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官德是為官者立身從政之本，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國家善治的必要條件。 《晏子春秋》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為官要以民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愛民樂民理念; 為官要盡禮行忠，在躬親踐行中堅守禮義準則; 為官要勸諫納善
摘 要： 官德是為官者立身從政之本，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國家善治的必要條件。 《晏子春秋》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為官要“以民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愛民”“樂民”理念; 為官要“盡禮行忠”，在躬親踐行中堅守禮義準則; 為官要“勸諫納善”，在處事履職中堅持剛正不阿; 為官要廉潔清正，在省察自律中加強品性修養。 《晏子春秋》體現的傳統官德思想對新時代加強官德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啟示意義。
關鍵詞：《晏子春秋》; 官德思想; 傳統文化; 當代啟示
《晏子春秋》是記錄春秋后期齊國賢相晏子言行的專門著述。 晏子仕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長達五十余年，齊國在諸侯紛爭的年代處于相對強勢的地位得益于他的輔助。 司馬遷高度評價晏子為政之官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1]。 晏子圍繞為官者個人道德修養以及權力執行和治理、管理的倫理規范等方面形成了豐富的官德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重視對晏子官德思想的批判吸收及現代轉化，對新時代加強官德建設具有裨益。
一、以民為本，愛民樂民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為政以德的立論基礎，其核心要義是重視 “民”并做到愛民之所愛、樂民之所樂，以此達成為官道德理念與倫理準則的內化堅守。 春秋后期，生產力的發展使井田制和宗法制等舊有生產關系逐漸崩壞，齊國統治階層內部已發生分化并進入爭權奪利的劇變時期。 土地私有化的發展和宗法關系的減弱使諸侯國和官吏缺少了權力的強有力約束和監督，進而造成官吏為追求高臺庭榭的奢靡生活而苛責于民、勞役百姓的現象。
面對統治階層違背民意的無道情形，叔向向晏子請教，身處亂世時，如何同時處理好堅持正直人格的“遵道”與顧及百姓利益的“持民”之間的關系。 晏子曰：“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 ”[2]晏子認為，地位卑下而不失去尊貴的德行，委曲求全而不失去正直的品格，就在于“以民為本”。 “治國必先治吏”的古代社會治理邏輯揭示出要以“民本”內核的官德訓導為政者，官員的道德準則對傳統社會的秩序維系和社會系統良性運轉意義重大。 統治階層只有恪守“以民為本”的理念，在治理國家時維護百姓的利益，才不會失去人格道義。
為官治國要有“民”的意識，民為國之本，是立國安邦的根基，為政者處理好官與民的關系、權與民的關系，才能維護國家穩定。 《晏子春秋》貫穿著晏子對“民”的大量論述，內含著晏子思考官與民、權與民關系的思想智慧。 “民”是相對于“君”而言的，兩者構成社會結構內部上與下的統治關系。 晏子重民、貴民、恤民的思想鮮明，他以為國家治理要尊重民心，做事要順乎民意。
“義，謀之法也; 民，事之本也。 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聞存者也。 ”[3]晏子認為漠視民意去做事，即使成功也不會昌盛興旺，違背民意而行動國家難以長久。 只有順乎民意、以民為本，國家治理的根基才會牢固，才會形成威服天下、萬眾歸心的盛世之景。 叔向向晏子請教為政者在治國中思想與行為的問題，晏子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 ”“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4]在晏子看來，最高尚的思想是愛護百姓，最淳厚的行為是使百姓快樂; 最卑下的思想是苛刻待民，最低賤的行為是作惡太多而最終害了自己。 官吏要有“愛民”“樂民”的政治倫理境界，以德去化民、教民、治民。
晏子作為齊國的重臣，不僅在理論上闡述了官德所內含的以民為本、愛民樂民的核心理念，而且在實踐中、行動上處處彰顯著惠民、利民、養民的政治操行。 孔子高度贊揚晏子有力地輔佐了齊國三位君王，并對晏子能夠按照實際情況做事情作出極高的贊譽，“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5]晏子在管理國家時積極救助百姓而不自詡自夸，孔子認為晏子是真正的君子。 只有把民心民意放在突出的位置，才是官吏為政善政的首要前提。
其實，早在西周時期周公就提出了“崇德，尚禮，利民為本”的治國理政思想。 為政者的官位要與自己的官德相匹配，在其位就要時時關心老百姓、多為老百姓做事情。 與之相對的是，為政者的官位與自己的官德不相匹配，更多的是苛虐、荼毒老百姓，不關心老百姓的日常疾苦，有的甚至靠殺戮掠奪來損害老百姓的利益。 晏子認為官吏要講德品、有德行，德不配位是不行的。
齊景公向晏子詢問關于忠臣的品行問題，晏子回答說“稱身就位，計能受祿”[6]215。 他認為，忠臣要衡量自身德行以擔任適合自己的官職，估計自身的能力以接受應得的俸祿。 司馬子期向晏子詢問關于士人行為的問題，晏子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不仁。 ”[7]晏子認為，才能足以安定朝廷造福百姓卻不肯作為的，叫做不仁。 為政者的官位要與自己的官德相匹配，在治理中施仁政于民。
晏子作為齊國的重臣，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為官道德準則，不為自己生活享用而勞煩百姓，不為滿足私利而損害老百姓的利益。 晏子請齊景公到自己家里飲酒，但不讓管家向老百姓征收錢財以更新酒器。 晏子曰：“夫樂者，上下同之。 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 ”[8]他認為官員享受自己的快樂，讓下面的老百姓傷財破費，官員獨享其樂是不可取的。 晏子曰：“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 毋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 ”[9]他認為，不要耗盡民力，否則就會有亡國的危險。 晏子出使魯國，齊景公把他鄰居的住宅拆了，以便擴大他的住宅。 晏子曰：“夫大居而逆鄰居之心，臣不愿也，請辭。 ”[10]晏子認為為擴大住宅而侵犯鄰居的利益，這是違背民心。 晏子堅決不居住，并且恢復他們原來的住宅，奉守不做違背老百姓利益之事的準則。
為官者還要多做為民的實事，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問題。 齊景公時，連綿陰雨下了有十七天，晏子請求“發粟于民”，齊景公夜以繼日的飲酒沒同意晏子的請求。 晏子知道后很不高興，“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11]。 晏子想著百姓的疾苦，首先想的是使老百姓免受雨災之苦、度過難關，作出散盡自家的糧食幫助老百姓，想著為老百姓做事情。 此外，齊國又遇到饑荒，齊景公不愿意發糧救濟災民。 當時恰逢修建路寢大臺，晏子命令官吏提高傭工的工錢，延緩工期而不催促，讓老百姓得到救濟。 “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于政。 ”[12]晏子有著強烈的民本意識，認為為政的政治境界就是為民解憂。
二、盡禮行忠，躬親踐行
“禮”是古代社會“五常”倫理價值規范之一，它是與當時傳統等級秩序相聯系的禮儀和行為約束的制度性要求。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晏子認為人之所以比禽獸高貴，就是因為有禮，守禮實現了家庭、社會中的長幼有序、父子有別、上下分明的狀態。 晏子特別推崇周禮，強調要以禮治國，強調用禮來規范倫理秩序。 “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謟，大夫不收公利。 ”[13]晏子指出，在禮的規范中，大夫的施恩不能遍及國人，民眾不懈怠，財貨不轉移，工商不改行，士人不虛浮，官吏不僭越，大夫不收取公室之利。
“禮”包含著官員在治國過程中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和行為標準，官德要合乎禮的要義，要以“禮”作為施政時辨別物類、分辨事務、判斷問題的重要依據。 為官者一定要按照禮來做事，這樣可以避免出現為臣失禮、官風不肅、衣服無等、上下錯序等現象。
齊景公想和晏子免除禮節來歡暢共飲，晏子對曰：“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 大夫無禮，官吏不恭。 ”[14]450晏子認為，“禮”對朝廷秩序有著約束作用，如果大夫不講“禮”，下面的官員就會效仿而變得不恭敬，因而也就無法做到盡忠于職守、盡忠于國家、盡忠于君主。 他指出，正直之士在朝為官應該做到“盡禮行忠”。 晏子曰：“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為茍祿，不用則去而不議。 ”[15]正直之士，侍奉君王，盡禮效忠，不去求取不正當的俸祿，這是《晏子春秋》傳統官德的重要德目。
那么，什么是好的官吏，又應以什么樣的官德評判為官者呢? 齊景公與晏子關于“社稷之臣”“善為國家”的問答，折射出晏子對為官之德的獨到思考。 齊景公問晏子對于國君而言需要什么樣的臣子呢? 晏子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 ”[16]他認為，所謂國家大臣，就是能夠穩固國家，分清君臣上下的禮義，使之符合上下有別的道理。 齊景公問晏子如何發現治國的賢人名士，晏子認為賢人名士要通過觀察他的行為做出評價，而不是根據他的華麗雄辯的言辭去作出判斷。
晏子把賢士分為三等，“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其次，易進而易退也; 其下，易進而難退也。 ”[17]上等的士人，不肯輕易進身為官而輕易辭官退隱; 次一等的，輕易進身也輕易退隱; 下等的，輕易進身卻不肯輕易隱退。 晏子對賢士的劃分，包含著對為官者是否能夠盡禮行忠的道德要求，如果不能夠恪盡職守、勤政奉獻也就談不上能成為好的為官者。
對傳統社會的統治者來說，禮制是社會共同遵守的秩序法則，是維系社會秩序和官場的制度規范。 晏子本人就是以禮做事的直接實踐者，在其日常的實踐活動中力求處處做到合乎禮義。 所謂禮之道，是用來治理天下社會，又是個人安身立命的東西，也是可以贏得民心的治世手段。 叔向向晏子請教治國治家的道理，晏子對曰：“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 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 ”[18]他認為，為官之道，當他匡正世道時，不拋棄上下尊卑等倫理秩序; 當他委屈求全時，不拋棄仁義道德的道理原則。
“禮”一個很重要的內涵就是君臣之禮，這也是為官之德的重要內容。 君臣之間要講禮、遵禮、守禮，為官力行、知行合一。 齊景公在飲酒時提出讓官員們“請無為禮”，不用拘于禮節。 晏子提出為官必須守禮制，“群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 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19]。 《晏子春秋》中記載，齊景公飲酒數日后，讓晏子免去禮節與他共享。 晏子反對“去禮”并陳述禮治的重要，“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 大夫無禮，官吏不恭”[14]450。 晏子重視以禮為官，把禮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官員沒有禮制就缺少了制度的規范。
“忠”是中國傳統官德的重要規范，“盡忠”是為官者要遵守的道德準繩。 晏子履行為國盡忠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忠于為官的政治操守，忠于自己應有的為政職責。 晏子在輔佐齊景公時做到以“忠”盡責，“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20]。 可見，晏子在為官的日常事務中身體力行而沒有任何的私心，有話直說而不去刻意的隱諱。 官吏應有的盡忠之道，在晏子與齊景公的對話中也有所體現。 齊景公詢問晏子為君為臣之道，晏子對曰：“為臣，忠信而無逾職業，則事治而身榮。 ”[21]他認為做臣子的要忠于職守，言而有信，不超越職權。 做臣子的不講禮義，違背盡忠之德，拉幫結派、超越職權，最終會導致身敗名裂。
晏子作為齊國的重臣，能夠在為政行為中以身作則，通過自己的躬親踐行做為官的道德典范。 齊景公見到晏子上朝時乘坐的是破車劣馬，就派自己的寵臣梁丘據去給他送豪華的車馬。 晏子曰：“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 ”[22]晏子推辭不坐齊景公賞賜的豪華大車，認為如果自己帶頭不講仁義，那么在百姓中出現不仁義的行為也就無法禁止了。 晏子出使途中遇見一個淪為奴仆的名叫越石父的人，晏子用一匹馬把他贖回，并且對他以禮相待。
越石父曰：“至恭不修涂，尊禮不受擯。 夫子禮之，仆不敢當也。 ”[23]晏子以禮待人，把贖回的奴仆作為上等的客人招待，他把以禮待人作為自己為官做事的價值準則。 齊國流行“轂擊”的游戲，以車轂相撞為樂，禁止卻是不能。 晏子以新車好馬參加游戲，然后假裝說這種游戲不吉祥，帶頭退出這種游戲，后來老百姓就不玩這種游戲了。 從晏子的帶頭行為可以看出，“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 故化其心，莫若教也”[24]。 晏子在各個方面都躬親踐行，做到盡禮行忠，對官員為政、社會風氣都起到很好的帶動作用。
三、勸諫納善，剛正不阿
諫諍是官德的一個重要方面。 “內圣外王”是古代社會的政治運行規范，“內圣”是治理的基礎，“外王”是治理的外在呈現，兩者是內在統一的整體。 對于為官者而言，“內圣”包含著敢于直面問題、敢于說真話的道德稟賦和政治義務。 面對政治領域中生活奢靡、放縱私欲、勞役繁重的現象，為官者如果漠視而不敢直言敢諫、剛正不阿，必然會導致國家的無道和衰落。
齊景公問晏子什么是忠臣的品行，晏子首先回答說，“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6]215。 晏子認為，忠臣就是不掩蓋君王的過錯，當面敢于勸諫，不在外面美化粉飾和阿諛奉承。 叔向問晏子齊國衰敗他個人將怎么辦? 晏子對曰：“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 ”[25]他認為侍奉昏庸之君，就悠閑自守終其一世，能力不勝任就辭官，不以阿諛諂媚來維持自己地位。 在晏子看來，勸諫是官吏應具備的官德之一，逆耳忠言是對國家的治理有益的因素。
直言勸諫既是為官者的權利，也是為官者的義務。 《晏子春秋》記錄了晏子關于勸諫的大量論述和實踐，塑造出一位敢諫、直諫、智諫的“諫臣”形象。 齊景公問晏子忠臣應當如何侍奉君王，晏子對曰：“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君陷于難。 ”[26]他認為，所謂忠臣，就是能給君王進獻良言善策，不能和君王一起陷于危難，直言勸諫、進獻良策是為官者應具備的官德之一。
從《晏子春秋》卷一(內篇諫上第一)、卷二(內篇諫下第二)的50章窺視，其中晏子勸諫齊莊公有1次，其余記錄的49次均是諫言齊景公，勸諫成為晏子承擔的重要政治職責。 《晏子春秋》對晏子“諫諍”的記載，彰顯著晏子犯顏直諫、剛正不阿的優秀官德。 但是，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權的至上性、權威性是不容挑戰的，官吏的勸諫納善要講究技巧。 “諫諍”之道也是為官之道，既要有直諫的勇氣，也要講智諫的方法，進而有效地達到勸諫的目的。
官員任用要重視德的標準，任用官德缺失的官員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消極影響甚至災難，“田氏代齊”事件的發生就印證了晏子對齊國政治局勢發展的預判。 官員要敢于揭示政治生活中衍生的問題，做到直面問題、剛正不阿。 針對齊國官員選拔任用存在的問題，晏子借齊景公認為逢虎蛇以為不祥，中肯地向他進行直言勸諫。
晏子認為，“賢”是國家祥和的基礎和條件，在官員任用方面，他強調要知賢用賢，“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 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也”[27]。 為官之人如果只有勇力，而不實行禮義，國家就會遇到危險，他勸諫齊莊公要任用實行禮義而不只講勇力的官吏。 此外，晏子也談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 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28]。 晏子針對齊莊公崇尚勇力向他進行勸諫，他認為如果官員如夏代的推侈、大戲，或如商代的費仲、惡來，縱容他們“崇尚勇力”，殺戮無罪的百姓，最終結果是禍國殃民、國家無法保存。
晏子勸諫涉及到齊景公為政的其它方面，如信任讒佞、賞罰不公等。 齊景公聽信讒言，信任阿諛奉承之徒，晏子認為他應該遠離奸佞之人，尚賢遠佞是晏子積極勸諫的重要內容。 讒佞的人諂媚讒言、巧言令色，蒙蔽國君，面對群眾疾苦只說不做，只關心自己的官位而對國家的未來和前途漠不關心。 晏子看到齊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他嚴厲地批評了齊景公，諫曰：“民愁苦約病，而奸驅尤佚。 隱情奄惡，蔽饞其上”[29]。 為官者只知道諂媚而不能直言，進而就會掩蓋罪惡的真相，蒙蔽君王，老百姓會遭受愁苦貧病。
晏子諫言的主題非常多，最多的是涉及到齊景公生活奢侈的愛好，比如飲酒、聽樂、愛馬、游獵等，為了滿足自己生活的享受，齊景公勞役百姓、不管百姓疾苦，向百姓索取的多而給予的太少。 晏子針對齊景公不恤天災、不以民心為重進行勸諫，認為君王不能為私利而不重民意。 齊景公修建長庲臺，役民無數。 晏子起舞對景公進行勸諫，“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 ”[30]景公羞愧，為此停止了勞役。 齊景公想以葬人之禮安葬自己的獵犬，讓宮內給它提供祭品。 晏子曰：“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也。 ”[31]晏子認為，左右饑寒交迫而死，狗卻有棺材祭品，這會招致百姓怨恨、諸侯輕視。 他對齊景公進行勸諫，認為輕視小民的憂愁，而重視左右臣子的玩樂，那么國家也就沒有希望了。
晏子看到齊景公濫用刑罰重刑，他向景公勸諫要施仁政。 燭鄒為齊景公看鳥卻讓鳥飛走了，景公發怒要殺了他，晏子正話反說，諷刺批評景公，景公最后同意不殺。 齊景公登上箐室看到有人弄斷了雍門的楸樹，就親自下令抓捕這個人，并讓晏子殺了他。 晏子曰：“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 ”[32]晏子通過講解君王服飾的典故，勸諫景公慎重處事多赦免人，景公最后同意赦免折斷樹的人。 此外，晏子諫諍的主題也涉及到鬼神迷信的方面，如祭祀靈山河伯、相信女巫、逢虎蛇以為不祥等，他向齊景公勸諫要敬人遠神。
四、廉潔清正，省察自律
官德作為為官者的道德，要重視廉潔清正的立政之基，它是為政者最基本的品格要求和道德規范，體現在為官者道德修養的主體自覺和“慎獨”的自律極致。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寫道：“貪，欲物也。 ”晏子對貪欲作出審視反思，反對貪財、貪色、貪權、貪樂、貪味、貪利等。 為官要廉潔，才能為老百姓和國家帶來福祉。 晏子曰：“廉者，政之本也; 讓者，德之主也”[33]。 廉潔，是為政的根本; 謙讓，是德行的主體。 晏子批評欒氏、高氏不廉潔謙讓，想瓜分他人的家產，最終因失敗逃離齊國。 他認為官員如果只想著積聚財利就會滋生禍殃，只有廉潔清正才能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晏子以廉潔清正為本，心懷清正廉潔之心，堅守道德情操，不慕錦衣奢華，更不愿隨波逐流、滿足私欲。 景公問晏子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晏子對曰：“其行水也。
美哉水乎清清! ”[34]他認為，廉政之人如果像水一樣以柔處世，就能長久。 周王朝的吏官柏常騫向晏子請教為官之道。 晏子曰：“嬰聞養世之君子，從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省行而不伐”[35]。 在晏子看來，造福社會的君子不因輕松容易就上進，不因苦難勞苦就隱退，對自己品行加以反省而不自夸。 晏子堅持廉潔清正的官德，并且以廉潔省察檢視自己，在治國的自律中做到廉潔從政。
廉潔的官吏對自己嚴格要求，不追求過度的財富。 如果官吏把俸祿優厚作為自己的為政追求，貪欲缺少了道德的約束會被無限放大，最終會使為政者陷入貪污腐化的境地。 齊景公問晏子忠臣的品性怎樣? 晏子回答談到“忠臣”的表現就是能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俸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6]215。 晏子指出，為政者接受俸祿不超過自己應得的數量，官員衡量自身來決定食祿，品德厚重就接收俸祿，品德微薄就退換俸祿。 晏子為官一生，但是對俸祿坦然看待。 在他告老還鄉時，他主動提出要把封邑還給景公，景公認為這沒有先例，就不同意晏子的這個提議。 晏子曰：“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 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 ”[36]晏子認為，品德厚重而接受俸祿，是為了體現主上的圣明; 品德微薄而退還俸祿，是為了使臣下廉潔。 晏子認為自己年老德薄主動把封邑退還給景公，這是他為官廉潔清正的表現。
為政者掌握政治權力，不能用自己的權力換取個人的財富，要做到“取之有道”。 如果憑借手中的權力謀取個人的私利，甚至是謀求他人的財產，這都是與廉潔的官德相違背的。 齊國相國慶封由于專權，遭到眾大夫的攻擊而逃亡，人們瓜分他的財產并提議把“邶殿”分給晏子作食邑。 晏子堅決不接受，認為人們都想生活優裕，但要端正道德作為幅度，對財富既不廢棄減損也不任意無度，“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37]晏子指出，我不貪求多利，利過了頭就要造成禍害。 晏子作為齊國的重臣，不貪求無道之財，體現出晏子嚴格自律的道德操行。
同時，官吏對財富不能過于沉迷，積蓄很多而不愿意分給別人也是有違道義的，對財富不要無限制的積累。 《晏子春秋》貫穿著儉以養德的認識，晏子提倡生活的節儉，并且把家財主動散發給族人和救濟生活困苦的老百姓。 齊景公多次要賞賜晏子，但是晏子堅決辭而不受。 齊景公聽寵臣梁丘據說晏子的飯中肉不多，齊景公就要把“都昌”作為他的封地。 晏子說，“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貧而不恨著，嬰是也”[38]。 齊景公要賜予晏子城邑，晏子推辭不受。 晏子嚴格自律，時刻對自己進行省察。 “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 儉居于處者，名廣于外。 ”[39]晏子認為，對上面賞賜的接收要有節制，得到君王的寵愛就會長久; 簡樸地安居在自己的處所，名聲就會在外面傳揚。
此外，晏子十分重視官吏生活作風的私德問題。 生活作風問題也是官德的重要內容，私德的問題會催使為政者做出失范之行。 有個從事手工的女子主動提出做晏子的小妾，晏子以此反省自己。 “今仆托國主民，而女欲奔仆，仆必色見而行無廉也。 ”[40]晏子認為自己身負治國重任為民做主，卻有女子想私奔于我，說明自己一定有好色的表現，行為上有不廉正之處。 晏子從“食色”見微知著，對自己的官德進行反思審視，認識到自己在廉政方面需要進一步提升，充分體現出他對自身官德的嚴格自律要求。
五、對新時代官德建設的幾點啟示
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41]。 《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是中國傳統官德思想的重要內容，要立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認識到傳統官德思想的階級局限和時代局限，充分把握其官德思想的內涵實質和邏輯體系，著重從為官重德、為官立德、為官以德、為官修德四個方面把握其官德思想的重要價值，堅持批判借鑒和創新轉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官德文化，推動新時代共產黨人價值觀培育及執政黨的官德建設。
(一)厘清以民為本與為國忠君的關系
“以民為本”作為晏子官德思想的政治內核，對于君權和官員權力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對維護政權穩定和社會秩序有著積極進步的意義。 在等級森嚴的古代社會，晏子提出“愛民”“樂民”的政治倫理規范，促使為官者關心老百姓的日常疾苦和切身利益。 但是，由于晏子自身的階級局限和上下等級舊禮制的束縛，使其對“民”的認識建立在“君”的對立面上，“忠君”成為其民本思想的前提。
因而，晏子的民本思想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無法建立起現代意義的以人為本理念，他從根本上是追求和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 新時代加強官德建設要繼承好中國傳統官德的民本思想基因，吸收和轉化其合理內核，要把實現人民利益作為官德培養的價值要求。 對傳統民本思想不能采取簡單的拿來主義，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立足于新時代推動傳統民本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黨性和人民性高度統一的基礎上樹立中國共產黨的官德準則。
(二)認識官員私人道德修養與為政之德的關系
晏子認為為官者要重視自己的道德修養，道德與治世安邦息息相關，官員的道德是其從事政事的基本前提。 然而，晏子的官德思想沒有嚴格區分公私的邊界，他把私德作為官德的重要內容。 比如，有女工要嫁給晏子，晏子反思自己存在好色的私德問題，進而認為自己行為存在不廉政。 這表明，晏子把私德與公德緊密聯系起來，其官德思想不僅涉及官員角色和職業的公德領域，也涉及到官員的家庭、生活等私人領域。
誠然，官員的私德與官德是緊密聯系的，但是官員的公德和私德還是有著一定區別，官員有好的私德不等同于他在為政中就表現出好的公德。 新時代推動官德建設，要重視官員個人的道德修養，分析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內在關聯，注意預防私德領域與為政之德深度分化的問題。 官員也有自身私人利益的存在，如果沒有倫理價值規范，那么會導致官員貪圖私利、私欲的滿足。 同時，要把為官者公共領域的為政之德凸顯出來，重視官員掌握著公共權力的特殊地位，加強對為政者公權力的道德約束和監督。
(三)把握為官重德、為官立德、為官以德、為官修德之間的關系
晏子的官德思想是靜態結構與動態過程相結合的有機整體，其關于為官者的恪守理念、為政準則、處事風范、規范修養等官德要素之間是密切相連、彼此融通的，它包含著為官重德、為官立德、為官以德、為官修德的當代價值。 新時代加強官德建設，要筑牢德與官、德性與德行的辯證統一，把握為官重德、為官立德、為官以德、為官修德的內在邏輯。
為官重德，講的是重視官德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把官德建設提高到重要位置; 為官立德，講的是官德的邏輯體系要構建，要建立共識性的官員道德規范體系; 為官以德，講的是官員要以德推動治理，維護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為官修德，講的是為官者要重視官德的修養，在政治實踐中不斷加強官德品性。 為官重德、為官立德、為官以德、為官修德四者是辯證統一的整體，彼此之間緊密聯系、不可分割。
歷史論文投稿刊物：《文物春秋》(雙月刊)創刊于1989年，是由河北省文物局主辦的河北省唯一的以文物、考古、博物館學為主的專業性學術期刊，以文物、考古、博物館工作者及文物愛好者為讀者對象。
(四)處理好傳統官德思想的現代轉化與治吏、治國的關系
《晏子春秋》提出的官德思想體系，蘊含著官德建設的政治智慧，實質是抓住以德治吏、良吏治國的主線，官吏在官德建設中處于主體地位。 晏子不僅從為政、俸祿、諫諍、生活等方面對官吏提出倫理價值規范，而且他自身就是講官德、重官德、守官德的官吏楷模。 官吏是公共權力實施的主體，在權力實行過程中涉及到官與君的關系、官與官德關系、官與民的關系、官與國的關系。 新時代加強官德建設要處理好傳統官德思想的現代轉化與治吏、治國的關系，要立足新時代黨的建設的變化形勢和突出問題，推動《晏子春秋》中官德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吏善方能治國，要以官德的建設推動官員覺悟的提升，抓住權力的道德自律關鍵癥結，積極發揮官德建設對于黨和國家治理的正向效能。
參考文獻：
[1] 司馬遷.史記·列傳[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8.
[2] 晏子春秋：卷四 第二十一[M].湯化，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29.
[3] 晏子春秋：卷三 第十二[M].湯化，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195.
[4] 晏子春秋：卷四 第二十二[M].湯化，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293.
[5] 晏子春秋：卷七 第二十七[M].湯化，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518.
[6] 晏子春秋：卷三 第二十[M].湯化，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作者：齊衛平，秦寧波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wslw/245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