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與環境規制雙重作用下長江經濟帶水污染治理研究

　　摘要：經濟增長與水污染治理的協調發展是當今綠色發展下的重中之重。以 2000—2020 年長江經濟帶 11 省(直轄市)的面板數據為例，運用門檻效應模型將長江經濟帶劃分為經濟發達、較發達、欠發達 3 部分地區后，運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建立水污染治理效果模型，分析了能否在環境規制下實現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水污染治理同步進行。結果表明：在前期追求經濟發展的情況下長江經濟帶各地區僅考慮自身發展需求難以有效開展水污染治理;在環境規制的作用下，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能夠加大對于水污染治理的投入，而經濟較發達地區卻無法達到環境規制的要求;在環境規制與追求經濟增長的雙重作用下的水污染治理效果在經濟發達地區最為顯著，經濟欠發達地區次之，經濟較發達地區不顯著。研究結果為制定流域經濟發展與環境規制雙重作用下水污染治理差異化策略提供借鑒。

　　關鍵詞：水污染治理;經濟發展;環境規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長江經濟帶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保持了 40 多年的中高速增長，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根據 2020 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的國民經濟總量由 2000 年的 105億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9.9×105億元。然而，經濟高速增長伴隨的高排放、高耗能等嚴重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了社會痼疾。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實現人與水和諧的背景下，各級政府采取新的環境規制手段改變“唯 GDP 式”的發展方式所造成的負面環境影響，環境規制主要是以命令型的政府強制性行為、市場激勵以及公眾自愿三種類型為主來實現綠色發展，但環境規制效果依然存在規制對象及地區發展不均衡、經濟發展不平衡和治理效益分配不均等問題[1]。

　　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作為中央重點實施的“三大戰略”之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然而，近年來由于一味地追求經濟高速發展導致長江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問題嚴重。一方面，雖然長江水資源總量相對豐富，但是人均占有量較低且不同地區水資源利用模式迥異。長期粗放的用水模式導致長江流域水資源利用率較低，浪費現象嚴重。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未來長江經濟帶需水總量將會繼續維持增加態勢[2]。另一方面，由于監管不力，大量未經清潔處理的工業廢水和城鎮污水被直接排入長江，已經遠超水體自凈能力，長江水環境承載力已逼近極限。

　　因此，實現水污染治理和水資源綠色高效利用并加以環境規制，是長江經濟帶開展水污染治理和實現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環境規制與經濟發展、污染治理一直以來就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古典經濟學認為環境規制并不能改善企業的生產效率，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存在通過“創新補償”效應提升企業技術水平的機制[1]。而“波特假說”[3]首次提出在環境規制下會產生“創新補償”效應，環境規制通過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此后，Rossman 和 Krueger 提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這一概念，兩位學者認為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倒 U 形的關系[4]。

　　國內學者以此為基礎開展了諸多環境規制與經濟發展相關研究[5]。包群等[6]研究發現，環境規制的執法力度對環保立法監管效果的關鍵作用。馮斐等[7]研究表明，通過行政強制執行的手段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提升區域生態效率。張紅鳳等[8]分析認為，嚴格而系統的環境規制能夠改變環境發展與污染密集產業相沖突的局面。張成等[9]研究結論顯示，從長期角度看，政府通過指定環境規制政策能夠為中國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帶來“雙贏”。

　　原毅軍等[10]得出環境規制政策能實現經濟“綠色增長”的結論。陶靜等[11]研究得出，通過增加環境規制的強度能夠實現經濟發展與污染治理的雙重目標。涂正革[13]研究發現，環境管制帶動產業環境結構優化。曾賢剛[14]指出，“污染避難所”假說在中國并不成立。何愛平等[15]強調，通過加強環境規制的力度能夠帶動企業技術創新。楊冕等[16] 認為環境規制能夠進行工業污染治理效率的改善。

　　從以往的文獻中發現，大多數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環境規制能夠達到區域經濟增長與污染治理效率提高的“雙贏”上，卻缺少關于長江經濟帶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在環境規制下對于水污染治理的研究。因此，本文創新性地考慮了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的基礎上，環境規制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下是否也同樣存在因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具有差異效果的情況。本文以長江經濟帶 11 省(直轄市)2000—2020 年的水污染治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為基礎，研究在環境規制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作用下，水污染治理是否存在地區差異。

　　1 模型與數據

　　1.1 面板門檻回歸效應模型

　　經濟增長與水污染治理共贏的目標，需要考慮不同水平的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對水污染治理產生的影響。為了解決異質性和內生性問題，HANSEN[17]在 1999 年提出面板門檻回歸模型，由于本文探討的是在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下環境規制對水污染治污效果的影響，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作為估計的門檻變量以構建分段函數，并根據數據本身的特點估計出門檻值對長江經濟帶區域進行劃分。根據門檻效應模型估計得出的門檻值，將長江經濟帶分為經濟發達地區、經濟較發達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后進行水污染效果實證分析。

　　1.2 變量與數據

　　1.2.1 被解釋變量：

　　水污染治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

　　(1)測度方法。對水污染治理效率進行測算是本文的重要環節，根據以往的文獻，通常采用水污染治理效率[18]來計算。褚俊英等[19]應用數據包絡分析 (DEA)方法對中國 81 個污水處理廠的污染治理效率進行了比較研究，但由于傳統的 DEA 方法沒有考慮到不同地區間在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發展以及投資機遇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因此在此基礎上，石風光[20]采用三段 DEA 對中國工業水污染治理效率進行計算。由于傳統的水污染治理效率沒有考慮到污染物排放等“壞產出”，因此本文采用考慮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非期望產出的 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對長江經濟帶水污染治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行計算。

　　(2)水污染治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投入、產出指標。本文選擇長江經濟帶的 11 省(直轄市)作為研究對象。

　　1.2.2 解釋變量：

　　環境規制(ER)“波特假說”認為環境規制能夠促進企業提高技術創新的能力，環境規制與競爭力間存在“U”型曲線關系，在前期雖會產生“侵占效應”導致企業競爭力的降低，但長期來看在環境規制下，企業會進行技術創新彌補“規則成本”。環境規制的度量主要分為以下三種 ：

　　一是用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污染物排放水平、人均收入來度量[22];二是鐘茂初[23]等利用改進的熵值法構建了包括二氧化硫去除率、工業煙塵去除率、工業粉塵去除率等 5 個指標的環境規制綜合指數;三是通過分類費用型和投資型的環境規制類型進行分類度量法[24]。

　　一般認為，各地區工業廢水排放量的占比越小，當地政府對于水污染治理的投入度越高、環境規制的執行度越到位。對于波特假說的檢驗，景維民等[25]在實證分析中均采用了環境規制二次項的檢驗方式，本文同樣采用此方法。環境規制定義為地區工業廢水排放量占工業增加值的比值。

　　1.2.3 門檻變量：

　　經濟發展水平(人均 GDP)當地區經濟呈高速發展的態勢，勢必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傷害。而地區經濟高速發展后，當地政府要求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社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并對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地區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帶動產業機構升級轉型，響應國家要求的“綠色發展”。由于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參次不齊，因此本文使用各地區的人均 GDP 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經濟發展水平定義為地區當年的人均 GDP(萬元)。

　　1.2.4 控制變量

　　(1)研發強度(RD)。提高研發強度意味著引進大批科技人才、建設研究實驗基地、生產新興技術設備，從而拉動當地經濟增長。研發強度定義為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的比重。

　　(2)外商直接投資(FDI)。FDI 對于污染排放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類認為根據“污染避難所”假說，跨國企業會從環境規制更為嚴格的發達國家轉移到環境規制相對寬松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污染轉移;另一類則認為優秀外資能夠發揮技術外溢的正向效應。FDI 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示范效應”“學習過程”和“競爭機制”這三個方面[26]。外商直接投資定義為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占生產總值的比重。

　　(3)城鎮化水平(URB)。城鎮化短期內的擴張會突破城市的資源承載能力、破壞城市生態環境結構，且隨著地區之間溢出效應的產生會進一步加劇各省市的環境污染。城鎮化水平定義為地區當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4)產業結構(IS)。在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結構的比值會不斷下降，而第三產業的比重會逐漸上升。產業結構定義為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總產值的比重。(5)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額(IFI)。在政府要求企業充分發揮綠色 GDP“第一旗幟”的作用下，當地企業不得不減少粗放式、耗能高、污染強的工業企業的投資，逐步轉移到以清潔能源、綠色產品為主的創新型企業上。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定義為工業全社會固定投資總額占固定投資總額的比重。

　　1.3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 2000-2020 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等長江經濟帶 11 省(直轄市)的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的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 實證結果與分析

　　2.1 門檻效應模型的估計檢驗

　　2.1.1 門檻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

　　本文對長江經濟帶 11 省(直轄市)的人均 GDP 進行門檻值計算，門檻效應模型檢驗結果。長江經濟帶總體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門檻值𝛾1 = 2.615，𝛾2 = 5.8502。從總體上看，單一門模型在 5%的水平上顯著，雙重門檻效應模型在 1%的水平上顯著，因此選用雙門檻效應模型進行研究。

　　2.1.2 門檻效應模型實證分析

　　根據門檻效應探究環境規制對長江經濟帶水污染治污效果的影響，并加入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模型(OLS)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FE)。模型(1)單門檻回歸結果表示在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在區間(0,2.615)時，環境規制系數在 1%的水平顯著為正;在區間[2.615,5.85)時，環境規制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模型(2)雙重門檻回歸結果顯示，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在區間(0,2.615)時，環境規制的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在區間[2.615,5.85)時，環境規制的系數在 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區間[5.85,+∞)時，環境規制的系數在 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模型(3)與(4)為保證穩健性的回歸結果。說明了隨著環境規制的力度不斷加大，有效地增強了對長江經濟帶的水污染治理效果，這表明在政府重視水污染治理并進行環境規制的情況下，企業提高了綠色生產的意識并減少了工業廢水污染的排放，提升科技研發的力度向創新型企業轉變。

　　2.2 水污染治污效果實證分析

　　2.2.1 長江經濟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結果分析

　　長江經濟帶 11 省(直轄市)2000—2020 年水污染治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情況。根據前文門檻效應模型得出的門檻值，將地區當年人均 GDP 超過(含)5.85 萬元的地區劃定為經濟發達地區，包括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地區當年人均 GDP 為 2.615 萬元~5.85萬元(包括 2.65 萬元)的劃定為經濟較發達地區，包括重慶市、四川省、湖南省、湖北省，地區當年人均 GDP 平均值低于 2.615 萬元以下的劃定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包括安徽省、江西省、云南省、貴州省。

　　結果表明，在 2013 年以前經濟發達地區的水污染治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要低于經濟較發達、經濟欠發達地區，在 2013 年后經濟發達地區的水污染治理效果逐步提升。這是由于 2013 年習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強“長江經濟帶發展”后，經濟發達地區開始致力于全面淘汰落后產能，并通過產業轉移與升級突破污染治理困境來實現“騰籠換鳥”。由此可見環境規制在水污染治理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3 結論與政策啟示

　　基于 2000-2020 年長江經濟帶 11 省(直轄市)的水污染治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考察了區域經濟發展、環境規制與水污染治理間的關系，得到了以下結論：

　　(1)在區域經濟發展與水污染治理的雙重作用下，研究表明雖然隨著經濟的發展水污染治理有所改善，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水污染治理效率在 2013 年前卻優于經濟發達地區，原因可能是以下幾方面:

　　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資源稟賦條件不足、生產結構發展不到位、重工業污染企業數量少，因此污染排放等“壞產出”較之于發達地區要更少;二是由于本身對于工業企業的投入較少加之嚴格的環境規制，因此水污染治理的效果要更好;三是經濟發達地區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當地大力發展高耗能、粗放式的企業，從而導致水污染治理效果不如經濟欠發達地區顯著。而在 2013 年后以“騰籠換鳥”、水污染聯動治理等以政府政策為主的環境規制下，經濟發達地區實現了水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承接了經濟發達地區的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因此造成了水污染治理效果不如以往的情況。

　　(2)長江經濟帶 11 省(直轄市)在環境規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下水污染治理效果有顯著的地區差異，經濟發達地區最為顯著，經濟欠發達次之，經濟較發達不顯著。在環境規制的前提下經濟發達地區為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大量投資于技術創新，利用領先的科技研發成果帶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企業準入門檻，將資源合理分配至綠色清潔能源產業。

　　經濟較發達地區在科技創新能力上落后于經濟發達地區，與此同時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高需求，因而試圖通過城鎮化發展帶動水污染治理，但其本身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產業轉型不到位、資源分配不合理的問題導致水污染治理效果反被抑制。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城鎮化水平，加之盲目追求經濟效益的目標會導致經濟欠發達地區因為城鎮化發展而沒有能力同步進行水污染治理。由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達不到環境規制的執行能力，因此水污染治理效果不夠理想。基于此，論文的政策含義在于：①加強環境規制和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

　　為避免片面強調“GDP”式的經濟發展，政府要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和諧統一為抓手，盡量杜絕為追求經濟總量而產生的污染偷排、污染轉移的現象;同時，也不應一味追求達到環境規制的標準而打壓當地經濟的發展，應加大民間投資力度并吸引外商投資，鼓勵各地區進行科技研發、設備更新。

　　另一方面，政府應減少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優待與補貼，鼓勵高技術研發人員留在當地進行技術創新，避免因為生存壓力較小而缺少冒險精神情況的產生;②重視環境規制的區域差異與執行效果。根據各省市經濟差異、資源稟賦特點、科技研發能力、城鎮化水平等合理制定差異化的環境規制，強調對當地企業的監管，加大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處于經濟發展上升期的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對于污染嚴重的經濟發達地區應采用嚴格的強制性環境規制，樹立經濟發達地區的榜樣示范形象，避免為追求經濟發展而放棄綠色發展的局面，通過環境規制的”創新補償“加大綠色技術創新和當地企業向綠色清潔企業轉型。

　　對于前期已經加大水污染治理投入但經濟水平欠佳的地區應采取較為寬松的激勵型的環境規制，避免出現因為創新能力不足、環境規制成本過高而導致無法滿足環境規制要求的局面的出現;③政府應重視“軟建設”的重要性，加大追求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力度，提升其綠色技術競爭力，通過“示范效應”促進其他地區綠色發展，加大對污染密集型企業的控制，著力發展清潔產業。為建立經濟增長、環境友好的社會，實現水污染治理和經濟發展的雙眼目標，在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必須與環境規制手段相協調，建立相應的官員政績考核制度、優化地區環境投資建設、重視城市生態文明理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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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玲玲1，陸淼 1，張蕊 1，王宗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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