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區設立與企業污染減排

　　摘要：基于1998—2012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跨庫匹配數據，利用漸進雙重差分法評估開發區設立的環境效應。研究發現，開發區通過政策效應和集聚效應顯著降低了區內企業污染排放強度，且這一結論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中依然成立。通過探究企業污染減排的內在機制，發現企業主要通過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實現污染治理，設立開發區后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污染處理能力及研發水平都得到顯著提高。此外，設立開發區能夠促進區內企業加快綠色轉型，區內環保企業數量大幅提升。異質性分析表明，東部地區、大規模城市的環境治理成效更為明顯;高技術行業和國有企業實現了更多的污染減排;開發區整頓清理后環境治理效應得到進一步提升;但相比省級開發區，國家級開發區并未體現出更好的減排效果。

　　關鍵詞：開發區政策;產業集聚;環境效應;漸進雙重差分

　　自1984年設立開發區以來，開發區在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優化產業結構、擴大對外開放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開發區作為工業生產活動的主要聚集地，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重點關注區域。設立開發區能否激勵企業積極進行綠色創新、推動企業污染減排成為當下亟須研究的重大課題，對開發區設立所產生的環境效應進行研究能夠為中國污染防治攻堅戰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政策參考。已有大量學者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面對開發區設立的經濟效應進行評估，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然而，開發區作為中國最典型的產業集聚區，對開發區環境效應進行評估的研究卻較為匱乏。

　　近年來，一些研究雖然嘗試對設立開發區所產生的環境效應進行評估，但由于宏觀數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現有研究所得結論存在較大差異，且過去囿于企業層面污染排放數據一直難以獲取，鮮有文獻將開發區環境績效的評估拓展至微觀企業的污染治理和綠色技術改進等關鍵問題，難以厘清環境污染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利用1998—2012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跨庫匹配數據，采用漸進雙重差分法研究了開發區設立對區內企業污染減排的影響，并對其中的機理做深入探究。本文的研究結論能夠為更好地推動開發區建設、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雙贏提供新的政策參考。

　　一、理論分析與假說提出

　　開發區作為國家或地方政府設立的特定區域，對地區經濟增長、勞動就業、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開發區內的企業能夠享受到一系列的優惠措施如稅收減免、財政補貼、土地使用優惠等，與其他區域相比擁有更多的特殊政策待遇[1][2]。

　　一方面，政府的稅收減免和土地使用優惠等措施可以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降低企業創新活動的邊際成本，激勵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另一方面，政府的財政補貼直接增加了企業資金來源，為企業再投資和研發活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會獲得更多的補貼資金，有利于企業購置清潔設備，更新和改進排污設備，不斷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實現綠色生產[3]。

　　此外，開發區設立后，政府往往會通過大規模的投資對開發區內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進行完善，這為企業綠色創新活動提供了堅實基礎，加上開發區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對區內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鼓勵性政策、企業產權保護等制度安排，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的動力明顯增強。除了開發區相應優惠政策所帶來的政策效應外，開發區設立還有助于產業集聚的形成，通過集聚效應能夠提高開發區內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首先，開發區能夠促成大量同類型或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的集聚，企業空間距離的縮短有助于發揮產業聚集的規模效應。開發區內企業通過共享原材料、中間投入品、勞動力及商品市場等，能夠降低企業生產和運營成本。經濟利益的提高使得更多資源得以投入到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研發活動中[4][5]。此外，經濟活動的聚集和專業化分工還有利于開發區企業能源利用率的提高、治污設備的改造升級和規模化的污染處理[6]。

　　其次，產業集聚會帶來技術創新和溢出效應，進一步提升了開發區內企業創新資源的可獲性。企業環境績效的持續改進離不開技術進步和技術外溢。設立開發區能夠吸引大量優質的內外資企業在開發區內聚集，有利于提升企業間交流互動的頻率，發揮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開發區內企業的技術擴散、知識溢出及開發區內的資源循環利用模式有助于促進區內污染減排[7][8][9]。特別是高科技行業和外資企業所帶來的環保理念、高層次人才及先進技術，能夠帶動區內企業從事清潔生產活動，從而提升綠色經濟效率。最后，開發區強化了企業間的競爭壓力。

　　一方面，企業間競爭壓力能夠有效激勵企業加大綠色研發投資，持續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另一方面，通過區內企業互相追趕的競爭態勢有利于加速開發區內企業綠色技術學習和知識溢出，提升企業環境績效。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成為經濟轉型期亟待探討的重大課題。企業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企業的綠色轉型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綠色轉型過程中需要購置環保設備，其綠色創新活動也依賴于對現有設備的改造升級，加上轉型過程中必要的經營模式調整、員工培訓支出、環保項目投資等，企業綠色轉型將面臨較高的轉型成本。

　　與此同時，企業綠色轉型的經濟效益顯現時間較長，短期內將使企業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進而對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影響，甚至威脅到企業的生存。因此，雖然長遠來看，企業綠色轉型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由于企業綠色轉型的前期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企業自發進行綠色轉型的激勵明顯不足[10]。對于開發區內的企業來說，首先，政府的稅收減免、財政補貼、土地使用優惠等優待措施能夠直接或間接緩解企業綠色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成本壓力，從而降低企業綠色轉型風險。在政府更多資源供給紅利下，開發區內企業實施綠色轉型戰略的動力顯著增強[11]。其次，企業擁有更多資源、期望收益越高，越有利于塑造企業綠色轉型價值觀[12]。

　　在綠色轉型價值觀導向下，企業內部能夠逐步形成系統化的綠色管理制度，使得企業的綠色生產成為常態化、制度化活動，這有利于加速企業綠色轉型進程。最后，在開發區優惠政策吸引下，也會有更多企業尤其是高科技和環保企業入駐本地開發區。開發區內大量優質內外資企業的聚集，企業間綠色生產方式、環保技術的交流，為區內企業的綠色轉型提供了經驗。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H1：開發區設立的政策效應和集聚效應能夠降低企業污染排放強度，企業主要通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實現污染減排。H2：設立開發區能夠有效激勵區內企業進行綠色轉型。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1998—2012年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參照Brandt等[13]、聶輝華等[14]的處理方法將兩個數據庫進行跨庫匹配形成面板數據，并對原始數據的異常值作了如下處理：(1)刪除開業時間早于1949年的企業;(2)刪除從業人數少于8人的企業;(3)刪除工業總產值、固定資產、負債總額、主營業務收入小于0的企業;(4)刪除固定資產大于總資產的企業;(5)刪除其他缺少重要變量以及不符合一般會計準則的企業;(6)剔除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煙塵和粉塵排放量為負數或0的企業。城市層面控制變量主要來自1999—2013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基于企業所在城市行政區劃代碼，本文將上述企業層面微觀數據與城市層面數據合并，最終形成1998—2012年間涵蓋299個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數據。

　　(二)模型設定和變量說明

　　企業層面控制變量包括：(1)企業規模，采用企業總資產來表示，取對數計入方程。(2)企業年齡，采用企業當年所處自然年份減去企業開業年份加1來度量。(3)融資約束。采用應收賬款占資產總額比重來測算。(4)資產收益率，采用營業利潤總額占資產總額比重來衡量。

　　城市層面控制變量包括：(1)經濟發展水平，采用GDP平減指數處理后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來表示，取對數計入方程。(2)人口密度，利用城市人口總數與轄區總面積比值來度量，取對數計入方程。(3)城市化水平，以城市非農業人口占年末總人口比重來衡量。(4)教育水平，以高等學校在校生數與城市年末總人口數比值來測度，取對數計入方程。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報告了開發區設立對區內企業污染排放強度影響的基本回歸結果。在控制城市和企業層面影響因素后，第(1)列回歸結果顯示mt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設立開發區后區內企業污染排放強度明顯降低。為控制企業本身及宏觀因素系統性變化帶來的影響，本文逐步加入企業、省份∗年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報告在第(2)列、第(3)列，結果顯示開發區設立依然顯著降低了企業污染排放強度。

　　由于企業所在行業尤其是細分行業的變化會對結果造成影響，本文進一步加入三位數行業固定效應，結果報告在第(4)列。同時，為剔除兩位數行業隨時間變化對回歸結果帶來的干擾，本文控制了兩位數行業∗年固定效應，結果報告在第(5)列。本文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和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較為穩定，說明設立開發區所產生的政策效應和集聚效應能夠有效促進區內企業積極進行污染治理，提升企業綠色環境績效，基準回歸結果證明假說1成立。

　　(二)假設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雙重差分法能夠有效識別因果關系的重要前提是平行趨勢假設成立，即在開發區設立之前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污染排放強度趨勢需保持一致。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還通過以下多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1)更換被解釋變量。參考彭倩和干鎧駿[15]等文獻對企業污染排放強度的測度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構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2)剔除極端和異常值。本文對企業污染排放強度最高和最低兩端各2.5%的極端值樣本進行剔除，并且由于2010年企業污染排放數據中存在的問題可能對估計結果造成影響，本文也對剔除2010年數據后的樣本進行重新檢驗。

　　(3)排除其他政策干擾。雖然各批次開發區設立時間不同，但中國大規模設立開發區主要集中在2006年。在2006年前后實行的排放權交易試點以及兩控區政策極有可能干擾到本文研究結論。為此，本文分別加入排放權交易試點、兩控區等政策虛擬變量和政策時間的交互項進行檢驗。(4)標準誤的處理。企業內可能存在組內相關，因此本文將標準誤聚類到企業層面。上述多種檢驗方式所得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說明本文結論較為穩健，開發區設立能夠推進區內企業減排、實現綠色發展。

　　四、機制分析

　　上述理論分析和基準實證結果表明開發區設立產生了正向的環境效應，開發區內企業憑借政策優勢和集聚效應實現了污染減排。為進一步厘清企業污染減排的機理，本文結合企業研發及能源利用等情況進行分析。參考一般文獻做法，本文選取企業單位煤炭消耗的產值來代表能源利用率，利用廢氣治理設施數∗單位廢氣治理設施處理能力(標立方千米/時)表示企業的廢氣處理能力，利用廢水治理設施數∗單位廢水治理設施處理能力(噸/日)表示企業廢水處理能力，以企業研發費用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來衡量企業研發狀況。

　　開發區作為國家或地方政府設立的特定區域，能夠促成大量同類型或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的聚集，開發區內大量優質內外資企業間要素的流動共享、專業化的分工有利于內部資源循環利用、先進技術的擴散及更快的知識溢出，因此第(1)-(3)列所示，開發區設立能夠顯著提高企業能源利用率，促進企業廢氣及廢水處理能力的進一步提升。

　　同時，開發區為吸引企業入駐而提供的優待措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尤其是創新的邊際成本，增強了企業研發動力，因此，開發區企業會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研發活動中，如第(4)列結果所示，設立開發區后極大提高了區內企業的研發水平。

　　為探究開發區設立是否會推動更多的企業從事節能環保活動，提高企業環境績效。本文按照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方案中確定的11個重污染行業，將企業所在行業劃分為重污染行業和非重污染行業;將企業主營業務中為“脫硫裝置設備制造”、“環保設備制造”等明確可以看出從事節能環保活動的企業納入環保產業的統計中。本文將企業從重污染行業轉向環保產業的行為定義為企業綠色轉型，設置企業綠色轉型虛擬變量，并利用Logit模型對此進行估計。

　　從第(1)列結果來看，開發區內企業有更高的意愿從事節能環保活動，因此開發區設立后有更多的企業從重污染行業轉向環保行業，開發區政策進一步加速了企業的綠色轉型。此外，開發區吸引了大量優質的內外資企業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的聚集，特別是高科技行業和外資企業所帶來的環保理念、高層次人才及先進技術，一定程度上也帶動開發區內企業從事節能環保活動。因此如第(2)-(3)列所示，開發區設立后區內非重污染企業和環保企業數量明顯增多。

　　五、拓展討論：異質性分析

　　(一)區域異質性

　　開發區環境效應會因為區域的不同存在差異，為此，本文在基準模型基礎上加入mt與開發區特征變量的交乘項，構建三重差分模型對異質性進行討論。東部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在基礎設施、法制建設、科技創新實力和要素占有等方面普遍優于中西部地區，因此東部地區企業得益于更多的政策優待，更有動力積極推進環境治理。

　　本文按照企業注冊地所在城市將樣本劃分為東、中、西部地區，設定東部地區虛擬變量area為1，第(1)列mt∗area系數估計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設立開發區產生的環境效應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開發區設立對東部地區企業環境治理的激勵效應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企業，因此，東部地區企業污染減排更多。開發區所在城市規模大小也是影響地區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本文根據1989年設定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將樣本劃分為大規模城市與非大規模城市，①設置大規模城市虛擬變量size為1。第(2)列交互項結果顯示，大規模城市開發區內企業的污染治理更有成效。

　　一方面，大規模城市由于經濟總量大往往能夠調動更多的社會經濟資源[16]，這為開發區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扎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大規模城市對優質內外資企業和高層次人才的吸引有助于企業間先進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極大推動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

　　六、研究啟示

　　本文為開發區的正向環境效應提供了來自微觀企業層面的證據支持，研究結論具有重要啟示。

　　首先，開發區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在推動地區環境治理方面成效顯著，應進一步健全完善開發區運行機制，充分發揮開發區設立優勢，促進開發區優化升級，通過政策優惠等激勵方式進一步引導開發區內企業從事清潔生產活動、實現綠色轉型。

　　其次，在開發區優惠政策基礎上要不斷強化開發區的集聚效應，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開發區 內企業間的要素共享和互動交流，通過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進一步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避免企業過度依賴資金補貼等財政手段而失去競爭力，充分發揮集聚的可持續效應促進開發區企業長效發展。

　　最后，雖然開發區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實現了污染減排，但開發區設立的環境效應存在顯著異質性，因此，中國開發區設立還應當充分考慮不同地區、行業及企業的發展階段和實際經濟特征，因地制宜、有針對性地推動開發區內企業環境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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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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