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藏寺釋含澈刻書考略

　　摘要:成都市新都區龍藏寺僧釋含澈(雪堂和尚)于清同治、光緒年間以“綠天蘭若”“潛西精舍”之名，刻印了大量的書籍，現今可考的龍藏寺刻書有百余種，其中不乏彰顯地方文化風貌的作品。本文對龍藏寺的刻書情況進行粗略梳理，對其刻書規模及刻書特點作初步探討，以期對進一步研究刻書有所幫助。

　　關鍵詞:龍藏寺;釋含澈;綠天蘭若;潛西精舍;刻書

　　成都寺院叢林素有刻書傳統。進入清代，隨著四川雕版出版業的逐步恢復和發展，成都地區的寺廟仍延續了這一傳統，至清同治、光緒年間，寺廟刻書已盛極一時，“不但成都的各大寺院宮觀刻書，許多縣的寺廟也刻印佛道經典、廟志和僧道個人著作”[1]。據《四川省志·出版志》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成都寺觀有刻書記錄的就達15家之多，其中“新繁龍藏寺僧釋含澈(雪堂和尚)用潛西精舍、綠天蘭若齋號刻印自著《綠天蘭若詩集》《禪宗直指》和《紗籠文選》《紗籠詩選》等書”[1]最具影響力。

　　當時，成都的寺院多熱衷于刊刻宗教書籍，而龍藏寺在釋含澈的主持下，除刻印佛經和自著詩文集外，還刻印了大量的儒家經典、醫書、地方文獻以及先賢遺逸、名僧雅士的著作。不管從數量還是質量來看，龍藏寺都是當時成都寺院刻書中的翹楚，所刻書籍因其刊印精良，為世人所重，稱“潛西精舍木刻板”[2]。龍藏寺刻印了大量的有關地方文化的書籍，具有較高的地方文獻資料價值。而對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除個別學者有所研究外，長期無人進行系統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文化價值、學術價值及文學藝術價值至今僅露冰山一角，是一座亟待搶救、挖掘的地方文化寶庫。故本文對龍藏寺刻書情況略做梳理和考證，以期引起學界的進一步關注與研討。

　　1龍藏寺與釋含澈

　　新繁(今屬成都市新都區)龍藏寺歷史悠久，為川西名剎之一。唐貞觀三年(629)僧仰惠創建，屬禪宗廟宇，初名“慈惠庵”。宋祥符元年(1008)僧覺善更名“龍藏寺”。元末毀于兵火。明洪武四年(1371)僧洪銘據舊址重建，明末復毀，清代幾度重修。今僅存明成化時所建之大雄寶殿及殿中壁畫。新中國成立后幾經改建，僅中軸線上廟貌猶存。為成都市文物保護單位�，F系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休養院和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醫院院址[3]。

　　2019年10月16日，國務院正式發布《關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新繁龍藏寺有幸名列其中。另據民國三十六年(1947)《新繁縣志》記載:“清初自破山弟子大朗卓錫于此，寺名益著。后有崇遠、含澈皆通詞翰，喜與士人游。含澈摹刻唐宋以來名賢遺墨于林間，建妙音閣以覆之，詞客文人常集于此，遂為縣之名區焉。”[4]38釋含澈(1824—1899)，號雪堂，晚號潛西居士、懶懶頭陀，俗名支鳳綱，新繁人，為“云塢老人弟子，傳詩學兼工書，人皆以詩僧目之”[5]。

　　其一生作詩兩千余首，收入《綠天蘭若詩鈔》《缽囊游草》等詩集。他不僅“以文學名著”[4]109于世，而且精內典兼通儒理。寓蜀文人、江南名士顧復初在《贈雪堂序》中說他“善談名理，依于恒物，蓋僧而儒者也”[5]。清咸豐五年(1855)釋含澈主持龍藏寺，“騷人墨客時相過從。于是鏤版刻石，終年不輟，遂成蓉垣近郊詩壇之中心，寺況亦達鼎盛之期。”[6]

　　2龍藏寺刻書規模和數量

　　清代新繁龍藏寺刻書可考的最早記錄是咸豐三年(1853)，釋含澈所刻的自著詩集《綠天蘭若詩鈔》1卷1冊。咸豐五年釋含澈任方丈后，在龍藏寺正式開辦書坊。在釋含澈主持刻書的四十余年間，龍藏寺雕版印書事業蓬勃發展，集編、刻、印于一體，終年鏤版不絕，刻印了大量書籍，其刻印規模躍居當時成都寺院刻書之首。但因并未有龍藏寺刻書書目之類的文獻留存，加之年代久遠、保護不善等歷史原因，致使龍藏寺書版和書籍散佚，其具體刻書種類現難以準確統計。

　　1951年龍藏寺改建為川西榮譽軍人中學校，寺內文物均造冊移交。據新都區檔案館藏《川西區新繁縣龍藏寺文物清冊》記載，其中僅寺刻書版就多達4733塊。1979年新都文物管理所在龍藏寺又發現一批書版，并聘請邑人黃懷舉先生對書版進行了清理。1985年書版清理結束，經登記造冊，共有書版3008塊。這批書版彌足珍貴，既是見證龍藏寺刻書盛況的歷史文物，也有助于我們了解龍藏寺的刻印情況。另據馮修齊先生研究，龍藏寺刻書多達百余種，現“僅存六十六種。其中，佛教類十六種，儒書類七種，醫學類四種，其他九種，雪堂撰著八種，雪堂編次九種，雪堂刻師友書十三種”[7]。

　　其所列《龍藏寺刻印書籍目錄》(以下簡稱《寺刻目錄》)為目前所見收錄龍藏寺刻書最完備之書目，殊為遺憾的是，書目均未著錄版本信息，著錄卷數也僅有二十四種，更未注明書籍下落，為我們檢索和查證這些書籍帶來一定的困難，但仍不失其參考價值，以資參考�，F據“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及一些圖書館書目檢索系統的著錄，以及筆者在新都區楊升庵博物館，新都區、郫都區等圖書館所見，并參考馮修齊《寺刻目錄》，《四川省志·出版志》附錄《清代及民國時期四川寺院刻書簡目》(以下簡稱《寺院簡目》)[8]，整理成“龍藏寺釋含澈刻書簡目”，并注明出處，供有志于斯者參考。龍藏寺所刻之書達101種，雖無法將其考證完備，但從中可窺其刻書規模之一斑。本目錄多依據諸家書目著錄，難免有錯訛疏漏之處，分類也不盡準確，仍需做進一步考察。特別是其中部分書籍刻印后又經刪訂或增補后重刻，或將數種單刻本匯為一書的情況屢見不鮮，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如釋含澈所撰《綠天隨筆》一卷，初刻于光緒元年(1875)，后經好友王介卿“大加修飾，刪去四十條”，釋含澈認為“有點鐵成金之妙”，遂于光緒三年(1877)重刻。又如釋含澈所輯《綠天蘭臭集》八卷，初刻于清光緒十五年(1889)，新都區楊升庵博物館藏本則為光緒十八年(1892)增刻本。此書總目錄題為“八卷續六卷”，卷首有二序:其一為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五黃云鵠序于成都廉署明慎堂;其二為光緒十五年七月初七顧復初序于成都小墨池山館。然其篇首釋含澈題曰:“余素性迂，不尚稱祝，每逢母難，先期出游避之。壬辰冬仲，始有簡同人作，蒙大雅諸公同聲相和，匯而存之，以志高人雅愛也。”

　　據此可知，釋含澈于光緒十八年作《壬申冬仲七十生日簡同人作》詩，與顧復初、文殊院方丈實相等五十人唱和，作詩七十五首，輯為《七十生日簡同人作并錄和章》，并將其補刻入《綠天蘭臭集》。又如釋含澈撰《綠天蘭若詩鈔》，初刻于咸豐三年。郫都區圖書館藏本為五冊(應缺缽囊草一冊)，封皮書簽均題書名“綠天蘭若詩鈔”。其中兩冊內容為“綠天蘭若詩鈔一卷續一卷續續一卷補遺一卷”，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黑魚尾。另三冊分別為“缽囊游草一卷”“潛西精舍詩稿一卷”“潛西偶存一 卷”，十行二十一字，上下黑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版心下方鐫“潛西精舍”四字。此本顯然是將咸豐刻《綠天蘭若詩鈔》與光緒刻《缽囊游草》《潛西精舍詩稿》《潛西偶存》匯為一編。以上所舉三例，提醒我們在考察這些書籍的版本時，需格外注意，細心觀察證驗。

　　3刻書特點

　　3.1版式特點

　　龍藏寺所刻之書，大多贈送相關寺廟和友人，不以盈利為目的，并不同于一般坊刻本。加之釋含澈本人熱心文化，具有強烈的文化傳承與傳播意識，所刻書籍都親自或同徒星槎等共同遴選校勘，均精工雕版，字大醒目，行格舒朗，并選用上等紙張，印、裝精致講究，刊刻質量非一般坊刻本所能比。為保證刊刻質量，“除部分僧人參與雕版印書的管理工作外，還在民間聘請了一批技藝高超的工匠，如徐興成、戴雕匠、王雕匠等”[7]。他們常住寺內，工錢豐厚，終年鏤版不絕。

　　歷史方向論文投稿刊物：《史志學刊》是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山西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批準，從2015年正式創刊(刊號CN14-1378/k)的學術刊物，其前身為《滄�！罚�是國家第一批認定的學術期刊。注重學術研究，設有專題研究、歷史研究、區域史研究、史實考辨、學術縱覽、方志論壇、讀書札記等欄目。

　　4結語

　　釋含澈堪稱晚清時期成都本土影響最大的高僧。他平生好詩文，常感嘆:“天下之能詩者，或墳土未干遺編散失;或零章剩句為人傳頌，數十年后便湮沒無聞。”常發愿:“其已行世者略之，凡可傳而未梓者，竭力搜刊，使有聞于后。”[9]這一信念始終貫穿在他的刻書事業中，畢其一生，以弘揚和傳播文化為己任，不遺余力搜集、編纂、刻印書籍，為我們留下了包括他自著詩文集在內的大量反映地方文化風貌的文獻。在今天的視野下，這些都應屬于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值得我們去發掘、整理和研究，使之不致失去固有的價值而湮沒無聞，方不負釋含澈之初衷。

　　參考文獻:

　　[1]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3.

　　[2]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成都市志·圖書出版志[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32.

　　[3]新都縣志編纂委員會.新都縣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896-897.

　　[4]侯俊德，呂菘云，等，修.劉復，等，纂.新繁縣志[G]//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四川歷代方志集成·第二輯(第十七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作者：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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