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論文中國史學的特點與定位

　　本篇史學論文淺析中國史學的特點與定位。隨著近代以來的中西碰撞，中國史學也開始近代體制的構建。在新的社會結構下，歷史不再占有原來那樣重要的地位。現如今，中國史學如何進行定位成為一個新的難題。《史學史研究》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季刊)1961年創刊，是歷史學學術性刊物。報道歷史理論、歷史教育、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等方面的最新動態及研究成果。堅持正確辦刊方向，為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繁榮學術和推動學科建設做出了貢獻。本刊發行到世界上16個國家和地區。并與國內外眾多史學研究機構建立有學術交流關系。

　　摘 要：中國的歷史觀念起源很早并且在整個古代史時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過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總體概括，提出中國修史有“史事合一”、“春秋筆法”、“個人與集體并重”以及“考論結合”四大特點，認為中西史學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共通性。同時，考慮到在近代學科體系構建以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方向，對新時期的中國史學如何繼承與定位提出了“面向公眾，承擔社會責任”的結論。

　　關鍵詞：典籍;事實;人類社會

　　中國的歷史觀念起源很早。在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即可見到“史”字的記載。不過，中國早期歷史經歷過一段巫史不分的階段，至漢代經學大盛，出現“經史之學”，甚至有人認為劉向劉歆父子是“六經皆史”說的早期代表人物[1]。至《隋書·經籍志》又整合了魏晉以來鄭默、李充等人的看法，對圖書進行“經史子集”四大部的分類，歷史逐漸獨立成為一個科目。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史從來就是指“當前的或過去的事件的記錄”，絲毫不包括有歷史事件本身的意思[2]。唐代史官劉知幾寫了一部《史通》，成為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巨著。可以說，中國古代長期以來具有的歷史觀念在劉知幾處獲得了比較系統的理論概括。這種重史觀念一直持續到清末的乾嘉學派又出現了一個高峰。由于中國發達的文字記錄以及傳統正朔觀念的影響，史料典籍遺留的非常多。參見《漢書·藝文志》可知中國古代信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原則。最終，標志歷史發展進程的事，以文獻的形式被記錄下來，呈現“史事合一”的特點。因此，中國傳統的歷史也分成兩種路線，：一類是以對典籍本身進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獻學;另一方面是通過典籍的記載對歷史事件的研究與反思的歷史學。對典籍的反思，就如劉知幾說的“《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3]另一種則是由史家對歷 史事件進行反思，如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后面的“太史公曰”一類字樣即是。一種通過史書本身的記載，利用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使人重視 “生前身后名”的歷史評價，達到規范時人的目的。另一種是史家根據此一時的關注重點進行選擇和評價歷史事件，為時人提出建議。即使是“萬馬齊喑”的乾嘉時期，《廿二史札記》等著作也沒有停止對歷史事件的分析。

　　中國史家在處理歷史事實和典籍記載的矛盾這一問題時，呈現了第二個特點——“春秋筆法”。在先秦時期，史家堅持自己寫史的評價標準，違背標準者即秉筆直書，才有了“古之良史”之稱的董狐。此一時期的史，由于受到君主干擾較小，講求言簡意賅，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至唐太宗索觀本朝史書后，嗣君多習之，史官著史遇到了君權的影響，所謂的“春秋筆法”也不得不從地上轉入地下。即由原來的秉筆直書變成曲筆。雖然后代的史家不乏許敬宗之流的阿諛奉承之輩，可從總體上看，多數還是可以堅持原則，使用一些用詞規律在字里行間透出一件事情的大概。如史書記“某官某罷”，則此人不當去官，罷職是君主亂命;“罷某官某”則是此人不能勝任其職，罷職得當。再比如用“殺某某”形容某人之死，則是君主亂命， “某某伏誅”則是此人確實有罪當殺。這是寓褒貶于一字的“春秋筆法”，掌握其中規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觸及過去的事實。

　　除此之外，中國史學還有個個人修史與集體編纂并重的特色。個人著史占二十四史的七部，將近三分之一的比例。這七部書的成書時間皆不晚于唐。其中有私人修史被官方肯定的(如《南史》、《北史》)，也有朝廷命個人編修的(如《宋書》、《北齊書》)。唐以后，由于史料增多等原因，正史皆為集體編纂，當然也有私人著史如《路史》、《絳史》等的存在，但是內容價值相對前朝個人著史較低。前期個人修史，因為作者有條件接觸材料，積累的材料相對后代也少，故而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可以完成，此時如前文所述，史官受君權干擾較小，所著基本可信。后世修史，工作量大，干擾亦多，所著之史難免有損。幸而，眾人編纂的缺陷同時也是優勢：成于眾人，資料依據不一，采編水平參差，或有沖突。是缺陷，因為各家說法不一，對讀者來說事“湮沒了事實的真相”;是優勢，因為各家說法不一給了后代考訂史實的空間，比之于《路史》一類私人記述有了更大的接近原貌的可能。

　　提到考證，就不能不提中國史學的第四個特色，即考史論史相結合。中國史料典籍浩如煙海，其中不乏“將歷史神話化”(原陜西師范大學常金倉教授語)或“將神話歷史化”(遼寧師范大學畢會成老師語)的部分。如何從重重屏障之中擇出“真實的歷史”，成為中國史家的一個重大難題。在這一點上，給西方近代史學造成巨大影響的蘭克史學提出解決辦法的時間尚在乾嘉學派之后。按照梁任公先生的敘述，蘭克所倡導的“科學史學”宗旨為“極忠實地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之，使其恰如本來。”中國長久以來被詬病的“乾嘉考據”，正是遵循上述原則進行史籍的梳理、考訂。不僅如此，其學術源流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閻若璩等人。傅孟真曾在闡述中研院史語所的宗旨時說：“我們宗旨的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正因為我們覺得亭林、百詩在很早的時代已經使用最近代的手段……”[4]手段雖然是近代的，但乾嘉學派卻將手段當做目的，反而是早期的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深諳“經世致用”之道，《讀通鑒論》等堪稱論史經典。綜合起來看，中國古典史學雖然不如西方史學有著強大的理論系統，還是在內涵上有著許多共同的原則與信條，某種程度上，在蘭克與李凱爾德爭論歷史應當做事實陳述還是價值判斷之時，中國史家們已經兼容并蓄的解決了這一問題。

　　上訴諸特點，民國時諸多史家已多有提及。傅孟真“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論斷即是承自“考論結合”的特點。而且中國史料紛繁復雜，若先建立一假定結論，再收集材料，必能找到許多事實來支撐觀點。這就是朱本源先生反對卡爾·貝克的說法，認為“任何一個史家最后必須使他的解釋模式符合于他的事實模式。”[2]嚴歸田先生在《治史三書》中也闡述過要先廣泛收集材料，之后再行整理概括之意。

　　關于歷史是什么的問題，法國史學家古朗士在1862年說“它是關于人類社會的科學”[5]。由于歷史的創造主體是人，如果按照狹義的歷史學定義，那么歷史就是從事對“社會的人”的研究。布洛克干脆直接解釋為“歷史是人的科學，并且必須加上是在時間中的人的科學。”[6]作為一門人的科學，史家們需要做的就是面對“社會的人”，服務于社會。如何服務呢?當下最強調的一句話是“以史鑒今”，但是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在《新舊歷史學》一書中強調“歷史以其特殊性為第一特性”，那又如何能“鑒今”呢?關鍵在于是否能在歷史中尋找方法與思路。“新史學”的支持者里有人主張將專門學科的歷史交給專門學科的人士來研究，這被舊史學的支持者們斥為“有將歷史學肢解的危險”。 可是這句話里包含著一個有力的信息，那就是一切社會內容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相關內容，所謂的歷史，本身就是社會演進的過程集合體。作為社會演進過程的集合體的歷史學，與社會緊密聯系，應該將整體學科的回歸點定位在現實社會。社會又是屬于公眾的，那么，歷史學人在適當的時候，應該回到公眾之中來，面對公眾講話。這是歷史學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一個社會的人的科學，如果離開對社會的關注，就會變成空中樓閣，不關注當下，也就不能很好的發揮史學對社會的引導作用。

　　從劉知幾到章學誠，提出了“史家四長”，其中的史識和史德是史家自身通過積累得到的。而這兩項是可以時時刻刻應用在生活中的。如同作家寫小說需要觀察生活，一個合格的歷史學人應該利用史識時刻觀察社會，再用史德秉筆直書。畢竟史識還是識，是洞察力和敏感度。一個能寫出很好的文章的史家發現不了社會問題，只能是不愿意發現。在當下，中國史學在繼承傳統史學“以正視聽”的作用之外，如何吸收西方史學的有益理論，構建成新形勢下承擔社會責任的學科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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