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技術與網約工抗爭的消解

　　摘　要：平臺經濟的蓬勃發展催生出數量龐大的網約工群體，平臺用工中普遍存在“高監管和低反抗”并生的矛盾現象。通過對外賣行業用工模式的田野調查，發現平臺用工中暗含的互聯網技術對網約工的抗爭行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抑制性效應。具體體現為：通過依附機制使勞動者將勞動規則內化，并識別和培養忠誠的勞動力;通過分化機制在勞動者內部制造個人主義和競爭，從而削弱集體凝聚力和集體行動能力;通過屏障機制轉移平臺責任和勞資矛盾，避免面對面的溝通，最大限度地減少反抗的形式和可能性。互聯網技術在給勞動者帶來互聯網紅利的同時，也成為資本消解工人抗爭的有效工具。

　　關鍵詞：互聯網技術;網約工;工人抗爭;外賣騎手;技術去權

　　一、問題的提出

　　2015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2015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隨著“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深入推進，平臺經濟作為一種更具開放性、兼容性、產業融合性和市場靈活性的新經濟形態[1]，正在席卷各個產業領域。以滴滴出行為代表的網約車平臺、以美團外賣為代表的餐飲配送平臺、以好廚師為代表的私廚平臺等互聯網平臺先后出現，成為平臺經濟中的重要驅動力量。各大平臺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一個新型就業群體——網約工，即按照互聯網平臺的信息預約提供勞動的勞動者[2]。

　　網約工論文投稿刊物：《中國勞動》(月刊)是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中國勞動學會主辦的勞動類刊物。本刊以宣傳勞動保障理論、政策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在全國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成功的改革經驗，研究社會經濟發展中帶有普遍性的勞動和社會保障問題為己任;以改革理論與操作性問題研究、政策研究、工作研究為主要內容;堅持研究宏觀勞動問題與微觀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并重的原則。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8億人，其中提供服務者人數約7800萬人，同比增長4%[3]1。平臺經濟的蓬勃發展帶來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數量龐大的網約工則成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網約工的工作更是成為保障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關鍵力量。作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悄然興起的新職業，網約工在工作時間、工作空間、勞動方式與勞動關系上與傳統勞動者相比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工作時間來看，網約工采取的都是線上接單、線下服務的工作形式，上下線理論上全由勞動者自由決定，工作時間脫離于資本的掌控。

　　從工作空間來看，網約工提供的都是按需勞動，其工作場所隨消費者的變化而變化，勞動過程遠在資本的視野之外[4]2。從勞動方式與勞動關系來看，網約工雖然仍然是通過體力勞動的方式獲取收入，但又是按照互聯網平臺的信息預約提供勞動并受到平臺的管理，其與平臺的勞動關系難以認定。正是因為這些新變化的存在，網約工的勞動問題在近年來受到了學者們的密切關注和熱烈討論。綜合來看，相關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勞動關系研究和勞動過程研究。前者以法學界為主，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網約工勞動關系的認定及其規制路徑，并形成否定說、肯定說、難以定性說三種觀點[5]。

　　后者以社會學界為主，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網約工勞動過程中的控制與抵制。與法學界眾說紛紜的局面不同，社會學者關于網約工勞動過程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相關研究發現，無論是互聯網家政平臺，還是網約車平臺，抑或外賣平臺，在用工中都普遍存在“高監管和低反抗”并生的現象。[6-9]本文意在關注這一現象。以外賣行業為例，許多研究發現，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表現出高度監管的特征，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平臺借助互聯網技術手段對騎手進行三重空間監控(平臺-代理商-消費者)，從而實現對騎手的“超視距管理”;第二，平臺通過經濟懲罰和等級激勵對騎手進行規訓，從而使騎手成為“合格”的勞動力;第三，平臺采用大數據收集和分析手段，將騎手的勞動過程納入一切可以計算的程度，從而實現對騎手的“數據化控制”[10.11]。

　　不少研究又發現，騎手雖然在勞動過程中摸索出不少反抗方式，如聯合其他騎手、拉攏站點管理者和搞定消費者等[4]58，但抗爭性在其中表現得并不明顯[8.10]。或者說，騎手的反抗并不是指向勞資關系的重新平衡，更多是矛盾轉化和自我消化[9]51。通常情況下，高度的監管可能引發工人較為激烈的反抗行為[9]4。然而在平臺用工中，卻出現了“高監管和低反抗”并生的現象。網約工何以不抗爭，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對網約工抗爭的抑制性效應，本文試圖通過細致地剖析外賣行業的用工模式以及外賣騎手的勞動案例來初步詮釋與分析這些問題。

　　二、文獻綜述

　　(一)策略運用與抗爭的成功

　　席爾瓦(Silver)曾指出，“資本到哪里，沖突就到哪里”[12]。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由于在全球生產體系和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結構性弱勢，客觀上不利于保障工人的利益再分配地位，再加上激烈的區域性競爭和不完善的地方治理體系，工人的合法利益無法完全得到有效保障，勞資沖突與工人的抗爭自然不可避免[13]。

　　然而，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工人通過抗爭爭取合法權益時，還存在經濟成本與政治風險[14]，這又使得工人抗爭成功的情況并不多見。正是因為如此，少數抗爭成功的案例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學者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工人是如何抗爭成功的?圍繞這一問題，許多學者根據不同的案例得出了各自的見解。比如王倫剛基于“太太討薪隊的故事”的分析，指出工人的非正式利益抗爭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社會輿論首先賦予了這種抗爭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接著政府順從了社會輿論并確認了法律正當性，最后企業在三種力量的圍攻下，用還錢的方式，承認了工人非正式利益抗爭的正當性，“打發”了工人[15]。又比如吳同和文軍以上海SNS企業工人兩次依法維權的行動為例，提出工人抗爭的成功得益于采取的“自我組織”與“遵紀守法”的策略。這兩種策略既為抗爭提供了組織保障，又為抗爭提供了行動合法性[14]。

　　他們認為該企業工人的抗爭是一種運用國家正式制度和規則，依照地方政府的治理邏輯，將經濟利益最大化、政治風險最小化的抗爭方式，也是一種在中國制度環境下較優的抗爭方式。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全面普及，不少學者又發現，以互聯網為主的信息通信技術也與抗爭策略相結合，成為工人抗爭的有效組織動員手段。李琪通過對2011-2012年間172個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的分析，發現有超過半數的個案是通過微博以圖片、視頻的形式傳播的[16]。汪建華通過對珠三角三廠罷工事件的考察，發現現代信息通信技術作為動員的中介，對工人的認知形塑和集體抗爭時的內外溝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動員作用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認知與情感動員提升參與意愿，組織動員確保運動有序高效，動員外部力量以避免鎮壓，示范動員以供經驗借鑒[17]。

　　(二)中介變量與抗爭的消解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勞資關系有時候固然緊張，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作場所并沒有爆發經典馬克思主義預言的激烈的工人抗爭。新聞媒體熱衷于抓住罷工事件進行追蹤報道，反而從反面說明這種抗爭形式并不是工人回應資本剝削的行為常態[18]。因此，學者們關心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工人為什么不抗爭?關系視角在回答這一問題上最具中國特色，最早是沈原和周瀟對建筑工的研究將“關系”這一中國社會特有的概念引入其中。他們的研究發現，建筑業工人與工人、工人與管理者之間普遍存在著親戚、朋友、老鄉關系。

　　這種建立在關系網絡基礎上的“關系霸權”是一種獨特的生產政體，一方面實現了對工人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也對管理者形成了一定的約束。這樣的關系網絡是一種有力的控制資源，能夠保證建筑工地的基本生產秩序，甚至促使工人積極投入對自身的剝削之中[19]。汪華和熊銳對服務業工人的研究同樣發現，中國社會所特有的關系網絡在消解工人抗爭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能夠從關系網絡中獲益的工人對資方有較強的認同感，資方則利用這種關系網絡培育忠誠、約束不滿以及保障穩定[18]。

　　技術視角則是隨著“網絡社會”的到來新出現的視角，其基本的思路是互聯網技術對工人的賦權，使得工人的勞動自主性、工作選擇權和市場能動性提升，自我主導能力增強，從而消減了工人的不滿。在這一視角下，互聯網技術既可以是抗爭動員的中介變量，也可以是抗爭消解的中介變量。李超海認為，互聯網技術為網約工提供了新的社會流動通道，賦予了網約工更多的職業選擇權、流動權以及勞動決定權、自主權。在這個過程中，網約工的職業倦怠感、收入不穩定、社會保障不確定等，因技術賦權帶來的低成本職業轉換、相對勞動自主性、新業態從業滿足感而消減，從而消解了網約工的抗爭意識和集體性行動基礎[13]。

　　三、技術的力量：三種抗爭消解機制

　　平臺經濟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普通民眾方便快捷的生活，也創造了上市公司光鮮亮麗的市值。這些美好繁榮景象的背后，離不開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最新信息技術提供的科技支撐，也離不開千千萬萬底層勞動者的辛苦勞動。然而，互聯網技術帶來的不僅僅是美好生活和億萬財富，還有對底層勞動者的壓迫與剝削。2020年9月，《人物》雜志刊登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刷屏社交網絡，該文反映了平臺算法系統和騎手實際工作之間的大量沖突。不過，少有人注意到的是，互聯網技術在給人帶來壓迫和剝削時，也在暗中巧妙地消解著工人的抗爭。本部分將借助外賣行業的田野資料，來展示互聯網技術在消解網約工的抗爭中所蘊含的巨大效果，這些效果具體體現在平臺借助于互聯網技術而形成的依附機制、分化機制和屏障機制。

　　四、結論與討論

　　當前，中國正處于互聯網平臺經濟勃興的階段，《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為32828億元，比上年增長11.6%[3]1。平臺經濟的蓬勃發展催生出數千萬的網約工群體，由此帶來的勞動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密切關注和熱烈討論。其中，一個有意思的發現是，平臺用工中普遍存在“高監管和低反抗”并生的矛盾現象。

　　本文通過對外賣行業用工模式的考察進一步發現，“高監管和低反抗”并生之所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互聯網技術對網約工抗爭行動的潛在消解作用。具體的消解機制體現為：通過依附機制使勞動者將勞動規則內化，并識別和培養忠誠的勞動力;通過分化機制在勞動者內部制造個人主義和競爭，從而削弱集體凝聚力和集體行動能力;通過屏障機制轉移平臺責任和勞資矛盾，避免面對面的溝通，最大限度地減少反抗的形式和可能性。在工人抗爭研究中，一個被多數人所接受的觀點是，互聯網技術的遠程傳播能力和橫向連接能力，有助于提升工人的抗爭意識和抗爭能力，進而有助于實現大規模的集體抗爭。在平臺經濟興起之后，又有一種新的觀點認為，互聯網技術對工人勞動的賦權，有助于消解網約工的抗爭意識和集體性行動基礎[13]。

　　本文則進一步指出，互聯網技術對網約工的抗爭行動的確存在消解作用，但這種消解不僅僅是通過正向的技術賦權，也有可能是逆向的技術去權。這是因為互聯網技術的使用者和獲益者并非只有工人，技術的運用是階級化的。互聯網技術的接入可及性差異雖然已有所緩和，但運用差異始終存在并且逐漸擴大。不可否認，互聯網技術對工人抗爭過程的賦權以及對工人勞動的賦權的確存在。

　　當QQ、微信、微博等信息通信技術被工人熟練運用，工人在抗爭時確實可以利用這些技術形塑認知、加強內外溝通、提升組織化能力。當工人通過手機應用程序成功接入平臺，也的確可以從中獲得新的工作機會、提高個人收入、分享到互聯網紅利。然而，當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更先進的信息技術被資本廣泛運用，資本則可以利用這些更先進的技術，暗中巧妙地消解工人的抗爭。這是資本對工人抗爭過程的逆向技術去權。有學者指出，平臺經濟并非像平臺資本所宣稱的那樣，代表著一種參與經濟文化和新的民主形式[32]，相反，其中潛藏著工人與平臺的結構性矛盾，這就必然會導致工人對平臺的集體抗爭行動[27]。本文對此并不樂觀。

　　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工人與平臺的結構性矛盾固然存在，但平臺用工中暗含的信息技術對網約工的抗爭行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抑制性效應。這種抑制性效應不像“算法管理”“數字控制”等方式那樣直接和顯性，而是間接的和隱性的。互聯網技術對抗爭的潛在消解作用，再加上工人的高流動率和管理者的反動員策略[27]，共同阻礙了網約工的集體團結和抗爭行動，導致了平臺用工中“以個體妥協式行動為主”的局面以及“高監管和低反抗”并生的現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平臺經濟的浪潮以橫掃一切的氣勢撲面而來的今天，互聯網技術對網約工抗爭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并不意味著平臺用工中結構性矛盾的消失。恰恰相反，這意味著平臺對結構性矛盾的掩蓋。此時，我們對網約工生存樣態和勞動境遇的關注就顯得尤為必要。據此，我們將得以窺見未來工人抗爭的可能方向，并深刻理解資本與互聯網技術的結合及其對勞動的改變將會把勞動者帶向何方。

　　參考文獻：

　　[1]王文珍，李文靜.平臺經濟發展對我國勞動關系的影響[J].中國勞動，2017(01):4-12.

　　[2]王全興，王茜.我國“網約工”的勞動關系認定及權益保護[J].法學，2018(04):57-72.

　　[3]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R].北京：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2020.

　　[4]沈錦浩.互聯網平臺經濟下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D].上海：華東理工大學，2020.

　　作者：沈錦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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