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影響因素及供需匹配研究

　　[摘要]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嚴峻，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供給出現短缺，延遲退休政策被提上議程，老年人的人力資源再開發成為緩解社會壓力的良策。從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方——低齡老年人、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用人單位兩個角度出發，運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借鑒CHARLES數據庫設計問卷，對北京、天津、濟南三地展開調研，發現超四成低齡老年人有意愿再就業，再就業意愿與年齡、累計工齡為負相關關系，與經濟壓力、退休前年薪、健康狀況和社會適應性等為正相關關系。再就業的低齡老年人中，普遍存在渠道狹隘、待遇降低、保障不健全等問題。此外，老年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并不匹配，企業對老年勞動力的需求遠低于供給。

　　[關鍵詞]低齡老年人;老年人再就業;老年人力資源

　　一、問題的提出

　　(一)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低齡老年人界定為年齡在60～69歲之間的老人。他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身體尚好，頭腦比較清醒;第二，經濟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理;第三，主要與配偶及未婚子女一起居住;第四，一般不甘寂寞，需要活動場所和參與機會，再就業愿望強烈。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民眾價值觀發生了變化，丁克家庭不斷增加，人口出生率降低，年輕人口占我國人口總數的比重逐漸降低，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重不斷提高。早在2000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的人口就已經達到了總人口數量的10.33%，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8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有24949萬人，占總人口的17.9%;2019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5388萬人，較2018年增加439萬人，占總人口的18.1%①。

　　中國在仍是發展中國家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經濟發展必將受到影響。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全方位社會養老制度，而中國養老保障的負擔正日益加重。勞動年齡人口每年以三四百萬的速度下降，而每年達到退休年齡的新增人口近千萬，中國養老金支付面臨壓力。2018年，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支出達47550億元②。同時，老年人醫療衛生消費支出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據測算，我國老年人消費的醫療衛生資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此外，在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下，人口老齡化導致家庭養老負擔變重，代際矛盾也在隨之加深。

　　(二)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必要性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為了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2019年，全國政協委員白巖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建議啟動老年就業市場。他指出，有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在退休后愿意繼續工作，建立老年就業市場不僅能減輕年輕人負擔，還能補貼老年人生活。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老年人口問題，在國家層面來說是出于減少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治理的影響及維持養老體系的可持續性;在人民層面來說，是為了提高我國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2012年我國《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研究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此項頗具爭議的政策代表著現實國情與民眾意愿的交織變化。有研究指出，國民預期壽命的上升和總體人口身體素質情況的改進，使我國具備了實施延遲退休政策的基本人力資本條件。但是，當前我國的人口健康狀況及工作時間的年齡組別差異，成為阻礙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順利推行的因素之一[1]。與延遲退休頗受爭議相比，老年人自愿再就業不失為開發老年勞動力的一種更具彈性的措施。

　　結合低齡老年人群體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本國國情，本文將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形式分為三類：延遲退休、再就業和參與志愿服務。隨著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視線投到了低齡老年人力資源再開發的主題上。通過對日本提高退休年齡的就業效應進行研究，發現提高退休年齡對就業尤其是對青年人就業的擠出效應十分有限[2]。

　　在當下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口高齡化的背景下，研究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尤其是低齡老年人的文獻并不少，但大多是從人力資本、社會保障等宏觀的單方面視角出發，研究較多集中于區域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且以定性分析的研究為主，定量實證分析相對缺乏且對老年人再就業類型的探究和對老年人創業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結合宏觀和微觀雙層視角，重點探究低齡老年人再就業的意愿、類型、問題及影響因素，同時通過對企業的調研，分析勞動力市場對老年勞動力的需求狀況。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結合的研究方法，變量的選擇以對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HealthandRetivementLongitudinalStudy，簡稱CHARLS) 數據庫的分析為基礎。

　　(三)市場中的老年勞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凡是我國公民都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只限定了勞動者的最低年齡要求，并無年齡上限的規定。

　　可以說，我國法律賦予了老年人勞動的權利，他們的勞動權應該得到尊重。老年勞動力同年輕勞動力一樣，同屬于建設國家的勞動力，根據《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報告，至2014年，我國老年人的社會公益活動參與率和正式勞動就業率約為20%。潘靜靜和程承坪(2013)指出，截至2012年，我國離退休科技人員占全體科技人員總數的1/5，離退休教授、專家占全國在職高級技術職稱專家的50%[3]。

　　老年人重返職場能夠將自己多年來的關鍵技能、從業經歷、技術要領等傳授給年輕工作者。“退而不休”對于積極開發我國老年人力資源，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4]。當今社會中存在老年人再就業平臺少、再就業渠道少、再就業保障機制不健全等普遍現象。我國目前對于如何充分利用和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仍無明確的指導及規則，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整體上依然處于一種松散的狀態[5]。低齡老年人的再就業和延遲退休具有不同的性質，老年人再就業的工作時長、工資核算標準、社會保障應用等都需要根據具體問題進行調整。

　　二、低齡老年人再就業影響因子探究

　　本文對CHARLS數據進行了初步的回歸分析，希望能了解我國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大致狀況，并對本文模型的變量選取提供一定的參考。CHARLS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國45周歲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個人的高質量微觀數據，用以分析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推動老齡化問題的跨學科研究。其全國基線調查于2011—2018年分別在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調查訪問，其樣本已覆蓋總計1.24萬戶家庭中的1.9萬名受訪者①，因此，CHARLS的數據對本文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雖然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探究城鎮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的影響因素，但考慮到CHARLS與本文問卷的差異，我們嘗試用已達到退休年齡的城鎮低齡老年人目前的工作情況來模擬再就業意愿，選取性別、年齡、健康狀況等因素作為自變量。

　　本文采用二元選擇模型，即Logistic模型進行回歸，得到回歸方程為：y=0.888+0.085x1-0.011x2-0.019x3。(y代表目前工作情況;x1代表性別;x2代表年齡，為連續變量;x3代表健康狀況。)所有的系數均在統計上顯著;工作情況與年齡呈負相關、與健康狀況呈正相關，即老年人的年齡越大，健康狀況越差，目前仍在工作的可能性越小。

　　另外，x1的系數為正表示同等情況下，老年人中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工作。此模型的R2=0.0625，表明該模型的解釋力度不大，這可能與自變量的選取個數過少等原因有關，不過此次對CHARLS數據的嘗試分析仍對我們接下來的數據分析具有一定的意義。

　　本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制作了《城鎮低齡老年人的人力資源開發狀況問卷》，問卷結構分為五大模塊：人口學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居住地等;退休前工作狀況，包括職業、累計工齡、年薪等;目前個人狀況，包括身體健康、家庭壓力、經濟狀況、退休生活適應性等;再就業意愿及其原因;再就業狀況，包括工作類型、職業、年薪、獲取工作的途徑、工作待遇、工作中遇到的困難等。其中，退休老年人社會適應性量表為自編量表。

　　根據有關影響老年人社會適應性的影響因素研究，國外學者(Beveridge，1980;Atchley，1982;Braithwaite、Gibson，1987;Richardson、Kilty，1991)展開了一定的探討，他們認為主要因素包括教育程度、退休前的職業地位、健康問題、收入、婚姻狀態滿意度、對待退休的態度、有無退休準備以及能否保持退休前后各種資源水平等方面[6]。本研究對正式調研階段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量表包含15個問題，克倫巴赫α信度系數為0.802，量表的信度良好，具有較高的可靠性。

　　三、低齡老年人再就業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一)基本信息

　　調研共發放問卷302份，回收266份，應答率為88.1%。其中，109份來自北京地區，98份來自天津，59份來自濟南。有效問卷共262份，問卷有效率為98.5%。受訪者平均年齡為64.59歲。根據調查結果分析，受訪者“賦閑在家”的比例最大，為52.31%;以兼職、全職、自雇傭等形式參加再就業的受訪者占34.61%，實際再就業與意愿再就業的受訪者相差13.08%。調研結果顯示，受訪低齡老年人再就業途徑主要為自己尋找(44.93%)和親戚朋友介紹(30.43%)，職業中心、政府和社區的幫助作用較小。

　　一方面，職業中心和政府促進就業的措施主要針對的是較為年輕的未就業群體;另一方面，老年人更偏向通過自己的人際關系獲得工作機會。進入用人單位再就業的老年人，在福利待遇方面的水平明顯降低，甚至得不到基本的勞動保障。受訪者中，僅有26.09%的再就業老年人簽訂了合規的勞動合同與勞動協議，46.38%的再就業老年人沒有簽訂任何勞動合同與勞動協議。

　　除此之外，根據再就業的低齡老年人對工作待遇的感受，39.13%的受訪者表示待遇較退休前有所降低，并且存在福利與工資均降低的現象，有52.17%的受訪者表示待遇基本維持不變，僅有8.7%的受訪者表示待遇提升。再就業的受訪者在再就業過程中遇到的突出問題，除工資與福利保障方面的問題，“工作重、耗時長、壓力大”的問題占30.43%，“和周圍同事溝通不暢”則占17.39%。

　　老年人社會適應性中介了健康狀況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根據回歸分析結果，得知健康狀況與社會適應性得分均對再就業意愿有正向影響。將會影響到再就業意愿的年齡與累計工齡作為控制變量，社會適應性作為中介變量，在健康狀況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中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參照Preacher和Haler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在95%的置信區間下，中介檢驗的結果顯示，健康狀況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健康狀況對社會適應性的影響、社會適應性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均顯著，P值均小于0.05。

　　社會適應性中介效應顯著，Boot區間上下限均為負數。老年人社會適應性中介了退休前年薪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根據回歸分析結果，退休前年薪與社會適應性得分均對再就業意愿有正向影響。將會影響再就業意愿的年齡與累計工齡作為控制變量，社會適應性作為中介變量，在退休前年薪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中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

　　參照Preacher和Haler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在95%的置信區間下，中介檢驗的結果顯示，退休前年薪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退休前年薪對社會適應性的影響、社會適應性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均顯著，P值均小于0.05。社會適應性中介效應顯著，Boot區間上下限均為負數。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論，構建了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影響因素模型。探究出影響已達退休年齡的老年人再就業意愿的影響因素分別為年齡、累計工齡、退休前年薪、健康狀況、社會適應性、經濟壓力及教育水平。豐富老年生活的動機水平為調節變量，調節了教育水平對老年人再就業狀況的影響。老年人認為自己被社會歧視的認知水平作為調節變量，調節了經濟壓力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退休前年薪、健康狀況均以社會適應性作為對再就業意愿影響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顯著。

　　四、勞動力市場中低齡老年人供給與需求匹配程度分析

　　(一)供給方——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強烈根據調查結果，47.69%的受訪低齡老年人愿意再就業，比例較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低齡老年人勞動力市場上供給方較為積極。再就業的選擇是由多重因素決定的，除前文提到的前職業類型、退休前收入水平、家庭經濟壓力、身體健康狀況等，我們還通過開放式訪談的方式，搜集到258位受訪者的回答，并做出開放式編碼。

　　(二)需求方——企業對低齡老年人用工需求較低本文研究組分別在北京、天津和濟南三個地區對10家企業進行了訪談。接受采訪的企業涉及建筑、食品加工、電子產品、餐飲等多個領域，包含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多個企業。針對訪談結果，分析得出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用人單位對聘用低齡老年人的需求低。根據訪談結果，聘用過低齡老年人以及有過聘用低齡老年人想法的企業僅占30%。第二，政府促進低齡老年人再就業的措施較少。所有接受訪談的負責人都表示，不了解所在地區的政府是否采取了措施支持企業雇傭低齡老年人才以及組織相應的再就業培訓或制定相應的政策，或者直接給出“未采取相應措施”的否定答案。我國低齡老年人口再就業發展很不充分，這是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三，低齡老年人再就業過程中的情況不盡相同。低齡老年人的就業情況大體可分為兩類：技術人才的返聘和非技術人員的聘用。對于從事純體力勞動的老年人來說，企業往往只簽訂協議而不簽訂勞動合同。這在規范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待遇、保障等方面存在欠缺，勞動者從法律上無法享受正式員工的待遇;但對于技術型人才而言，各項協議合同完善，能夠享受正式員工甚至是超員工待遇。普遍來看，返聘的老年員工與其他員工相處較為融洽，不會因為年齡的代溝而發生矛盾，但高齡帶來的思維古板落后等現象，往往使得布置的任務無法較為出色完成。

　　五、城鎮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研究結果

　　(一)部分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強烈本文將低齡老年人的人力資源開發方式分為再就業創造經濟價值和參與志愿創造社會價值。研究發現，47.69%的受訪老年人愿意再就業，低齡老年人勞動力開發意愿較為強烈。而由于老年人自身素質和老年人就業市場條件等原因，受訪老年人實際再就業的比例為34.61%，與再就業意愿相差13.08%。除此之外，12.31%的受訪者選擇參與志愿活動，以幫助他人和奉獻社會來豐富老年生活。更有52.31%的低齡老年人自愿或非自愿地選擇賦閑在家，此結論與連茜平(2018)的研究一致，城市老年人更傾向于退休后不再二次進入勞動力市場[7]。

　　(二)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與年齡、累計工齡為負相關關系。退休老年人年齡越大、累計工齡越長，再就業意愿越低。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與退休前年薪、健康狀況和社會適應性為正相關關系。老年人退休前薪資水平越高，身體越為健康，則社會適應性得分越高，三者共同作用于更高的再就業意愿。經濟壓力與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意愿顯著相關，系數為正。經濟壓力越大，如有自身養老壓力或者需要補貼養育第三代，這部分老年人更加傾向于再就業。研究發現，受教育水平與婚姻狀況對再就業意愿的影響并不顯著，與多數研究的結論相悖。但以老年人發展興趣愛好的動機水平為調節變量，則教育水平對老年人目前工作狀況的作用顯著。

　　(三)老年人再就業環境通過對再就業的低齡老年人進行訪問研究，發現老年人存在再就業渠道狹隘的問題，受訪低齡老年人再就業途徑主要為自己尋找(44.93%)和親戚朋友介紹(30.43%)，職業中心和政府、社區的幫助作用較小。進入用人單位再就業的老年人，在福利待遇方面的水平明顯降低，46.38%的受訪者沒有簽訂任何勞動合同與勞動協議，權益得不到保護。除此之外，老年人再就業遇到的問題還有“工作重、壓力大”占30.43%，“和周圍同事溝通不暢”占17.39%。

　　(四)老年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通過對比調查問卷與訪談的結果，我們可以分析得出老年人想就業的程度和用人單位想招聘老年人的程度不匹配，將近半數的低齡老年人有再就業的需求和欲望，而想聘用低齡老年人的企業僅占1/5，需求遠低于供給。原因主要有相關扶植政策不夠完善、工作內容的特殊性與老年人自身的局限性、青年人口對崗位的競爭、特定地區風俗習慣的影響、對老年人存在歧視和偏見等。

　　六、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建議

　　(一)營造老年人平等就業風氣，改變社會偏見觀念積年累月的工作經歷賦予了老年人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分析問題能力，雇傭老年人所需付出的培訓成本較低，加之老年人在多年工作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人脈關系，這些都是寶貴的人力資本，年輕勞動者難以在短期內獲得。應當積極宣揚老年人力資源的優勢，引導平等就業的風氣，讓社會意識到人口老齡化的總趨勢，意識到老年人參與社會工作將成為新常態，以改變偏見觀念，形成平等包容的社會氛圍，減小老年人再就業的輿論阻力。

　　七、研究展望

　　對于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現狀、影響因素及供需匹配程度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首先，受制于現實因素，本文所選取的調研地點較為局限，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展研究地點，覆蓋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并將研究范圍擴大到鄉鎮。由于農村人口是我國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多數農村老年人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也使得這一群體對于就業的需求和意愿較高，因此研究農村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有著重要意義。

　　其次，未來的調查研究可以縱向擴展，對研究對象進行追蹤調查，探究多個時間點上供需雙方意愿的動態變化及影響因素，以獲得更具有實際價值的研究結果。最后，未來研究可以根據研究目的引入更多的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變量，并選用信效度較高的量表進行測量，如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等，以更為全面地探究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影響因素及影響機制。

　　參考文獻：

　　[1]邵岑，趙昕東，王嘉順.中國人力資本轉型特征與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必要性、問題與對策[J].社會發展研究，2018，5(3)：86-102，244.

　　[2]柳清瑞，吳少凡.提高退休年齡的就業效應研究：日本的經驗與借鑒[J].日本研究，2016(4)：37-45.

　　[3]潘靜靜，程承坪.中國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 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13(3)：65-71.

　　[4]張寅.發展老齡人口再就業市場的必要性與策略[J].勞動保障世界，2018(21)：16.

　　[5]李松.銀色浪潮下企業對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研究[J].人力資源管理，2016(2)：29-31.

　　[6]于姍姍.我國城鎮老年人社會適應性研究[J].商情，2013(9)：230-232.

　　[7]連茜平.老年人口紅利開發背景下老年人再就業意愿實證分析[J].許昌學院學報，2018(7)：76-78.

　　作者：涂永前金旻禛張晨劉洽言程帆李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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