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信息傳播是一種技術、一種資源，也是一種權力。在歷史的不同階段，特定人群對傳媒技術的掌握和使用狀況，決定著不同社會階層的話語權和命運。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特點是社會變遷，而傳媒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在中國近代史上，既有知識分子利
【摘要】信息傳播是一種技術、一種資源，也是一種權力。在歷史的不同階段，特定人群對傳媒技術的掌握和使用狀況，決定著不同社會階層的話語權和命運。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特點是社會變遷，而傳媒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在中國近代史上，既有知識分子利用傳媒賦權實現身份轉型，也有大清帝國利用技術賦權實現體制自救。
傳媒賦權有時是社會啟蒙的工具，有時是完善體制的動力，有時是權力更迭的催化劑。社會不同力量得到的傳媒賦權不同，造成各種力量在社會場域中的博弈，最終形成“國家—社會”關系的調整和切換。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利用傳媒賦權，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推動著中國社會不斷走向自救、自強之路。
【關鍵詞】傳媒技術賦權,知識分子,文人論政,科學與民主
信息傳播是一種技術、一種資源，也是一種權力。然而，傳媒的技術賦權并非是普惠的，并非所有人都能從“傳媒使用”中獲得同等權益。在歷史的不同階段，特定人群對傳媒技術的掌握和使用狀況，決定著不同社會階層的話語權和命運。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處于不斷地變革和轉型中，中國傳媒伴隨著社會轉型實現了職業化，并以“進步的姿態”發揮著啟蒙、革命和建設的作用。正是傳媒的技術賦權，讓當時先進的中國人能夠利用傳媒推動中國社會不斷走向自救、自強之路。
一、從社會思想史看傳媒技術的社會賦權“賦權”
(empowerment/empower)原本是社會學的一個概念，賦權概念的提出與“權力”(power)和“無權”(powerlessness)密切相關。“西方賦權理論在本質上追求：給無權或弱勢群體創造參與的機會，激發他們的潛能，讓他們通過掌握更多的社會資源，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以此實現社會變革、推動社會進步，它的終極目標是社會正義和社會平等。”[1]
“empowerment/empower”的詞義有多重內涵，翻譯成中文有授權、賦權、增權、充權等意思。鑒于此，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傳播學甚至醫學等學科，都從自身研究的范疇出發，對“賦權”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從信息傳播的視角看，傳媒賦權是傳媒對社會權力關系產生的實質性影響，或者說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傳媒對社會權變產生的有效作用。“賦權”雖然起源于美國社會學的研究與實踐，但人類社會思想史中有著豐富的賦權思想資源。
(一)“賦權理論”與不同學科的賦權研究偏向
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學對底層社會、邊緣群體的關注，為賦權理論(empowermenttheory)的誕生提供了思想資源。1976年，美國學者所羅門(Solomon)出版了《黑人賦權：受壓迫社區中的社會工作》。該書研究了美國社會黑人族裔的生存狀態，明確使用“賦權”一詞呼吁社會為黑人增權，期望以此使黑人獲得自我效能與社會改革的力量。所羅門之后，“賦權”成為社會學的經常術語，進入80年代后，賦權理論成為社會學研究的熱點，“以至于Adams認為社會工作進入了‘賦權取向時代’”[2]。
Zimmerman認為賦權定義的核心部分是個體對“控制效能的內心感知”，“這種內在效能感對激發個體積極轉變行為”具有重要意義。[3]Rigger進一步研究指出，賦權不能只是個人對自尊、成就和權力的主觀感受，它還必須包含個人對權力資源和控制能力的實際占有或判斷;否則，社會可以創造某些條件改善人們的主觀感受，進而在沒有改變權力配置的情況下使人們產生“已經得到控制生活權力的假象”[4]。
1994年，安卓森(Anderson)等人提出一個促進非洲社會發展的賦權模式，他們將賦權模式的實踐過程分為五個層面：個人、社會、教育、經濟和政治。權力是個人或團體獲取社會資源、控制或影響他人的能力，社會學關于賦權的研究明顯偏向對弱勢群體的增權，因此西方社會賦權研究的對象多為草根組織、女權運動和市民權利等。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跨國企業不斷出現，賦權理論被引入到企業管理領域。管理賦權強調管理者對基層員工放權、授權，以此激發基層員工的主人翁意識，調動廣大員工的創新潛能，最終的目標是提升企業的運行效率。“分權的研究(TannenbaumandCooke1974)和對領導者的觀察(BennisandNanus1985;Block1987)顯著地表明，平等的權力分享有利于提高組織效率，對員工的授權可能也是一種權力激勵工具，它既給員工提供了控制權，又使員工有成就感”[5]。
管理賦權是一種管理手段、領導職能，也是一門管理藝術。管理者在向下屬賦予決策權和行動權前，需要“營造一種支持和信任的氛圍，鼓勵員工分享意見、參與決策制定、彼此合作以及承擔風險”[6]。管理賦權需要管理者充分信任下屬，讓被賦權人獲得較大的自主權和獨立性。管理賦權可以節省高管的時間、精力，提升企業管理的效益、團隊合作的業績，但管理賦權增加了運行的不可控性，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
管理學對賦權的研究偏向企業內部管理，主要目的是調動企業的管理潛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企業的戰略目標。傳播學關于賦權的研究是社會學賦權研究的延伸，并逐漸與政治學、公共管理學融合，形成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融合的研究狀態。網絡技術為人類營造了一個全新的生活空間，在這個新的生活空間內信息傳播成為社會關系的紐帶。
因此，中國學者多從技術賦權出發，研究網絡對弱勢群體的增權，認為網絡賦權是實現政治參與的重要手段。王全權、陳相雨認為“‘網絡技術賦權’，就是指草根民眾通過網絡技術的使用，將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形成某種變革社會權力關系的力量的過程，其主要形式就是草根民眾與其他主體之間的傳播互動”[7]。
中國學者關于網絡賦權的研究一般都從社會學視角出發，但經常會從政治學、公共管理學視角結束，即開篇討論的是網絡對基層社會的賦權問題，結束卻是如何對網絡賦權的負效應進行治理。傳媒技術賦權顯然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多的挑戰，因此政治學、公共管理學也形成了對賦權進行研究的熱潮。
樂觀主義者認為網絡是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變的動力，網絡是數字民主(digitaldemocracy)、電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acy)和網絡民主(cyber-democracy)的溫床。有研究者認為，互聯網擴散是政治變革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很多人認為印尼的蘇哈托(Suharto)政權就是被互聯網推翻的。悲觀主義者認為，威權政體對信息技術的監管是互聯網發展的制約力量，“通過結合被動策略和主動策略，這些監管能夠反擊互聯網的使用而帶來的挑戰，甚至利用互聯網來擴大它的可及范圍和權威”[8]。
因此，鄭永年在《技術賦權》一書中強調，互聯網賦權有兩個路徑，即網絡既對社會賦權也對國家賦權。通過對各學科賦權理論研究的回顧，我們看到賦權有“被賦權者”對權力的自我認知、主動發掘的情況，也有外部力量對“被賦權者”的權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權力“在軌使用”;賦權對象不僅有基層社會、邊緣群體，國家往往也是技術賦權的重要對象。賦權對弱者增權，可以消除歧視、實現正義，讓無力者感覺到有力，提升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賦權對強者的增權，可以擴大國家權力的使用邊界，提升國家的治理和控制能力。
(二)信息傳播史中的傳媒賦權思想
上世紀80年代末，傳播學才對賦權研究產生興趣和熱情;進入90年代，隨著互聯網的繁榮，傳媒賦權變成傳播學的研究熱點。在傳播學關注“賦權理論”之前，信息傳播思想史中就已蘊含了豐富的傳媒賦權思想資源。研究賦權的學者普遍承認賦權是一種信息交流的過程：“弗萊雷和阿林斯基在其著作中認為傳播過程促進了賦權，羅杰斯和辛戈爾主張賦權本身就是一個傳播過程，該過程產生于小群體內部眾多個體之間的相互交往。”[9]
因此，賦權和傳播是聯系緊密的兩種活動。傳播媒介是人類精神交往的載體，精神交往能夠產生巨大的精神能量，所以媒介環境學、發展傳播學都高度重視傳媒在文化傳承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傳媒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作用恰恰是傳媒賦權的體現。媒介環境學派(mediaecology)將媒介作為人類活動的文化環境，注重通過媒介環境的變化來闡釋社會歷史的變遷，因此，傳播學界曾長期將媒介環境學稱為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determinism)。
媒介環境學認為媒介并非是中立、無價值的信息載體，媒介的技術特征和符號結構影響信息的編碼、傳輸和解碼;不同媒介因技術基礎和符號特征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時間、空間和感知偏向;媒介對社會形態和社會心理具有重要影響，傳媒技術是文化變革和社會變革的重要源泉。媒介環境學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加拿大學者哈羅德·英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和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相關論著中有很多關于傳媒賦權的思想。
英尼斯在《帝國與傳播》中指出：帝國對“遼闊領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有效的傳播”[10]。成功的帝國在選擇媒介時要克服媒介的偏向，兼顧空間偏向的媒介和時間偏向的媒介，空間問題是軍事問題、政治問題，時間問題是朝代問題、人生壽命問題和宗教問題。英尼斯主張帝國對媒介的選擇，實際上是國家通過媒介自我賦權。
帝國通過傳播征服空間和時間，空間傳播幫助帝國擴大治理的版圖，時間傳播幫助帝國傳承不朽的功業。麥克盧漢常被人們貼上“技術決定論”的標簽，他主張新技術是社會變革的動因，“每當社會開發出使自己延伸的技術時，社會中的其他一切功能都要改變，以適應那種技術的形式”[11]。
麥克盧漢認為電視的影響是湮沒性的，電視無情地將兒童暴露在成人的新聞世界，讓他們過早接觸“種族歧視、暴亂、犯罪、通貨膨脹、性革命”[12]。孩子們在沒有進入學校之前，就已經在客廳發生了一場感知和態度的革命。麥克盧漢認為電視讓年輕人深刻地參與到學習的過程中，“新一代的人與3000多年前的文字和視覺文化的遺產產生了疏離。學校和家庭慶祝這種遺產的價值，更加給他們格格不入的情緒火上澆油”[13]。
麥克盧漢看到的就是傳媒在學習方面對年輕人的賦權，它挑戰了傳統的教育體制，逼迫傳統教育必須做出改革來適應年輕人的學習習慣。在媒介環境學的視野中，媒介技術相當程度上就是一種變革的力量，掌握一種媒介技術就是掌握了一種變革社會的資源和權力。媒介環境學派將媒介技術作為社會變革的力量，發展傳播學則將整個傳媒當作第三世界現代化的手段，這里不僅包括傳媒技術，還包括媒介組織。
1958年美國學者丹尼爾·勒納(DanielLerner)在《傳統社會的消逝》一書中提出了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的基本理論模式，勒納將大眾傳媒比喻成“奇妙的放大器”，它可以增強現代化因素，加速現代化進程。1964年施拉姆出版《大眾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1962年羅杰斯出版《創新擴散》，他們分別從傳媒促進國家發展、推動創新擴散的角度論證了傳媒的作用。美國學者柯克·約翰遜在通過對印度兩個村莊的民族志調查指出：“電視在影響鄉村生活的經濟、社會、政治面貌和人際關系。
無論是因為電視所傳遞的信息，還是因為電視這一存在本身，電視都影響了村民們的人際關系、經濟決定、政治意識、參與性和世界眼光。”[14]1969年，美國學者赫伯特·席勒出版《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在這本批判學派的經典作品中，席勒指出：“‘美國制造’的訊息在全球傳播，發揮著作為美國國家權力以及擴張主義的神經中樞的作用。”[15]美國電子技術的創新速度和通信技術的力量，讓美國信息系統的領導者們充滿了自信。
在大眾傳媒建構的權力關系中，美國的統治集團成為最終的勝利者。從發展傳播學、批判傳播學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傳媒作為一種權力，可以被媒體組織使用，也可以被個體或國家使用。作為國家賦權的傳媒是權力統治、國家發展的工具，作為個體賦權的傳媒是個體現代化、個體參與政治的工具。
上世紀80年代后，隨著傳媒對政治生活的干預和滲透，以及全球一體化時代的到來，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成為政治斗爭的新形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更讓人們看到了傳媒巨大的輿論導向作用。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認為，電視機在東歐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雪球效應”或“溢出效應”。
2004年底烏克蘭發生橙色革命后，顏色革命成為國際報道的關鍵詞，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都成為顏色革命的經典案例。在顏色革命中，“官方媒體被嚴重邊緣化，唱主角的是西方媒體、反對派媒體和‘獨立媒體’”[16]。各國政治反對派通過媒體宣傳，妖魔化當權者，鼓動群眾圍攻政府，為反對派的街頭運動制造法律基礎，通過群眾性的強勢輿論逼迫當權者放棄權力。街頭運動、顏色革命就是政治派別對媒體權力的想象和爭奪，當然也是利用媒體實現自我賦權的比拼。
(三)為社會思想史提供技術賦權資源
傳媒是人體的延伸，人體延伸的范圍和程度，取決于傳媒技術的更新速度。16世紀以來，西方社會進入到現代性社會，傳媒技術的發展是現代性社會的一種動力。馬克思曾經論述過印刷技術對歐洲文明的重要意義，海德格爾認為正是電影和無線電技術消除了我們與世界的距離。
伊斯蘭歷史學家凱倫·阿姆斯特朗(KarenArmstrong)在審視西方近代史后指出，西方現代性社會的成果主要發生在兩個領域，即經濟領域和認識論領域。其中認識論領域就是傳播領域。阿姆斯特朗同時提醒我們，現代性是一種“歐洲敘事”，現代性敘事背后隱藏著一個非常隱秘的議題“殖民性”。
“殖民性是現代性的組成部分;沒有殖民性也就不存在現代性”[17]。資本主義利用現代科技實現了對時空的征服，但“在現代性修辭的后面隱藏著一個事實：為了增加財富，人的生命可以被忽略”[18]。從這個意義上看，在資本主義社會，傳媒賦權被資本部分搶奪，成為維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
以“批判”聞名的法蘭克福學派，借助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和盧卡奇的“物化”思想，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法蘭克福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提出了“文化工業”的概念，“他們認為文化工業的特殊功能是：既能使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合法化，又能把個體整合進資本主義系統結構”[19]。
德國學者阿多諾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文化借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制造“虛假的需求”，它們控制和支配了人的文化消費，遮蔽了個體對自由和創新的追求。美國學者馬爾庫塞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新的極權社會，它利用技術壓抑了人們內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從而使公眾變成麻木不仁、單向度的人。
在馬爾庫塞所指的工業社會，商人和傳媒共同操縱了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產品起著思想灌輸和操縱的作用”，“凡是其內容超越了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的觀念、愿望和目標，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陷入已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20]。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現象背后，實際上就是資本和權力對技術賦權的爭奪，在權力爭奪中資本主義奠定了它的意識形態，強化了它的合法性。
二、傳媒賦權與中國近代社會的自強之路
技術賦權是對特定群體的增權，技術賦權并非只是對弱者的增權，國家或機構同樣可以獲得技術賦權。邊緣群體得到賦權會變得更加自信和強大，能夠更加主動地行使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特點是社會變遷，而傳媒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傳媒既對社會賦權也對國家增權。
在中國近代史上，既有知識分子利用傳媒賦權實現身份轉型，也有大清帝國利用技術賦權實現體制自救。傳媒賦權有時是社會啟蒙的工具，有時是完善體制的動力，有時是權力更迭的催化劑。社會不同力量得到的傳媒賦權不同，造成各種力量在社會場域中的博弈，最終形成“國家—社會”關系的調整和切換。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利用傳媒賦權，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推動中國社會不斷走向自救、自強之路。
(一)傳媒成為知識精英向知識分子轉型的工具
知識精英曾經是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是統治階級治國的“伙伴”或“工具”，在封建體制內他們甚至包含在“統治階級”陣營，只不過他們是統治階級中最底層的成員。近代社會的內憂外患，科舉制度的消亡，使得中國知識精英喪失了傳統的制度身份，成為社會力量場域中的卑微群體或流浪書生。
近代報刊的傳入使知識精英得到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們很快學習和掌握了近代報刊的運作技巧，利用報刊傳播先進思想，發起社會運動，實現了知識精英向知識分子的轉型。報刊讓中國知識精英得到了技術賦權，他們從報刊輿論中體會到知識的力量，也從文人論證中獲得了知識分子的社會權利。中國古代的“士”有學士、勇士、方士、策士等之分，但后來演變成對知識分子隊伍的泛稱。孟子認為：“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見《孟子·滕文公下》)意即：士出來做官，就像農民耕種一樣，都是一種本職工作。在春秋戰國時期，“士”排在四民(士、農、工、商)之首，成為當時最高等級的百姓。但“士”同時又是最低的貴族階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中，他們一直是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科舉考試，‘士’直接進入了權力世界的大門，他們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21]。
然而，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滑向社會邊緣，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后，知識分子完全失去了進仕之路。“古代知識分子從‘封建’身份中解放出來之后，雖然在精神上能馳騁于自由的王國，在現實社會中卻反而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不像以前的‘士’大體上都是‘有職之人’，極少有失位之事”[22]。
傳統知識分子強調仁、義、禮、智、信，他們代表著社會的良知，具有家國情懷，維護精神道統。在社會劇烈轉型的背景下，他們雖然失去了傳統體制的保護，但“作為基本精神價值的維護者，他(們)比較富于使命感和正義感”[23]。正是這種使命感和正義感促使他們有意識地從“士大夫”向“知識分子”轉變。
近代中國社會沒有西方知識生產的土壤，知識分子無法成為獨立的知識生產群體，他們轉而選擇近代報刊來實現報國理想。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將近代報刊帶入中國，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雖然充當了列強侵華的“馬前卒”，但客觀上也傳播了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并使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報刊在宣傳和動員中的重要作用。
傳媒賦權既為知識精英帶來社會力量的增量，也重構了知識分子產生作用的“社會關系”。近代知識精英置身于政治決策之外，是遭受忽視甚至歧視的群體，近代報刊的繁榮恰恰給他們提供了“參政”的機會和渠道。“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企圖以文章報國，符合‘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24]。
從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開始，在維新變法運動中形成了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從《中外紀聞》到《時務報》，以及其他的維新報刊均以“論說”為主，進而形成了近代中國報刊的“文人論政”特色。“梁啟超身兼數職(官、學者、流亡者、報人)，他象征了知識分子以報紙為突破口轉換身份，試圖重新進入政治輿論中心”[25]。
梁啟超曾擔任《中外紀聞》和《時務報》的主編，當時只有二十歲出頭的梁啟超對新事物特別敏感，“他的痛快淋漓的議論，在當時曾經打動了不少讀者，因此名重一時”[26]，成為當時“所向披靡”的改良派宣傳家。傳媒的力量賦權和關系賦權，使中國社會的讀書人由傳統的“士大夫”轉變成具有輿論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們吸引著中國社會的注意力，以更加靈活的姿態調動社會的精神能力，積極參與到啟蒙和救亡的政治任務中去。
(二)鴉片戰爭前后體制內精英的技術賦權之路
古代中國人信奉“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地處“天下”的中心位置，中國之外皆屬藩屬或蠻夷。進入中國近代史，隨著傳教士在華傳播西方文化，西方列強對華的軍事侵略，使國人原本自信自強的世界觀發生了動搖。隨著時空觀、世界觀和文化觀的改變，國人發現“外國已不是不值一提的化外番邦，而是有遠勝于我的長處的強國”[27]。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西方列強紛紛來華侵略和掠奪，其實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結果。
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后，為了尋求國際市場、轉嫁國內矛盾，必然將“海外殖民”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中國地域遼闊、資源豐富、市場龐大，這些優越的資源條件自然成為列強爭奪的目標。清政府相對于它的子民來說是強者，但相對于西方列強來說卻是弱者。面對國家和民族出現的危難，清朝體制內的精英形成了“實業救國”的理念，期望通過學習西方技術，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經濟實力和管理能力。
技術是一種意識形態，技術也是一種統治工具。西方列強對華侵略其實有兩條戰線：一條是軍事征服，一條是文化侵略。伴隨著西方強盜的堅船利炮，西方傳教士帶來了報刊宣傳。當中國文化被迫遭遇西方文明的時候，中國早期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都意識到技術賦權的重要性。知識精英呼吁國人正確對待西方文化，通過技術革新謀求中華振興之路;政治精英則想通過技術賦權維護封建統治，抵制西方列強進一步入侵。
早期精英沒有獨立性和自主性，他們敏銳地覺察到出版宣傳的力量，紛紛通過被動或主動的方式開展文化傳播，期望通過文化宣傳“開明智”。早期精英的宣傳任務是想喚醒清政府的現代意識，期望通過國家賦權發揮科技改造社會的作用。魏源(1794—1857)曾受林則徐的囑托，翻譯編印了4冊《海國圖志》(初刻于1842年)。
該書在系統介紹世界輿地和各國歷史政制、風土人情的基礎上，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富國強兵之策。魏源是首批“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受官僚所托進行的出版活動，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傳媒賦權”的最早實踐。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政治精英們終于汲取了失敗的教訓，不斷謀求“技術興國”的道路，期望在國家層面實現“技術賦權”。
經歷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后，清政府終于用領土和主權，換來了國家局勢的“暫時穩定”。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統治集團中的清醒派深感“和平”的脆弱，他們堅持“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在全國推行了一項旨在“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19世紀60至90年代的洋務運動，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科技，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事實上開啟了中國近代化運動。
洋務運動實際上是統治集團的自我賦權，他們將軍事現代化作為運動的最高目標，期望運用西方科技改造中國的武裝力量，從而阻止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進一步入侵。現代科技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產品，是資本主義現代性理想的重要內容。“發達工業社會和發展中工業社會的政府，只有當它們能夠成功地動員、阻止和利用工業文明現有的技術、科學和機械生產率時，才能維持并鞏固自己。
這種生產率動員起整個社會，超越和凌駕于任何特定的個人和集團利益之上”[28]。現代科技是在資本主義體制內發揮作用的，清王朝并不具備現代工業化所需的產權結構、管理模式、科技體制和市場機制等制度資源，因此洋務運動的結局就可想而知了。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1894—1895)中的覆沒，標志著洋務派實施了35年的自救運動徹底破產。
傳媒賦權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中國知識分子在使用報刊的過程中，不斷加深對報刊作用的理解。洋務運動是國家通過“技術賦權”追求富國強兵，五四運動是知識精英通過“技術賦權”尋求救國之路。到五四運動時期，知識精英通過出版物將進化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向國人傳播，引起國人精神、信仰和世界觀的根本變化。
新文化運動不是中國文化的自我改造，而是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沖擊”與“回應”。“五四運動和文藝復興都是文化運動，后者開啟了近代西方文明的門徑而前者亦是中國人長期摸索近代化與世界化的過程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32]。五四運動甚至全盤否定傳統價值觀，將“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抬高到絕對的地位，認為他們代表著理性、現代性和進步。“盡管在五四運動中存在著許多爭議，但是參加這場運動的所有各方，似乎都建立起了一種準宗教信仰，認為科學和技術必須成為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組成部分”[33]。
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第一卷第一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陳獨秀認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34]1919年他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上發表《〈新青年〉宣言》，文中提出“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35]。
在中國近代史上，晚清政府中部分清醒官僚意識到科技的重要性，以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通過技術賦權強化統治的合法性，期望科技能夠鞏固大清王朝的統治權，實現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有效擴張，最終阻止西方列強的侵略步伐。知識精英在被迫從“士大夫”向“知識分子”的轉型過程中，自覺利用傳媒賦權宣傳進化論、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最終在五四時期形成以“科學”與“民主”為主題的新文化運動。近代中國官僚機構和知識分子都利用技術賦權改變弱勢地位。
傳媒賦權隱含在技術賦權之中，傳媒賦權又是技術賦權的重要推動力。雖然大清王朝沒能挽回它的崩潰命運，知識分子也沒有能力拯救整個國家，但技術賦權、傳媒賦權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進步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在第一波技術賦權的浪潮后，中國社會才可能向共和體制、人民主權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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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弗莎妮·納哈雯蒂.領導力[M].王新，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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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前哨》為新聞刊物。研究當代新聞理論，探討新聞傳播規律，傳播新聞改革信息，反映新聞戰線動態，介紹新聞業務知識，展望新聞發展趨勢等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省內外新聞界有一定的影響,受到了新聞界同仁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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