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研究

　　摘 要: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龐大的弱勢群體，其生存狀況易受社會關注，但他們的幸福感則較少受到重視。基于此，根據廣東省新生代農民工的 1402 份調查數據，通過差異性檢驗，研究發現: 1) 網絡聊天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消極情緒具有負向影響; 2) 網上玩游戲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主觀幸福感具有負向影響; 3) 網絡購物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積極情緒具有正向影響; 4) 網上聽音樂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消極情緒具有負向影響。基于上述研究結果，文章的研究目標是為增強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提供新思路與新研究方向，為該領域提供理論支持。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 網絡使用; 幸福感; 影響研究

　　1. 引言

　　截至2020 年底，我國互聯網用戶有9. 89 億，手機用戶的上網率高達 99. 7% 。自2008 年起，互聯網和手機成為新媒體的典型代表，在農民工群體中漸漸得到普及，有關新媒體與新生代農民工的話題熱度也不斷攀升[1]，加之 2020 年疫情對人們社交生活的影響，促使網絡使用更是成為新常態。研究顯示，互聯網極大提升了農村用戶的主觀幸福感，且幸福感提升效果受到網絡使用技能熟練度的影響[2]。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的邊緣性群體，該群體的生活狀況和對幸福感的評估水平關乎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3]

　　如何提升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已成為一大奮斗目標。在此背景下，基于網絡使用視角，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網絡使用對幸福感的影響，并分析其作用機制，為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制定有針對性的措施提供建設性意見，對推動城鄉一體化進程和實現國家百年奮斗目標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幸福是人類社會不斷追求的目標，幸福感不僅在心理學領域是熱門話題，也是衡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準。倪旭東、王勤勤發現我國在 21 世紀初期就有學者從事幸福感相關的研究，近年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該話題成為熱門研究，且發文量呈現正向增長的趨勢，由于相關樣本數據集中、易收集的特點，故該領域的研究對象主要以大學生為主[4]。

　　陳浩彬、苗元江指出主觀幸福感有三個維度，總體表現為個體對所處環境的綜合評價[5]。本研究將主要圍繞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進行研究。但我國在該領域主要聚焦在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職業狀況、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信任等多個方面的影響因素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程度，在網絡使用方面對其影響的相關文章較少，因此本文從網絡使用切入探討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從已有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來看，主要表現為三方面。

　　一是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憧憬發達城市生活以及為求生計的新生代農民工進入都市，大多數人表示不想回到相鄉村[6]，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7]，杜宇認為，新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8]。

　　二是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質量研究。隨著供給側結構的改革，新生代農民工作為重要的人才資源在現代產業中不可或缺[9]。就業質量不僅能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對幸福的感受[10]和地位層級認同[11]，還能左右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是有關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教育研究。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輟學務工，孫天華認為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教育培訓，有助于該群體更好地融入城市[12]，新時代下，加強開展培訓教育，對加快推動城鎮化進程、提高工業化程度有重大意義[13]。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有學者轉向研究互聯網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作用研究，互聯網不僅推動新生代農民工轉向網約工的就業選擇[14]，拓寬了尋找新職業的途徑[15]，新生代農民工在網絡賦權背景下反映自身利益訴求、發表網絡空間意見的意愿也不斷增強[16]。

　　在網絡使用對主觀態度的影響方面，有學者研究發現頻繁使用互聯網的農村居民，其幸福感能有效提升[17]，互聯網使用也會顯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3]，但很少有學者研究網絡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盡管有學者將互聯網使用和互聯網技能作為自變量，農村居民對生活是否感到幸福分五個等級作為因變量，研究互聯網使用是否能顯著提升村民幸福感[18]，但很少有研究者從網絡使用視角出發，實證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調查。因此，在新時代全面建成現代化國家的大背景下，本文將研究網絡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影響情況，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應建議，對完善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基于此，本文以新生代農民工網絡使用和幸福感為視角，通過新生代農民工的性別、地域、出生年代、婚姻狀況、每日工作時長、環境危機感、社會公平感知狀況七種基本情況分析，并從觀看新聞、網絡交友、網絡游戲、網絡購物、網上聽音樂多方面重點探討網絡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機制，以便全面、深入地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網絡使用對幸福感的影響效應，以期豐富相關研究，為我國相關領域提供有益參考。

　　2. 數據來源與分析

　　2. 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來源于課題組在全國外來務工人口居多的廣東省的相關調研。研究數據源自課題組負責老師帶領研究生采用隨機方式抽取來自江西、廣東、北京、湖南、貴州、新疆、上海、山西省份的新生代農民工完成的問卷，共計 1867 份。

　　2. 2 研究分析

　　本研究假定在這次問卷調查中農民工的回答都是客觀真實的，完成后的問卷由課題組老師指導研究生對問卷進行清理，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1402 份，有效率為 75. 1% 。為了探究網絡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影響，對性別、地域、出生年代、婚姻狀況、每天工作時長、是否有環境危機感、社會是否相對公平相關因素進行考察，并進行統計學分析，不同性別的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 F 值分別為 6. 402、5. 033(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 在生活滿意度、消極情緒上差異并不相關( P > 0. 05) ，無統計學意義。

　　由此可見，男女新生代農民工對生活滿意的程度和消極情緒的變化相差不大，但女性的積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顯著更高。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國民生活質量顯著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也使得全國人民擁有美好生活，因此不同性別對生活滿意度的感知無顯著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康紹霞對河南鄭州新生代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19]。相比之下，男性新生代農民工需要面對更高的壓力[20]，男性的積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才會顯著低于女性，男性所面臨的壓力在無處發泄的狀態下轉化為消極情緒，而女性感性，對外界的感知較為敏感，故性別在消極情緒上無顯著差異。來自西、中、東地域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和消極情緒 F 值分別為 5. 402、9. 532(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 在主觀幸福感、積極情緒上相關性不大( P > 0. 05) 。

　　通過數據分析可知，來自不同地域的新生代農民工對生活滿意度的評估差異顯著，在消極情緒上也有顯著差異; 但是在主觀幸福感和積極情緒上的差異微乎其微。由于我國疆域遼闊，不同地域得到的發展相對不平衡，盡管東部地區發展迅猛、物資充足，西部、中部、東部地區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呈階梯狀上升，但生活節奏和社會壓力呈正相關加快和增強，其負面情緒也呈階梯狀上升。但有趣的是，西、中、東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積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上的差異微小，這可能是外出往發達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差距小，以至于對幸福感的影響微弱。不同出生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滿意度、情緒和主觀幸福感上的差異均不顯著( P > 0. 05) ，無統計學意義。該數據表明，80 后和 90 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幸福的感知相向。根據 2016 年馮永琦、張天舒研究表明新老兩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不呈正態分布[21]，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本研究的客觀性，盡管他們出生年代不同，但都生活在安穩發展的時代，他們的生活方式大同小異，對生活的體驗也便不存在較大的差異。不同婚姻狀況的新生代農民工消極情緒 F 值為 4. 765(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

　　數據分析顯示，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消極情緒顯著更高。這是由于已經結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夫妻能夠共同面對困難，抵御風險，因此其積極情緒、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的整體平均值都高于未婚者。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男女比重超常規失調，農村中婚姻擠壓的現象普遍存在[22]，極易產生婚姻焦慮，加之身邊沒有親密的對象可傾訴，故消極情緒顯著高于已婚新生代農民工。不同工作時長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 F 值分別為 18. 499、13. 689、16. 171(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 在消極情緒上無統計學意義( P > 0. 05) 。根據數據分析可知，新生代農民工每日工作時長越短，其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相應越高。有研究表明，隨著工作時長的增加，工作人員的幸福感降低，主要是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為了滿足家庭溫飽，以犧牲家庭生活時間為代價[23]，與家人共處的時間縮短，不僅沒有閑暇享受家庭溫馨時光，還要躋身于流水線工作，幸福感便陡然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工作多長時間，新生代農民工的消極情緒平均值基本相等，或許工作就會給人帶來壓迫感和焦慮感。

　　對環境危機感知不同的新生代農民工消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 F 值分別為 10. 629、4. 351(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 有無環境危機感在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緒上無統計學意義( P > 0. 05) 。由數據可得出，他們當中有環境危機感消極情緒更高，沒有環境危機感主觀幸福感更高，但有無環境危機感對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影響不大。環境危機感作為當事人對所處環境的感知狀況，能給當事人帶來兩種結果，一種是積極影響，將壓力轉化為動力，并不會對個人的正常生活和積極情緒產生太大的影響; 另一種則是消極影響，有環境危機感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壓力始終得不到釋放，將會轉化為心理焦慮，消極情緒增加，主觀幸福感隨之降低。對社會是否相對公平持不同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 F 值為 3. 948( P < 0. 05) ，具有顯著差異; 在情緒、主觀幸福感上的差異表現并不相關( P > 0. 05) 。

　　研究結果顯示，該群體中認為社會相對公平的人生活滿意度顯著更高，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則表現得并不明顯。通過文獻查閱發現，吳奇峰等人在實證分析中發現農民工對社會公平的感知不是很高[24]，表中相應數據無顯著性差異能從中得到一定的啟示，而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呈現出顯著差異可能是生活狀況一般甚至是較差的群體反向預測認為社會不公平而導致的結果。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網民用戶身份出現的新生代農民工數量不斷增長，在使用網絡時，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滿意度、情緒、主觀幸福感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是否看新聞對主觀幸福感影響不顯著( P > 0. 05) ，無統計學意義。根據數據分析，不管看不看新聞，該群體的主觀幸福感變化差異不大，可能的解釋是其整體文化水平不高，對新聞媒介輸出的信息不夠敏感，觀看新聞只是消遣時間的一種方式，且新生代農民工觀看的時事新聞對其日常生活基本沒有影響。

　　新生代農民工是否網絡聊天在積極情緒、主觀幸福感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 > 0. 05) ; 在生活滿意度、消極情緒上的 F 值分別為 19. 245、5. 460(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由研究數據可知，不參與網絡聊天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更高，相反，參與網絡聊天的消極情緒相比之下更高。這是由于網絡空間的匿名性和異步性使網絡聊天的影響具有兩重性，既可以通過網絡傳播正能量，也能傳遞負面情緒，覺察者通過動作互動易受到誘發者情緒感染[25]，而負面情緒比正面情緒更容易得到傳播[26]，加之處于社會邊緣的人趨向于在網絡上表達負面信息，但難以獲得較多社會支持[27]。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的弱勢群體，他們網絡交友聊天過程中向他人表露生活的不順意，但很少得到他人、社會的回應，在表達碰壁時對生活的滿意度下降，負面情緒因表達受阻得到提升。相比之下，網絡聊天的新生代農民工更易受到網絡空間的負面情緒影響，對正向的情緒感知并接收程度相較不高，部分解釋了網絡聊天對其幸福感影響的數據分析結果。

　　新生代農民工是否玩網絡游戲在消極情緒上不呈正態分布，不具有統計學意義( P > 0. 05) ; 在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主觀幸福感上 F 值分別為 8. 182、6. 595、5. 806(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研究結果表明，不玩游戲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主觀幸福感均明顯更高。根據該研究結果查閱相關文獻發現，有研究表明無聊傾向更易網絡游戲成癮[28]，新生代農民工日復一日重復工作內容，生活中少有其他消遣形式，致使他們日常生活無聊枯燥，在接觸網絡游戲后，比其他群體更易網絡成癮，故網上玩游戲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不高、積極情緒下降、主觀幸福感減弱，新生代農民工每日工作本就困乏無趣，是否玩網絡游戲對他們的情緒影響不大，在消極情緒上無顯著差異也屬正常現象。新生代農民工是否網絡購物在生活滿意度、消極情緒、主觀幸福感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 > 0. 05) ;在積極情緒上 F 值為 7. 644(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由此可知，參與網絡購物的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情緒顯著高于不參與網絡購物的新生代農民工。

　　由于互聯網的普及使網絡購物成為一種潮流，購物網站的樣品多樣性和頁面的設計性易于提升用戶情緒[29]，新生代農民工在網絡購物時能夠有效拉動積極情緒，排解心中的煩惱，盡管能顯著提升積極情緒，但新生代農民工人均收入不高，網絡購物需耗費一定的工資，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活滿意度、降低消極情緒、增強主觀幸福感，但卻不存在顯著差異。新生代農民工是否聽音樂對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和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不夠顯著( P > 0. 05) ; 在消極情緒上 F 值為 6. 085( P < 0. 05) ，具有統計學意義。根據研究數據可知，在網絡上不聽音樂的新生代農民工消極情緒顯著高于網上聽音樂的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的弱勢群體，會遭受更多的歧視和排擠，相比之下其消極情緒會更高，而音樂作為緩解壓力的調節器，能作用于人的情感，讓人身心愉悅，有相關研究表明音樂治療能明顯作用于負面情緒[30]，因此能夠有效通過聽音樂這種方式顯著改善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

　　3. 主要結論與對策

　　本文利用 2017 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問卷調查相關數據，較為全面地考察了網絡使用對新生代農民工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網絡交友聊天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消極情緒具有負向影響; 網上玩游戲對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主觀幸福感具有負向影響; 網絡購物對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情緒具有正向影響; 網上聽音樂對新生代農民工消極情緒具有負向影響。該研究表明網絡使用是一把雙刃劍，不僅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的正向作用，同時也伴隨著顯著的負向作用，這將為如何合理利用網絡創造正向價值、規避網絡弊端提供有利的理論支持。基于上述結論，提供以下建議: 首先，加強政府宣傳引導，凸顯新聞媒體地位。研究結果表明觀看新聞并不能增強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這一發現對轉變政府管理形式，打造服務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政務媒體作為一種有效的宣傳路徑，其貢獻不可估量。在發生應急事件時，我國政府應該及時引導正確的輿論，積極回應民眾訴求。同時，政府也要加強宣傳和引導工作，采用微博、抖音等多種渠道向公眾宣傳最新的政策和重大新聞事件，實現網絡媒體的“親民性”。

　　第二，政府應增強社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企業加強組織團建活動。良好的社區基礎設施、多樣的團建活動能讓新生代農民工有條件外出活動，豐富日常生活方式，轉移無聊情緒，有效減少新生代農民工的網絡成癮問題。第三，加強開展線下交友活動，注重新生代農民工的情緒表達。研究顯示網絡交友聊天并不能有效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而線下交友活動與網絡交友聊天的優勢在于其真實性和同步性，社區應該在新生代農民工居住的附近加強開展線下交友活動，新生代農民工在線下交流過程中的情緒表達能及時得到回應，消極情緒能夠有效得到釋放，平穩的民眾情緒對鞏固小康社會具有積極正向作用。第四，政府鼓勵網絡購物平臺應該制定操作便捷的頁面、開通農民工購物優惠渠道或推送價位合適的產品。現階段各大網絡購物平臺減免活動五花八門，對于文化程度不高、收入水平較低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這種網絡購物活動不僅操作難度大，且他們很少通過活動購買到優惠的產品，購物節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形同虛設。相關部門還應督促鼓勵網購平臺制定操作簡單的購物頁面，并利用大數據捕捉新生代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給予他們特定的購物鏈接享有直接的產品優惠，以此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

　　參 考 文 獻:

　　[1]何晶，晏齊宏. 互聯網使用與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發展研究[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 4) .

　　[2]陳鑫，楊紅燕. 互聯網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分析[J]. 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21( 2) .

　　[4]倪旭東，王勤勤. 國內心理幸福感研究綜述———基于 CNKI 數據庫的文獻計量分析[J]. 浙江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18( 4) .

　　[5]陳浩彬，苗元江. 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與社會幸福感的關系研究[J]. 心理研究，2012( 4) .

　　[6]唐斌.“雙重邊緣人”: 城市農民工自我認同的形成及社會影響[J].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2( S1) .

　　[7]王玉峰，劉萌. 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2007 ～ 2017 年的文獻計量分析[J]. 經濟體制改革，2018( 4) .

　　選自期刊《運城學院學報》2022年第3期

　　作者信息：舒 曼1，梁亞芬2( 1. 華東交通大學 心理素質教育研究院; 2. 華東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南昌 3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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