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明代為岳飛故事作品發展演變的重要時期。本文以三部長篇小說為中心，考辨明代岳飛故事小說的演變軌跡。于華玉《岳武穆盡忠報國傳》、托名鄒元標的《岳武穆精忠傳》皆據熊大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改編而成。《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的產生間接受到《精忠
摘要：明代為岳飛故事作品發展演變的重要時期。本文以三部長篇小說為中心，考辨明代岳飛故事小說的演變軌跡。于華玉《岳武穆盡忠報國傳》、托名鄒元標的《岳武穆精忠傳》皆據熊大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改編而成。《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的產生間接受到《精忠錄》的影響。而《精忠錄》最早成書于“土木堡之變”后景泰年間湯陰岳廟成立之時。諸本間流變關系大體可描述為：景泰本《精忠錄》—弘治本《精忠錄》—正德本《精忠錄》～嘉靖本熊氏《大宋中興通俗演義》—于氏《岳武穆盡忠報國傳》、托名鄒氏《岳武穆精忠傳》。從中可見，明代政治時局變化以及官方褒揚對于岳飛故事作品的產生和繁榮影響深遠。
關鍵詞：岳飛故事;《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精忠錄》
明代是岳飛故事作品的繁榮時期。以數量而論，產生了戲曲《宋大將岳飛精忠》、《岳飛破虜東窗記》、《精忠記》、《精忠旗》、《續精忠》等，短篇小說《續東窗事犯》、《游酆都胡毋迪吟詩》等，長篇小說《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岳武穆精忠傳》、《岳武穆盡忠報國傳》，存目戲曲《關岳交待》、《救精忠》、《后岳記》、《陰抉記》、《金牌記》等，數目之多，約占岳飛作品故事一半。以質量而論，《精忠旗》當之無愧占據岳飛戲曲首位，并以其精湛文藝、深厚內蘊而入選中國古典戲曲十大悲劇。熊大木所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以史為綱，兼采野史傳聞，創建“熊大木模式”，昭示一個以書商為中心的小說時代的到來。上述二作，不管是在岳飛故事系統中，還是在文學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作品數量之眾多、質量之提升皆說明在明代岳飛故事進入了繁榮昌盛的時代。
一、《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題署熊大木撰。熊氏名福鎮，字大木，號鐘谷，福建建陽人。此書現存最早刊本為明嘉靖三十一年楊氏清白堂刊本，首有熊氏自序，末附李春芳編輯“精忠錄”后集三卷。正文共八卷八十四則。此書版本眾多，有萬歷問周氏萬卷樓刊本，萬歷間余氏雙峰堂刊本，萬歷間余氏三臺館刊本，萬歷間仁壽堂刊本，明內府抄本，明天德堂精刊本，吳門萃錦堂刊本，清初映秀堂刊本等，名稱亦不一，實為一書。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初刊本：“卷一第一行題： 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其余七卷俱作：‘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筆者所見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歷問周氏萬卷樓本之影印本，諸卷端皆題：“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第一卷卷端題署：“鰲峰熊大木編輯”、“書林雙峰堂刊行”，第二卷卷端題署：“鰲峰熊大木編輯”、“書林萬卷樓刊行”，第七卷同二卷，其余各卷同一卷。孫楷第先生認為：“此書自余氏雙峰堂本出。”共八卷八十則，其中卷一第四則“許翰請用種師道”、第五則“師中大戰殺熊嶺”、卷二第十則“宗澤大捷兀術兵”、卷七第九則“周三畏鞫勘岳飛”則目列于目錄，正文中卻未單列，而是與前則相聯，實際正文七十六則。卷末附“附會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卷之九”、“之十”二卷，題署“賜進士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海陽李春芳編輯”、“書林余氏雙峰堂刊行”。卷九為各種“古今褒典、古今論述、墓志、廟記、碑記、序言、古今賦詠(古風、絕句、詞、歌行)”，卷十為“律詩”共計一百五十七首。從內容可見，李氏所編之《精忠錄》為宋以來至明初的有關岳飛題詠的資料匯編。書末附序言“敘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后”，題署“正德五年歲次庚午秋八月哉生明”，“賜進士巡按浙江清戎監察御史海陽李春芳謹序”。
至于熊大木序言中所提及清白堂主人楊子素帶來的“浙之刊本”《武穆王精忠錄》小說，究竟是什么，學界有不同意見。研究者或認為《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卷后所附李春芳重編之《精忠錄》后集即是，但《精忠錄》后集的資料匯編性質實在與“小說”相去甚遠。或認為石昌渝先生近年于日本發現的朝鮮古銅活字《精忠錄》較近似。朝鮮古銅活字《精忠錄》共五卷，其中也僅有二卷為敘事性文字，其余三卷“武穆著述”、“古今褒典”、“古今論述”、“古今賦詠”為相關的資料匯編。并與《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后附李春芳重編《精忠錄》后集極相似。筆者未見朝鮮古銅活字《精忠錄》，但據石昌渝先生的介紹文字，推測李春芳重編《精忠錄》后集與朝鮮古銅活字《精忠錄》，二者所依據的本子應為同一底本，即有弘治十四年陳詮序、趙寬后序，依據舊本翻刻的重刊本《精忠錄》。只不過《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附李氏重編本，既署“后”集，只收錄了五卷中后二卷。今存朝鮮古銅活字《精忠錄》題署“會纂宋岳武穆王精忠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附李氏重編本題署“附會纂大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二者名稱的相似也證明，二書似由一書改編翻刻而來。而熊氏所見之“浙之刊本”，根據其序言中講述的既為“小說”，又“著述王之事實，甚得其悉”的特征，應不是僅僅有“古今褒典”、“古今論述”、“古今賦詠”之類賦贊內容的李氏重編二卷本《精忠錄》“后”集，而是包括“宋史本傳”、“武穆事實”、“武穆御軍六術”等敘事內容的五卷本《精忠錄》，或為弘治本，或為弘治本之其它翻刻本。但也不應該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熊氏所依之“浙之刊本”即海陽李春芳重編之《精忠錄》，該本亦為包括敘事內容的五卷本，而熊氏在刊刻《大宋中興通俗演義》之時，為了避免《精忠錄》的事實敘述與自己正文內容重復，故只采納五卷中二卷詩文賦詠部分作為附錄，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文后所附《精忠錄》“后”集。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的編寫原則，如熊氏自序所言：“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鑒綱目》而取義。”熊氏以史書為綱，采取史書編年的體例架構作品。第一卷卷首題：“起靖康元年丙午歲。止建炎元年丁未歲，首尾凡一年事實”，之后每卷卷首皆類似，明顯模仿《通鑒綱目》的體例。既以史書為據，且以史書為模仿對象，《大宋中興通俗演義》處處顯現“崇實”的痕跡。書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情節都有史書來歷。
熊氏作為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書坊主和通俗文學編纂者，在寫作方式上最大的特點是模仿。編纂體例模仿《通鑒綱目》，寫作方法模仿《三國演義》、《水滸傳》，甚至宋元話本，他模仿《三國演義》收錄詔旨、奏章、書信等歷史文獻，模仿《水滸傳》運用成段韻語作形容渲染，模仿宋元話本二句韻語運用。不管模仿的結果是否成功，但模仿在使小說快速成篇方面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氏另一編纂成書的快捷法寶是廣泛雜錄他書文字。《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卷一第二則“李綱措置御金人”的后半部至第六則“宋康王泥馬渡江”之間的長篇文字，幾乎完全抄錄自《大宋宣和遺事》。而最后兩則“效顰集東窗事犯”、“陰司中報應秦檜”則基本抄錄自明宣德年間趙弼《效顰集》中卷之《續東窗事犯傳》。書中另有許多情節來源于史書，如關于岳飛出生與少年時學射周同事，岳飛破楊么事，岳飛孝親事，岳飛婉拒美人事，岳飛責子事，高宗御賜“精忠”旗事，岳飛對高宗“良馬對”事，以及大小諸次征戰，皆據《宋史·岳飛傳》加以鋪敘繁衍而成。該書初版本序言題署“《武穆王演義》”，實際上岳飛事跡只占全書二分之一多，書中夾雜大量南渡初期其它將領，如韓世忠、楊沂中、劉锜、李世輔、王德、吳玢、劉子羽等人的征戰事跡，其內容基本以《宋史》各人本傳為基礎，稍加鋪敘而成。而熊氏既以《精忠錄》為改編底本，自然《精忠錄》輯錄的大量有關岳飛的文獻資料——奏章、題記、檄文、書信、詩詞也被作者收錄進作品。作品中的一些斷語抄錄自《續資治通鑒綱目》。一些情節如岳飛訪道月長老、周三畏掛冠來源于戲曲《東窗記》、《精忠記》，東窗事犯、瘋僧掃秦來源于此前的筆記、小說、戲曲。總之，只要是相關的材料，不管是史書文字，還是小道軼聞，熊氏都將其收為己用。在以史實為基礎的原則下，旁收許多野史傳聞。全如其序言所稱：“至于小說與本傳互有同異者，兩存之以備參考。或謂小說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論。然而稗官野史實記正史之未備，若使的以事跡顯然不泯者得錄，則是書竟難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經過這樣的綜合雜糅，整部作品顯得情節松散、枝蔓雜蕪，加之以史實為主，趣味性、文學性都較弱，情節平淡寡味，難以引人入勝。然而，經過這樣的大綜合，有關岳飛的情節事跡基本被網羅殆盡，《大宋中興通俗演義》也成了第一部以岳飛為主、情節完備、篇幅巨大的長篇小說。
二、《岳武穆盡忠報國傳》
《岳武穆盡忠報國傳》，于華玉撰，七卷二十八則。現存明末友益齋刻本，封面題“重訂按鑒通俗演義精忠傳”，版心題“盡忠報國傳”。卷首有金世俊序言，及于華玉“凡例”六則，首卷卷端題：“臥治軒評。”從序言和凡例得知，“臥治軒”即于華玉的號，于華玉為書之實際編纂者。于氏字輝山，金壇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崇禎十五年任義烏知縣。本書當為其義烏縣任內所刻。
于華玉此書，實為熊氏《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的改編之作。熊氏之書，內容已基本近實，而于華玉仍嫌其“俗裁支語，無當大體，間于正史，多戾繇來，幾以稗家畜之”，而進行“特正厥體制，芟其繁蕪”的工作，以期達到“與正史相符”的效果。在此編寫原則下，于氏大加刪改。熊氏原著共八卷，每卷十則。第八卷主要為岳飛死后的一系列傳說故事，包括何立尋道月長老、瘋僧掃秦、秦檜冥報、胡迪罵閻游歷地獄等情節。于氏認為這些都屬齊東野語、鄙俚不堪，而加以刪節。所以于氏所編本為七卷。且每卷被壓縮為四則。基本上熊氏本每十則在于氏本中節略為四則，具體的辦法通常是兩、三則合并為一則，如卷三之“苗傅作亂立新君”、“張浚傳檄討苗傅”、“韓世忠大破苗傅”三則合并為一則“張韓剿討苗傅”，卷五之“詔岳飛征討湖寇”、“岳飛定計破楊么”、“牛皋大戰洞庭湖”三則合并為一則“岳飛計破楊么”，卷六“金熙宗廢謫劉豫”、“議求和王倫使金”二則合并為一則“秦檜主和誤國”，等等。而一些則目和情節，如卷一“金粘罕邀求誓書”、“宋徽欽北狩沙漠”等可能被作者認為是枝蔓之節而直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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