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文章選取廣西具有代表性的國企混改案例，通過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構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模型。研究發現，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主要有法律政策系統、經濟市場環境、產業協調性、組織變革力以及市場范圍彈性。法律政策系統、經濟市場環境在宏觀層
摘要：文章選取廣西具有代表性的國企混改案例，通過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構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模型。研究發現，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主要有法律政策系統、經濟市場環境、產業協調性、組織變革力以及市場范圍彈性。法律政策系統、經濟市場環境在宏觀層面上影響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在微觀層面上，提供選擇方向的產業協調性、作為運行條件的組織變革力以及提供跨越動力的市場范圍彈性三個要素相互影響，對地方國企混改層級的選擇起著關鍵性作用。
關鍵詞：地方國企 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改層級選擇 扎根理論
一、引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我國的國企改革開始進入新的階段。2015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中提出，分層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導在子公司層面有序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在集團公司層面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上海綠地集團、上海汽車集團、上海國際港務集團通過國有資產證券化、員工持股等方式在集團母公司和上市子公司等層級積極推動國企混改;云南白藥控股通過股權轉讓引入戰略投資者，較早地在母公司層面實施混改，云南能投集團則根據自身板塊劃分積極推進子公司與孫公司的混改;山西晉煤集團、晉能集團等省屬煤企集團允許民企控股子公司，山西能投集團、建投集團等公司在新設立、并購的增量子公司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
國企改革論文：國企人力資源戰略改革轉型的思考與實踐
不難發現，隨著國企混改進入新階段和各地混改力度的加大，子公司層級混改的模式具有靈活性和多樣性，集團母公司層級的混改數量和深度也有了新的突破。地方國企集團母公司層級混改可以在對子、孫公司和集團內部治理結構不產生較大波動和影響的前提下，進行頂層混改設計，獲得集團整體混改效能。而在子公司、孫公司層級混改能夠更靈活地采取多種混改方式，激發子公司與孫公司的發展潛力，提升產業競爭力。
新一輪混改要求國企在分層和分類中進一步加強改革深度，不同層級的混改帶來的效果不盡相同，地方國企需要結合自身實際選擇對企業最有利的層級實施混改。因此，地方國企混改層級的選擇問題成為我國地方國企混改是否成功首要問題，而影響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這些影響因素是如何影響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地方國企混改如何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合適的混改層級?對上述問題的研究能夠使地方國企混改的路徑更為清晰，對我國地方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層級的選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二、理論分析
(一)國企混改層級的劃分與選擇研究
改革40年以來，國企股份制改造、推動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大型企業集團試點等改革措施不斷完善，國有企業集團成為我國國有企業的主要組織形式[1]。雖然我國國企集團規模在不斷擴大，資本結構相對復雜，但目前在國企集團內部也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層級劃分。吳永亮等 [2]提出，“母公司—子公司—孫公司”三個層級是大部分國有企業集團采用的組織架構。國企混改的層級劃分是根據公司的產權關系，按照集團內部上下級的控制地位進行的，可以劃分為母公司與子、孫公司層級混改。在混改層級的選擇方面，有學者認為在母公司層級進行混改能夠進一步釋放國企改革效能。
綦好東等[3]提出只在子公司層面推動優質資產或運行良好的國有企業進行上市混改，改革的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也有學者提出在子公司層面進行混改實施難度較小，混改模式更為靈活;毛新述[4]認為，國有集團公司由于資產規模巨大，將優質資產拆分出來單獨上市后，在集團層面進行混改顯得吸引力較小，較為困難。盛毅[5]提出子公司和孫公司是集團盈利的主體，業務較為專一，在子公司和孫公司層級實施混改具有操作的靈活性，阻力相對較小，其混改成功后能夠促進其他層級混改模式順利實施提供借鑒。
(二)地方國企混改的實踐探索
2019年國家統計局對我國國有資產相關數據進行了統計，其總額達到233.9萬億元，而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146.9萬億元，占比達到62.81%，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混改的重點。地方國企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平臺，政府據此掌握地方的核心資源，目前存在數量多、分布廣、類型復雜等問題，在進行企業混改時需要考慮其與中央企業的區別。同時地方政府對資源整合與配置的方法也可以從地方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和成效中顯現出來[6]。
蔡貴龍等[7]研究發現，地方國企引入非國有資本的積極性會受到政府放權意愿強弱的影響，后者也會影響非國有股東委派高層人員進入地方國企的概率;韓亮亮和段成鋼[8]依照其對地方國企混改階段的劃分，認為東北三省國企混改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增加上市國有企業的混合程度，另一方面需要增加非上市混改國企的數量;鞏娜[9]在地方國企混改方向和措施上對上海、江西、東北等地的國企進行對比與分析，認為地方控股企業與中央控股企業會由于控制人級別的不同產生一定的差異。
因此，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地方國企混改模式和路徑選擇提供實踐指引。綜上所述，目前關于我國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績效和改革模式上，對于地方國企混合所有制分層分類混改的研究相對較少。
隨著國企混改三年行動方案實施，2021年是我國地方國企混改攻堅年，我國地方各級政府對地方國企集團混改的政策力度顯著增加。在實踐中，混改層級的選擇問題就成為當前地方國企混改工作中首要問題。為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論法對廣西國企混改典型案例進行分析，探尋影響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揭示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以期為進一步提升我國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提供幫助。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扎根理論為分析工具，運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對廣西國企混改典型案例實施系統性的編碼，結合案例事實，準確描述事件脈絡，對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分析。首先，為了發現和建立范疇與子范疇之間的聯系，需要對研究對象數據信息進行三個階段的編碼：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其次，整合與精煉核心范疇，串聯相關概念或范疇，形成具有邏輯的故事主線;最后，對這些編碼形成的范疇進行因果關系驗證，其目的是可以清晰地反映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及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作用機理。
(二)案例選擇
按照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抽取能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對象，本文采取了目的性抽樣方法。為了確保研究案例能夠滿足研究需要，本文對樣本進行篩選：首先，以現有國企混改的相關理論為基礎，初步分析廣西目前已經實施混改的各類企業，并結合各企業混改的歷程和完整度，選取25個混改案例，形成案例庫。其次，對案例企業作出行業劃分，同時梳理出地方國企混改案例層級選擇的主要方式，選取行業代表性和混改層級典型性的八家企業。鑒于地方國企混改層級數據信息的可獲性和完整性，最終選取了廣西三家國企混改典型企業作為本文研究的典型案例。
目前廣西國企混改主要集中于商業類企業，選取的三個案例在建筑業、制造業、運輸業、商務服務業等具有行業代表性，能夠較好地反映廣西國企混改的行業特征。選取的案例企業在混改前集團母公司均為廣西國資委獨家控股，而且能夠確保混改相關政策的一致性。同時，案例均為國企綜合改革“雙百行動”企業或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企業，混改力度大，操作流程清晰，主要混改方式雖然有所不同，但其相關資料信息披露較為完整。
(三)數據收集與分析首先，本文采用多渠道收集數據方式，數據來源具有廣泛性、多樣化和動態性特征，形成數據信息三角形，對不同途徑和方式獲得的數據進行對比、歸檔和整理，驗證數據信息真實性和可靠性，形成研究案例數據庫。這些數據按來源分為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其中一手資料包括對案例企業部門高管、中層、員工等訪談記錄和調研總結報告等;二手資料包括相關法律、政策、政府公告文件、企業發布的報告、企業刊物、媒體信息、相關網站、公眾號、平臺調研、第三方機構研究成果等。
其次，采用扎根理論數據編碼處理方法，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編碼方式，在參照原有理論體系的基礎上對數據資料進行整體感知，提取關鍵節點，以樹狀圖分布形式對相關概念和范疇進行提取，最終構建編碼體系。最后，借助用于輔助質性研究的工具——Nvivo軟件，同時對不同種類的數據實現節點設定，進行快捷的編碼分析。
四、編碼過程
(一)開放性編碼開放式編碼是通過對收集的案例企業原始資料進行整理與劃分，運用扎根理論的方法對資料數據進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并將其有機整合，形成數據信息概念化與初始范疇化。本文借助Nvivo軟件，將原始資料導入后進行逐一編碼，并通過詞頻查詢功能和自動編碼功能提高編碼工作的細致程度和效率。在開放性編碼中整合相關概念，篩除部分顯現頻率低的編碼，最后得到131個概念，并進一步分類整理建立了15個范疇。
(二)主軸編碼在進行開放性編碼后，概念化和范疇化編碼仍然存在一些尚未理清的聯系，且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同樣未建立起來。因此，本文進一步整合由開放性編碼歸為的15個子范疇，將這些子范疇置于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情境中，對比分析各范疇在混改環境中存在的原因和作用，按照各子范疇之間的功能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聯結，提取出了法律政策系統、經濟市場環境、產業協調性、組織變革力以及市場范圍彈性5個主要范疇。
(三)選擇性編碼在識別和提取出主范疇后，本文通過系統分析與整合原始資料和選擇性編碼結果，最終精煉提取“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影響因素”作為核心范疇。此核心范疇能夠代表研究最核心的主題，能夠通過描述故事線的方式將各主范疇聯系起來，覆蓋研究所有的內涵，展現各影響因素的邏輯關系和作用機理。圍繞核心范疇。
本文的研究內容可以概括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的選擇路徑是以法律政策系統為指引，以經濟市場環境為基礎，受產業協調性、組織變革力以及市場范圍彈性三要素分別在選擇方向、運行條件以及跨越動力方面的交互影響，從而選擇地方國企相應的層級進行混改。基于以上研究內容的敘述，將各主范疇在對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中發揮作用和影響方式進行國企混改外部層面和混改主體內部層面上的結構塑造，形成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模型。
(四)模型闡釋
(1)法律政策系統。法律政策系統是能夠對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產生系統性指引的重要外部因素，包括法律規制和政策導向。地方國企在混改時，首先需要遵循的是國家法律法規和混改的相關政策。不同階段的國企混改，國家和地方均會出臺有針對性政策和文件，這些政策即是各地混改的推動力，也能提供混改方向。同時，相關法律法規在分層混改的過程中確保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并且各項混改措施要遵循國有資本交易、證券法、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條例。
(2)經濟市場環境。經濟市場環境是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基礎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和市場動態。宏觀經濟環境會對企業的資本成本和投資規模產生一定的影響[10-11]，而地方國企在不同層級混改所引入和投出的資本量級存在著較大的差別，用適量的資本撬動更多的資源，提升國有企業的效益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地方國企所處市場的活躍度、量級以及供求關系等也會對混改的目標和意愿產生影響，需結合企業所處行業對應的市場變化進行客觀及長遠的判斷。
(3)產業協調性。產業協調性可以劃分為業務多元、板塊關聯和資源整合三個方面，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的選擇上提供方向。地方國企的能力優勢可以由其創新能力和各自所處行業的經營效率等方面突顯出來，目前我國國企還未能充分利用其所擁有的優勢資源來提升自身企業能力，而資源的有效整合，能夠促進集團內部業務多元化的協調發展。產業協調性較低的地方國企集團，業務板塊較多，且各業務板塊之間的關聯度較低，不利于企業資源的有效運用和整合，在混改時往往會根據子公司發展的程度、業務的競爭能力等情況分板塊進行子公司層面上的混改。
(4)組織變革力。組織變革力是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運行條件，取決于組織架構、公司治理、企業文化和歷史遺留問題，更多地側重企業內部狀況。組識架構的差異涉及到地方國企的設立和發展方式的不同，一些地方國企集團的組成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使集團的組建缺乏市場經濟的內在利益驅動[12]，致使組識架構有所不同。公司治理和企業文化分別從企業的硬性制度與柔性引領對地方國企混改層級的選擇形成影響。而歷史遺留問題的有效處理能夠減少地方國企混改的約束力，為混改層級進一步提升創造條件。
(5)市場范圍彈性。市場范圍彈性是指地方國企當前經營市場區域的大小以及市場拓展過程中承受的競爭壓力。地方國企大多有著自身經營的區域市場，會由于地域與行業的差異形成不同的市場范圍彈性，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的選擇提供跨越動力，主要由行業特征、經營狀況、區域半徑以及跨地域阻力構成。行業特征和經營狀況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直接動因，而市場區域半徑的大小意味企業是否需要擴展市場。不僅是國外市場，我國異地市場由于本地偏好、地方保護主義以及政企關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13]，企業進行區外市場拓展必須克服一定的跨地域阻力，其形成的競爭壓力使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時需要考慮市場范圍彈性。
(五)理論飽和度檢驗本文在建立數據庫時留取1/4的資料用于理論飽和度檢驗。當額外數據資料不能再使研究形成新的概念或范疇時，即可停止資料收集，達到理論飽和。在對剩余數據資料進行飽和度檢驗時，未發現新的范疇與概念。因此，本文認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影響因素模型在理論上是飽和的。
五、案例分析
(一)混改層級的選擇——母公司廣西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以下簡稱“廣西建工”)
最早可以溯源到1979年，作為早期的工程局從事建筑施工事業，在1995年成為廣西國有獨資企業。廣西建工業務以建筑施工與安裝、房地產為主，2018年集團營業收入邁過千億大關，并繼續保持上升趨勢。但經營業績良好的背后是較高的債務風險，2019年廣西建工資產負債率達到83.45%，2017年以來廣西建工的財務費用支出均在9億元以上。
同時廣西建工的新市場擴展受阻，進一步發展的能力受限，需要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發展“瓶頸”。2020年8月，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綠地集團”)通過廣西國資委的股權轉讓和后續注資，獲得了廣西建工51%的股權，廣西國資委按照所持有廣西建工股權的比例，注入資本15億元左右，核心員工持股平臺南寧眾鑫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資7.45億元，使廣西建工獲得了雄厚的資本支持。
至此，廣西建工形成了綠地集團、廣西國有資本、核心員工分別以51%、34%、15%的股權結構，并且綠地集團獲得控股權。廣西建工集團是我國新一批混改試點企業，根據法律政策系統的指引，依法依規進行了本輪集團母公司層級的混改。廣西建工集團母公司層級混改有著一定的經濟市場環境基礎和市場范圍彈性提供的跨越動力。建工集團所處的建筑行業具有輕資產、高競爭和完全市場化的行業特征，集團近年來不斷提升自身施工條件和建造技術，打造優秀項目樣板案例，使企業在收入、利潤和新簽合同額度三項主要財務績效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持了高速增長。但是面對較大的負債壓力、日益飽和的本地市場以及外來競爭者，集團為了進一步改善經營狀況，增加自身的規模和發展潛力，積極開拓了區外市場，擴大區域發展半徑。
廣西建工集團不僅要面對同級別地方建工企業的競爭還要面對“國字號”行業龍頭的業務擠壓，同時需要進行較長時間的市場調研和布局。面對較高的區域競爭壓力，廣西建工集團需要在集團層級上推動混改的進行，通過引進綠地集團為戰略合作者，借助其雄厚的產業資源和技術優勢，進一步擴大集團的區域半徑，有效地化解跨地域阻力，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同時廣西建工集團經營業務以建筑業、房地產行業為主，旗下子公司以集團主業和相關輔助行業經營為主，產業協調性較高。而集團“三供一業”和離退休安排等的社會職能移交改造工作的順利完成，令廣西建工在選擇集團母公司層級混改時的約束力明顯減少，并且企業的組織結構的相對扁平化，使得集團擁有較強的組織變革力進行集團母公司層級的混改。
廣西建工在集團母公司層級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同比例增資、員工持股等措施進行混改，完善集團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結構。目前形成的三元持股結構使得廣西建工股權結構進一步優化，能夠更充分地調和集團內部各群體的意愿，整合內部資源，綠地集團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將一些先進的管理制度和模式帶給廣西建工，并通過財務總監委派制度提升公司財務管理能力，進一步優化了領導人員管理制度。
同時綠地集團以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為主業，綜合實力強，與廣西建工發展戰略和企業理念一致，在產業上優勢互補。混改后，廣西建工充分利用綠地集團的優質資源和產業協同機制等優勢，積極與綠地集團各大區事業部和板塊進行合作，利用項目平臺，進一步擴大市場范圍，推行“一、二級聯動”的合作模式，形成“綠地開發，廣西建工投資”的聯合體，健全市場化運行機制。通過綠地集團注入的優質項目資源和金融支持，廣西建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債務壓力，進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盈利能力。
(二)混改層級的選擇——子公司北部灣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部灣港”)
其前身北海新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北海市多家單位于1989年發起設立，于1995年11月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并在2013年更改為此名。公司主要以港口運營，投資興建港口、碼頭，物流等業務為主，其運營的港口是我國西南地區聯通東南亞國家經貿往來的港口中的重要部分。
2009年10月，通過原國有控股股東的無償劃轉，北部灣港成為了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以下簡稱“港務集團”)的控股子公司，并開始在母公司集團框架內不斷深化本層級的混改。近年來北部灣港混改動作不斷，2015年7月，通過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方式，吸收集團相關港口資產，并于2018年12月完成了對集團內港口和泊位資產的置換和募集購置資產所需的資金等一系列推動集團優質資產上市的措施。
以此為契機，北部灣港引入戰略投資者，上海中海碼頭前后以12.7億元獲得公司10.65%的股權，于2020年1月成為北部灣港第二大股東，并入駐董事會。2019年12月公司利用回購的庫存股開始實施股權激勵計劃，不斷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北部灣港依照《關于加強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資產監管的若干規定》等制度，在國家和自治區政府法律政策系統鼓勵與支持下，明確了混改的目標和和混改層級選擇的方向。
同時，隨著我國西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和與東南亞國家經濟聯系的深化，北部灣港在此經濟市場環境下通過吸收混改紅利進一步構建便捷高效的出海通道。集團母公司北部灣港務集團作為一家大型集團公司通過進行外延式擴張不斷增加集團體量，并將進行港口運營的北部灣港和以有色礦產工業為主的華錫集團等子公司通過政府劃撥或并購等方式先后成為集團成員。這種擴張方式使得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戰略引領作用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團母公司的組織變革力。
同時，港口運營、物流、工貿、基礎建設與開發、能源、金融、投資和公益性船閘等“7+1”多元板塊使集團內部各業務較為分散，資源整合難度大，不利于集團內部產業協調性提升，對集團母公司層級的混改形成阻礙。而北部灣港作為廣西一家進行港口經營的公司，在廣西市場范圍內面臨的行業競爭較小，擁有集團內優質資產，經營狀況較好，目前主要經營范圍定位于廣西防城港、欽州港以及北海港的經營，市場區域半徑較小，跨地域經營動力有限，其市場范圍彈性弱，因此北部灣港選擇在集團內作為子公司層級進行混改能獲得更好的效果。
作為集團子公司的北部灣港通過一系列資本證券化的混改措施，優化了公司股權結構，促進股權多元化。目前，不僅有廣投集團、宏桂集團、交投集團等廣西區直屬企業成為公司的股東，更是引入大型央企中遠海運集團，使之旗下上海中海碼頭成為公司的第二大股東。多元化的股權結構使得北部灣港能夠獲得區內外各企業的資金和資源支持，公司得以建造和收購優質港口資源，進一步整合集團港口業務，提升公司規模，改善集團內的同業競爭。
引入股東中遠海運集團推動了北部灣港的港口和航運的相互促進與高質量發展，使公司從中遠海運在北部灣港口的布局中獲得更多的基建投資，其擁有的航線貨源也使公司能進一步拓展集裝箱業務。北部灣港向公司高管和員工骨干等實施股權激勵，健全了公司激勵約束機制，推進企業治理現代化。北部灣港作為集團子公司層級的混改，利用自身上市平臺，加快資源整合，完善治理機制，在集團框架內實現港口主業經營與資本運營“雙輪驅動”。
六、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選取廣西有代表性的國企混改案例，采用扎根理論法對原始資料進行三級編碼，構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影響因素模型。由于本文運用扎根理論研究是建立在對地方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際運作過程和方向確定的基礎上進行的，通過分析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特點和差異性，探索出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各個影響因素及作用機理，具有良好的過程性和實踐性，為地方國企混改的層級選擇上提供指導。根據扎根理論研究發現：法律政策系統、經濟市場環境、產業協調性、組織變革力以及市場范圍彈性是對地方國企混改層級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法律政策系統會對層級的選擇起到宏觀層面的指引作用，而經濟市場環境作在宏觀層面上提供選擇的基礎。
在微觀層面上，提供選擇方向的產業協調性、作為運行條件的組織變革力以及提供跨越動力的市場范圍彈性三個要素相互影響，對地方國企混改層級的選擇起著關鍵性作用。地方國企混改需要在國家和地方相關法律政策的框架下，根據企業自身的行業特點和發展戰略，充分發揮國企的能動性，合理的選擇混改層級，進行因地制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時地方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層級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影響自身混改層級選擇的各因素也會隨著混改不同階段和外部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地方國企可以按照“一企一策”的方針，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選擇不同層級進行混改，提升企業的整體競爭力，保障企業各層級的可持續發展。
地方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會一蹴而就，需要充分尊重地區經濟和市場等各方面的差異，分階段推動實施，不僅需要考慮國家整體改革方針和地方政策導向，更需要考慮企業的發展階段和定位。地方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分階段推進時，混改層級的選擇不應該是完全分離的，集團母公司和子公司層級的混改可以相互結合，根據企業自身的基礎、類型和條件采取“由低向高”或“由高向低”分層次穩步的推進，不斷深化地方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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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振達 李國正 何勁軍(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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