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皮具之都”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初探

　　摘 要：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的皮具箱包產業集群發展逾 40 年，產品以外貿出口為主，經歷了從自主集群到線下產業鏈完備的第一次轉型升級，但近年來，市場環境和疫情的壓力迫使其不得不面臨二次轉型升級，探索新的行業轉型路徑：一是在數字化時代建設自主區域品牌以提升集群整體價值，二是建立數字化聯動平臺提升產業運行效率，雙管齊下，一方面降低產業平均成本，另一方面增強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力。 “中國皮具之都”應順應 5G 時代發展潮流，開拓創新，繼續領航。

　　關 鍵 詞：皮具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區域品牌

　　前 言現代世界正處于開啟數字時代的邊緣。 數字化浪潮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制造企業的轉型發展將是以信息產業為先導展開的多重疊加的復合型轉型[1]。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起發展皮具產業，形成區域產業聚集，域內聚集企業以外貿出口代加工為主，具備完善的線下產業鏈，被譽為“中國皮具之都”。 2000 年，皮革城建立視為產業轉型升級伊始的標識，2008 至 2010 年，產業模塊化加速實現，基本完成第一次產業轉型升級。 近年來，傳統代工盈利模式在多重影響下受到嚴重沖擊，為了增強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競爭力，獅嶺的皮具產業將以數字化為載體，在內外雙循環的驅動下，啟動第 2次產業轉型升級。

　　1 從產業聚集到“中國皮具之都”

　　獅嶺鎮，位于廣州市花都區西北部，鎮域總面積136􀆰 31 平方公里，皮具產業聚集區面積約 23 平方公里，目前，常住人口約 40 萬，皮革皮具箱包行業從業人員常年保持在 30 萬左右。

　　1979 年，一位廣州下鄉知青的父親，將加工人造革手提袋的副業介紹到獅嶺鎮義山村，產銷量逐步擴大，全鎮涌現出 3 000 多家小作坊，形成了“皮革一條街”[2]，這被視為獅嶺皮具箱包產業集群( industrialcluster，產業集群是指一群在地理上臨近、有交互關聯性的企業和相關法人機構，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補性相連接)[3]的起步。 1990 年前后，獅嶺皮具箱包相關生產企業總計超過 2 000 家，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 主要經營方式 是 OEM ( original equipmentmanufacturer，貼牌加工)。

　　2008 年前后，隨著獅嶺皮具箱包產業集群規模進一步擴大，逐步發展為專業市場、輔料、物流、展會等配套完備的線下產業鏈，以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代設計制造) 為主流，兼有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自主品牌制造)研發的階段。2002 年 9 月，花都獅嶺皮革皮具產業聚集區被中國皮革協會和中國輕工業聯合會聯合授予“中國皮具之都”榮譽稱號，多次復評，保有至今。

　　從 1979 年至 2008 年，從無皮之地到成為“中國皮具之都”，獅嶺鎮皮具箱包產業度過了第 1 個黃金時代，2008 年全球經濟下行之前，外貿 OEM 為主的箱包代加工是獅嶺最具紅利的龍頭行業，這一時期，外貿訂單量大，代加工的利潤較高，常有訂單過剩而產能不足的情況。 這一時期，獅嶺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產業系統。 在 2008—2010 年，獅嶺完成了產業聚集第一階段，在區域的產業、人口、文化結構上都實現了顛覆性的變革。產業結構的變革使得皮具箱包產業成為了獅嶺鎮的支柱產業，極大程度上改變了獅嶺的發展方向。

　　皮具箱包代加工及相關產業聚集帶來了經濟效益，也帶來了數量巨大的外來務工人口(約 30 萬)及相關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如衣食住行和教育醫療等。人口結構的變化伴隨著文化結構的改變，伴隨改革開放的浪潮和市場經濟的崛起，以農業文化(尤其是盤古信仰)為主要文化特色的獅嶺鎮，出現了崇尚商業、學習外語、美金結算、餐飲西化等現象，文化結構的改變使得整個小鎮從外而內完全被皮具箱包產業所主導，人們的意識也隨之更加傾向于城市文化和外來文化，獅嶺成為同類型產業集群中最時尚、單品均價最高的“標桿”。

　　2 第 1 次產業轉型升級歷程

　　2008 年，全球經濟形勢下行，許多國外品牌為求利潤最大化而尋找更低廉的代工價格，代工市場向東南亞轉移，對獅嶺純外貿企業有一定的影響(OEM 較ODM 受影響更大)。 為緩解經濟下行給獅嶺皮革皮具箱包產業造成的影響，增強獅嶺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競爭力，當地政府從產業配套、人才、融資和品牌發展等相關方面入手，協助行業實現經濟軟著陸，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產業集群系統，使得產業內在的聯系更加緊密，邁出了產業轉型升級的第 1 步，見圖 4。獅嶺鎮政府主導了皮具箱包產業的第 1 次產業轉型升級，主要從 3 個方面進行干預。 首先是產業系統升級，協助自主聚集的企業形成區域內相對完善的產業鏈：將原、輔料市場規范整合，建立統一的經營場地，使原輔料價格公開透明;協助企業建立產業園，提高協同效能;建立公共服務平臺為產業提供服務，幫助企業解決專業問題;促進企業參與國內外大型展會;為企業配套出口和運輸相關服務并建立人才儲備機制。

　　在品質升級的版塊，促進材料創新適應國際市場的標準，確立知識產權認證系統，提升企業的知識產權意識，協助企業建立質檢標準，給予企業各級別的品牌認證。 在品牌升級板塊，提倡自主品牌發展，鼓勵原創設計并舉辦大型的行業賽事和活動。 另外，積極制定皮具箱包行業相關的各方面高級別標準，促進行業正規發展，并與同類型不同產品定位的其他區域結成聯盟，從各個方面力保將獅嶺產業集群的優勢真正發揮出來。第一次產業轉型升級及時有效，短短兩年時間，完成了產業系統整合，使得獅嶺皮具箱包產業平穩度過了全球經濟下行的難關，穩固和提升了獅嶺在 GVC中的位置，產業逆勢上揚，增加了國際國內市場份額，展現了“中國皮具之都” 的能量，延長了產業集群的生命周期。

　　3 數字化時代的危機

　　20 世紀末，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 提出信息技術可以改變人們的學習、交流和生活方式，人類進入數字化世界[5]。2010 年后，世界范圍內，網絡購物的普及，線上購物平臺層出不窮，對線下的實體經營和專業市場沖擊巨大，線下市場被迫縮減。 線上交易打破了地域壁壘，隨著消費觀念升級，國內消費者可以橫向、縱向對比產品和價格，內貿箱包品牌在市場中不受青睞。 獅嶺內貿品牌實體門店的交易量持續下滑，昔日的國家級、省級名牌，紛紛進入實體關店的進程中。

　　第 1 批獅嶺創造的品牌悉數落幕：如天寶、塞飛洛等紅極一時的知名品牌，已在內貿中銷聲匿跡，天寶產值大幅縮減，塞飛洛持續關店，已轉行做產業園經營，畢斯曼已于 2010 年停止品牌運營，2020 年才擬重啟，而保蘭德則退變成為了小眾設計品牌，市場份額與其輝煌時期不可同日而語。2019 年年末，疫情開始席卷全球，外貿出口受到巨大沖擊，有的企業甚至一年都沒有接到一個外貿訂單。 2020 年至今，疫情迫使廣交會等大型商貿活動轉為線上，展會形式的改變大大削減了訂單的獲取量。2021 年首次恢復線下廣交會(第 130 屆)，“獅嶺一條街”參展企業多數都沒有在展會中接到訂單，收到的名片都很少。

　　至 2021 年末，外貿訂單量稍有回暖，但迫于外商壓價、疫情運輸時效不能保障，前景并不樂觀。2019 至 2020 年，直播行業興起，不少企業嘗試依托直播電商由外貿轉向內貿，但電商平臺角逐用戶量相互廝殺，主播競價壓低廠商利潤，箱包企業想要在電商直播中推出自己產品或者品牌必須經歷“吳三桂(無三柜)”階段，電商環境競爭激烈，終結了不少中小、小微企業發展內貿的道路，部分大企業也決意不再涉足內貿，能熬過“吳三桂” 階段不放棄內貿的企業利潤微薄，步履維艱。

　　此外，廣東本地房租、電價、人工、運輸等客觀支出上漲也給了皮具箱包企業帶來非常大的壓力。 其中，人工成本持續上漲，熟練工人的年齡逐漸增大，而年輕人不愿意從事繁重和重復性的加工工作，對工作環境和周邊生活環境要求也較高，造成了嚴重的用工短缺;臨時工市場因此活躍，又進一步加速了人工成本的上漲速度。 用電限制和電價政策調整對于用電量大的企業也造成了極大困擾，尤其是在行業較為繁忙的 7、8 月，電力相關問題直接影響了產能。 企業集中的區域房租上漲，截至 2021 年，獅嶺鎮中心地段的廠房平均月租價已經達到約 25 元/ m2，許多企業倍感壓力。 獅嶺多數企業出口的目的地為歐美，因此出口運輸的海運貨柜在旺季一柜難求，等待時間長且運輸價格上漲。

　　加之，鄉鎮式的生活環境和熟人社會的氛圍，讓本就門檻不高的皮具箱包行業更多陷入人情世故之中，工作效率不高，中小和小微企業更受其影響。市場客觀環境表明，獅嶺皮具箱包產業集群到達了第 2 個轉型升級的關鍵節點，即需要將內源傳統型集群升級為內源品牌型產業集群，而升級的路徑應順應數字化時代的潮流，將線下的產業集群以新的網絡結構模式轉移到線上，建立線上產業管理系統以增強管理能效，建立線上多類型產業鏈，最大限度發揮產業集群優勢，抓住關鍵環節，部分外放生產，提升集群在世界市場中的價格優勢和品質競爭力，利用數字化快速傳播的能力建立區域化 B2B、B2C 品牌，再次提升獅嶺皮具箱包產業集群在 GVC 中的綜合排位。

　　4 數字化轉型升級策略

　　至 2019 年，獅嶺皮具箱包相關企業已達 8 800 多家，從事皮革皮具原、輔材料經營的商鋪約 18 800 家。2021 年，全鎮年產皮具 7 億多件，年交易額超過 300億元，產品主要出口歐美市場。 “中國皮具之都” 揚名海外，縱然擁有 4 600 多個登記在冊的自主品牌但在內外貿的 B2C 市場中仍缺乏競爭力[6]。 因為獅嶺皮具箱包產業集群最初的整體定位傾向于 B2B 代工(OEM/ ODM)，代工利潤主要依靠規模來獲取，既有經營模式相對固定，在短期內無法由 OEM/ ODM 為主轉變為以 OBM 為主，產品的高利潤區間屬于箱包品牌的所有方。

　　獅嶺的箱包企業不是不想進入完全的OBM 階段，而是迫于多方面原因，倍感道阻且長。首要原因是內外貿環境對于中國箱包品牌接受程度低。 現代時尚觀念和品牌等級框架經由西方國家在現代主義時期建立，內外貿中，單品價值較高的皮具箱包品牌(B2C)絕大多數來自西方國家。 中國本土品牌進入市場的時間晚，在市場競爭中，觀念性的“評級” 導致獅嶺產品處于價格系統的中下游，難以進入中高端市場。 其次，行業內部長期固有觀念認為建立品牌需要加重資金投入且只能獲得中長期收益，與短期盈利的需求之間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皮具箱包行業從業門檻低，多數經營者對于建設自主品牌的中長期戰略有一定的抵觸思想，且缺乏對于內外貿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加之，對既得利益的經營模式OEM/ ODM 依賴程度高，并不愿意承擔風險。

　　再次，GDP 排名對于屬地企業有較高的要求，企業背負時間壓力，使其更傾向于獲取短期利潤，回避長期投資。另外，還有設計資源獲取難、成本高，缺乏柔性供應鏈等因素，一并導致了本土皮具箱包品牌難以在市場中獲得長期穩定的成長空間。要建立在內外貿(B2B / B2C)市場中有競爭力的品牌，對中小企業集聚居多的獅嶺來說，抱團利用行業聚集優勢發展區域品牌是相對可行的品牌建設途徑。 一則可以極大程度在較短時間獲得品牌的市場效應，二則可以有效規避單個企業建設品牌的市場風險。 由行業協會注冊申請的“中國皮具之都” 和“獅嶺”兩個集體商標，多年來尚未真正在市場中經營使用，只在大型活動中做形象展示。 將這兩個集體商標與數字化平臺鏈接起來，以 B2B 和 B2C 兩種方式對企業進行分類，與區域品牌匹配，以數字化平臺聯動推廣兩個集體商標，可以盡快建立品牌集群的線上聯動效應，即區域品牌優勢。

　　喬治·韋斯特曼(George Westerman)、迪迪爾·邦特(Didier Bonnet) 和安德魯·麥克菲(Andrew McAfee)從經營績效的角度分析，認為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從根本上提高企業績效或擴大企業覆蓋面”的機會，數字化轉型包括 3 個主要組成部分，9 個要素：轉變客戶體驗(客戶理解、一線增長、客戶接觸點)，轉變運營流程(流程數據化、工作使能、績效管理)，轉變商業模式(數字化轉變業務、新的數字業務、數字全球化)[7]。

　　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是通過數字改善企業效率，而這種變化帶來的新商業模式是以顧客為導向的。 換言之，數字化是需要打通整個產業鏈、提升效率配合新的銷售模式。2017 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指出“供應鏈是以客戶需求為導向，以提高質量和效率為目標，以整合資源為手段，實現產品設計、采購、生產、銷售、服務等全過程高效協同的組織形態。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供應鏈已發展到與互聯網、物聯網深度融合的智慧供應鏈新階段[8]。”在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進程中，目前，獅嶺鎮域除了一家做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軟件企業外，沒有相關的結構性成果，但產業升級勢必通過結構化來完成。 格里芬(Gereffi) 從 GVC 的角度整理出產業轉型 4 個層級：

　　(1) 內部升級，( 2) 企業之間的升級，( 3) 國家內部升級，即從簡單的組裝到OEM、ODM 至 OBM，(4)國際性區域競爭力升級[9]。獅嶺皮具箱包產業升級，亟待架構相對成熟的線上產業鏈平臺作為支持，打通由產至銷的線上通道，提供線下專業市場和銷售渠道的完整功能。 產品設計和品牌發展都依賴產業鏈的柔性供應特征才能走入市場化的檢驗過程，品牌創新和品牌推廣都要經過市場磨練才能沉淀下來有發展前景的優質產品和品牌。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疫情影響下，由企業或者商會在市場化的環境中去獨立完成數字化平臺整合升級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在建立線上產業集群服務平臺的方向(B2B / B2C)上，獅嶺皮具箱包企業曾 5 次嘗試建立線上產業鏈或物聯網、集中銷售平臺等，均具備一定的資金規模，但都沒能存續。

　　一方面是箱包企業的運營思維和管理方式不適用于線上產業鏈或物聯網的建設，另一方面就是非中立的性質使其商業模式無法持續運行。再一次由政府主導產業轉型升級是必經之路。數字化轉型需進行線上平臺整合，由獨立于箱包企業之外的第三方運營數字化平臺( 產業鏈或物聯網等)，在統一的具備公信力的管理平臺鏈接下，以獨立的區域企業聯盟的形式將各方整合到管理平臺上，實時掌握產業的信息、資源，協調產能，協助多地建廠的企業異地協同，以線上產業系統為線下產業集群加速，推廣“中國皮具之都”“獅嶺”兩個區域品牌，讓產業集群的效應通過區域品牌在線上線下的聯動，真正發揮作用，為 5G 時代的全球市場展現獅嶺作為“中國皮具之都”的反應力和執行力。 最終為獅嶺皮具箱包產業集群實現增大 OBM 獲利的比例份額的目的，力爭做出獲得 GVC 認可的中國一線品牌，不負獅嶺半個世紀的孜孜不倦。

　　數字化論文范例：數字經濟背景下數字化賦能先進制造企業價值創造機理研究

　　5 結 語

　　世界經濟發展的重點已從規模經濟、速度經濟轉向數字經濟，2018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快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根據 2021 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的數據，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在支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恢復生產生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0]。 數字化技術引發全球新型工業革命，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是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戰略。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我國政府出臺了《中國制造 2025》[11]《“上云用數賦智”行動》[12]《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13] 等一系列政策，數字化作為“中國制造 2025”的產業政策載體之一，將強勢引領傳統工業邁向 5G 時代。

　　參考文獻：

　　[1] 鄭杭生.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研究與中國社會學的使命[J].社會學研究，2011(4)：68-75.

　　[2] 花都區獅嶺鎮黨委、政府.花都獅嶺 中國·米蘭[Z]，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

　　作者：秦 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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