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城市對人類文明的形成至關重要。歐洲文明源頭的古希臘文明，鼎盛期是斯巴達和雅典這種城邦(城市國家)文明。中國唐代長安已為世界城市，絲綢之路從這里開啟，文化交流也體現著盛唐氣象。長安鴻臚寺曾接待70多個國家的外交使節，國子學和太學接納了3萬余外國留
城市對人類文明的形成至關重要。歐洲文明源頭的古希臘文明，鼎盛期是斯巴達和雅典這種城邦(城市國家)文明。中國唐代長安已為世界城市，絲綢之路從這里開啟，文化交流也體現著盛唐氣象。長安鴻臚寺曾接待70多個國家的外交使節，國子學和太學接納了3萬余外國留學生，中西亞商人在長安廣設酒店和珠寶店，李白等詩人還常到外國人開的酒肆喝酒。
城市的政務、教育、文化等機構配置和公共設施也比鄉村遠為周全，給居住者提供了文化教育、商貿金融、物質消費和五行八作的謀生機會。城市的階層差異也不能否認這些功能存在，這也是人們向往城市的根本原因。儒家輕視市井文化，但不意味著帝王貴族和士大夫拒絕城市，皇宮就都在繁華皇城的鬧中取靜的風水寶地，身居皇宮還可享天下貢品。物質享受與精神提倡也形成諷刺性矛盾。如中國典籍文化和文學傳統就不僅常批判城市，而且還成為道德制高點，由此城市形象也多曖昧。不妨看個典型例證:
北宋東京(汴京)是繼長安后中國第二個百萬人口城市，如何看待東京繁華，《水滸全傳》第六回《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有段描述可謂典型:智深打死鄭屠后被趙員外送五臺山剃度，酒后鬧事又被真禪長老打發給東京師弟，路途打殺而與偶遇的史進分手后，行了八九日終于“望見東京”。魯達原也官府中人，還曾對史進自得道“灑家是經略府提轄”，可見過府縣熱鬧的提轄還是被東京弄蒙了，“但見: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花街柳陌，眾多嬌艷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會，公子王孫買笑來。”剛入城的智深連門路都摸不到，“但見”只是作者代言，卻反映了傳統文學對城市的看法。連接市民文化的通俗文藝在唐宋頗為興盛，元朝取消科舉也使文人投身其間，關漢卿就宣稱自己是“蓋世界浪子班頭”，死了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但通俗文藝還是難登大雅之堂，市井文化難以名正言順。
有趣的是這種“但見”穿越時空依然流行，中國現代作家將城市視為紅塵滾滾紙醉金迷就如出一轍。現代文學有各種流派，面對城市似乎殊途同歸:如海派性愛小說和新感覺小說中，上海是燈紅酒綠和情性泛濫的十里洋場;左翼文學的城市是有閑階級溫柔鄉和無產者苦難地;共和國十七年文學將城市視為資產階級香風毒霧的溫床。新時期文學中市民文化則意味著平庸世俗，所謂“王朔現象”和“《廢都》現象”還引發人文精神討論，底層敘事也將進城農民的艱難歸咎城市歧視。如此等等，城市成為欲望、世俗、名利、道德敗壞的代名詞。城市是有問題，但如果就是制造腐化、庸俗、苦難甚至罪惡，人類真可以不要城市。事實當然并非如此。否定或妖魔化城市也多是極端一路，如波德萊爾詩集《惡之花》中的巴黎充滿“惡”，艾略特《荒原》則認為現代資本文明(城市文明則有標志性)已為“精神荒原”。
城市重要不意味著不能質疑，況且確實有“文明病”，關鍵在于質疑什么。正是這點上，通常所謂批判城市不僅籠統含糊，甚至成為習慣說法。面對集結了眾多物質與精神現象的城市，批判看似殊途同歸，其實立場和對象大有差異。如批判并非針對城市本身而是借城市說話，如以偏概全、主觀圖解、人云亦云，如質疑者未必厭惡城市。批判城市是老話題，但批判并非無的放矢，質疑應有具體對象，這些問題都需要甄別和研究。
一、批判的“意在沛公”
關于中國現代作家批判城市有兩種流行看法:一是鄉土意識，還常以沈從文、廢名、汪曾祺、路遙、賈平凹等為例。這種依據其實很不充分。文人是有田園牧歌情懷，與喧囂城市難免抵牾，但鄉土意識的關鍵在深層文化意識，而中國現代鄉土敘事不僅對此批判很多，即使質疑城市也沒回避鄉土文化問題。如老舍《駱駝祥子》描述祥子進城謀生，既展示了城市環境惡劣，也揭示了祥子從鄉村帶來的心理缺陷。蘇童《米》中五龍進城后的沉淪與惡劣，有城市逼迫，更有鄉村文化根源。五龍最終帶著滿口金牙和整車大米回歸鄉里，就是為了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二是城市“文明病”。人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居住環境，如人口密集、居住擁擠、空氣污染等。由此也有種魚與熊掌的矛盾心態:喜歡城市便利又不滿其缺陷。中國接受現代生態意識很晚，文學亦然，沙青報告文學《北京失去平衡》(1986)就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生態文學開端。中國臺灣文學對環境“公害”的反映略早些，如林耀德都市小說《惡地形》《大東區》，七等生《垃圾》、王幼華《健康公寓》及宋澤萊《廢墟臺灣》等。
即使意識到綠色城市重要，單一居住環境在文學質疑城市中也非重點，包括表層鄉土意識。文學質疑城市的重點是城市的政治、經濟、階層、權力和道德等狀況。這些問題的形成是否城市原因，是我們首先需要甄別的前提問題。作為社會空間，城市與鄉村形成了各自風貌，但城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社會與時代的產物，說到底是人的城市，城市有罪也是社會和人之過。其實很多作家批判城市也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并非針對一般意義的城市本身而是指向社會和人，或借城市表達各種思想。我們以往明顯忽視了這種言外之意。
郁達夫有篇時事議論《廣州事情》就很能說明這種意在沛公。廣州是國民革命和首次國共合作發源地，北伐從這里開始，但轟轟烈烈的背后卻存在很多新舊問題，《廣州事情》指出:“廣州情形，從表面上看來，已經可以使我們喜歡了。廣闊的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設的公園，威嚴的衙門，凡初到廣州的人，見了這表面的建設，總沒有一個不眉飛色舞的，以為我們中國人，也有這樣一種能力，我們中國人，也有比各處工部局(鴉片戰爭后列強在上海、天津等城市租界設立的行政機關——引者注)更有希望的經營才具。”接下來作者對表面后的亂象進行了尖銳批評，如修建廣闊馬路付出的民眾脂血被政府官員貪污，政治和教育存在衙門化，部長廳長階層出現貴族化，農工運動的名不副實及小頭目們的政客化等。③郁達夫:《郁達夫代表作》，第454-501、473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事情在廣州，但作者批判并非“廣州”而是“事情”，不是質疑城市而是社會和人之作為。郁達夫小說《薄奠》將黃包車夫的死歸于“紅男綠女和汽車中的貴人”，也是不滿城市的有錢人和權貴。1933年春郁達夫遷往杭州并打算定居，魯迅寫了律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魯迅:《魯迅選集》第1卷，第47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所以勸阻，是魯迅覺得當時杭州文化環境惡劣。郁達夫《回憶魯迅》中還提及此事，說魯迅某年夏天到杭州玩，因湖上悶熱、蚊子多和飲水不潔而對杭州印象不佳，但“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
③當然同樣是質疑人之作為。
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2期
即使質疑城市居住環境，指向的通常也是社會問題。徐志摩散文《丑西湖》即是如此，其比較中西文化也很有意思。作者說自己到了西湖就想跑，因為養滿大魚的西湖水質變壞，一股腥臭味，成了“一鍋腥臊的熱湯”。而批評所指還是官家或商人的利益追求。作者由此又談到兩件事:一是泰戈爾(徐志摩曾陪同泰戈爾游中國)看了中國后發出感慨“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民族像你們這樣蓄意制造丑惡的精神”。
作者說不能怪老頭發牢騷，因為所見現狀與其期待反差太大。二是之前的狄更生游泰山后有另種感受，說只有中國人懂得愛護自然，如山間小徑，石刻優美詩文、綠樹掩隱的寺院紅角都無礙自然美;而歐美的山石上只見雪茄煙與各種生意廣告，山里也是幾層高的旅館。言及狄更生如此比較“西方人的俗與我們的雅，他們的功利主義與我們的閑暇精神”，心情復雜的作者發出感慨:如果狄更生看了如今“西湖的成績，他又有什么妙文來頌揚我們的美德?”徐志摩:《徐志摩代表作》，第407-410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很顯然徐志摩認為狄更生的中西比較有即興的片面問題。但無論狄更生的比較還是泰戈爾的批評，都是指向人之作為或“城市的人”。諸如此類批判城市而意在沛公的作品可謂舉不勝舉。如巴金以孫傳芳統治上海為背景的《滅亡》，批判的是軍閥而非上海;老舍建國后的《茶館》更明顯:寫北平裕泰茶館的用意并非茶館如何，而是可以作為“葬送三個舊時代”的舞臺。李季《致北京》和公劉《上海夜歌》看似贊美城市，其實是歌頌新時代，或者說新時代讓城市獲得了新的生命。
二、質疑與城市狀況
意在沛公雖普遍，但不針對城市本身不等于無視城市狀況。《廣州事情》批判“事情”，但畢竟發生在廣州，是廣州一種實際。魯迅勸阻郁達夫移家杭州也是其文化環境不好。劉吶鷗《都市風景線》和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展示的燈紅酒綠也是十里洋場實際。城市狀況是質疑的現實基礎，由此就要注意城市的多樣和復雜。這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城市并非一種模式，而有不同類型及文化基調，如沿海與內陸城市、通都大邑與中小城市;二是城市自身狀況也復雜，通常交集了多種社會關系和文化現象。新感覺小說展示的燈紅酒綠是實際狀況，但十里洋場并非全如此。曹禺《日出》將高級旅館與下等妓院作為現代都市產物，交際花陳白露成為都市欲望象征，也是現實一種。左翼文學將城市視為有閑階級溫柔鄉和無產者苦難地，亦是現實一種。城市的多樣復雜非常重要，顯示了社會復雜和時代變化。質疑有價值取向，但以偏概全甚至主觀圖解就難以令人信服，也無視城市實際，總之不能一刀切。
中國現代城市狀況恰恰頗為復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近現代城市有不同類型并形成多樣格局。中國傳統城市也不同，但鴉片戰爭打破清王朝閉關鎖國，西方文化隨列強侵略進入中國后，城市分化更明顯。如沿海與內陸城市的商貿差異，通都大邑與中小城市的不平衡發展，包括很多亦城亦鄉的城鎮，城市出現明顯分化。美國華裔學者葉文心分析民國時期“南京與省城文化”時談到“三城記”文化不同:北京是中國傳統官紳文化的中心，也體現了國學的最高境界;上海顯示了調和本土和西方的文化風格，成為新式都會專業精英文化所在地。國民黨則想建構以南京為新的省城文化以對抗北京與上海的兩種省城文化。②葉文心:《民國時期的校園文化》，第123、12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而“在國民政府的想象中，理想的空間是各省的省城與鄉鎮，也就是介于沿海通都大邑與內地窮鄉僻壤之間的典型中國城鎮。”
②所謂典型城鎮是折中主義城市理想:不那么開放也不那么保守。但這種亦城亦鄉城鎮卻并非想象，中國恰恰很多，中國現代文學也出現了大量的“縣城書寫”和“城鎮書寫”。以往多將城鎮敘事放在鄉土文學，但它們與鄉村文學還是有明顯差異，可視為寬泛意義的城市書寫或亞城市書寫。亦城亦鄉的雙重性城鎮，還特別能體現中國城市文化的傳統思想與現代意識的糾結。
其次，異域文化對中國城市文化的影響。除香港和澳門的殖民文化突出，上海、天津、武漢等城市的租界文化還曾與民族主義發生激烈沖突。有的城市還整體受到異域文化影響。上世紀30年代哈爾濱被稱為“東方莫斯科”就是俄羅斯文化作用。鐵路帶來白俄落破貴族等大量僑民，也帶來了教堂、劇院和中央大街等俄式建筑。哈爾濱建立中國最早啤酒廠也是僑民需要，導致哈爾濱人也習慣了啤酒。中國沿海城市與大城市受異域文化影響都較明顯。
再次，城市文化往往是多元文化的復合體。除不同城市類型的文化分化，各個城市本身的文化狀況也是多元復合。無論古代現代，城市都有官府文化與民間文化、貴族文化與平民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這與城市人口形形色色，階層結構復雜有直接關系。《水滸傳》作者關于東京的“但見”突出了豪門富戶、公子王孫之類，東京當然有達官貴人也有市井細民，靠勞力苦力和引車賣漿謀生的還更多。如《金瓶梅詞話》的世情敘事雖然集中于西門慶家庭日常生活，但集市井流氓、霸道商人和官吏身份的“西大官人”，其交織的社會關系與市井生活就涉及各等人物，折射出社會黑暗也展示了城市階層復雜。現代城市階層結構同樣如此。如20世紀初的上海已是很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國際城市，卻有黃金榮、杜月笙這種江湖大鱷，以及各種幫會，“上海灘”也成為社會黑惡勢力和魚龍混雜的代名詞。通常說來城市文化比鄉村文化要開放，但也可能既不進步也不開放，現代城市文化也可能完全非現代。如現代西亞一些石油國家靠資源致富，城市設施非常現代，但統治城市精神的卻是世襲權力或宗教領袖。很多現代城市的文化狀況也是傳統與現代、開放與守成的混同。
城市的多樣復雜是客觀事實，理應成為城市敘事的現實對象，當然也是研究作家質疑城市的重要參照。這里有個問題需要注意:即如何看待以城市為標志的資本工商文明。總體來看這種文明在鄉土中國從未形成氣候，依稀的自由經濟和相關政治也是中國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也基本拒絕資本工商文明。有學者認為當年老舍市民小說對新派市民采取完全諷刺態度，多少體現了作者為“避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病，將封建宗法社會東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義傾向”。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第24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而這種本土意識的民粹傾向，在中國作家質疑城市中還頗為普遍。
三、質疑的出發點
質疑城市雖有種種傾向，但從中國現代作家普遍情況看，無論意在沛公還是針對具體狀況，有三個出發點最為突出，基本可以包含質疑城市的主要價值取向。
一是啟蒙性的人道質疑。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人文理想在西方現代作家有所失望，卻成為五四“賽先生”和“德先生”的思想資源。遲到的接受與本土封建文化狀況相關。洋務運動中體西用是技術主義，康梁變法的政治改良也同樣無果。以致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寫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如此抬舉小說功能未免書生氣，但抨擊封建文化卻有啟蒙意識。辛亥革命終結了帝制，但封建主義還是頑固，以致新文化也有“打倒孔家店”的激進。啟蒙是中國現代文學重要思潮，人道意識則是根本支撐。由于鄉土封建文化更嚴重，我們以往多關注鄉土啟蒙敘事，忽視了城市啟蒙書寫，甚至以為城市與此無關。事實上城市啟蒙書寫是啟蒙文學重要構成。如巴金《滅亡》、王魯彥《柚子》和聞一多《死水》對軍閥在城市實行封建統治的抗議;呼吁婦女解放的女性文學多城市背景，如冰心《兩個家庭》和《斯人獨憔悴》，廬隱《海濱故人》和《淪落》，丁玲《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包括凌叔華小說集《花之寺》作品。無論寫知識女性的苦悶還是她們的愛情悲劇，反封都是一種醒目主題。后來張愛玲的《金鎖記》亦是反封。
可視為亞城市書寫的“縣城書寫”和“城鎮書寫”，思想較復雜，但反封還是普遍。魯迅小說就值得注意。除鄉村，魯迅小說也多亦城亦鄉的城鎮背景，如“魯鎮”，《藥》和《示眾》的街道與廣場，《在酒樓上》和《孤獨者》的“S城”。魯迅小說的城市背景較模糊，啟蒙意識卻顯而易見。《藥》和《示眾》的國民性批判就不用說了，《高老夫子》和《肥皂》還諷刺了假新潮的知識人物的封建道德。魯迅小說的城市還成為鄉村蒙昧的參照。如幾番進城的阿Q回到未莊，只是炫耀看過城里“殺革命黨人”，而且“不滿意城里人”的怪異說話和吃飯的講究，包括女人都大腳等。《風波》中七斤常進城，聽到城里傳播“皇帝坐龍庭”消息而惶恐，“皇帝要辮子”而他沒了辮子，弄得一家人坐立不安。在魯迅，鄉村和城鎮書寫都重在反封，與其面對整體國人的國民性批判是一致的。
“左聯”作家有較明顯的階級意識且與政治形勢聯系，但反封還是不少作家的立場。如柔石《二月》描述蕭澗秋在芙蓉鎮遭遇的流言蜚語圍攻，就展示了小城封建思想嚴重。蕭澗秋逃往上海，也含有以都市比照小城閉塞的意味。不少城鎮書寫批判了膜拜權力的封建意識。如茅盾早期作品《動搖》中的紳士胡國光，看見縣公署掛了青天白日旗，就想方設法要當縣商民協會委員，一副官本位嘴臉。諷刺小說家張天翼的《包氏父子》和《華威先生》，沙汀的《代理縣長》和《在其香居茶館里》，作品時間背景不同，但都批判了官本位尤其發國難財的官員。中國傳統家族所處空間多亦城亦鄉特征，也多封建氣息，如巴金反封立場的《家》，高公館及其家長高老太爺即是。曹禺劇作更多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但反封依然明顯。《雷雨》的周公館及家長周樸園有些所謂資產階級氣息，實際充滿封建色彩。《北京人》的曾氏大家庭是走向沒落的士大夫家庭，作者更是重在批判封建文化。中國新時期后很多城市敘事也體現了啟蒙意識。如李國文《危樓紀事》就描述了“文革”時期城市中各種現代迷信現象。這方面新寫實小說頗有代表性。在揭示平民與權力的關系上，封建官本位不僅左右了現代權力，如《特別提款權》和《單身貴族》的新貴們拿美元賭博和花天酒地;也左右了平民，如《風景》的七哥為此犧牲愛情，《一地雞毛》的小林也參與權力游戲。城市文化人參與權力游戲其實普遍，后來的《廢都》《欲望之路》《所謂先生》《風雅頌》等都有描述。
二是階級立場的批判。這是左翼文學批判城市的主導。從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解構五四話語始，從無產者神圣到視城市為有閑階級溫柔鄉，都是階級立場體現。茅盾都市小說《子夜》《趙先生想不通》《多角關系》等刻畫了系列民族資本家形象，也是意在說明民族資產階級軟弱和實業救國行不通。解放區文學的階級立場與“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成功，也意味著必須改造城市資產階級文化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批判《我們夫婦之間》則是最早表現。周而復《上海的早晨》可謂《子夜》的當代翻版。上海工人作家創作則突出了工人階級是城市無產階級文化代表。城市背景的革命歷史小說如《三家巷》《小城春秋》《紅巖》《青春之歌》等更突出了階級革命。正如《野火春風斗古城》所喻示:革命的“野火春風”才能給古城帶來新生。左翼文學批判城市的階級立場明顯，理解也沒多少歧義。
三是圣賢意識及其道德影響。漢語中“市”指做買賣地方:“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民”;②③見《辭海》縮印本第346頁詞條解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而“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②在重農抑商和三綱五常的文化中，行商坐賈重利輕義，市井細民地位卑微。《史記·平準書》記載:“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馳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③雖對商賈有所寬松，拒絕其后代“仕宦”仍是拒絕市井文化。中國傳統圣賢意識也較復雜，但內修外濟則為根本，如修身與建功，養性與立業，安貧與樂道，寧靜與致遠、重義與輕利。一言蔽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也。這與市井文化當然格格不入。圣賢意識對中國讀書人影響深遠。無論古代圣賢還是現代精英，恐怕都認為自己遠高于市井細民。
五四反封建非常激進，不惜矯枉過正，但看待市民文化卻有圣賢意識作祟。文學革命反對貴族文學而對民間文學有所肯定，卻還是抗拒市民文化并排斥通俗文學，從批判民國舊派小說就開始顯示。其實舊派小說較復雜，有鴛蝴派迎合市民消遣，也有揭示社會黑暗的寫實。有學者指出科舉取消與文人地位下沉，使得很多賣文為生者成為底層市民，他們小說也回到“市民文化本位”。但市民文學不僅受到新文學批判，還出現迫使舊派向“俗”定位的趨勢。⑤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第91、9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批判舊派小說與爭取城市讀者有關，更因激進思想難以容納市民文化的“庸俗”。魯迅擔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主任時，也參與查禁了32種鴛蝴小說，還寫過批評文章。
⑤張恨水小說顧及市民閱讀同時，批判封建禮教更有啟蒙意義，也不為新文學接納，包括對老舍市民小說的不認同。這都反映了圣賢意識及其道德影響。這對當代作家同樣有影響。以階級革命名義拒絕市民文化另當別論，以人文精神名義輕視市民文化則含有圣賢意識。如池莉寫市民被諷為“大作家，小市民”;評論家贊揚王安憶《長恨歌》呈現了上海弄堂文化的精致，但也意味著弄堂文化就是世俗精明。王朔小說有反智心態，但也反映了世俗現實;《廢都》有自身缺陷，但對“世紀末情緒”的思考還是不無深刻。后來長篇小說如《桃李》《欲望的旗幟》《滄浪之水》《欲望之路》《所謂先生》《大學紀事》和《風雅頌》等，呈現的知識分子欲望并不亞于《廢都》，也說明《廢都》并非虛假。市民受到輕視其實有悖現代公民意識。張煒和張承志的道德批判不僅理想化，也流露了圣賢道德訴求。底層敘事同情進城農民弱勢時也多以批判城市道德為參照，這種城鄉道德對立同樣簡單。眾所周知很多城市有“城中村”，改造時還產生不少富人，但其保留的鄉村文化及精神狀況卻并非“淳樸”。如城中的村民們爭先恐后蓋起密集的“握手樓”，就此優哉游哉的吃租金。不少拿到土地轉讓金的農民不是再創業，而是參與賭博，有些年輕人甚至吸毒，小市民的節儉和規矩卻沒學來。
四、文學與作家的依賴
意在沛公現象，針對具體狀況，質疑出發點，都能說明作家批判城市并非拒絕通常意義的城市本身。文人的田園牧歌情懷與喧囂城市難免抵牾，也不意味著就真的厭惡城市。
城市作為國家和地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文學與作家的依賴城市首先與文學運作和作家職業有關。中國現代文學與城市就有種魚水關系。如報業是城市產物，民國舊派小說通常在報紙連載，市民成為作者衣食父母。報紙也是新文學陣地。文化文學刊物也在城市。《新青年》前身《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后遷入北京成為無可替代的新文學陣地。新文學弄潮人也多在城市。葉文心就談到1927年許多與新國民政府沒有穩固關系的知識分子聚集上海私立大學尋求庇護，1928年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時還帶來一批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詩人、小說家和政治評論家。葉文心:《民國時期的校園文化》，第8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城市給文人提供交流便利也很重要，曹聚仁告訴我們當年“大眾語”運動就起于上海數位文人的一次聚會。
曹聚仁說“大眾語”運動起因是:1934年夏天一個下午，他和陳望道、葉圣陶、陳子展、徐懋庸、樂嗣炳、夏丏尊共7人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印度咖喱飯店聚會，大家議起大眾語話題而且當時就分配了文章任務，結果這次聚會產生“蝴蝶效應”，引發了聲勢頗大的“大眾語”運動。重要文學會議也在城市，如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在武漢召開，后“文協”遷往重慶仍不離城市。沈從文常以“城里的鄉下人”自居，但離開邊城后還是一直在大城市。中國農民有大量文盲，陶行知曾努力推行鄉村教育，解放區也開展過掃盲運動，這種情況下城市讀者也是文學主要接受者。新中國文學依托城市狀況同樣普遍:文聯、作協、文藝出版社和文學期刊多在城市，眾多作家、理論批評家和編輯出版者也在城市。作家依賴城市也形成了情感依附。很多政治運動中被驅出北京的文人，回憶當年回京治病或探親時都流露出“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惆悵與親切，對京城已有很深的家園情感。
除文化和職業原因，物質生活也不可忽視。現代文人或許也有安貧樂道意識，但喜歡或者至少不拒絕物質條件還是普遍。如年輕的周揚初從日本回國時，“瀟灑倜儻，穿西服，系領帶，著皮鞋，他愛去舞廳、咖啡廳、電影院。”李輝:《往事蒼老》，第206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離開城市哪能如此瀟灑?周作人是出了名的喜歡物質享受(淪為漢奸似也與貪圖安逸有關)，這同樣得于城市。魯迅比弟弟淡泊物質，但也在意，畢竟有贍養母親和家人負擔。1927年到上海成為職業作家，靠稿酬版稅生活的魯迅，收支更難免市民化考慮。蕭軍蕭紅初次上門拜訪時，魯迅首先考慮的也是他們靠文學謀生困難。長期在城市的魯迅對城市熟悉也不反感。魯迅初到上海不適其擁擠，后來也習慣了，他告訴二蕭:“我生在鄉下，住了北京，看慣廣大的土地，初到上海，真如被裝進鴿子籠一樣，兩三年才習慣。”魯迅住的北四川路一帶屬中產階級聚集地，環境不錯，“有大草地可看”。魯迅還讓蕭軍們自己去考察上海，并叮囑“工人區域里卻不宜去，那里狗多，有點情形不同的人走過，恐怕會引起它的注意”。
這不是鄙視工人而是說點生活經驗。
柳亞子有件事似乎更能說明現代文人的物質意識。解放前夕，住北京西郊的柳亞子進城不方便，因某次開會沒車而生氣，加上其他待遇問題而發起牢騷，于是有《感事呈毛主席》，贊揚毛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懷才不遇:“開天辟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接下來的“分湖便是子陵灘”(柳是江蘇吳江人，東漢嚴子陵曾在此隱居)，則表達了想仿效嚴子陵歸隱家鄉意。毛澤東沒立即回信，只是囑咐辦事人員解決了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衣食住行問題。同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毛澤東當即寫了兩首七律，即《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和《和柳亞子先生》。后者追憶了當年與柳“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的友誼，更表達了寬慰和挽留:“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希望柳留京參政。雖然民主人士待遇問題要解決，但柳發牢騷還是顯得沉不住氣。更有意思的是再與毛的和詩中，柳竟言“倘使名園常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如果說懷才而想得到相應待遇也不為過(其實也有種門客心理)，但想要名園的得寸進尺則確實頭腦發熱。詩人是有些天真，但也是太看重物質。
文人不離城市，還有個由士而仕的原因。作為政治文化中心，城市是仕的聚集地。陶淵明歸隱田園是淡泊名利，但文人歸隱多與仕途失意有關。畢竟“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讀書人傳統，豪放不羈的李白有時也擺脫不了。天寶元年秋應唐玄宗之詔進京，李白立刻雄心勃發“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詩人雖惡“摧眉折腰事權貴”，卻也留戀“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現代社會給文人提供了多種謀生可能，但由士而仕傳統還在，由此還有“學統”與“道統”的研究。而城市依然是現代文人入仕的聚集地。
真正拒絕城市的作家，總體來說應該并不多。而確實厭惡城市者，恐怕也有特殊的個體原因。如前所說批判城市是個老話題，但不少問題仍需甄別和坐實，確實不能籠統言之。
相關論文投稿刊物：《文學界(理論版)》(月刊)創刊于2008年，由湖南省作家協會主辦。以“經典、實用、前瞻”為特色，以“探索新文學理念、探索新教育模式”為辦刊宗旨，著重反映文學領域的新理論、新觀點、新體會和新經驗，探索現代教育與課程改革中的新思路、新特點，為我國文學戰線上提供一個發表與展示成果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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