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時期統計學的傳入與發展

　　內容提要:統計學術圖書尤其教材是晚清民國時期統計學引進、扎根、傳播與發展的基礎,也是衡量中國統計學在這一時期發展的重要指標。以往關于這一時期統計學術圖書的研究零散不一,本研究以搜集到的204部晚清民國時期的統計學術圖書為事實依據和研究視角,詳實細致地考察了近代中國統計學從引入到發展的演進歷程以及不同時期呈現的特征。①清末(1912年以前)是統計學傳入初期,深受日本影響,此時國內對統計學的理解相對狹隘,更傾向于視其為研究方法或工作方法,強調行政統計。②民國前中期是統計學全面傳入期,歸國的歐美留學生將系統性的統計學知識與技術帶回國內,特別是引進數理統計知識,統計譯著和國內編著的統計學術圖書逐漸增多,統計學逐漸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源于歐美的現代統計學日益超過日本占據主導地位,成為各級院校統計課程的內容框架。③民國中后期是消化吸收和深入發展期,國內統計學者致力于編著針對不同教育階段、不同研究領域的統計學本土教材,這些統計學術圖書為中國統計學學科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客觀上也為近代中國開展科學的量化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

　　關鍵詞:統計學;社會統計;數理統計;統計方法;統計原理

　　19世紀末期的政治危機引發了文化危機,文化危機帶來了對異域知識和技術的狂熱探索,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超越文化局限尋求新思想,大力倡導教育改革。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從改革科舉、創辦新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開始,這場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課程,主要目標是接納西學,包括引入數學、化學、物理等。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政治背景下,現代意義上的統計學被引入中國。晚清民國時期,在幾代知識分子的努力下,統計學在中國扎根、傳播并發展開來,對近代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和重大的影響。

　　這些統計學術圖書為中國統計學學科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客觀上為近代中國開展科學的量化研究奠定了基礎、提供了量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還對行政、軍事、國家建設等領域的科學化與現代化起到了推動作用。以往關于這一時期統計學術圖書的研究零散不一,缺乏系統性,本研究以搜集到的204本晚清民國時期的統計學術圖書為事實依據和研究視角,詳實細致地考察了統計學在晚清民國時期的發展演進歷程,并探討這些著作在中國統計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

　　一、統計學術圖書的收集與篩選

　　本研究的史料收集工作詳盡,搜索來源包括國家圖書館、地方圖書館、高校及科研單位圖書館、以及私人圖書館,甚至包括部分海外圖書館;嘗試了絕大部分的網絡查詢渠道,收集到了來自商業和非商業渠道的大量電子書;還拜訪了多位私人古籍收藏者及民國統計學者的后人,以求搜集第一手材料,因此最終整理出來的研究書單能夠較好地代表清末民國時期統計學術圖書的出版概況。本研究最終實際收集到的統計學相關書籍共600余部(一“部”書籍可包含兩冊或者多冊,其中不包括具體的行政統計工作作品),依據內容、體裁、序中的陳述①、著作所屬叢書系列②、現在能否找到藏書處、能否確定具體的出版年份等因素最后篩選出204部(同一部書的不同版本算作同一部)統計學術圖書,以統計學教材為主,兼有各級政府的培訓教材,其中國內學者編/著的有172部,國外譯著32部。

　　二、清末(1912年以前)的統計學術圖書———統計學傳入初期

　　(一)國勢統計學經由日本始入中國,占據主導地位“晚清光緒末葉,貿易表冊,教育統計,刊行于世,統計事業稍有可觀。”(王溥仁,1917)這一時期,國家內憂外患,亟需新技術以實業救國,新知識以開啟民智。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1907年,直隸設立中國第一個專門培訓統計學人才的機構———統計學堂。同年,京師法政學堂開設統計學課程,這一系列教育改革都為統計學的引進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的統計學教材數量不多,以翻譯日本統計學教材為主,歐洲為輔。

　　盡管第一本關于概率論的譯著源于英國,但現代意義上的統計學最早是經由日本傳入中國,這一點可以從現存的清末民國初期統計學教材得到佐證。這一時期的統計受日本統計學教材的影響最大,其中孟森翻譯橫山雅男的《統計通論》在1908至1931年間再版過10次,是這一時期統計學教材/講義的藍本。留日學生始于甲午戰爭之后,1896年第一批13名學生去到日本,到1899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超過一百名(費正清和劉廣京,2007)。該時期的統計教材基本是留日學生翻譯的日文統計學教材或根據在日留學期間接受的統計教育編著的統計學教材(詳見附表1①)。翻譯的英美概率統計著作有兩部,分別是《決疑數學》和《最小二乘法》。

　　統計學術圖書從內容看,來源日本的(序號2~5、7)都是國勢統計和官方統計,且彭祖植、沈秉誠、涂景瑜的著作皆以橫山雅男的《統計通論》為參考框架,而留日學生林卓男翻譯的《統計學》又是《統計通論》的初版②,因此這四部教材的相似度很高。

　　雖然來源英美的(序號1和6)偏概率與數理統計,但主導的是日本的國勢統計,偏重政府統計和統計報告,強調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涉及的統計方法局限在描述統計上,特別是描述分布集中趨勢的頻數、頻率及各種平均數、統計表和統計圖,《統計通論》中雖然提到大數法則,但遺憾的是沒有論述使大數法則成立的樣本選取方法———隨機抽樣。在數理統計方面,《決疑數學》是一本關于概率的專著,“決疑數”是probability的中文翻譯,一度是當時統計學領域內的唯一參考書,并曾被作為教材來使用。但該書的翻譯非常晦澀,且對計算公式的翻譯有誤,因此影響甚微。

　　三、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6年)的統計學術圖書———統計學全面傳入期

　　(一)教育改革推動統計學術知識引入的多元化與學術化從1909年開始,庚款留學生遠渡歐美留學,有相當數量求學于歐美名校,比如哈佛大學、倫敦大學、巴黎高等師范大學、巴黎統計學院等,所學專業廣泛包括經濟學、統計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有在海外拿到統計學專業博士學位的,比如朱君毅(1922,教育統計)、沈有乾(1926,心理學)、壽景偉(1926,經濟學)、羅志儒(1937,經濟統計)、吳定良(1928,生物統計)、黃鐘(1933,經濟統計)、齊泮林(1936,教育學)、唐培經(1937,數理統計)、許寶騄(1938,數理統計)等,其中許寶騄和師從卡爾·皮爾遜的吳定良后來都成為享譽國際的統計學家。還有一些留學生拿到了統計學專業碩士學位,比如,鄒依仁、金國寶、戴世光、薛仲三、朱祖晦等,這些留學生歸國后成為中國統計學術界的中流砥柱,不遺余力地推動統計學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助力了數理統計學在國內的發展,打破了日本統計教材一家獨大的局面。

　　1912-1926年,特別是軍閥混戰期間,雖有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但中國大多處于割據分裂狀態,亦無正統觀念,這恰恰為統計知識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寬松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各類統計學術圖書也應運而生。同時,新式學堂的推廣以及數學等科學知識的教育也為數理統計學和應用統計學在中國的扎根打下了制度和學術基礎。這一時期除上一時期翻譯的日本統計學教材外,開始引入歐美統計學教材。

　　有留學生直接翻譯歐美流行的統計學教材,也有統計學及相關專業(比如教育學、心理學等)的留學生自己編著本專業領域的統計學教材,且教育統計學從社會統計學中分離出來。在教材內容上,出現數理統計學專著,統計學的教學方向發生分化,除了第一時期最為關注的政府統計外,開始關注統計原理,注重介紹當時國際上最新的數理統計方法。與此同時,這些統計方法在教育、心理、社會以及經濟等領域的普及與應用加快。

　　四、南京國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的統計學術圖書———統計學落地生根期

　　(一)留學生助力統計學成為獨立學科,數理與應用統計學占據主導

　　1927-1928年,“寧漢合流”與“東北易幟”先后發生,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了名義上的和平與統一,軍閥混戰的局面得到控制。之后國民政府開始進行一系列恢復社會經濟、發展社會教育和推進科學研究的措施,現代各個學科在近代中國迎來發展最為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統計學也在中華大地遍地開花。知識分子精英積極參與政治,傳播和推動新文化和新知識。歐美歸國留學生增多,年輕的歸國學者堅持實地調查與實驗室分析和資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強調運用現代科學方法進行實地研究,這些都需要統計知識和技術的加持。

　　上至高等院校,下至小學,皆開設統計學課程。1930年,中國統計學社成立,成立之初就把“統計教育”列為該社一大工作內容,研究西方統計學并翻譯西方統計學書籍。統計學社編訂了統計學名詞的標準翻譯,從此時開始,統計教材間因翻譯不同而不易理解、很難對話的問題得到緩解。1926年南開大學“添設統計一科,由何廉先生教授”(佚名,1927)1931年,南開大學在經濟研究所的基礎上成立了經濟學院,下面設有統計學系。何廉為經濟學院院長兼財政學與統計學教授,標志著統計學在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內學科地位的確立。

　　五、南京國民政府后期(1938-1949年)的統計學術圖書———統計學深入發展期

　　(一)消化吸收并反思統計學,統計學架構體系全面“歐美化”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戰爭波及到當時中國的方方面面。雖然這一時期,中國又有一批統計學系在國立重慶大學和國立復旦大學等高等院校內設立,統計學作為專門學科、開展制度化教育已比較成熟。然隨后的幾年內,戰爭導致高等院校人員不斷遷移,各類統計資料和物資短缺,統計學領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但總體看,抗戰之前的發展勢頭并沒有戛然而止,只是被迫放緩,學者們的學術研究也未曾止步,特別是在前三個時期的發展和累積基礎上,學術界甚至開始反思之前的統計學。

　　這一時期出版的統計學術圖書數量至少70多部,其中抗戰期間有45部,抗戰勝利后到建國前26部。這一時期代表性譯著8部,分別是1938年李植泉翻譯英國A.L.Bowley的《統計學原理》①上下冊、1940年鄭權翻譯蘇聯M.N.Schmidt的《統計學與辯證法》、1941年范福仁翻譯加拿大C.H.Goulden的《生物統計與試驗設計》、1941年徐堅翻譯美國F.C.Mills的《密勒氏統計方法論》上下冊、1941年許炳漢翻譯的《統計學方法概論》、1941年李黃孝貞②和陸宗蔚翻譯美國F.C.Mills的《統計方法》、1944年朱君毅翻譯美國H.Arkin和R.R.Colton的《統計方法大綱》③和1948年羅大凡和梁宏翻譯C.H.Richardson的《統計分析導論》。

　　這些譯著大都在抗戰時期出版,雖數量不多,但皆為當時歐美高校廣為使用的統計學教材,且譯后在國內大都多次出版發行。這些譯著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統計知識的編排上都已相當成熟,當代統計學教材的框架與之非常接近。六、統計學引入與傳播發展歷程小結統計學是一門舶來之學,要融入異域文化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晚清民國是統計學傳入中國、與中國已有學識融匯、在中國扎根、發芽和發展的時期。從已發現的統計學術圖書的內容看,中國對現代統計學知識的引入,當以概率論譯著《決疑數學》為開端。

　　但受限于當時中國知識界有限的關注程度以及中國基礎教育、尤其是數學教育的不足,該書未能催生應有的社會影響。甲午中日戰爭后,在大量派遣日本留學生以及愛國志士們向日本學習的口號與社會思潮的多元影響下,來自歐美的數理統計學知識的傳播短暫中斷,強調國勢調查和社會統計的日本統計學著作深深影響著當時的統計教育和統計工作,國內統計著作的出版也以服務憲政改革為目標。

　　統計學評職知識：可以發表統計學論文的期刊有哪些

　　引入初期,統計學更多地被理解為一種研究方法或工作方法,強調行政統計,這與該學科自身早期的發展路徑相似。但即使僅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技術,統計學也在其他舶來學科,例如人口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經濟學等領域產生影響,中國的學術領域開始共享統計方法,并強調統計數據的積累。這一趨勢甚至沖擊了部分根深葉茂的傳統學科,例如歷史、文學等。梁啟超就曾大力倡導歷史統計學。但受制于統計和調查人才培養的緩慢,上述過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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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唐麗娜楊鎵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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