文學研究意義。
論文范文閱讀：美學論文美術學與美學關系
美術學與美學之間有什么關系，本篇美學論文認為二者互為獨立也相互影響，隨著現當代美術學與美學大量的理論學說的大量涌現，促使一些美術學研究者開始重新思考美術學與美學的關系，這是令人鼓舞的，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注重美術學的研究，來豐富加深美學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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