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社會價值探究

　　摘 要: 延安時期木刻版畫放在宏觀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其對抗日戰爭、民族解放、社會文明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主要源于延安木刻版畫藝術的民族性、革命性和群眾性，以及木刻版畫創作選材的特殊性和版畫藝術群體的專業性。與此同時，延安時期木刻版畫也具有較強的社會性，對于傳播革命思想、動員廣大群眾、營造社會風尚、弘揚優秀傳統、提升人民審美素養等都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其所蘊含的社會功能和藝術價值，依然對中國當下和未來發展具有深刻的啟示和意義。

　　關鍵詞: 延安時期; 木刻版畫; 社會價值

　　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是中國，同時中國的木刻起源也很早，中國傳統木刻始于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從現在考證和發現的大量史料來看，呈現得如門神、唐朝的佛像、年畫、竹簡等都是“復制木刻”，當時畫、刻、印三者是分開的，由不同的工序和人來完成，用來復制原作印刷和傳播。14 世紀初，由于航海等技術的發展，國家之間的交流也日益頻繁，中國的木刻隨著其他商品貿易的發展，也傳入了歐洲。到 19 世紀中期，歐洲的“創作木刻”蓬勃發展，木刻由畫、刻、印三者分離轉變為畫、刻、印為一體，全由作者一人完成，漸漸地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美術畫種，木刻家用版畫來檢視當時的社會現象，如版畫家米勒、杜米埃、多雷、高更等。而在中國，由于新印刷術傳入、社會動蕩不安、生產力的落后、民眾生活水平不高等因素，使得木刻逐漸衰落。

　　到了20 世紀 30 年代初，新文化運動揭開了木刻版畫參與社會變革的序幕，讓木刻版畫成為了極具攻擊力的武器，因為木刻的可復制性和視覺表現力，它與文字相比，更具有傳播革命思想的便利優勢，能夠喚醒國民。特別是魯迅先生的文藝思想和革命思潮，積極地推動了木刻版畫的發展。美國愛潑斯坦曾說: “歷史上沒有一種藝術比中國新興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爭意識和方向，它的偉大之處由于它一開始就作為一種武器而存在。”[1]延安時期的木刻版畫因社會環境、社會條件的變化，更加凸顯了它的戰斗性、人民性和時代性等，創作內容和題材與社會息息相關，且它所具有的社會價值是不可估量的，為此，研究它所具有的社會價值是十分必要的，可以為新時代木刻版畫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生命力和支撐力。

　　一、社會價值: 延安時期木刻版畫作品的首要價值

　　木刻版畫的蓬勃發展期是在 1937—1949 年期間，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建立革命根據地，高舉抗日旗幟，建立統一戰線抵御來犯之敵，開展社會改革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民主的政治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絕大多數的“左翼木刻”工作者、思想進步青年和愛國人士都積極投奔延安，為延安木刻的發展儲備了人才。由于受到西方木刻版畫的影響，木刻版畫工作者來延安初期的創作還具有很濃的“西洋味”和小資產階級的情調，還不能被廣大人民群眾接受。文藝與地域的沖突、與時代的不合逐漸凸顯，中共中央一直很重視文藝作為一種宣傳思想的武器，鑒于出現的問題，中共中央決定進行一次文藝整風運動，并在延安召開了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 “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是文藝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2]848文藝座談會，為文藝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文藝創作的方向。延安時期木刻版畫從藝術的角度、思想教育等方向研究的比較多，但很少有人從社會價值的角度研究延安時期木刻版畫，而延安時期木刻版畫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它具有重大的社會價值，它充分發揮了動員組織人民群眾，教育引導人民群眾，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功效，總的來說是“為國家服務，為人民服務”。

　　這期間創作版畫所表現的主題、風格、特色等有了重大轉折: 一是版畫家深入人民生活、奔赴抗日前線，更加深刻體會到人民、戰士生活環境和思想動態等，使得版畫作品的思想內涵更加深刻、人物形象更加真實、生活環境更加樸實、場景更加真實; 二是服務對象發生了變化，版畫家在與勞苦大眾和戰士的接觸中，畫風和審美情趣也有了較大的改善。延安時期木刻版畫就像一部偉大的歷史畫卷，記錄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美好生活，也蘊含了失敗的痛苦和勝利的喜悅，反映了國家發展歷程和版畫藝術發展歷程。伴隨延安時期木刻版畫創作淵源的社會屬性也是極為關鍵的，將延安時期木刻版畫放在宏觀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其對抗日戰爭、民族解放、社會文明、社會發展和社會民主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社會功能: 延安時期木刻藝術創作的顯著功能

　　( 一) 政治引導與社會動員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藝術表現手法和表現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是現實敘事，宣傳題材為抗日戰爭、民族解放、社會文明、社會發展等，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版畫生動地刻畫了邊區的各個領域，尤其是用藝術形式呈現出了那一段刻骨銘心的紅色歲月。抗日戰爭題材是那個時期最重要的主題，木刻版畫家也緊緊圍繞這一時代命題，深入到抗日前線和敵后，與戰士們一起生活和戰斗，切身融入到抗日救亡的戰爭中，木刻版畫家創作了一批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和中國軍民一家人共同抗日等內容的優秀作品，宣傳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解放和人民民主的革命思想，同時也用木刻版畫動員廣大群眾積極投身革命。

　　如邵克萍的《侵略的罪證》、陳均的《日軍活埋中國平民》《日軍往井里下毒》、江豐的《九一八日軍侵占沈陽城》等作品刻畫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橫行霸道，慘無人道殺戮中國人民，侵略國土，國不成國，家不成家，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控訴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 如彥涵的《百團大戰收復井陘煤礦》《狼牙山五壯士》、胡一川《到前線去》、陳煙橋《營火》、馬達的《侵略者的末日》、劉侖的《沖》、古元的《八路軍習文練武》、羅工柳《馬本齋將軍的母親》《左權將軍》等優秀作品，展現了中華優秀兒女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和頑強信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抗日、收復失地、歌頌英雄事跡、塑造抗日英雄以及敵后根據地軍民積極支援抗戰的決心。

　　( 二) 政策宣傳與思想教育由于人民大眾生活水平整體不高，人民最起碼的溫飽都沒有辦法解決，對于藝術的整體了解還達不到一定的水平，對于從西方引進的油畫、版畫等作品更無法進行深層次地了解。木刻版畫家的思想和目標的高度統一，形成了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鮮明特色。一是政策宣傳。如版畫家古元先生的作品《減租斗爭》描繪的是勞苦大眾理直氣壯地要求地主減租減息的場景，是一副反映中國共產黨實行土地革命政策的作品。畫面正中央是被勞苦大眾圍住的地主，仰頭指天，顯得落寞和無力，而旁邊的勞苦大眾是理直氣壯，胸有成竹和情緒激動，有的是據理相爭，有的相互商議，有的悠閑抽煙和懷抱孩子，整個畫面具有極強的戲劇性、故事性、情節性和沖突性，完美地詮釋了抗日根據地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人，舊的封建思想和制度的落幕，充分表現出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服務的理念，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而奮斗的決心。反映這類題材的作品還有江豐的《清算斗爭》、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劉峴的《鞏固團結，抗戰到底》等等。二是思想教育。

　　1938 年 10 月，武漢被日本軍隊侵占后，日軍突然轉變戰略，將主要的戰爭兵力轉移到中國共產黨帶領的解放區抗日根據地; 另外由于當時的國民黨比較消沉，一心反對共產黨，對抗日統一戰線造成了不良影響，抗日根據地也被他們封鎖，根據地整體經濟困難重重。這樣的形勢迫使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解放區的農民、工人、機關和學生紛紛參加到這場運動中。彥涵的《當敵人搜山的時候》講述了老百姓絞盡腦汁為勇士們更好地提供各種方便并將勇士們從戰壕中高高舉起的畫面。另外，劉峴的《反掃蕩》、彥涵的《奮勇突擊》、古元的《八百壯士》、胡一川的《游擊隊》等，這些優秀的作品很好地刻畫了戰士們的戰斗熱情和奮戰場景，宣揚了戰士們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戰斗精神，給解放區的群眾提供了很好的精神食糧，增強了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 三) 移風易俗與社會改造從社會學的視域下分析版畫作品，不僅要認識版畫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象，同時也要從社會的角度來分析版畫的藝術行為和表現的思想。在關系民族存亡、人民群眾處在水深火熱的社會背景當中，版畫在宣傳方面產生了其特定的價值和意義。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藝術創作者能從人民和時代的角度去創作藝術作品，藝術作品生動、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和時代的整體性，充分發揮了木刻版畫營造社會風尚和價值引領功能，延安木刻版畫使得人民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取得很大提升，也使得人民的文化生活豐富多彩。例如古元的《讀報的婦女》，內容體現出打破封建思想，婦女有了平等的地位。

　　小腳是歷史造成的，但是婦女開始識字和讀報紙，從思想上打破了禁錮; 《結婚登記》表現出新時代結婚登記的情形，打破傳統的包辦婚姻，男女平等，充分體現了社會逐步走向文明; 《門童》和《講究衛生》，內容表達了邊區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用科學的思想革除舊的習俗，用衛生醫療保障人民的健康。彥涵借用年畫樣式和題材創作的《軍民合作》，畫面描繪了一位革命戰士和一位民兵騎馬而立，手執大刀和鋼槍，此內容充分體現了封建傳統人物無法保護人民，而保護群眾的恰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士和人民。王式廓的《讀報》，內容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邊區人民不僅僅關心勞作和生活，也開始關注國家命運和抗日情況等。

　　力群的《聽報告》、計桂森的《學腰鼓》、夏風的《文化生活提高了》、羅工柳的《學文化》、張曉非的《識字一千》等作品透露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邊區環境安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不僅注重物質生活，也開始注重精神層面。這些版畫作品體現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邊區人民群眾高度的生活熱情，鼓舞著大家不斷去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行為準則，使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構建了良好的社會風氣。正是因為版畫表現形式、藝術技法和藝術思維的改變，版畫作品更貼近人民群眾，畫面來源于切實的日常生活，而非無聊的政治教條，因此極具感染力，更容易讓人民群眾接受和理解。因此，延安時期的木刻版畫，營造了很好的社會風尚，同時也起到了價值引領功能。

　　( 四) 人民為本與民生為上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毛澤東文藝論述的指引下和感召下，延安木刻版畫家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參與到革命斗爭中，充分汲取人民群眾高漲的抗日熱情、生產生活實踐等養分，創作題材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要以邊區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民生民俗題材為主，真正地實現了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藝術追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明確指出: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2]851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文藝為誰立言，為誰創作的問題，給黨的文藝事業和文藝工作者指明了航向。正如力群的《飲》《削蘿卜》、古元的《羊群》《運草》、劉峴的《延安夜色》《趕集》、馬達的《推磨》《拾糞》、張映雪的《陜北風光》《塞外鈴聲》等作品，充分展現了陜甘寧邊區人民生活安定、勞動收獲后的喜悅等生動場景，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我們得以從這些珍貴的圖像中觸摸歷史細節，感受中國人民奮進圖強的斗爭精神。

　　三、時代與使命: 延安時期木刻藝術創作的前提條件

　　( 一) 歷史條件

　　1935 年 10 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11 月，成立陜北省、陜甘省。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入駐延安; 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 10 月，成立延安市政府，直隸于邊區政府。從此，圣地延安成為了中國革命指揮部和總后方。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七七事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紅軍，積極提倡與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自覺地承擔起民族獨立解放的領導任務，徹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為民族獨立解放而奮斗的思潮，感召了全國有志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尤其是聚集了一批優秀的版畫家。延安條件雖然艱苦，但是處于抗日的大后方，生活環境比較安定，為版畫藝術家的創作提供了穩定的環境，木刻版畫家江豐同志曾回憶道: “延安的木刻，在藝術上一般較優于各個解放區的作品。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英勇的陜甘寧邊區的軍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多次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和騷擾，保證了延安的安定。一定的安定環境，對木刻創作是必要的條件。”[3]

　　但是，初期木刻版畫作品“西洋味”較濃，工農兵還不易接受，為全面廣泛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抗日思潮和土地改革政策等。為此，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毛澤東主持會議并發表了影響深遠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以下簡稱《講話》) ，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明確提出“文藝服務于人民，服務于政治”的文藝方針，鮮明的政治立場為文藝工作指明了方向，并且重點分析了藝術應該為誰服務、應該怎么服務的問題。延安的版畫家們對藝術的表現形式和創作的理念展開深刻反思，大家形成了一致意見，藝術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應該深入到工農兵當中去，創作的作品應該符合實際，同時不能脫離人民群眾、革命的思維和為共產黨革命的目標等。如老一輩革命木刻版畫藝術家古元、力群、夏風等創作的木刻版畫作品，對宣傳政治思想和動員人民方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也在不斷地改變廣大人民的思想觀念，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民主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 二) 創作者條件

　　延安木刻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歷史貢獻，其重要條件之一是聚集了一批藝術造詣很高的革命藝術創作人才。1937 年“七七事變”后，江豐、胡一川、沃查等來到了延安; 1938 年后，大量的文藝青年、畫家等，如力群、王朝聞、夏風、焦心河、古元等也紛紛來到延安，為木刻的全面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同時，一批工農兵業余作者以及民間藝人也逐步加入版畫創作隊伍。不同的藝術素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的畫家們聚集到一起，作品產生了質的變化，逐漸形成了木刻版畫“延安學派”，他們作品具有民族性、革命性和現實性等特點。木刻版畫藝術家力群在 1982 年撰寫的一篇文章《魯藝六年》中曾寫道: “中國的新興木刻自 1931 年誕生，發展到 40 年代，在延安形成了一個學派，我在這里第一次給它命名為新興木刻的‘延安學派’。這個學派是由延安木刻家們在政治思想、藝術方向的一致，描繪內容和藝術風格上的接近，以及地理環境和人物風貌，互相學習和影響等因素而自然形成的。

　　雖然迄今還沒有人這樣提過，但它在中國新興版畫史上，作為一個學派是客觀存在的，其藝術上的特色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有著很大的影響。”[4]它之所以特殊，還因為版畫隊伍中的每位成員既是戰士，又是藝術家。在漫長的抗戰歲月中，版畫家們或奔赴前線或深入敵后，在艱苦的斗爭中，有不少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英勇地犧牲在抗日戰場上，如陳九、劉韻波、焦心河、趙在青、林夫等。所以說延安時期的木刻版畫家具有魯迅那樣的硬骨頭精神和光榮的戰斗傳統，他們不僅僅是藝術家，更是戰士，為民族的獨立解放、人民民主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 三) 社會條件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構建了良好的穩定的政治生態環境。一是建立民主政治，保證人民當家做主，凡是在邊區政府境內的滿 18 歲不論男女、身份等均可以參加邊區政府的參政議政。“參議會制度大大地提高了邊區人民參政議政、參與邊區政府管理的積極性，代表們踴躍發表意見，更好地促進了邊區的建設。”[5]二是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權，最大程度地團結了包括地主階級在內的各個階層的力量，建立起了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障了廣大人民的民主權益，該政權的建立有效地調動了個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把思想高度統一到抗日戰線上，并有效地發揮了各階層參政議政的權利，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政治環境的穩定，推動了經濟、文化等社會各方面的繁榮發展。主要體現為:

　　一是進行土地政策的改革，開展大生產運動。中國共產黨為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階級，最初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以此來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改善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物質生活，有效保障各階級的利益，為民族獨立解放奠定了物質和群眾基礎; 在解放戰爭期間，為了建立更加民主的政府，讓廣大人民群眾成為國家的主人，徹底與封建土地制度決裂，進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集中燒毀地契、重新丈量土地、頒發土地證，讓農民耕者有其田，由此解放區基本上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條件，為實現全中國的解放提供了人力和物質的保障。為了保障民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經濟基礎。二是推動全民教育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首先是開展基礎教育，達到入學年齡的兒童不論男女均須入學受教育; 其次是社會教育，對于目不識丁的人民，開展冬學、夜校、識字班等舉措;最后是黨員干部的教育，創辦了陜北公學、女子大學、中國軍政大學等綜合大學和專科院校，培養了一批革命思想堅定和業務技術高超的干部。中共中央開展的一系列教育舉措，不僅提升了廣大人民群眾和黨員干部的文化水平，更使得廣大人民群眾樹立了強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信心和決心，為民族的獨立解放奠定了文化基礎。

　　( 四) 藝術條件

　　延安時期木刻版畫之所以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取得巨大的輝煌，一方面，內容和題材上緊跟時代步伐和緊貼人民大眾，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反映軍民生活生產的民主社會; 另一方面，為了民族獨立解放，時代感召木刻版畫家改造與創新符合人民大眾的作品，延安木刻版畫家深入廣大群眾中去感悟生產生活，不斷地從民間藝術汲取表現形式，同時也傳承中國畫、傳統木刻等民族畫種的清新簡潔的藝術表現形式，創作符合廣大軍民審美情趣的版畫作品。魯迅先生曾經談到: “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6]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解決的就是藝術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問題，木刻版畫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傳統文化、民族和民間等民族藝術學習。

　　一是黃土高原人民的農業生產、風俗風貌、生活習性以及審美情趣和豐富的藝術形式等，黃土文化極大地影響了延安木刻版畫的民族畫風的形成; 二是對傳統藝術形式的借鑒。延安時期木刻版畫家不斷從年畫、畫像石、畫像磚等傳統的藝術表現形式汲取符合大眾審美和情趣的藝術表現形式。例如，古元先生 1943 年創作的《講究衛生，人才興旺》兩副新式木刻年畫，以傳統的門畫形式創作的新式年畫，基本沒有采用西方版畫表現手法，畫面整體采用了傳統門畫的對稱形式、色彩鮮艷和造型樣式等表現手法。戚單先生的《讀了書又能寫又能算》，完美地采用了年畫的色彩和技法，裝飾性極強，具有很強的陜北特色; 彥涵先生在 1944 年創作的《移民陜北》版畫作品，借鑒畫像磚、畫像石劃段式構圖布局和造像的渾圓厚重等形式。

　　三是借鑒傳統民間剪紙藝術。陜甘寧邊區地處西北地區，很少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基本完整地保存了歷史上形成的宗教、民俗和民間等文化傳統。剪紙藝術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間藝術。延安木刻版畫家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中去，向群眾和民間剪紙藝術等學習，不斷與人民交流，借鑒剪紙的簡潔和畫面生動有趣等表現形式，讓版畫作品具有群眾性和民族性。周恩來總理曾提出新的民族藝術發展需具有“革命性、民族性、群眾性”的原則。例如古元先生的《讀報》木刻版畫作品，就是利用剪紙的形式創作的，完美地將民間剪紙藝術與木刻版畫創作有機融合。四是借鑒中國畫、中國傳統版畫、壁畫。中國傳統的畫種以線描為表現形式，幾千年的發展，已經符合大眾的審美情趣。

　　在毛澤東文藝觀的指導下，延安時期木刻版畫家將中國傳統的線描表現形式巧妙地運用到木刻版畫中，走向了民族化道路，創作符合大眾審美情趣的作品。例如陳樹亮的《延安保育院》，沒有采用大塊黑白的強烈對比，而是采用了中國傳統的線描。延安時期木刻是在新興木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早期木刻作品能夠發揮巨大的社會功能，木刻藝術方法的改造與創新是一個重要條件。改造與創新的方向非常鮮明，那就是民族化與民間化，突出中國藝術特色，民間審美情趣，創作方法大量地融入中國版畫藝術手法，特別是民間美術的造型、構圖方法與審美情趣與偏好，力圖通俗化、民間化、大眾化。

　　四、繼承與弘揚: 延安時期木刻藝術創作的當代啟示

　　延安時期的藝術家群體在黨的正確指導方針引領下以及積極抗日的統一思想戰線下，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通過自己手中的精美木刻作品，宣揚愛國主義，以木刻藝術為武器，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并且為整個美術領域開辟了一條堅實的發展之路，指引美術發展的方向，實現了“革命美術”與“美術革命”的雙重歷史使命，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中國木刻藝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齊鳳閣先生如此評價抗戰時期的中國木刻藝術: “他們用自己的創作把藝術與勞苦大眾聯系起來，在表現大眾、服務于大眾這一點上，說其一定程度地改變了中國美術的方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不為過。”[7]

　　延安時期木刻版畫之所以形成和流傳，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國共產黨處在特定歷史環境等社會背景有直接關系，它將歷史文化淵源、民族和民俗特點、革命等進行了相融合，表現和宣傳了人民群眾投身抗日的熱情，以及生產生活實踐和社會現象等，使得人民群眾在觀賞作品本身藝術美的同時，潛移默化地使其精神和思想上也得到了高度統一。因而，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產生離不開社會這一復雜的矛盾統一體，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造就了它的藝術屬性，而其獨特的藝術形式也在深刻影響著整個社會和人民群眾。所以說，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藝術精神，以及它蘊含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其依然對中國當下和未來發展具有深刻的啟示和意義。

　　參考文獻:

　　[1]愛潑斯坦 . 作為武器的藝術———中國木刻[N]. 大公報·副刊文藝，1949-04-25.

　　[2]毛澤東選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3]江豐 . 回憶延安木刻運動[J]. 美術研究，1979( 2) : 3.

　　[4]曹文漢 . 中國新興木刻———延安學派[J]. 美術研究，1992( 3) : 4.

　　[5]李奕霏 .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人們利益觀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88-89.

　　[6]賴少其 . 一本一石[M]/ /回憶魯迅的美術活動 . 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 109.

　　[7]齊鳳閣 . 二十世紀的創作版畫[M]/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版畫: 第 1 冊 .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5.

　　作者：郭麗娟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wslw/302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