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鮮卑與中原王朝關系略論

　　摘要：拓跋鮮卑與中原王朝曹魏、西晉的交往始于拓跋力微時期，歷經拓跋鮮卑的部落聯盟和代國兩個階段。隨著拓跋鮮卑的盛衰交替與地緣政治的變遷，其與魏、晉間的關系經歷了聘問交市到軍事援助、冊封等幾個時期。拓跋鮮卑與中原政權的交往影響著其自身的盛衰流變，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原王朝的歷史發展。

　　關鍵詞：拓跋鮮卑;曹魏;西晉;交往

　　拓跋鮮卑興起于山西北部、內蒙古南部地區，歷經部落聯盟時期、代國時期和北魏時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與中原的漢人王朝曹魏、西晉接觸和交流，并接受漢人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的影響。本研究的時間斷限是從3世紀初曹魏建立初期到4世紀初西晉末，拓跋鮮卑在這段時期內逐漸從部落聯盟發展為代國，這個過程與中原王朝的交往關系緊密。

　　文史論文投稿刊物：《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自1988年創刊伊始,一直堅持“面向全國，面向世界”、“高水平，高質量”、“求新求實”的辦刊原則，堅持人文社會科學的正確導向，注重涵納對已有理論新見解、對科學方法新探索、對某一學科領域新開拓的有效信息，刊出大量促進哲學、法學、經濟學、文學、史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學科發展的文章。

　　該主題目前有臺灣學者許景評的研究，他大致勾勒了拓跋鮮卑與魏、西晉交往的大致過程[1]。郭碩則討論了拓跋鮮卑早期民族交往史料的辨析問題[2]。兩位學者的研究為筆者撰寫此文帶來了不少啟發，因此本文力求在前輩的基礎上，對拓跋鮮卑與中原王朝的交往史做一系統的梳理。在史料的選擇引用上，盡可能地兼顧多家之言，以求詳盡。

　　一、拓跋鮮卑部落與曹魏、西晉的關系

　　拓跋鮮卑與曹魏、西晉交往的時期，大致的時間是從公元258到公元277年，為拓跋力微時期。力微時期與曹魏政權的關系總體上是一種友好的關系，這種友好主要是建立在雙方出于對邊境安全的考慮以及基于雙方實力未對彼此產生威脅。力微時期，先是拓跋鮮卑對曹魏投以橄欖枝，主動提出與魏和親的建議，之后力微更是讓其子沙漠汗到洛陽作為人質以換取中原政權對拓跋鮮卑的信任。在整個和平交往期間，南北雙方主要以互換財貨的方式各取所需，拓跋鮮卑向中原提供戰馬，中原以布匹等日用品作為代價換取戰馬。然而，力微時期的拓跋鮮卑與曹魏、西晉的關系并非一直波瀾不驚。影響政權關系的根本因素是政權利益。到了西晉咸寧三年(277年)，由于西晉恐于日益強大的拓跋政權會對其北部邊境安全構成威脅，在征北將軍衛瓘的建議下，西晉統治者開始將拓跋政權視為敵人。

　　《晉書》卷三十六《衛瓘傳》云：“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并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于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3]1057”。以下對力微時期的拓跋鮮卑與魏、晉交往的動因和雙方態度做一個探討。拓跋鮮卑與中原政權的交往，始于拓跋力微時期。此時，拓跋鮮卑逐漸在游牧諸部落的斗爭中逐漸強大，活動的區域開始與曹魏接壤，《魏書》卷一《序紀》(以下稱《序紀》)載：“元年(220年)……始祖請率所部北居長川……二十九年(248年)，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始祖。其子不從，乃陰謀為逆。始祖召殺之，盡并其眾……三十九年(258年)，遷于定襄之盛樂[4]3”。力微在兼并沒鹿回諸部后，實力大增，并將首府遷至盛樂，沒鹿回部的活動范圍應在平城一帶(山西省大同市東北)[5]。平城南面，就是曹魏控制的幽、并、冀三州的北部邊界[6]。地緣政治，是力微考慮與曹魏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序紀》載：“始祖乃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匈奴、蹋頓之徒，茍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其死傷不足相補，更招寇讎，百姓涂炭，非長計也’。于是與魏和親[4]3-4”。

　　綜上，力微時期的拓跋鮮卑與曹魏關系的發展，是拓跋鮮卑疆域擴大而與曹魏接壤的結果，也得益于拓跋力微優秀的個人能力和敏銳的判斷力。筆者認為，力微時期正值三國時期，曹魏前期忙于與蜀、吳的戰爭，后期則面臨司馬家族與曹氏宗室的斗爭，國家的政策重心皆不在北方。這也為成長階段的拓跋鮮卑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和平的政治環境，在此基礎上，力微政權與曹魏謀求友好關系的建立才有可行性。力微政權對曹魏采取的和親政策主要是“聘問交市[4]4”(以北方草原的戰馬換取中原的手工業品等日用品)。此外，力微以其子沙漠汗為質，使其子往洛陽“且觀風土[4]4”。

　　(一)聘問交市《序紀》載：“(始祖四十二年)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4]4”。對于鐵器時代的游牧部落而言，財貨的匱乏是他們一切社會活動的原因。與曹魏的財貨貿易，不僅改善拓跋鮮卑的生存境遇，也促進其文明的進步。同理，與草原民族的財貨貿易也使魏、晉受益良多。張金龍指出，在魏與蜀和吳，西晉與吳的長期戰爭中，戰馬急劇損耗，而要保持中原騎兵對于南方步兵的戰術優勢，從北方草原獲取優質戰馬則是十分關鍵的[7]。此項貿易能順利進行，是因為雙方都能從這項貿易中滿足各自的需求。王明珂認為，對于從事游牧經濟的人群，對外貿易、掠奪的機會是不容錯失的[8]46。

　　(二)且觀風土《序紀》載：“四十二年(261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也……魏晉禪代，和好仍密[4]4”。力微將其在“三十九年祭天”儀式上“與魏和親”的政策于四十二年付諸實行，并派遣他的兒子“文帝”(即沙漠汗)前往曹魏“且觀風土”。關于“且觀風土”的說法，是《序紀》的表述。《資治通鑒》卷七十七景元二年(261年)條載：“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9]2459”。考慮到當時拓跋鮮卑與曹魏的實際政治地位，因此拓跋鮮卑與曹魏的交往是一次地位不等的交往，力微政權是以主動的姿態和“質子”的代價去換取與中原政權的友好來往。咸寧年間的離間事件，拓跋鮮卑處于劣勢的原因亦是如此。

　　(三)衛瓘離間從258年力微提出“和親”開始，到261年沙漠汗到達洛陽為“質”，此時中原政權正處于由曹氏到司馬氏的轉變之中。與西晉的友好關系一直持續到276年，而277年的“離間”事件，則標志著曹魏后期至西晉初期對拓跋鮮卑態度的轉變。《序紀》詳細記載了事件的一些情況：五十六年(275年)，帝(沙漠汗)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沙漠汗)為人雄異，恐為后患，乃密啟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于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

　　晉帝從之，遂留帝(沙漠汗)。于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4]4衛瓘通過賄賂“諸部大人”離間沙漠汗與拓跋力微的關系，使其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以達到削弱拓跋鮮卑的目的。自東漢南匈奴附漢以來，北方延邊諸州尤其并、幽已經成為烏桓、鮮卑等部族南下或“貢獻”或“侵擾”的地點。中原王朝對諸少數部族的政策是“攻賞結合”。建安年間，鮮卑軻比能部與步度根部不和，“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10]836”。后泄歸泥部叛軻比能，“將其部眾降，拜歸義王[10]836”。后軻比能部稍強，“控弦十余萬騎[10]839”。青龍元年，軻比能與步度根聯合從并州叛出。

　　至三年中，“(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必能，更立其弟[10]839”。當部族間不和時，中原王朝往往采用冊封其一方部族的方法來加深部族間的矛盾，而部族間如出現統一而強大的趨勢，中原王朝往往會采取軍事行動或其他手段進行阻止，以防止北部邊境出現強大的草原民族國家。《三國志》卷二十六《田豫傳》載：“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為讐敵，相互攻伐[10]727”。漢魏年間威震北疆的田豫，他對與北方諸部族關系的經營大抵貫徹了此精神。

　　此外，在拓跋沙漠汗歸國的那一年，西晉或發動過對拓跋鮮卑的戰爭，《晉書》卷三《武帝紀》載：“(咸寧)三年春正月丙子朔，……使征北大將軍衛瓘討鮮卑力微[3]67”。時值西晉將南下攻東吳，故西晉可能對拓跋鮮卑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軍事措施以保證其攻吳之時項背無憂。綜上，力微時期拓跋鮮卑與魏、晉的關系前期以友好往來為主，后期則因拓跋鮮卑日強而使西晉對其產生了敵意。但需注意的是，力微時期的拓跋鮮卑對于魏、晉來說應只是北方諸少數民族部落中普通的一支。

　　二、拓跋代國與西晉的關系

　　拓跋鮮卑與西晉交往的時期，拓跋鮮卑的首領是拓跋猗盧(以下稱“猗盧時期”)。《序紀》云：“力微崩后，章皇帝諱悉鹿立，始祖之子也。諸部叛離，國內紛擾。饗國九年而崩[4]5”。拓跋鮮卑部落逐漸勢微。到了拓跋綽、拓跋弗繼任后，部落勢力才稍有恢復。祿官繼任后，部落分作三部，由拓跋祿官、拓跋猗㐌、拓跋猗盧各統一部。他們各自將其統治勢力壯大。統治上谷北部的祿官鞏固了與東部鮮卑宇文部的聯盟;統治參合陂北部的猗㐌則使得漠北及漠北以西二十多國投降依附;統治盛樂一帶的猗盧則遷雜胡至云中、五原、朔方一帶(即陰山山脈南部至河套平原一帶地區)，又向西渡過黃河擊敗匈奴、烏桓諸部，勢力達于關中地區。此時，拓跋鮮卑的勢力再度恢復和壯大。猗㐌、祿官過世后，猗盧再度統一了拓跋鮮卑。

　　此時，中原地區八王之亂起，匈奴劉淵起兵反晉，在這一背景下，拓跋鮮卑采納衛操的建議，與西晉恢復了交往。這一時期拓跋鮮卑與西晉的關系與力微時期有許多差異。首先，拓跋鮮卑在這一時期掌握了更多的主動權;其次，西晉則不同于此前的消極、怠慢，而更多地表現出積極主動姿態。拓跋鮮卑的復興是與西晉發展軍事互助型關系的重要條件，是在八王之亂、劉淵據亂時期實現與西晉交往的籌碼。因此，為拉攏拓跋鮮卑，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并州刺史司馬騰各自遣使參加拓跋鮮卑補辦的沙漠汗及妻封氏喪禮。《序紀》載：“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族……晉成都王司馬穎遣從事中郎田思，河間王司馬颙遣司馬靳利，并州刺史司馬騰遣主簿梁天，并來會葬，遠近赴者二十萬人[4]6”。

　　再有，部落三分時期晉人衛操在拓跋與西晉間的牽線搭橋也是雙方再次接觸的重要原因之一。力微死后，幽州代郡人衛操帶領其族人部眾前往依附拓跋鮮卑，得到拓跋猗㐌、拓跋猗盧的重用，其輔佐西晉的建議也被采納。《魏書》卷二十三《衛操傳》(以下稱《衛操傳》)載：“始祖崩后，(衛操)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于是晉人附者稍眾……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4]599”。

　　304年，劉淵起兵反對西晉的統治，其勢力主要在并州地區，故與屬東海王司馬越一系的并州刺史司馬騰和劉琨為敵。衛操亦歸屬司馬越一系。劉淵、石勒與成都王司馬穎一系關系較好，而同時與以拓跋鮮卑為敵的鐵弗部、白部關系較近，故拓跋鮮卑此時與衛操交好，與司馬騰、劉琨軍事互助。其實質是，拓跋鮮卑通過衛操的橋梁作用，已經作為司馬越一派的外援加入到八王之亂的中原紛爭中，并從中獲取了一些政治利益。拓跋鮮卑逐漸與東海王司馬越一系交好，之后兩次與司馬騰一道擊敗了劉淵對并州的進攻。

　　《衛操傳》記載了衛操在拓跋猗㐌死后為其寫的碑銘，碑銘中記載了此事：“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4]600”。先是拓跋猗㐌率兵援助司馬騰，擊退了劉淵對并州的攻擊。猗㐌還與司馬騰在汾水結成同盟。見《序紀》：(304年)“桓帝與騰盟于汾東而還[4]6”。

　　第二年，雙方第二次合力擊敗劉淵，《序紀》云：“十一年(305年)，劉淵攻司馬騰，騰復乞師。桓帝以輕騎數千救之，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4]6-7”。劉琨任并州刺史期間，并州先后遭受白部、鐵弗聯軍與劉淵之子劉聰的侵略，拓跋猗盧對此皆出兵援助劉琨，并先后將白部、鐵弗與劉聰擊敗，晉懷帝還因此冊封猗盧為大單于和代公。見《序紀》：三年(310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使，以子遵為質。帝嘉其意，厚報饋之。

　　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鐵弗劉虎舉眾于雁門以應之，攻琨新興、雁門二郡。琨來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將騎二萬，助琨擊之，大破白部;次攻劉虎，屠其營落。虎收其余燼西走度河，竄居朔方。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4]7二十世紀早期發現的代王猗盧墓碑殘石，殘石殘存有“王猗盧之碑也[11]27”六字可印證冊封一事。白部、鐵弗聯軍進攻劉琨一事，《晉書》卷六十二《劉琨傳》(以下稱《劉琨傳》)未見相關記載。此外，西晉因欲倚拓跋鮮卑為援而允猗盧所求將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給予之。《序紀》云：“(劉琨)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之民于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4]7”。312年，劉聰令其子劉粲進攻晉陽(今山西太原)，城破，殺害劉琨的父母。劉琨向拓跋猗盧尋求避難。

　　猗盧稍后便率軍奪回了晉陽，還對自己出兵不夠及時而感到愧疚，并贈與劉琨財貨。見《序紀》：五年……會聰遣其子粲襲晉陽，害琨父母而據守，琨來告難，帝大怒，遣長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衛雄、范班、姬澹等為前鋒，帝躬統大眾二十萬為后繼。粲懼。焚輜重，突圍遁走……琨來拜謝，帝以禮待之。琨固請進軍，帝曰：“……今卿已復州境，然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終舉。賊奚可盡乎?”饋琨馬牛羊各千余，車令百乘，又留勁銳戍之而還。[4]

　　8此事亦見于《劉琨傳》：“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并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3]1682”。建興二年，石勒欲攻王浚，為防劉琨相救，石勒詐稱降服于琨，劉琨透露出其原定與拓跋猗盧并討石勒一事。見于《劉琨傳》：“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克今年三月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

　　……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3]1684”。劉琨本議定與拓跋猗盧于建興二年三月會于平陽，但由于石勒謀劃進攻王浚據守的幽州，而拓跋猗盧國內此時正值動亂，故此軍事行動未能成行。綜上，拓跋祿官、拓跋猗㐌和拓跋猗盧對西晉的態度始終是友好的，這個時期拓跋鮮卑與西晉的交往主要是以軍事互助為主，期間拓跋鮮卑多次援助西晉東海王司馬越一派勢力在并州的保衛戰爭。拓跋鮮卑通過一系列對西晉的軍事援助，不僅取得了西晉(尤其司馬越一系)的信任，還獲得了西晉冊封的大單于和代公的稱號。當然，任何政治上的友好關系都不是出于單純的情分，西晉被迫與拓跋鮮卑保持友好關系，以尋求得到拓跋鮮卑的支持。

　　三、拓跋鮮卑與魏、晉交往產生的影響

　　許景評認為，作為游牧民族的拓跋鮮卑，其首領的地位和權威是不可與農業社會之中原的帝王同日而語的，游牧部落保留有很大程度的氏族社會的殘留，部落領袖常常要受制于部落內部諸氏族領袖[1]。拓跋鮮卑在與專制政體較為成熟的魏、晉政權的長期往來中，受到了中原王朝專制傳統的影響，部落首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其中以三合部落和軍事援助西晉而被西晉冊封的拓跋猗盧為代表，《序紀》載：“先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后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其威嚴伏物，皆此類也[4]9”。

　　從猗盧明刑峻法的政策來看，可知猗盧的權威、地位超越過去任何一位拓跋鮮卑領袖。這既是主動學習西晉的結果，也是拓跋鮮卑為了在與中原政權交往的同時保持警惕所產生的結果。王明珂認為，游牧社會的領袖權威大小，受到其周邊其他人群的影響，與農業人群交往的游牧社會，其領袖往往有較大的權威;反之，其領袖則無權威控制牧民[8]46。許景評在評價王明珂這個理論時認為，當牧民或牧團面臨其他大的群體、部落或國家，將產生共同的問題與目標，進而有共同組織的需求[1]。所以，當拓跋鮮卑與魏、晉接觸后，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事關利益的勾心斗角，為了適應這種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拓跋鮮卑部落不得不采取“抱團”的策略，而一位集權威和才干于一體的領袖更是不可或缺的。

　　拓跋鮮卑經歷的兩盛兩衰皆與中原漢人有著莫大的干系，魏、晉的制度、人事、風氣等影響著拓跋鮮卑的歷史發展。力微統治前期因與曹魏互贈財貨而逐漸發展;力微統治后期則因西晉的離間誤殺了拓跋沙漠汗，造成了部落的衰落。到了拓跋猗盧三合部落時期，由于此前拓跋猗㐌、拓跋猗盧等對西晉的軍事援助，使得拓跋鮮卑處于有利可得的外交環境，在襄助西晉的同時不斷獲得發展。然而，自衛操內附拓跋鮮卑之后，拓跋鮮卑首領開始招納、重用晉人，這也造成了拓跋鮮卑內部的“原有部屬”與“新晉部屬”之間的矛盾，進而釀成“六脩之禍”。猗盧、六脩父子死后，新舊兩派更是爆發了沖突，導致了拓跋鮮卑的再次衰落。《魏書》卷二十三《衛操附衛雄、姬澹傳》載：“六修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

　　……于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眾而叛[4]602-603”。曹魏在與拓跋鮮卑建立友好關系后，得以集中精力參與到與蜀漢和東吳的角逐中去。產于拓跋鮮卑的優質戰馬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曹魏在長期戰爭中戰馬的損耗。拓跋猗盧時期，拓跋鮮卑對并州的軍事援助，使得劉淵不得不改變其原有的先占領并州后謀取洛陽的軍事計劃，轉而直取洛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晉朝廷的滅亡，同時也使得并州軍事集團在西晉覆滅后的長期存續，從而影響了中原政局的歷史走向[1]。

　　四、結語

　　力微時期，拓跋鮮卑主要是通過與中原互換財貨、戰馬，“質子”曹魏的方式與中原維持友好關系。力微后期，經沙漠汗一事后，拓跋鮮卑與中原關系惡化，直到部落三分，猗㐌、祿官和猗盧執政時，部落開始通過軍事援助西晉再次與中原接觸。六脩之亂后，隨著部落的中衰以及晉的南遷，雙方在一段時期內較少往來。拓跋鮮卑在與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不斷接受來自中原地區的文化和政制等的影響，特別是猗盧時期的“明刑峻法”，使得拓跋鮮卑領袖的權威逐漸變大，這都是受中原政治體制影響的結果。

　　同時，魏、晉的政策和政局變化牽動著拓跋鮮卑的興衰，如衛瓘的離間使得拓跋鮮卑式微，西晉“八王之亂”給了猗盧援助西晉以獲得發展空間的機遇等。通過了解拓跋鮮卑與中原王朝的交往，有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研究拓跋鮮卑的發展史。同時認識到，在魏晉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興衰與漢文化對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息息相關。

　　參考文獻：

　　[1]許景評.拓跋部落與曹魏、西晉之間的對外關系[J].中正歷史學刊，2014(17)：1-26.

　　[2]郭碩.拓跋氏與魏晉政權的早期關系——兼論拓跋早期民族交往史料的辨析問題[J].煙臺大學學報，2018，31(6)：76-84.

　　[3]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張繼昊.從拓跋到北魏——北魏王朝創建歷史的考察[M].臺北：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176.

　　作者：陳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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