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基于 2021 年陜西 N 縣兒童生存與發展調查數據,通過構建多分類邏輯回歸模型分析家庭人口稟賦對中國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 結果顯示:相比于男性群體,家庭人口稟賦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更強,子女年齡和配偶家務支持有正向影響,向父輩的家務支持有
摘 要: 基于 2021 年陜西 N 縣兒童生存與發展調查數據,通過構建多分類邏輯回歸模型分析家庭人口稟賦對中國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 結果顯示:相比于男性群體,家庭人口稟賦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更強,子女年齡和配偶家務支持有正向影響,向父輩的家務支持有負向影響;家庭人口稟賦對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效應在不同流動經歷群體間存在差異,女性的近期流動和縣外流動均會增加其勞動參與的概率,而配偶的流動距離則會負向降低其勞動參與的可能性。 據此,釋放性別紅利、促進農村已婚女性參與勞動,要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地拓寬個體就業選擇,從增強家庭人口稟賦著手,充分發揮配偶與社會力量,創新養老與撫幼方式,宣傳正確的性別角色觀念,營造公平競爭的勞動環境。
關鍵詞: 農村已婚女性; 勞動參與; 職業階層; 家庭人口稟賦; 新型城鎮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婦女地位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取得了顯著進步。 在現代工業化社會結構變遷中,女性勞動力的就業,包括勞動參與、就業質量等問題備受黨和國家的重視。 2021 年 9 月 27 日,國務院印發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 年)》中強調要保障婦女平等就業,平等參與經濟發展的權利和機會淤。
2019 年 11 月 6 日,民政部、司法部等 13 部門出臺的《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婦女關愛服務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激發農村留守婦女的內生動力,提升農村留守婦女的就業創業能力,發揮留守婦女在社會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于。 國家一系列政策設計將女性的個人發展訴求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緊密聯系在一起,而農村女性是其中至關重要的關鍵群體。
新時代,我國農村女性就業是鄉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人口性別結構失衡與鄉城人口遷移的性別差異,使得農村女性就業問題日益凸顯。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數據,我國人口性別失衡現象在鄉村地區尤為明顯,鄉村人口性別比 107郾 91盂;20 世紀 90 年代至今, 留守婦女占農村已婚婦女的比重及其占已婚婦女總量的比重都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1];而根據《2020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的最新調查數據,在全部農民工中女性占比僅 34郾 8% ,外出流動務工的女性占比更是只有 30郾 1% 淤。
這些統計數據充分說明,我國當前農村常住人口“女性化冶趨勢愈發明顯,將近 2 / 3 的農村女性勞動力處于資源閑置狀態,而農村女性就業已經成為充分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實現鄉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點。 這也表明,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雙軌并行的現實情境下,我國如何充分釋放性別紅利,挖掘女性勞動力資源,將是當下乃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值得深入分析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就工作而言,女性高質量就業是對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我們不能只關注其是否參與勞動,更應該探究其職業結構與勞動類型。
女性群體在社會分層中不成比例地分布在各個領域的邊緣和較低層次上[2]。 “女性地位機會增加說冶認為,工業化社會的發展致使社會分工日漸多樣, 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 進而極大地提升了其社會地位;而“女性地位邊緣說冶則認為, 雖然女性群體也享有了部分權利,但從根本看來她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仍然處于不平等的狀態[3]。
農村已婚女性作為農村發展中相對弱勢的群體,既要承擔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等家庭責任,又要參與工資性勞作,還要維持家庭對外社交,其有限的精力和繁重的生產、家務勞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4];即便是大多數農村已婚婦女投身于勞動力市場,還會受限于傳統的社會性別歧視,很難得到與男性同等的職場待遇[5鄄6]。就家庭而言,中國鄉村傳統觀念,受“男主外女主內冶的社會性別分工的影響,家庭人口稟賦因素對女性的勞動參與的影響更大,包括配偶因素[7鄄8]、子女因素[9鄄10]、老年因素[11鄄12],等等。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社會目前存在三種阻礙農村女性就業的人口因素,包括少兒人口比重回升、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家庭結構縮減,而且大量的農村男性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勞動年齡女性身負家庭照料者和勞動生產者的雙重重擔,在未來一段時期,還將面臨撫幼負擔和養老負擔繼續加重的趨勢,從而可能對農村女性的勞動參與產生不利影響。
然而,截至目前,學界尚缺少專門以家庭人口稟賦為切入點的系統性研究。綜上所述,本文試圖從家庭人口稟賦的視角系統分析撫幼、養老與配偶支持對中國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機制,同時兼顧性別與流動性所造成的差異,從而揭示影響當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關鍵因素,以期為推動農村已婚女性高質量就業、提升農村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助力城鄉融合發展提供現實依據。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經濟體制的一系列變革使原有的職業結構逐步分化,新的階層和群體在鄉間不斷涌現,階層之間的相對關系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不同于學界已有的通過二分類變量(是/ 否)、三分類變量(不參與/ 農業勞動/ 非農勞動)等方式對勞動參與展開研究,本文將我國農村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細化為職業階層,同時考察農村已婚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參與什么類型的勞動工作。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家庭人口稟賦的概念及其影響研究
關于家庭對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研究在國外由來已久,學者們基于不同理論視角對此進行解讀。 新家庭經濟學理論認為,家庭成員具有共同的利益與偏好,其行為受到統一的預算約束和各自的時間稟賦約束,其中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為什么已婚女性較男性更少參與市場勞動而更多參與家庭勞動[13];角色沖突理論認為,工作-家庭沖突是個體的工作角色壓力與家庭角色壓力的不兼容,導致了角色間相互沖突的結果[14];社會支持理論認為,家人的支持行為能夠緩解女性來自于家庭的壓力,從而降低她們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選擇沖突[15],其中包括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信息分享和評價反饋等[16]。
從具體的影響因素來看,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的家庭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于家庭壓力、婚姻狀況、家庭規模和結構、家庭關系、需要照顧的子女和老年人情況、配偶工作等[17鄄21]。 雖然在以上家庭稟賦中,家庭各個成員的情況均能影響女性的勞動參與,但目前國內外學界對“家庭人口稟賦冶這一概念并無明確的界定。 國內學者將家庭稟賦定義為一種綜合的資源與能力,由家庭或整個家庭成員共同擁有,既來源于生來就有,也來自由于后天獲得的積累[22鄄24]。“家庭人口稟賦冶則是從家庭稟賦中分化出來的人口資源,家庭中每位成員的人口特征都能對女性的勞動參與決策進行約束。
本研究中的家庭人口稟賦包括農村已婚女性的父母、子女和配偶。在子女特征對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方面,國外學者運用不同地區的數據均得出養育子女對女性就業產生阻礙作用的結論[25鄄27]。 盡管影響程度存在差異,但大多數研究認為,家庭照料會阻礙照料人的勞動參與,照料責任顯著降低女性的工作時間[28];生育和照料子女會大大降低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時間[29],并且子女數量會顯著抑制已婚在業女性的工作時間投入和工資水平[30];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照料子女的時間變短,可以相應地增加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時間[31]。在老年特征對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方面,大部分學者認為,老年照料對女性就業有負面影響。
有學者基于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淤發現,家庭老年照料會使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4郾 5% ,周勞動時間減少 2郾 7 小時[32];還有學者采用工具變量法和面板數據分析發現,從事家庭老年照料會減少女性的勞動力供給;有學者從收入效應的角度進行解讀,為維持老年人身體健康,女性在提供家庭照料的同時會繼續參加工作,以獲取足夠的收入維持日常開銷[33];為確保兒童照管、贍養老人等家庭照料活動,需增加農村家庭勞動參與以維持高額的照料開支[34];此外,隨著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代際分擔就對已婚女性就業起到正向調節作用,父輩的代際支持能夠顯著增加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時間[35鄄36]。
在配偶特征對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方面,學界相關研究多是從配偶的收入來衡量女性勞動參與。 明瑟(Mincer)最早嘗試從家庭內部分工的角度研究女性勞動參與率,證實了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狀況會受到丈夫工資水平的影響[37];貝納斯科(Bernasco)等關注了配偶效應, 發現配偶的財富資源會阻礙女性的勞動參與和職業成就, 但配偶的人力資本資源對另一半的勞動參與和職業成就有促進作用[38]。 國內研究顯示,丈夫的收入與失地女性勞動參與率成正相關,丈夫收入越高,妻子的勞動收入越高[39];還有學者進一步發現,1995—2002 年間,丈夫收入解釋了整體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變動的 12郾 87% 、以及低收入家庭中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變動的 7郾 74%[40]。
除此以外,本文通過文獻的梳理發現,配偶職業多是作為控制變量出現在回歸方程中,沒有受到太大重視,并且配偶的家務支持力度更鮮少有人提及。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1 ~ 假設 3b:假設 1:子女撫育負擔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負面影響,而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1a:未成年子女數量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負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1b:最小子女年齡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正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2:老年照料負擔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負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2a:向上提供經濟支持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負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2b:向上提供家務支持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負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3:配偶支持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正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3a:配偶職業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正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假設 3b:配偶家務支持頻率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有正面影響,對男性無影響。
(二)流動特征的影響研究新遷移經濟理論認為,流動就業是家庭集體決策的選擇[41鄄42],家庭成員的流動就業是一種家庭生計策略[43],家庭為了實現全體福利最大化,需要從比較優勢進行理性選擇,決定女性的工作是外出還是回流。 目前,學界在流動特征對勞動參與的影響上尚存爭議。 流動經歷一般被看作是農村勞動力獲得城市現代性的過程[44]。 大多數學者認為,外出流動也成為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力為自身爭取經濟地位的契機,流動經歷能促進農村女性的勞動參與。
袁超、張東利用 CLDS2018 數據淤,從女性經濟賦權的理論視角探討城市流動經歷對返鄉女性非農就業選擇和收入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流動經歷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女性的就業觀念,提高了女性的經濟賦權地位[45]63;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則認為,女性的外出務工隨時有可能因為家庭因素而中斷,這是社會期待賦予其人口再生產、家務勞動、養老撫幼等社會角色使然[46鄄48];女性在遷移中處于從屬依附的地位,其就業類型、流動時長、流動地點等都會受制于家中男性的決策安排[49鄄50]。 因此,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從流動視角探究家庭人口稟賦對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時,我們還需要考慮配偶的流動特征。
二、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源自西安交通大學新型城鎮化與可持續發展課題組,于 2021 年寒假針對陜西省N 縣初中、高中家庭開展的“西部地區兒童生存與發展追蹤調查冶。 調查地 N 縣常住人口較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下降了 17% ,幼兒與老齡人口比重均明顯上升,并于 2020 年剛宣布退出貧困縣序列,是西部縣域的典型代表類型。 課題組在 N 縣調查時正值春節放假,保證了有外出務工人員家庭的家長有效填答率,調查對象面向中學家庭,此類家庭的家長正值中年,是研究“老、中、小冶結構家庭的理想人群;調研采用整群抽樣與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分別發放兒童卷和家長卷。
本文考慮到研究主題是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狀況,僅選用家長問卷所提供的數據,發放家長問卷包含 2 688個樣本,從中 與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于陜西省樣本分布對比可以看出,本文所用數據與官方公開調查的數據基本一致,證明了所分析的樣本具有較強代表性,也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研究結果的可推廣性。 在選擇樣本主體時,剔除戶籍為非農戶籍、婚姻狀態為未婚、離婚、喪偶,沒有未成年子女的樣本,最終進入回歸模型的共計 1 199 份有效女性樣本和 608 份有效男性樣本。
(二)變量界定及模型構建
因變量是西部農村有未成年子女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 目前,學界對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的處理和劃分尚未有統一的方法,本文通過所處職業階層進行測量。 部分學者將職業階層處理為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下層五類有序變量[51];也有部分學者將其處理為普通無序的分類變量,如體力勞動階層、低級非體力勞動階層、高級非體力勞動階層[52],甚至將其處理為 10 大階層進行測量[53]。 本文綜合已有劃分方法與西部農村已婚女性這一特殊群體所處的現實情境,將其劃分為無業、體力勞動與非體力勞動,分別賦值為 0 ~ 2。
核心自變量是家庭人口稟賦,對此主要從三個維度進行測量:(1)父母特征,由于本次調查中父輩年齡的缺失值較多,且父輩健康題項中絕大多數都是十分健康,故研究直接采用代際支持衡量養老年特征的影響,具體包括父輩經濟支持對比(處理為向上更多、一樣多、向下更多三分類變量)、父輩家務支持對比(處理為向上更多、一樣多、向下更多三分類變量),并將父輩分為公婆與父母兩個維度分開考察。
(2)子女特征,包括子女數量(處理為單孩和多孩二分類變量)、最小子女年齡分組(處理為學齡前、7 ~ 12 歲、13 ~ 17 歲三分類變量)。
(3)配偶特征,包括丈夫職業階層(處理為無業、體力勞動和非體力勞動三分類變量)、丈夫家務支持力度(按頻率從低至高分為 1 ~ 5 分)。控制變量選取樣本的個體特征(年齡、受教育程度、流動經歷),婚姻匹配特征(教育匹配、年齡匹配)和家庭經濟特征,由于數據庫中收入類缺失值過多,故用貧困情況和住房條件進行替代。
引入控制變量主要是為了控制個人的相關特征差異對因變量的影響。在分析模型的選取上,由于處理排序數據的有序邏輯回歸(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回歸未能通過平行性檢驗(違反了模型的平行回歸假設),本文最終采用無序多分類邏輯回歸(multi鄄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進行分析。
(三)變量描述
我國西部農村已婚女性的家庭人口稟賦各變量均與其勞動參與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驗證了本文將家庭人口稟賦引入到農村已婚女性的研究中具有較強適用性。 在子女特征中,我國西部農村家庭中以多孩為絕對主導,且最小子女的年齡均在 18 歲以下,驗證了已婚婦女面臨著嚴重的撫幼壓力。 在代際支持中,絕大多數婦女都面臨著一定的養老壓力,不論是公婆還是父母,向下凈支持的父輩占比不到一成。
同時,配偶支持力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目前,我國農村已婚女性的配偶在“養老撫幼冶中處于缺位的狀態,幾乎從不參與撫養子女,照料老人的活動。 從差異性檢驗結果看,農村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與就業選擇不僅與家庭人口稟賦存在相關關系,還與自身的文化程度等因素息息相關。 此外,由于身處西部鄉村這一地域,家庭貧困情況和流動經歷也與其職業類型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三、分析結果
(一)家庭人口稟賦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及其性別差異
家庭人口稟賦對西部農村人口勞動參與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子女特征對男性群體并無顯著影響,女性群體的勞動參與則受家庭人口稟賦的影響更顯著。 子女數量對農村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不存在顯著影響,最小子女的年齡對農村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相較于家中有學齡前幼兒者,最小子女年齡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的農村婦女有更高的概率謀得體力勞動職業,家中最小子女為初中段的婦女有更大概率進行非體力勞動。
假設 1 得到部分驗證,其中假設 1b 得到驗證,假設 1a 未被驗證的原因主要在于受生育政策影響,大多數農村已婚女性至少有兩個孩子,子女數量在這一群體中已經不具差異,對其勞動參與有實質性影響的是子女年齡,家中有學齡前幼兒的女性撫幼負擔相對更重,制約了其職業發展。老年人口特征部分,養老負擔的影響在兩性之間也有明顯不同。 女性父母的代際支持對其勞動參與不存在顯著影響,而來自公婆的家務支持對農村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即與公婆向下支持更多的群體相比,需要向公婆給予更多家務支持的婦女進行非體力勞動的概率更低。 而男性已婚群體的勞動參與則完全不受老年人口稟賦的影響。
假設 2 得到部分驗證,其中假設 2b 得到驗證,假設 2a 未被驗證。 “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冶這一觀念在農村地區根深蒂固,女性結婚之后主要的贍養對象不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公婆。
在農村這一場域中,家中男性勞動力的流出進一步放大了留守女性對公婆的日常照料和家務支持的壓力。配偶特征部分,配偶的職業和配偶支持力度均對農村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與配偶為無業狀態的群體相比,配偶有工作的已婚婦女有更高的概率處于更高的職業階層,這種差異性在男性群體中也存在;而在體力勞動和非體力勞動的選擇上,配偶支持力度越大的婦女更傾向于非體力勞動。
假設 3 得到部分驗證,其中假設 3b 得到驗證,假設 3a 未被驗證。
不論男性處于何種勞動狀態,“賢妻良母冶的角色期待天然地將女性與家務照料捆綁在一起,故而男性的勞動參與不受其配偶家務支持力度的影響。 而當本應夫妻雙方共同承擔的家庭責任全被妻子一人承擔時,來自丈夫的家務支持就會減輕女性的家庭壓力。控制變量部分,流動經歷對男女雙方的勞動參與均存在正向影響,相較于有流動經歷的群體,無流動經歷的男性/ 女性有更高幾率無業。 家庭貧困情況與住房條件對男女雙方的勞動參與均不存在顯著影響。
對于女性而言,初中學歷者比小學及以下學歷者有更高幾率參與體力勞動,大專及以上學歷者更易進入非體力勞動;年齡匹配中男方比女方大 5 歲以上的婦女更傾向于不工作。 對于男性而言,教育匹配對男性的勞動參與存在顯著負向影響:妻子文化程度更高的男性,從事更高階層職業的概率反而越低。 年齡對男性的勞動參與存在負向影響,年齡越大的男性相較于從事體力勞動,更容易退出勞動。本文從農村人口勞動參與影響因素的性別差異對比可知,家庭人口稟賦對女性施加的影響明顯高于男性,集中體現在撫幼負擔與養老負擔中,而配偶的支持對已婚女性的職業階層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 根據家庭經濟學理論,女性會將有限的時間分配到勞動力市場和家庭中。
隨著老年人和嬰幼童對照料需求和經濟支持需求的增加,女性在家庭和勞動力市場上的時間分配難以達到平衡,當其他照料方式無法得到充分供應時,她們會通過縮減自身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來為老年人口和幼年人口提供必要的家庭照料。 部分照料者甚至會直接退出勞動力市場,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照料活動中。 但是,從家庭支持的角度來解釋,當父輩和配偶給已婚女性提供更加多家務支持時,能很大程度上分擔女性在家庭照料和家務勞作上的壓力,將其從繁重的家務中解放出來,得以投身勞動力市場。
(二)流動因素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異質性影響西部農村女性向發達城市流動成為不少的人的生計選擇,故而西部與東、中部相區別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流動性,農村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會因為流動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異。 因此,本文分樣本對其做進一步的回歸。 在研究樣本中,有 687 位已婚婦女從未有過流動務工的經歷,有 512 位已婚婦女有過至少一次流動務工經歷,而在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雙軌并行的時代背景下,分析家庭人口稟賦對不同流動經歷的群體工作類型的影響因素,能夠更精準地指導相關群體實現高質量就業。
本文樣本中超過 1 / 2 的農村已婚婦女無外出務工經驗。 對于這一部分群體而言,子女特征和老年特征均深深影響著其就業選擇和職業階層,即未成年子女數量更多者更傾向于退出勞動力市場;與有學齡前幼兒的人群相比,子女年齡處于小學、初中階段的婦女選擇體力勞動和非體力勞動的可能性均比無業大。
在代際經濟支持中,與凈向上支持的群體相比,贍養公婆經濟壓力更小的婦女更可能參加體力勞動;在代際家務支持中,無論是與底層無業者相比還是與中層體力勞動者相比,公婆向下提供家務支持的婦女,相比于凈向下家務支持的婦女群體有更大的可能性參非體力勞動職業。 在配偶特征部分,配偶職業階層越高的農村女性更易參與體力勞動。 在控制變量部分中,顯著影響農村女性勞動參與的因素為文化程度,初中學歷者相較于小學及以下學歷者更易進入非體力勞動階層。對有至少一次流動經歷的西部農村已婚婦女而言,流動特征部分,本人的流動特征對其勞動參與有顯著正向影響,配偶的流動特征對其勞動參與有顯著負向影響。
近一年內在縣內流動過的女性相較于未流動的女性有更大可能處于體力勞動階層,流入地為外縣和外省者比本縣內流動者職業階層更高的概率更大;而當配偶的流動距離越遠時,女性的職業階層越低。 家庭人口稟賦部分,子女特征、老年人口特征、配偶職業均僅在體力勞動和無業階層女性中產生顯著影響:子女年齡處于小學階段的女性比子女年齡處于學齡前的女性有更大可能性進行體力勞動;向下家務支持負擔越重的女性越容易退出勞動力市場;女方父母提供更多經濟支持會對婦女的勞動參與產生負向影響;配偶職業階層越高的女性有更高幾率進入體力勞動階層工作。 配偶家務支持的力度越大,女性參與非體力勞動的可能性相比于無業更高。
在控制變量中,夫妻雙方學歷相當的女性比丈夫學歷更高的女性更易選擇體力勞動階層;與配偶年齡更小的婦女相比,丈夫年齡更大的婦女從無業狀態進入體力勞動的可能性會顯著降低,但其從體力勞動職業晉升至非體力勞動職業的可能性會顯著提升;個人學歷則對女性進入更高職業階層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基于女性賦權理論,農村女性通過外出務工逐步擺脫了土地和家庭的束縛,從而增強了對家庭事務和社會事務的自主權和決策權,是農村女性打破傳統家庭父權制和城鄉社會二元體系束縛、實現自身增權的社會過程[45]57;然而,農村人口“女性化冶的事實進一步反映出“男出女守冶模式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多重壓力。
當前為謀求家庭生計最優化,配偶的外出務工造就了農村非常態的婚姻模式和不完整的家庭結構,迫使留守婦女擔當起除收入保障以外的所有家庭責任。 配偶的流動距離越遙遠,其所能分擔的家庭責任就越微薄,進而嚴重限制了女性的有償勞動。 因此,假設 4 得到部分驗證,其中假設 4a 被驗證,假設 4b 未完全驗證。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第一,我國西部農村已婚女性還存在近 1 / 3 的勞動力閑置,其職業階層以體力勞動為主。 與農村已婚男性相比,農村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遠不及男性,無業人員占比超出男性近一倍,且非體力類勞動中仍然是男性占主導地位。 由此可知,當前,我國農村女性勞動參與的邊緣化和整體職業地位的弱勢化趨勢顯著,這一現象主要是農村已婚女性的“工作-家庭沖突冶帶來的。 已婚女性投身工作獲取收入是為社會創造價值,為家庭做出物質價值貢獻的過程,但卻有很大可能妨礙其履行在家庭中被期望的母職或妻職。 因此,我國不同農村已婚女性的家庭人口稟賦存在差異,其勞動參與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
第二,家庭人口稟賦對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和男性相比差異顯著,主要體現在養老和撫幼兩項功能。 撫養幼兒和向父輩提供家務支持對男性的勞動參與并無影響,但卻會嚴重抑制女性的參與勞動,且直接降低女性參與更高層次非體力勞動的可能性,阻斷了已婚女性向更高質量就業發展的機會。
配偶特征對勞動參與也在兩性之間顯現出不同的影響,配偶的職業階層對女性擺脫無業狀態,進入體力勞動階層存在正向作用,配偶的家務支持能直接提高女性參與非體力勞動的機會;對于男性而言,僅有配偶的職業階層對其勞動參與產生正向影響。 家庭人口稟賦在兩性勞動參與之間的作用差異歸根于性別角色分工,尤其是在我國農村,“男主外女主內冶的傳統社會性別觀念的影響對男女的分工與性別差異強化更甚。
第三,家庭經濟不再顯著影響農村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顯著提高。 2021 年,我國政府莊嚴宣告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9 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即使家中曾經屬于貧困建檔戶的已婚女性也已全部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冶,不需要再為家中的溫飽與住房發愁后,農村女性有更大的自主權,選擇投身于市場亦或固守家庭。 在此情境下,我國如何增強家庭人口稟賦,激發已婚女性的內生動力,鼓勵和促進其積極主動參與有償勞動就顯得更為迫切。
第四,我國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促進了農村已婚女性的向外流動,進而對其勞動參與產生了積極的正向作用。在流動特征上,女性的近期流動和縣外流動均會增加其就業幾率,而配偶的流動距離則會負向降低其勞動參與的可能性。 家庭人口稟賦對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在有無流動經歷的群體間存在異質性,對于前半生固守鄉土的農村女性來說,家庭人口稟賦對其勞動參與的影響更為全面,子女數量和年齡均會限制其進入勞動,養老經濟負擔與照料負擔的減輕和配偶的幫扶力度增強均能夠提升其參與勞動的可能性。
對于有外出務工經歷的女性來說,家庭人口稟賦對其勞動參與的影響弱于前者,其中子女數量并不產生影響,子女年齡的影響也僅作用于體力勞動階層,老年特征的影響更為復雜。 根據新家庭經濟學理論,女性在做出就業決策時會根據每個家庭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選擇適當的勞動力配置方式,從而實現家庭效用最大化。 新經濟遷移理論也強調家庭作為決策主體的重要性,認為家庭情況影響家庭成員外出就業。 因此,即使是有外出流動經歷的已婚女性也需要綜合家庭人口稟賦條件來選擇性就業。
(二)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研究結論,從個體、家庭、社會三方面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第一,在個體層面,拓寬個體就業選擇,助力農村已婚女性更快更高質量參與勞動。 一方面,政府部門應因立足本地的區位優勢、基礎設施、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科技水平等稟賦條件,培養具有區域競爭力的主導產業和特色企業,以期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區域經濟來加大宏觀環境對農村已婚女性的就業支持;另一方面,對于有市民化意愿的女性農民工,借助新型城鎮化的政策紅利,搭建集政府、企業、勞動者三位一體的多元就業平臺,著力引導就近就地靈活就業;對有不同就業需求的農村留守女性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勞動參與能力,并將部分農村婦女成為農村技能型人才的儲備力量,改善其就業結構。
第二,在家庭層面,充分發揮家庭友好型政策與老年友好型政策紅利,減輕農村已婚女性的家庭照料負擔。 在子女撫幼上,逐步構建起國家、社區、家庭“三位一體冶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體系:鼓勵社會力量注資發展托幼機構、建設全日制社區托兒所或設置臨時性托管機構;鼓勵有條件的單位實施彈性就業制度的同時增加男性育兒相關假期。 在老人贍養上,推進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支撐冶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完善農村的養老機構和公共醫療設施,探索公辦養老機構向社會延伸的服務模式,發展社會助老服務聯盟。第三,在社會層面,宣傳正確的性別角色觀念,營造公平竟爭的勞動參與環境。
農村經濟論文：福建省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分類幫扶機制探索
一方面,我國應加大宣傳力度,更新傳統觀念,提倡和營造性別平等文化,促進性別角色分工的現代化轉型;另一方面,要推行男女平等就業模式,建立能力本位的就業機制和就業環境,還應通過設置專門機構,如“就業性別平等冶監管辦公室等保護女性的合法勞動權益。本文在理論的構建方面,將家庭人口稟賦作為影響農村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關鍵變量進行系統研究,并進一步分析性別和流動特征的差異性;在實證分析中,將傳統的勞動參與和職業階層相結合,更合理地測度農村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同時,綜合考慮農村已婚女性與老年人口的代際支持對比,并將夫妻雙方的父輩均納入其中;在流動特征中,加入配偶的流動屬性,以期更符合當前我國農村家庭式遷移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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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靳小怡, 楊 姣, 杜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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