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內容摘要：柳青小說的敘事形式幾經變遷，努力在歷史任務和審美品格中保持平衡，在敘述視點、情節安排、語言方式和人物設計等多方面實踐了小說內容與形式的理想結合，展現了作家的主體創造性，為共同文體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從柳青創作的文體結構與時代語境
內容摘要：柳青小說的敘事形式幾經變遷，努力在歷史任務和審美品格中保持平衡，在敘述視點、情節安排、語言方式和人物設計等多方面實踐了小說內容與形式的理想結合，展現了作家的主體創造性，為“共同文體”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從柳青創作的文體結構與時代語境的互動角度反思柳青小說文體結構的發展演變過程，是一種反觀和復雜化我們關于小說形式固定性理解的嘗試，不僅有助于厘清眾說紛紜的文學價值問題，而且有助于明確作家的社會責任，為文學的時代性研究提供富有啟發意義的歷史借鑒。
關鍵詞：柳青 意識形態 矛盾沖突 典型性 文學評論
柳青在文學創作過程中，與自己的創作題材深入互動，沉浸在厚重的鄉土文化、生活細節和人物心理這些所謂的“生活真實”之中，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讓其打通文學創作與生活實踐，力圖為歷史發展提供最為具體的政治方案。柳青文學作品超越了作者的階級預設，深厚而精細地展現了人情和人性。[1]從文體特征解讀，有學者把柳青文學創作定位于總體性寫作，認為柳青文學創作以一種全新的社會展望視野再造了新時期的社會想象，具有史詩性的超越視野。[2]柳青文學創 作的多角度研究，進一步深化了關于柳青文學創作的認識。
這些研究提示我們，僅僅指出小說與宏觀歷史的共謀還稍顯不夠，文體特征與宏觀歷史之間顯示出密切的互動關系。本文從柳青創作的文體結構與時代語境的互動角度，追尋柳青作品文體結構的發展演變過程，探尋文體特征的深層社會歷史原因。我們需要追問的是，作家主觀建構的創作努力與時代語境處于何種關系?宏大歷史化話語對于美學形象建構發生了什么作用?經過小說形式的中介，表現了什么樣的歷史意味?
文學論文范例：試析明代提學官之文學教育職能
一、時代命題：政治元話語與日常生活
柳青在創作一開始就表現出了比較獨特的創作風貌，并在中后期不斷鞏固、定型已有的創作經驗，形成獨特的“平凡”視角創作風格。柳青的小說創作開始于抗日戰爭初期，1936年發表于《中學生文藝季刊》的《待車》是其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在大連時期，柳青把一些前期代表性短篇小說結集為《地雷》出版。
根據作品的風格和發表的刊物等綜合因素判斷，可以確定柳青未收入其短篇作品集的還有《烽火邊的人民》《王老婆山上的英雄》《投降票》《空襲延安的二日》《二等兵》《家庭》等。柳青進入延安參加革命以后，除了短期的山西抗日根據地之行，一直處于戰斗的后方，延安整風運動以后在米脂縣印斗區以鄉文書身份參加實際工作。后方平淡瑣碎的工作一度使柳青陷入了苦悶，狹窄的生活范圍限制了創作素材的積累，遠大的革命理想、宏偉的人生抱負與現實生活形成了強烈的落差。此后，柳青經過一番內心痛苦的斗爭，調整了自己的創作方向，產生了在平凡生活中發掘創作素材的想法。
1939年2月1日，他在《中央日報•平民副刊》發表的《后方文人的苦悶及其出路》充分表露了其內心轉變，他認為后方文人應該摒除“痛苦地沉默著”和“痛苦地掙扎著”這兩種態度，即便沒有上前線的機會，表現后方生活仍然可以成為有意義的工作。[1]如果說以上自我表白只是一種無奈的自我說服行為，那么至少在1943年柳青已經做出“結束那種打算長期住在文藝團體，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來加以 ‘想象’，就準備寫成作品的計劃”[2]。
從1947年出版的《地雷》短篇集的選編傾向中可以看出柳青的自我評價重心，他對于表現后方日常生活的作品比較滿意。這些作品與直接現實環境關聯，無意于展現和想象自己不熟悉的內容。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柳青對于戰斗場景和重大歷史事件的書寫并不具有想象力，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都從貼近自己真實體驗的角度出發展開文學想象，落實為具體敘事形式。
他將小說敘事建基于個體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驗，認為公共集體生活和重大歷史事件并沒超出日常生活的閾限。這一切與柳青的個人化歷史觀念相關，也與他高密度的、對象化的日常生活構想有關。柳青雖然對于戰爭、社會制度變革、政治決策等重大歷史事件保有濃厚興趣，但是日常的家庭生活、勞動場景、戰斗修整間隙成為他描寫的重心，在碾米磨面、生火做飯、紡織捻線、戰斗回憶等平凡的人物動作中，體現出個體的主體意識，透露出人物的性格喜好、精神氣質和思想認識，展現出刻畫豐富復雜的心理狀態的特殊才能。
二、意義結構：矛盾沖突與敘事動力
20世紀50年代的小說家，普遍發現了矛盾沖突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小說敘事的重要作用。[2]柳青本人也認識到了矛盾沖突對于型構小說的重要作用，“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兩條道路斗爭的典型沖突，人們也可以創造出名額不限的典型性格，而不至于彼此雷同。離開了階級斗爭的典型沖突和兩條道路的典型沖突，人們連一個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也創造不出來，充其量寫出一堆細節真實的作品，也就是只能寫出一些生動的文學形象”。[3]這些理論的產生主要受毛澤東文藝理論的啟發、規范和引導。
毛澤東認為，“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有普遍性”;“文藝就是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4]
柳青對于沖突論的接受，內在于當時創作任務和創作環境，但也是經過努力思索以后的主動選擇。柳青圍繞新的意識形態圖像展開文學實踐，以情節發展和矛盾沖突組織的方式建構敘事重心。采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秩序構筑敘事沖突，有利于突破日常生活的無限綿延狀態，建立一種有限范圍的敘述性和描述性方式，并在深層意義上去闡釋和呈現具體事實。
當然，尋找合適的小說敘事結構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柳青早期創作雖然在描寫上偶有收獲，但是在敘事結構上呈現出不連貫的弊病。[2]后期的創作中經過不斷試驗，進一步加強了意義秩序與敘事沖突的結合，實現新意義秩序的自然化。柳青的后期小說創作充分發揮新意義秩序的結構作用，突破小說的表面敘事情境，關聯于整個社會政治理想。如果說《種谷記》的敘事沖突還有些散漫，那么《銅墻鐵壁》的敘事沖突緊密圍繞主要題旨，顯然更為緊湊。在《銅墻鐵壁》中，我們看到敘述視點、敘事沖突與重大事件緊密結合。
《創業史》中主題更為集中明確，在沖突結構中，對于社會主題、社會制度的深入開掘成為小說重心，史詩性輻射成為基本敘事模式。作家的控制力在《創業史》中成為明確顯示的主導性因素，敘事主題和敘事格局獲得更為緊密的結合。為此評論者通常直接引用作家柳青本人的說明“《創業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
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3]這是中國作家中少有的、簡單明了的創作目的直接表露行為，但并不是一種政治環境下的自我表揚，離開主題的集中明了即意味著文學的深層敘事結構的散漫無節制，也必定會造成藝術化視角的模糊。三、形象譜系：作家主體性與“典型”美學范式柳青人物塑造的問題應該從典型性批評與創作之間的互動過程來說明。柳青吸收評論家的意見，在人物塑造方面精益求精，不斷形成自己對于典型化理論的獨特理解，并在寫作中努力加以實踐。“人物的社會意識的階級特征、社會生活的職業特征和個性特征，互相滲透和互相交融，形成了某個人的性格，就是典型性格。
三種特征不是混合起來，而是活生生地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活的人，就是典型。沒有階級特征不能成為典型，沒有職業特征也不能成為典型，沒有個性特征也不能成為典型。三種特征高度結合，就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三種特征有一種不充分，就是典型性不夠。三種特征缺少一種，就不是典型了。”[1]“根據我的這些理解，我認為有理由把典型環境解釋為典型的沖突。......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所要求的典型性格，必須在典型的沖突中表現出來，而不可能在一些非典型的沖突中或靜止的狀態中表示出來。”[2]“藝術典型之所以為典型，不僅在于深廣的社會內容，同時在于豐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義和豐滿的藝術形象的統一，否則它就無法根本區別于概念化的人物。”[3]在以上引文中我們看到，典型化作為柳青創作的奠基性原則并不簡單，典型化在新的政治訴求和主體意識的推動下，已經遠遠不止是一種形象構造方法，涉及新舊劃分、文化記憶、共同體價值和當前的政策任務。
四、結語
作為從革命根據地成長起來的新文學作家，柳青很早就進入革命的組織和秩序中，其創作不僅僅停留在對于革命現實的批判層面。1960年代，柳青的《創業史》剛一問世就被肯定，成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事件，意味著柳青的文學創作態度和文學作品一并受到肯定。
這樣以組織者、工作者和體驗者的態度深度參與自己作品內容所涉及的事件場域，創作與生活界限的消融，被認為是矯正了整個新中國建立以來文學創作公式化、概念化現象的成功經驗，在當時的文壇上被看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重要收獲。柳青介入式的寫作姿態受到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啟發，即以人民性、現實性作為自己創作的理論基礎，以一個工作組織者參與到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在創作環境中深入體察細節，不斷反思日常生活。研究柳青的文學創作，必須放在革命文學創作的流變中進行考察，研究他對革命文學書寫的貢獻，在新的語境中把握其對革命現代性的文化反思和文學重建構想。
柳青小說的總體性社會結構視野和政治元話語并沒有形成對于文化結構、情感結構和心理分析的遮蔽，反而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刺激之下，刺破了傳統的因襲視野，發現了新的陌生化內容，這樣的陌生化內容來自于直接的感覺體驗和理論提示的互動。我們并不能以一種標準化的定義來評定意識形態在小說創作中的功能，需要對敘事語法生成中的意識形態元話語作出恰當的評價。柳青作品的現實性因素并沒有因為意識形態的滲入而減少，相反正因為對于具體生活情境熟悉和敏感，讓他更為深入地加強對革命所攪動的農村社會的理解，更為強烈地關注革命的現實路徑。
作者：劉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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