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道與術的辯證統一。 道是指融通理論支撐、歷史底蘊、實踐經驗與價值立場的理論邏輯，體現立制之道; 術是指在黨的領導下制度穩定、完善能力與運行機制的優勢彰顯，展現馭制之術。 道與術相輔相成、互促互進，充分體現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道”與“術”的辯證統一。 “道”是指融通理論支撐、歷史底蘊、實踐經驗與價值立場的理論邏輯，體現“立制之道”; “術”是指在黨的領導下制度穩定、完善能力與運行機制的優勢彰顯，展現“馭制之術”。 “道”與“術”相輔相成、互促互進，充分體現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實際”、黨的統一領導與人民主體地位、制度內生演化與經驗總結、制度剛性與文化柔性之間的有機融合，向世界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巨大的優越性與頑強的生命力。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立制之道”; “馭制之術”; “道術合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在社會主義建設踔厲奮發的途程中探索總結出的嶄新制度形態，具有中國風格、顯揚中國品格，深蘊著“道”與“術”的辯證統一，開辟了“中國之治”的獨特景象。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演進中，“道”與“術”是制度構成的必然邏輯。 “道”即是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與發展的內在理路，達到理論、歷史、實踐與價值的邏輯合一，呈現“立制之道”; “術”則是在深刻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卓越而強大的優越性上重點著力，彰顯堅持黨的領導、制度穩定、完善能力與運行機制，體現“馭制之術”。 “道術合一”互促互進、相與為一，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日臻完善的價值意涵，強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堅定的理論自信與實踐認同，持續煥發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效能與優勢。
社會主義論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邏輯轉型研究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道”
“道”亦稱“道理”“軌道”“取道”，是哲學中普遍性、一般性的概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道”即“立制之道”，是指建基于中國國情之上的社會制度需要遵循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則或普遍規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道”的生成絕非憑空捏造，而是內隱理論、歷史、實踐與價值統一的邏輯取向，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根本指導思想的前提下，深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厚底蘊，訴諸實踐發展的經驗總結與人民主體地位的根本立場，彰顯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人間正道。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支撐
任何一個國家制度的有效建構與科學發展總是依賴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導向與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1]。 于此，從發展性視角去觀照、考察、爬梳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關于“制度”的豐富蘊涵，絕不能簡單地把“制度”從活生生的社會實踐中抽象出來而視作形而上學的“哲學思辨”。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主要從“社會形態”的概念中談及“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等與“制度”相關的語詞，但未曾給“制度”一詞錨定具體概念。 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通過對“交往”范疇、“交往”形式多樣性的細致分析，論述了“制度只不過是個人之間迄今所存的交往的產物”[2]。 “交往”是馬克思“生產關系”概念形成的雛形，也即“制度”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伴隨“現實”的各種社會關系“交往”的“產物”。 而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進一步以生產關系為劃分依據，闡發了“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3]653，這是社會形態變革、社會制度革新的深層次緣由。 與此同時，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論》里論及了“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3]547可以在具體生產方式與交換形式的變化中進行確證，進一步揭示了人類社會生產方式變革往往是引發社會制度變遷的決定性力量，一切社會制度的演變都可以從生產力諸要素相互作用的“內在動因”中得到合理解釋。 可以說，從制度與人的存在、制度與社會發展的辯證關系中去探討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制度”理論研究的重要范式，是馬克思主義特有的制度分析方法，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具有根本性指導意義，其中包含社會制度變遷的合理因素與本質特征，是建立在生產力變化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耦合的正確辨識度上，因而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制度理論為指導。
(二)深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
歷史傳承與文化土壤，不可避免地給國家制度的生長與變遷刻上蘊藉雋永的人文“印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厚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厚的文化根脈上，氤氳濃郁的文化氣息、內具深邃的價值追求，潛移默化地熏染、浸潤到國家制度發展的全過程中。 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與標識中向來不缺乏對社會制度革新的深切思考，孕育并形成了關于“制度”與治理的系列思想。 在時代承續與斗爭發展的實踐中，其對國家制度深蘊傳統政治因子起著不可替代的文化奠基作用，富含極具特色的人文智慧與理性思辨。 綿延不絕的中華歷史揭示著“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保證“國祚綿長”的大一統政治觀念，逐步構筑國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加以延續;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內蘊的民本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蘊涵的“人民至上”核心價值導向息息相通; “禮義廉恥”嵌入國家存續與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 “代天巡狩”“整肅綱紀”的嚴格巡察體系，為維護封建禮法穩固、穩定社會順暢發展灌注一針“強心劑”;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的“公有”“共有”的思想與共產主義社會繪制的理想藍圖不謀而合; “選賢舉能”“德才兼備”的價值理念，通過察舉、科舉等系列有效方式實現選賢任能的制度化路徑，對于當下選拔任用機制有著重要啟示。 這些傳統政治文化見“微”知“著”，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生成的文化淵源，對其發展產生固本培元之效。 換言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充滿豪氣、滿懷自信的文化底氣，要積極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積極挖掘蘊藏在數千年文化長河中關于社會政治的符號與“中國元素”，使社會主義制度在傳統文化的賡續傳承中體現厚實的文化底蘊，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巋然屹立的文化支柱。
(三)訴諸長期實踐探索的經驗總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1]，有力解決了我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時代性課題。 早在中國歷史上積貧積弱的時期，多黨制、議會制、總統制等方案先后碰壁以失敗告終，最后轉向了救亡圖存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崇高使命便自然落到中國共產黨肩上。 我們黨從襁褓嬰兒到成熟壯大，歷經了從“以蘇為師”的理論學習到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的現實抉擇。 以中央蘇區的初始創建為發軔，早期的政權實踐源自于邊區建設與蘇區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囿于當時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相對缺乏，“我們只得照抄蘇聯”[4]305，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在確立的過程中更多裹挾著“蘇聯”的移植性。 機械地照搬別國模式雖在特定背景下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也鉗制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內生性的優勢施展。 毛澤東表示“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4]117，在積累了一些社會主義艱難探索的寶貴經驗與物質基礎后，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 從七屆二中全會嘗試著繪制國家制度的遠景規劃，到黨的八大莊嚴宣告社會主義制度已然創立，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黨率領人民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道路、理論、文化等革命性探索，一再確定我國“姓”“社”不“姓”“資”，有的放矢地解放并釋放了制度的內在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因時而進、順勢而新，以當時當地的具體情形為轉移，十八大以來在總結正反經驗的基礎上，我們黨實事求是地開展對制度的承續與創新，進而引導國家治理體系朝著正確的道路行進，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邁向嶄新的歷史高度。
(四)堅守人民主體地位的根本立場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發展取向構成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鮮明精神旗幟，決定了我國制度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幸福的價值屬性，這是區辨、界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制度的顯著標識。 馬克思曾指出：“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 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 ”[5]社會主義國家推崇“人民”意志集合下的制度安排與擬定，而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標榜的“人民”是少數人“民主”掩蓋下的偽善與欺騙，是“資本壟斷”下佯裝的“政治宣言”。 實質上是以“金融寡頭”為代理的少數人的金錢政治，暴露出一味追求“資本增殖”、榨取剩余價值的逐利本性，致使普通民眾難以在國家權力運行中體現個人意志。 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言自明的發展追求和終極目標，與社會主義制度中“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大相徑庭。 我們黨向來善于集民之智、聚民之力，不僅將“人民”的立場作為國家制度擬定的核心理念, 在籌劃與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高瞻遠矚，明確宣示了“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是加上‘人民’二字[6]”，進一步精辟分析了我國確立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 同時，我們黨還以人民設定的“民主”定義為始點，在制度立法的外在形式上承認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在制度內容呈現中確保公民人人享有平等參與國家治理的合法權利。 新時代，在繼承一貫堅守的人民立場的崇高信念下，習近平鄭重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要求“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拜人民為師[7]”，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勇立時代潮頭、破解發展困局，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灌注了磅礴偉力，這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何以自信的真實寫照。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術”
“術”指“謀略”“技巧”“方法”等，是“道”的實現手段或外在表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術”，是“馭制之術”，特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發展、國家進步中折射出的優勢與特質。 只有深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術”，才能明晰我國制度建設應該堅持什么、發展與完善什么及實現什么樣目標的問題。 正是在秉承制度之“道”的內在機理下，通過對制度的比較、實踐后的自主設計，領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術”的重大意義，其集中呈現在黨的領導、制度穩定、完善能力與運行機制四個方面。
(一)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統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強“主心骨”，是我們黨從其誕生伊始所肩負的使命與職責，是由國家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決定的。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個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 ”[8]為保證革命勝利與革命目標按時完成，堅持黨的領導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之科學真理規律性認識的承繼。 那么，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究竟何以能夠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呢? 其原因在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民于水火、救國于危難，這是經由歷史檢驗的科學結論，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 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上下求索﹑銳意進取，不僅成功開創了“新型政黨制度”，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構筑起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和諧的黨際關系、有效凝聚共識的機制，還確立了戰勝困難、克制敵人的“法寶”——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等。 由此，形成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一崇高的政治理念落地轉化為反哺國家制度發展這種穩定的“雙螺旋結構”，保障黨的領導把準政治方向、管控大局發展與國家制度建設運行的協調有序。 當代中國的歷史性變革與成就，無可爭辯地證明了堅持黨的領導能夠直接賦予社會主義建設“一張藍圖繪到底”，避免西方國家政黨之間“你方唱罷我登場”，導致國家政策如“翻燒餅”似的推倒重來。 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果斷地將“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作為新時代國家發展新征程中制度體系之首的“綱”，努力使中國共產黨成為用制度固黨、以制度強黨的集制度化、法制化于一體的政黨，不斷健全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機制，這是依據新的形勢變化循序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契合國家制度完善與治理體系鍛造的現代化趨勢。
(二)保證制度的穩定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蹴而就、一揮即至，而是逐步脫胎于物質生產力水平相對滯后的社會胎胞之中，保證制度平穩、順暢發展是首要的問題。 當前，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9]，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不得不正視的客觀現實。 據此，推動制度有序、高效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筑牢制度建設的物質基礎，促使制度緊隨階段性實踐的變化而發展，實現制度演化與實際國情的深度接合。 不能向壁虛構，人為“想當然”地設計一些超越現有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規律的體制機制; 不能信奉“拿來主義”，“照貓畫虎”地照搬他國制度模式而忽略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實際。 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面臨外部環境制約的復雜性與長期性，為此要堅持問題導向與戰略定力，努力“澄清”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嶄新的、更高的制度形態，建立于物質財富涌流、精神文化充盈的基礎上，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邏輯必然。 然而，社會主義制度一舉建立在我國這樣一個“四壁蕭條”的落后國家，因而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構成性質與社會生產力諸要素性質之間存在一種彌合的張力。 據此，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需出發，要在堅持公有制主體性地位的前提下，構筑全新“經濟制度”與“分配方式”格局，做到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生活水平提升的美好憧憬并逐漸邁向共同富裕，借以筑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走向完善的堅實基礎。 與此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正在經歷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曾經面臨過的制度變遷與重構，為此，制度建設要符合基本國情與現實實踐，要在學習中借鑒、在深化中不斷改進加強，擷取人類文明與歷史傳承中制度實踐的有益成果，在兼收并蓄中助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序穩定發展。
(三)強化制度的完善能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能力強調制度在立足內在規定性的要求上，順應時代與實踐發展需要而產生的強大自我改進與革新的能力。 自我完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彰顯的內生動力，是制度在質的規定性上的部分量變與質變的自我“揚棄”，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愈益穩定、愈發完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定不易、一成不變的教條，必然有一個不斷調試、修補與矯正的動態過程。 因此，回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變遷的歷史軌跡，“革命性變革”是制度自我完善成為應然狀態的現實呼吁，使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步入有章可循的法制“軌道”。 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細枝末節的碎片化“補綴”或零散性“增添”，而是各領域改革與改進的全方位布局，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本質的基礎上依照“時”與“勢”的不同而靈活調整，以此增強社會主義制度因時而謀、隨勢而制的自我完善能力。 基于制度現代化發展導向，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建設性地指出了“制度定型論”，即制度成熟定型必然是一個漸進性過程，需要審時度勢，有所前進、有所創造。 習近平用“兩個半程論”進一步闡述“制度定型”到“后半程”制度優化的重要性。 “前半程”主要是改革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并在實踐中創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四梁八柱”。 同時也要看到“后半程”是承繼“前半程”業已建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富有效率、特色鮮明的，是摒棄了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中存在的弊病而簇新的“肌體”，但是它還不是成熟定型的、盡善盡美的。 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定型”為依托，在實踐基礎上堅持理論創新推動制度自我完善，既是解決現狀的重要舉措，也是推動制度完善的長遠之策，以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真正發生“化學反應”。
(四)構建制度的運行機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運行機制是制度建設與發展運轉方式的作用機理，是運行過程中制度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任何制度的高效運行都需要運行機制的保障，科學、規范的制度運行機制直接影響制度績效與政治權力平衡，反之，錯誤的運行路徑則滑入無效或被鎖定的狀態。
毫無疑問，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之所以順暢運行，很大程度取決于這一制度體系“初始性”路徑依賴機制是良性的、優質的，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運行機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國是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國家性質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民主集中制視為黨和國家運行的科學機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核心要旨。 同時，在我國這樣一個需要聚集優勢力量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民主集中制與其他制度發展盤根錯節、緊密相連，始終貫穿社會主義制度建構的大系統中。
“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10]，這種統一的形式賦予了民主集中制極大的彈性空間，孕育了民主集中制“縱橫交錯”的運行機制。 “橫向到邊”顯現在其構成部分上，人民通過選舉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對權力主體負責并接受監督; “縱向到底”反映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系配置中的“集中”與“分權”，賦予中央對地方政府分權管控與地方政府接受中央領導同時并舉。
此外，我國民主集中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權制衡”機制完全不同，其顯著的優越性在于能夠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 相反，西方“分權制衡”的弊端表現為在制度機制運行中政府政令不暢，常常導致立法、司法及行政機關相互掣肘，各行其道，往往引發政府部門“撕裂”窘境，“代表少數人立場的各種政治派別可以阻止多數派別的行動，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動”[11]。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道術合一”
“道”與“術”渾然合一、相得益彰。 如果以“道”御“術”，“術”則是操作層面中的“方法”，同時“術”的落實落地又助推“道”、發展“道”，由此形成制度之“道”之于實踐之“術”的貫通聯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非從天上墜入人間，其內涵式發展的雄辯性建立在“道術合一”基礎上。 因此，“道術為用”、多措并舉，妥善處理“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實際”、黨的統一領導與人民主體地位、制度內生演化與經驗總結及制度剛性與文化柔性之間的關系，方能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與生命力。
(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實際”的耦合
縱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演進過程，其既是在堅守社會主義制度的質性規定中內生性演化的現實產物，又是在時代與實際境遇中探索出的一套傳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方案”，是在“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條件下接續推進21世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獨特范式。
“不變”是指扎根現實土壤制度的相對穩定性，面臨的最大發展“實際”沒有變，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 只有認清、把準“中國實際”這個“牛鼻子”，才能有效破解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桎梏”，拓展“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空間。 “變”體現“中國實際”的絕對變化性。 當前我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各類風險與挑戰相互交錯，使得國家制度建設重任在肩，一切都要從階段性發展目標的最大“實際”制定。 一切劃時代的內容體系都是為解決時代發展的新情況、正視實踐發展的新問題而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亦如此，不能“想當然”地脫離現實或超越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框架，必須立足本土、提供勢能，依循新的“歷史條件”與“實踐基礎”持續對社會主義制度作出補充與完善。
顯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照貓畫虎”地挪用蘇聯模式，不是如法炮制地沿襲傳統社會政治制度，而是著眼實際問題解決而進行的制度探索，既一以貫之地高揚社會主義制度姓“馬”、言“馬”，還遵照“中國實際”做到“適用”與“特色”的毫無偏差。 總之，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還是重要制度等各方面的體制機制，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具體歷史社會中的“中國要素”結合形成的科學、合理的治理體系，能充分激發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
(二)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人民主體地位的統一
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人民主體地位的有機統一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選擇，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是在黨堅強領導與人民主體力量推動下的歷史必然，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創新發展、調整完善必須做到“上”與“下”的貫通聯動。 “上”即黨對制度的堅決執行是“自上而下”，為國家治理定規立調。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統領全局、協調各方的制度優勢，在制度實踐與理論建構中所作的戰略謀劃發揮了舉旗定向的統帥作用，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何種面貌反映及擔負何種歷史使命是我們黨的硬性規定。
倘如離開或者反對黨的統一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就會陷落窠臼、失去主線，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就是以執政黨的失位、失職、失語為肇始，使得偌大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如鳥獸般散了。 “下”相對于“上”，強調制度創新的力量之源來自人民。 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的許多經驗，得益于人民群眾在社會實踐中的自主創造與自覺闡發，無論是義務教育制度，還是收入分配制度，甚至是民生兜底的社會保障制度，都是把人民當家作主落實到國家制度與治理體系中而確立起來的制度遵循。
將滿足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國制度的價值取向，能夠極大程度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競相迸發、創新源泉爭相涌流，這是其他任何制度都無可比擬的顯著優勢。 如果背離人民主體地位，我國制度就會落入西方國家“去意識形態化”的陷阱。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選擇的“歷史結果”，這一“歷史結果”是由無產階級執政黨的統一領導地位加以體現，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貫通方式，使我們黨在贏得人民衷心愛戴與擁護時，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腳注”; 人民在黨的集中領導下，共同助力“中國之制”的完善發展、“中國之治”的態勢生成。
(三)堅持制度內生演化與總結實踐經驗的融合
在把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生演化與外在經驗的基礎上，要理性審視、科學對待制度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廓清哪些是短時間內可以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就能解決的，哪些是較長時段內只有通過完善國家制度、釋放國家治理效能才能實現的。 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聚外展”煥發高能“輻射”作用，促進制度內在動能轉換為國家治理效能，就要做到“內”與“外”的良性互通。 “內”著重制度本身，制度的內生演化是立足實際內部諸要素長期發展的結果，要求制度發展遵循其既定的內在規律。
這是不能直接跳過、逾越或用法令消除的發展階段，只能自覺遵循制度的客觀規律，準確建構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揠苗助長式地設定超越社會主義實際生產力水平的制度，就難以確保制度各方面的規劃如期完成。 “外”指向我國制度的完善發展、成熟定型離不開對實踐經驗的充分汲取。 拉長時代坐標，只有回望社會主義制度“走過的路”，眺望“前行之路”，觀照他國制度模式，才能真正明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來之不易。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好似攀爬一座未經勘探的高山，行之愈高，進之愈難。
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究竟“向何處去”?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以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在吸取更多制度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從具體實際出發對制度落地、落實過程中暴露的問題進行多措并舉式治理，對一切不適宜的社會發展體制機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守正創新”，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歷史反思中“推陳出新”、在經驗總結中“吐故納新”，為闊步踏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注入了制度能量。 同時，我國制度的包容性特點決定了其要“去粗取精”，借鑒其他國家制度實踐中的進步因素，但也不能悖離或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向。
(四)堅持制度剛性保證與文化柔性濡染的互動
社會制度的建立及體系建構深受歷史承繼中文化傳統與文化觀念的影響，質言之，沒有文化精神涵育的制度是不會生成的。 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創設而言，既富有中華民族獨有思維的“中式元素”與深邃的文化意涵，又占據外生現代化的社會因素。 前者是立足實際國情、實現制度本土化的融合式發展，以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堅定制度自信增加厚重的文化底氣，后者源自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的主體選擇。
因而，要堅持制度剛性保障的威力實現與文化綿綿用力“化成天下”，達到“剛”與“柔”的雙向并舉。 “剛”標識制度剛性，核心在于其貫徹執行與約束力。 再好的制度如果缺乏有力的監督約束，就容易導致制度形同虛設、如同擺設，成為不帶電的“高壓線”、沒有牙齒的“老虎”，其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失信于民。
雖然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國家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亟須通過制度的剛性保障，積極、穩妥地解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形成科學決策、堅決執行的保障機制，強化制度督查考核的“指揮棒”與精準問責的“緊箍咒”，利用剛性制度的鐵規發力，倒逼體制、機制壓實責任。 “柔”直指文化成風化人的“溫軟”“柔和”等屬性。 要求生發于中國語境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擎起科學社會主義“大旗”時，充分發揮文化濡染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柔韌與巧勁，不斷采掘文化厚土中“制度密碼”解譯與”中國之治”開創的文明因素。 同時，巧妙塑造潤物細無聲式的常態化、生活化制度文化環境，用剛性機制為制度文化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9-11-06(01).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毛澤東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
作者：章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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