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核心期刊“三農”問題對我國政治發展的制約

　　摘要：三農問題制約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阻礙我國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影響我們公民社會的勃興，限制我們公民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從整體上削弱了我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基礎。

　　關鍵詞：三農 政治 政治發展 政治類核心期刊

　　“三農”問題至今仍是一個阻礙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順利進行的問題。學界在討論“三農”問題的危害時，多側重于其對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制約作用，而對我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卻未做過全面的探討。基于此，本文就“三農”問題對我政治發展的制約做一次大膽的探索。

　　一、我國政治發展與“三農”問題的關系

　　理論界對政治發展的理解，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直到現在，絕大多數的發展理論家仍然把民主視為政治發展的基本目標。[1]筆者認為，政治發展的核心價值應該是民主和法治的統一。因為民主和法治就像飛鳥的雙翼或硬幣的正反面一樣，互為條件，相互依存，互為表里。就如虞崇勝所說：“民主與法治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結晶，追求民主與法治是進步人類的共同目標。”“只有內涵民主的法治和受法治約束的民主才是人類的福音。”[2]因此，民主和法治共同組成政治發展的核心內容，它們的實現程度也成為檢驗政治發展的試金石。

　　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政治發展實現了質的飛躍。我國的憲法規定，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人民民主專政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的統一。憲法保障我國公民享有廣泛而充分的民主權利。法治建設也取得長足進步，大量規制行政權力的行政法律，比如《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等相繼出臺，對防止權力濫用起到較好作用。同時，《勞動合同法》、《物權法》等規范市場行為，保護個人合法財產，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法律也相繼產生，我國逐漸形成有法可依的局面。但是，由于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和法治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國政治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制約我國政治發展的因素比較多，“三農”問題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業、農村問題，是一種錯綜復雜的城鄉綜合癥。它既是對農村貧窮落后，農民貧困失業、文化素質低下，農業落后和農(牧)業生態環境惡化等的一個總概括，也是對工農發展失調、城鄉發展失衡和現代化畸形化的一種折射。[3]新中國的“三農”問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殖民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榨和掠奪，使得中國農村越發衰敗：“中國農村生產力，非但沒有進步，反而日趨破壞，這種破壞表現于：一、災荒的頻承……二、每畝產率的降低……三、荒瘠土地的增加……”[4]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農民成了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黨和政府加強社會主義農村的建設。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時期，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中國農村建設起色不大，1953～1978年，農業平均增長速度僅為2.06%，與同期2.0%的人口增長率大體相等。[5]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在農村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一整套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的社會生產力。但是，由于“三農”問題是一個“百年頑疾”，加上對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一系列體制、機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三農”問題的徹底解決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三農”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民一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直到今天，農民仍占全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農村占全國90%的國土面積，是農民的居住場所，是我國工業品最廣闊的市場。所以，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和諧就沒有全國的和諧，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三農”的這種戰略地位，決定了“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影響農村建設，而是一個在全局上對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都產生影響的重大問題。

　　二、“三農”問題對我國政治發展的制約

　　“三農”問題對我國政治發展的制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制約作用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三農”問題削弱我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經濟基礎。

　　首先，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建立在必要的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美國政治社會學家李普塞特強調：“國家越富裕，出現民主的可能性越大。”[6]因為只有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后，民主生活才能成為被考量的因素。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層次從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人只有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以后才會對高層次的需求提出要求。民主需求處于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的序列。如果人們還為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奔波，很難想象他們會熱心參與政治活動，過問民主生活。誠如亨廷頓所說：“十足的窮漢，由于太窮而無法過問政治，不會空著肚皮去大喊大叫。他們與政治無涉，麻木不仁，并且缺乏與傳播媒介的接觸，也無其他方面的刺激，故而提不起興趣來投身于政治活動。”[7]對于窮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計問題。我國許多村莊，經常出現要么由于農忙，要么由于絕大多數青壯年外出務工而導致村民自治無法正常開展的現象。其次，民主選舉，民主集會，相關信息的上傳下達，都需要一定的場地、交通、通訊方面的物質設施作為后盾。我國許多農村落后地區，交通不便，通訊不發達，召集村民集會非常困難，使得這些地區的村民民主政治大打折扣。與經濟落后的村相比，“在經濟程度發展較高的村，選舉的民主程度，村務決策的民主程度，以及民主管理和監督的程度均要高”[8]。這充分說明了“民主轉變需要一定的經濟發展作為條件”[1]。最后，“三農”問題妨礙我國民主政治的溫床———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民主政治依賴于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既得到理論的支持，也得到事實的支持。”[1]但是直到今天，我國許多農村地區還處于自然、半自然的經濟狀態之中，那些地區農民養牛為耕田，種糧為吃飯，市場發育水平低下。農村的這種市場發育現狀，顯然很不適于民主政治的發展。

　　同時，也只有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后，法治國家才有可能。法治不等于按照法律條文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真正的法治國家是一種政治文化成果，一種從傳統中衍生出來的政治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一種民主、公正、自由的政治文明秩序。”[2]西漢時期司馬遷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只有豐衣足食，道德原則才可能得到固守，法律準則才可能得到尊崇。而“在極端貧困的條件下，必須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9]。因此，我國農村的貧困問題確實是建設法治國家的一大障礙。同樣，法治的推行也離不開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的經濟活動者希望通過公正合理的規則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爭端。社會的這種需要是法治發展的強大推動力。所以，我國農村低下的市場發育狀況，也極不利于我國推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

　　2.“三農”問題削弱我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社會基礎。

　　“民主依賴于一個壯大的市民社會”[10]，“只有在具備發達市民社會時，法治國家才有可能。”[11]因此可以說，市民社會(或稱公民社會civilsociety)是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根基。“我們把公民社會當做是國家或政府系統，論文格式以及市場或企業系統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間關系的總和，它是官方政治領域和市場經濟領域之外的民間公共領域。”[12]市民社會以中產階層為主導階層，以現代民間組織為載體。中產階層是指社會資源占有上既不屬于社會上層，也不屬于下層而是處于兩者之間的社會分層群體。在轉型社會中，中產階層以市場為舞臺，崇尚公民文化(以倡導公平正義，崇尚民主，尊崇法治為中心內容)，對權力腐敗和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他們渴望社會為自己提供公平合理的競技規則和寬松的奮斗環境，以充分展示自我和實現個人的奮斗目標，所以，民主和法治是他們最希望看到的兩樣東西。在民主和法治體制建立起來后，他們又成為自覺維護這一體制的主力軍。由中產階層組成的現代民間組織是一種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民間社團。這些社團的健康發展，成為崇尚民主法治，伸張公平正義，抑制權力濫用，擠壓黑惡勢力，維護社會安定和諧的重大社會力量。因此，“政府部門與公民社會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合作管理，是實現民主政治的關鍵所在。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礎。”[12]我國“三農”問題的長期存在，嚴重影響了我國中產階層的正常發育(目前我國中產階層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3%[13]，是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今天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仍處于由傳統的金字塔型向現代橄欖型過渡的初期階段)，極大地限制了我國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根基———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從而嚴重抑制了我國民主和法治的進程。

　　3.“三農”問題削弱我國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文化基礎。

　　民主和法治不僅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且是文化發展的產物。論文網因為“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4];“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組織原則，如果沒有其得以運營的社會根基和缺少賦予這些制度與組織原則以真實生命力的現代心理基礎，也會變成一堆廢紙或導致畸形發展[15]。”列寧曾就文化落后對蘇維埃實現民主的制約作用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蘇維埃政權在原則上實行了高得無比的無產階級民主，對全世界作出實行這種民主的榜樣，可是這種文化上的落后卻限制了蘇維埃政權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復活。說起來蘇維埃政權是全體勞動者都可以參加的，做起來卻遠不是人人都能參加。”[16]基于這種現狀，列寧作出了振聾發聵的論斷：“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不識字就不可能有政治。”[17]這些說明了民主化和法治化要能夠順利推進，公民除必須具備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外，還必須具備相應的民主意識、民主知識、民主習慣及法治意識和法律習慣。也就是說，科學文化的普及，崇尚民主，尊崇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勃興，民主理念和法治精神才能較容易地內化為人們的主體意識，國家實行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國才具有現實可行的文化和心理基礎。

　　我國由于“三農”問題的長期存在，農村地區人們思想文化水平整體上偏低，民主法治觀念淡薄;官本位，家長制及大男子主義現象在一些農村地區還相當普遍。這種文化土壤極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生長和發展。由此觀之，“三農”問題不但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解決“三農”問題，不但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需要，而且還是加快我國政治發展的需要。

　　三、解決“三農”問題，促進我國政治發展

　　多年以來，“三農”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一個重點、熱點問題。理論界就如何解決“三農”問題進行認真而嚴肅的探討，提出了許多解決“三農”問題的具體措施，比如廢除戶籍制度，加大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力度，減輕農民負擔，等等。這些措施很有針對性，當然很重要。但是，我們知道，“三農”問題本質上是一種城鄉綜合癥，只有綜合城鄉統籌，才能收到解決“三農”問題的效果。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切中了“三農”問題的要害，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科學原則和指導思想。城鄉統籌，就是通過調控和規劃，建立起城鄉之間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機制，因地制宜，實現城鄉優勢互補，達到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目的。城鄉統籌的特點是城鄉一盤棋，進行整體的統籌和規劃。優點是整體和局部相統一，戰略和戰術相結合，避免了以往解決“三農”問題的實踐中出現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端。城鄉統籌還是個動靜結合的過程。靜，是指推進城鄉改革的戰略決策不能動搖;動，指城鄉統籌過程中情況千變萬化，應根據實際情況對具體的規劃做適當調整。在這方面，鄧小平有過精辟的論述：“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但他又強調：“對的就堅持，不對的就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18]鄧小平的這一處理城鄉之間矛盾的深刻的辯證法思想是我們進行城鄉統籌時必須遵循的原則。目前，由于城鄉差距仍在拉大，城鄉統籌的重點應該是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當然，這當中包括廢除戶籍制度，加大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力度，減輕農民負擔，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改革農村土地經營方式，建立城鄉統一的市場、就業、醫療、教育、保險等具體措施。通過城鄉統籌逐漸解決“三農”問題，為我國民主和法治賴以發展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基礎開拓廣闊的市場。

　　綜上所述，“三農”問題限制我國大多數公民民主參與的經濟能力，制約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妨礙我國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阻礙我國公民社會的勃興，限制我國公民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上崇尚民主、尊崇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弘揚，降低民主理念和法治精神內化為人們主體意識的可能性，從整體上削弱我國政治發展所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基礎。通過城鄉統籌解決“三農”問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夯實公民參政議政的經濟基礎，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發展中產階層，培育公民文化，壯大市民社會，優化我國政治發展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是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動我國政治健康發展的關鍵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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