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開啟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切換之旅，邊疆地區的人民群眾無可避免地面臨社會轉型之痛：體制轉軌帶來的貧富差距的擴大、分配正義的缺失等一系列問題進一步阻礙邊疆地區的發展，而現代文明與邊疆地區傳統文明的對沖使得邊疆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開啟了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切換之旅，邊疆地區的人民群眾無可避免地面臨社會轉型之痛：體制轉軌帶來的貧富差距的擴大、分配正義的缺失等一系列問題進一步阻礙邊疆地區的發展，而現代文明與邊疆地區傳統文明的對沖使得邊疆社會陷入了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緊張; 加之我國邊疆地區未能建構起制度化的社會壓力釋放機制，邊疆社會緊張直接催生一系列社會失范現象，社會轉型由此成為邊疆社會問題產生的內生邏輯。 邊疆社會問題的“邊疆”屬性凸顯需要進一步探尋適合邊疆的治理方式，根據邊疆社會問題產生的內生邏輯，構建一整套適合中國邊疆的功能性制度，緩解邊疆社會結構的緊張，最終實現邊疆治理的善治。
關鍵詞：邊疆社會; 風險社會; 社會問題; 社會失范; 邊疆治理
中國邊疆的社會問題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關注當代中國邊疆治理一定程度上需要有一個現代化的視野，從中找到兩者之間共同的聯系。 現代化進程下的社會轉型改變了中國許多邊疆地區貧窮、落后的社會面貌，提高并改善了邊疆地區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
邊疆文化論文投稿刊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創刊于1991年，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邊疆研究領域的唯一一個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
同時，伴隨社會轉型一同到來的還有社會轉型時期的“陣痛”，在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雙模式共同影響下，邊疆社會問題逐步凸顯，具體表現為一種邊疆社會分配正義缺失，社會結構趨于緊張，同時正在處于轉型時期的邊疆社會不得不面臨著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對沖產生的邊疆民族文化的焦慮，而現階段邊疆社會缺乏一整套防范化解邊疆社會重大風險、緩解邊疆社會緊張、實現邊疆社會分配正義的一系列的配套體制與機制，邊疆社會由此產生大量的失范越軌行為，邊疆社會由此變成“風險社會”。
一、雙模式變遷：邊疆的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
邊疆社會的轉型伴隨著國家體制轉軌同時進行，在雙模式變遷共同影響下，邊疆地區開啟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切換之旅，邊疆的社會利益格局無可避免的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調整，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動，這給邊疆地區人民群眾思想上帶來極大的震撼，同時也是邊疆社會問題產生的重要社會背景。
(一)社會轉型與邊疆社會問題
社會轉型，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社會學術語，意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或者說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型的過程，說詳細一點，就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 從歷史的角度上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社會轉型進程曲折而又艱辛，改革開放以后，轉型進程開始加速，短短四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直到現在中國依然處于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中。
邊疆社會作為中國社會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加快了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逐步從原來的傳統的社會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只不過相對于部分已經接近社會轉型尾聲的發達地區，邊疆地區的社會轉型依然還在進行時，許多邊疆地區社會轉型初期產生的陣痛無法避免，由此產生的邊疆社會問題也將長期存在。
社會問題指的是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失調的障礙因素，影響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對社會正常秩序甚至社會運行安全構成一定威脅，需要動員社會力量進行干預的社會現象。 邊疆社會的轉型進程中，傳統的社會結構在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瀕臨解體，社會環境也發生了重大改變，由于邊疆社會的許多地區正處于社會轉型的最初階段，新的社會結構還未來得及建構，傳統的社會結構卻瀕臨解體，失去了對其成員原有的調節和控制能力，社會問題由此孕育而生。
邊疆社會問題在這里可以定義為：出現妨礙邊疆社會的公共生活、阻礙邊疆社會進步、影響到邊疆地區社會穩定的客觀現象。 邊疆社會問題因其客觀存在的性質，阻礙邊疆社會的進步的同時也影響到了國家發展的戰略布局，需要國家與社會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一定措施才能加以解決，而中國邊疆社會問題研究的主體主要是集中發生在陸地邊疆，陸疆是國家最為直接的對外交流載體。 陸地邊疆成為邊疆社會問題形成、發展的主要政治公共空間，研究中國邊疆社會問題的焦點也更多集中在陸地邊疆上。
社會轉型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它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小的挑戰，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陣痛成為了邊疆社會問題產生的內生邏輯，而邊疆社會因為邊疆的特殊屬性，其產生的社會問題相較于內地轉型過程產生的社會問題也有所不同。 需要學者進一步的專門關注與研究，例如邊境人口空虛化、邊境少數民族地區艾滋病傳染、跨國非法人口販賣、跨境毒品走私與販賣、極端宗教思想滲透等問題。
當然，邊疆社會作為中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內地社會一同經歷了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一部分邊疆社會問題本質上和內地社會問題屬于同一問題，例如人口的相對貧困、文化教育服務不充分，以及利益分配不充分、不均等帶來的群眾性事件等，這一部分內地轉型過程中經常見到的社會問題也同樣阻礙邊疆社會的發展，也需要國家與社會給予同樣的關注。
(二)體制轉軌與邊疆社會問題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遷，從原來的計劃經濟為主轉變成為市場經濟為主，從原來那樣一種缺乏活力與效率的體制轉變成為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能適應市場需求的體制。 體制轉軌給中國的社會經濟帶來的巨大改變舉世共睹，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78.7億元增長到了2017年的820754.3的萬億元，短短40年國內生產總值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增長了33.5倍。
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得到顯著提升。 但體制轉軌背后隱藏的社會問題同樣給人民群眾生活帶來極大影響，工人下崗潮的出現、城鄉差距二元化結構固化、貧富差距拉大等社會問題則是體制轉軌帶來的“副作用”。 體制轉軌帶來社會財富與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深刻改變著邊疆社會的階級結構與階層結構。 體制轉軌給邊疆社會帶來經濟發展的機遇，極大改變了邊疆社會整體貧困面貌。
但同時也帶來殘酷的市場競爭，邊疆地區的人們也被“拖”進市場競爭的激流中，而市場競爭的本質就是有贏家就會有輸家，邊疆地區在市場競爭中相對處于劣勢地位，無論是在人才儲備還是資源儲備方面，邊疆地區無法在市場競爭中形成自己獨有的競爭優勢，而部分邊疆地區的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依然屬于“前市場經濟”的狀態，在市場競爭的邏輯下有可能進一步拉大與內地之間的差距; 一部分邊疆地區則根本無法直接參與到殘酷的市場競爭當中，一定程度上只有依靠國家“輸血式”政策與財政支持才能繼續維持穩定和發展。
市場經濟體制在國家層面依然需要改革與繼續完善，在鼓勵競爭、鼓勵資源充分流動，完善與健全市場經濟體制與法律規則的同時，也要兼顧保護弱者的利益，配套出臺相應的社會保障措施與再分配政策。 但這些改革措施在全國層面尚且處于起步階段，對于邊疆社會地區來說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在這之前邊疆地區承受著市場經濟殘酷競爭帶來的寒冬，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又進一步加深邊疆地區的貧困水平，使其陷入貧困的“無限循環”的狀態當中。
此外，邊疆地區相較于較發達的內地則處于邊緣地位，邊疆地區為了內地部分發達地區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同時也很大程度上犧牲了自己發展的機會與利益。 許多邊疆地區產業屬于資源主導型，在社會分工的整個過程中處于產業鏈條的最末端，從事大量的利潤較低、競爭較為激烈的“下游產業”，那些處于產業鏈前端、利潤較高的上游產業則被部分發達的內地所壟斷，國內市場出現了所謂的“中心—邊緣”結構，即內地發達地區位于市場經濟的“中心”優勢地位，這決定其享受市場競爭帶來的大部分利潤與好處。
而處于“邊緣”地位的邊疆地區僅能獲取少部分利益的同時甚至還要承擔市場競爭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有的邊疆地區長期開采自然資源導致其陷入到了自然資源枯竭外加環境嚴重污染的雙重難題當中，這一部分邊疆地區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只能依靠國家政策的統籌協調，自身缺乏發展的動力。 體制轉軌給邊疆社會帶來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這值得學者更深入的研究與反思。
二、分配正義的缺失與邊疆社會結構性緊張
邊疆社會在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雙模式變遷的影響下，社會面貌發生極大改變，但邊疆地區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效率還是物質財富的再分配程度，都無法與內地相提并論。 分配正義缺失加劇了社會分化的程度，而社會分化進一步造成社會結構性緊張，社會結構性緊張又逐步孕育了社會矛盾，并產生邊疆社會問題。
(一)分配正義的缺失
習近平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代替原先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矛盾。
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這個關于主要矛盾轉變的歷史性論斷為黨和國家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邊疆社會在社會化轉型與體制轉軌的進程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邊疆地區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邊疆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這是一種因為分配正義的缺失而產生的矛盾。 邊疆社會的分配正義缺失屬于結構性的分配正義缺失，具體表現為縱向結構性分配正義缺失與橫向結構性分配正義缺失; 除了兩種結構下的分配正義缺失以外，以個體視角和群體視角觀察所呈現的邊疆地區群眾之間的分配正義缺失也值得人們關注。
1.兩種結構下的分配正義缺失
縱向結構性分配正義缺失指的是邊疆地區與內地在經濟社會區域發展水平上存在較大的歷史差異，歷史上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原地區與處于“華夏邊緣”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之間存在較大的經濟差異，農耕文明所產生的巨大財富吸引著游牧文明。 中國歷史上一旦位于中原腹地的農業文明在軍事上處于弱勢地位，并且因為地理氣候原因導致游牧民族的畜牧減產等一系列客觀因素，具有強大軍事優勢的游牧文明部族鐵騎一定會乘勢入侵，逐鹿中原。
步入近代，伴隨著主權國家誕生，少數民族地區形成自己的邊界，成為所謂的“邊疆地區”，由于先天的地理條件與資源、人口分配不均等問題，邊疆地區與內地之間的區域經濟差異依然十分明顯，邊疆地區在人才儲備、產業分布以及基礎設施等一系列經濟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都無法比擬內地。
橫向結構性分配正義缺失指的是邊疆地區不僅與內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邊疆地區內部經濟社會橫向對比，差異也十分明顯。 以邊疆省份云南為例，有學者就曾經指出，云南內部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呈現出一種“中心—外圈”的經濟發展格局：“經濟發展水平在云南表現為以昆明市轄區為極點，以曲靖、大理、玉溪、麗江、保山等市轄區為次級核心的‘中心—外圍’圈層式經濟發展格局，且滇中、滇東、滇北經濟發展水平普遍高于滇西南。 ”云南省的經濟發展以這幾座“中心”城市為主，而這幾座“中心”城市當中又以省會昆明市為發展的“極點”，內部經濟差異十分明顯。 僅以云南一個邊疆省份內部作為觀察視角，就可以看到邊疆地區橫向對比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巨大，如果擴大到全國各個邊疆省份之間進行橫向對比，差異會更加巨大。
2.雙重視角下的分配正義缺失
個體視角下的分配正義缺失關注的是邊疆地區民眾個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差異，“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任何利益分配格局細小的改變將觸動每一個邊疆地區人民群眾的敏感神經，邊疆社會中底層社會成員之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相對剝奪感”更是使他們高度關注利益的再分配。 個體之間的經濟差異往往比群體之間的經濟差異感受更直接，也更容易被人們所感知，由“相對剝奪感”所帶來的激烈的情緒也很自然的在個體之間快速傳播、渲染和擴散，成為邊疆地區一系列涉及利益分配的經濟案件與刑事案件發生的主要誘因之一。
群體視角關注的是邊疆地區群眾作為群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差異，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也逐步擴大，并由此帶來的邊疆地區群體之間的階層固化，社會流動也逐步放緩，而人民群眾對于物質與文化方面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既有利益格局形成和階級固化使得利益的再分配變得十分困難，邊疆人民群眾對于物質文化要求越來越高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多元化，利益結構也日趨復雜，邊疆社會的各個階層群體圍繞公共資源之間展開不同程度的激烈競爭，由此產生的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沖突、群體性事件前些年也經常發生，這給邊疆地區政府的治理效能提出挑戰，同時也需要國家通過頂層設計的方式出臺一系列社會制度實現分配正義，緩解社會結構的緊張。
(二)分配正義與社會結構緊張
“結構緊張”表現為因社會的結構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規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結構要素之間的緊張與脫節，使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由于政策與制度安排的變化而產生不滿，因而引發矛盾與沖突的狀態。 社會分化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也有學者將社會分化視為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突出強調社會分化帶來的“正面效應”。 但社會分化造成的社會緊張對于邊疆社會的負面效應即社會問題的產生不能被忽視。
邊疆社會的社會問題表現在現代化進程中加劇的社會分化與缺失的制度整合之間的矛盾，社會分化造成邊疆與內地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而邊疆社會各群體和各階層之間圍繞著如何進行利益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缺乏制度上的分配正義，正如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論述的一樣：“公平正義的觀念要運用純粹程序的正義的概念來解決特殊境況中的偶然性問題。 ” “沒有對這些背景制度的恰當安排，分配過程的結果便將會是不正義的。
”分配正義需要社會制度的建構，通過社會制度的建構重新進行社會整合，以此來減緩社會分化帶來的社會緊張。 越是復雜的、多元的社會越是需要制度進行整合，這就需要中央政府與邊疆地方政府的協調與配合，使得頂層社會制度的設計盡可能接近分配結果符合正義的原則，因為社會制度傾向于的是一種長期的、穩定的社會規范，制度規定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方式，只有將制度設計符合正義的原則，使得制度的利益與公共的利益相互吻合，才能保障分配正義。 但邊疆社會相應的制度設計依然處于起步階段，一個長期的、兼顧中央與邊疆地區并且保障分配正義的社會制度尚沒有出現，邊疆社會結構也日趨緊張，現代化背景下的社會轉型過程逐步消解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社會制度，使得邊疆社會原有的傳統文化的社會整合功能失去作用，由此產生大量的邊疆社會的失范行為。
三、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對沖下的民族文化焦慮
文明作為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獨特方式，始終貫穿于歷史進程當中，任何一個人類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明，文明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與區別，有的時候兩種概念相互糾纏在一起使用。 文明既有獨特性，即一個文明橫向比較其它文明有著明顯的差異，縱向比較各個歷史時期之間也有著不同差異; 同時文明又有共同性，不同文明之間有著一些相通的文化，而文化具有一種社會整合作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張力。
現代化進程正不斷展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群眾作為現代化進程帶來的社會轉型的參與者與見證者，不僅明顯的感受到現代化改善了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之間激烈的碰撞，深刻地影響甚至改變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語言文字、生活方式，造成因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相互對沖下而產生的民族文化焦慮，具體表現在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的碰撞而使得邊疆傳統文化社會整合能力被削弱，邊疆地區進入了“風險社會”的時代，而邊疆地區民族意識的逐步增長以及原教旨主義宗教思想回潮也不斷加深碰撞的程度，民族關系趨于緊張。
(一)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的碰撞
現代化進程的浪潮深刻地影響每一個見證者與參與者，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發生激烈的碰撞。 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廣袤領土、幅員遼闊的國家，邊疆與內地之間的現代化程度有很大的差異，正當內地部分發達地區開始考慮后現代化產生的社會問題之時，邊疆地區卻因為歷史傳統、地理條件、資源分布等一系列客觀因素，導致它們必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與內地的現代化進程有很大的歷史差距。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現代文明對于邊疆各少數民族地區而言蘊含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挑戰，造成這些挑戰的根源之一就是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之間發生的激烈碰撞。
在《風險社會》中，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反思現代化所帶來的風險社會問題，他曾經提出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現代化帶來的“解傳統化” (detraditionalization)發生的同時不平等關系依然是穩定的? 這個問題同樣也適用于正處于現代化進程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 烏爾里希·貝克給出的回答是：“現代化帶來的個體化社會潮流中，人們已經被解除了階級義務，而不得不求助于他們自己對個人勞動市場生涯的規劃。
”換言之，傳統文明是以農業生產力為主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而現代文明誕生的歷史背景是工業生產力大幅提高，一些工業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地區甚至還出現后工業文明的影子。 現代文明讓勞動者從田間地頭的辛勤勞動中解放出來，也讓他們從與之相對應農業文明一系列的社會規范與階級義務當中解放出來，但勞動者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辛勞程度并不一定相較于過去有所減少，甚至所承擔的風險數量陡然倍增。
同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因為受到現代文明的沖擊，正處于一個逐步解體的過程當中，民族文化、家庭以及鄉鄰朋友等傳統社會連接每個人關系的紐帶也面臨著被現代化浪潮割裂的危險。 現代文明帶來的現代化將每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孤立的、原子化的個體，個體所承受風險的數量相比較于過去可以說是成倍增加，但其抵御社會風險的能力卻不如傳統農業文明社會，而邊疆地區的政府與社會力量無論是從經濟水平、社會資源分配、還是治理效能等各個方面暫時沒有辦法為每一個承擔風險的個體提供幫助，每一個邊疆地區的居民都被“拋”進現代化的浪潮中，有的人彷徨不知所措，有的人選擇繼續獨自承受現代化帶來的風險，有的則選擇反對現代化，重新回到傳統文明的懷抱當中，這些都是現代化初期各個邊疆地區無法避免的社會問題。
(二)邊疆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
文化是人類所創造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成果，是人類適應和改造自然環境，進行共同的社會生活的經驗。 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都有自己豐富的語言、文字、思想體系等，這些都可以作為文化的載體，數千年來維系著邊疆各少數民族社會的生存與發展。 歷史上中國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因為地理空間上的阻隔，交通極其不便利，傳統王朝國家沒有辦法進一步將國家權力滲透到基層，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處在傳統王朝國家“核心區域”之外的“邊緣地區”，王朝國家根據邊疆地區和中央遠近親疏的關系采取特殊的方式進行治理，這個因為治理而所做的區分就是所謂的夷狄之分，這部分特殊區域就是邊疆。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因為歷史原因，長期以來保持自己傳統的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之間也有一定程度的交融。 到了現代，民族國家權力進一步向下滲透，漢族與各邊疆少數民族進一步交融，中國各民族之間文化的接觸相比較于王朝國家時期更加頻繁，這樣頻繁接觸伴隨著融合與碰撞。 每一次的接觸使得文化之間互相理解、共同進步，形成共同的中華民族文化，走向最終的融合與發展，但在實現最終的融合與發展之前，不得不正視各民族之間文化碰撞所產生的問題，這些問題將進一步阻礙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從某種角度觀察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融，可以看出各少數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動態交互的關系，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文化和中華民族文化的關系也可以理解為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從中也可以觀察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對于中國國家的認同程度。 部分少數民族在處理民族文化與國家認同關系之間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個別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增長過快，而中華民族的意識卻不足，甚至出現了對本民族的認同超越了對國家的認同，原因之一在于過去邊疆地區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治理的價值取向偏向于強調各少數民族身份的“民族性”。
而“國家性”卻有所欠缺，加之各少數民族之間對于利益分配的需求越來越強烈，民族之間難免發生圍繞利益而產生的碰撞與摩擦，不過這一部分問題本質上屬于人民之間的“內部矛盾”，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已經上升成為“敵我關系的矛盾”，受外部地緣環境的影響，一些地區出現了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宗教思想回潮，宗教極端勢力的出現嚴重破壞邊疆地區的安定與和諧，破壞各少數民族之間的團結，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與領土的完整統一。
(三)原教旨主義宗教思想的回潮
宗教作為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現代化的浪潮席卷少數民族邊疆地區，一些宗教思想又重新回潮，讓許多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們在獨自面臨現代化帶來的失落感與風險的時候重新聯系在一起，個體重新回到集體的懷抱當中。 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文明的沖突》中所論述的那樣：“20世紀后半夜席卷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 認同和權力體系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 人們從農村移居到城市，脫離了他們的根基……他們需要新認同根源、新形式的穩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規范來賦予他們意義感和目的感。
”現代化割裂了傳統社會的紐帶，使得一個又一個的人成為原子化的個體，他們在社會中獨自掙扎、迷茫、漫無目地，獨自承受現代化帶來的社會風險。 宗教思想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重新回潮，重新賦予人們新的認同與意義，重新將分散的、原子化的個體緊密聯系在一起。 但部分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極端思想也混雜其中，一部分宗教極端勢力重新找到自己傳播的土壤。
以新疆為例，在新疆克拉瑪依的一個油田，一個油田老職工感嘆道：“過去由于條件艱苦，漢族與少數民族混居，民族關系在工作生活中并未出現什么問題，互幫互助是鄰里間的正常交往過程，且由于克拉瑪依人口成分幾乎全部為工人和援疆青年，過去不存在民族間的緊張關系。 現在物質條件極大改善，產業工人的三代、四代被極端思想鼓動，民族之間也慢慢拉開距離產生隔閡。 ”僅僅是因為宗教極端思想的影響，各民族群眾之間產生了隔閡，原本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被打破，民族關系變得十分緊張，民族團結被嚴重破壞。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年3月18日發表的《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斗爭與人權保障》白皮書中，對宗教極端主義的特征有非常清晰、準確的表述：“宗教極端主義打著伊斯蘭教旗號，但完全違背宗教教義，并不是伊斯蘭教……無視新疆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多姿多彩、輝煌燦爛的傳統文化，企圖割裂中華文化與新疆各民族文化的聯系。
這一切，都是對現代文明的否定，都是對人類進步的破壞，都是對公民人權的粗暴侵犯。 ”作為“三股勢力”其中重要的一環，宗教極端勢力嚴重危害邊疆地區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破壞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團結與社會穩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8年西藏拉薩的“三·一四”打砸搶燒事件以及2009年新疆烏魯木齊的“七五”打砸搶燒事件，這兩場暴力打砸事件的背后都可以發現宗教極端思想在背后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極端宗教思想斷章取義、甚至是故意歪曲解讀傳統的宗教思想，將傳統宗教思想中的原教旨主義發揮到極致，進而為自己背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服務。
這樣的思想很容易蠱惑那些受到現代化浪潮沖擊下迷茫而不知所措、處在社會邊緣地帶的年輕人。 他們很容易受到宗教極端思想的影響，成為現有政治體制的反對者與破壞者，部分人甚至成為暴恐分子。 他們不僅通過暴力恐怖的方式破壞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和諧穩定，內地一些城市也成為他們暴力恐怖襲擊的目標。 2013年北京天安門金水橋的“10·28暴力恐怖襲擊案”和2014年昆明火車站“3·01事件”，兩起恐怖襲擊事件都發生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任何地點、任何人在宗教極端勢力面前都成為了潛在目標，宗教極端勢力產生的社會問題不僅破壞邊疆地區安全，同時也危害國家安全，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思想回潮成為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相互碰撞最極端的形式。
四、功能性制度供給不足與邊疆社會失范
邊疆社會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社會形態發生急劇地變化。 現代社會帶來的“解傳統化”正逐步消解邊疆社會的傳統文化與社會規范，邊疆社會傳統文化原來所具有的社會整合功能正逐漸失去作用，社會分化不斷加深，社會結構也趨于緊張，然而邊疆社會相應的制度化壓力釋放機制尚未建構，社會失范現象也層出不窮。
(一)邊疆社會的社會規范
社會失范是相對社會規范而言的，是以社會規范的對立面而存在，是對規范的背離或否定。 涂爾干將分工不能產生團結，各機構之間關系尚未得到規定的狀態界定為一種社會失范狀態。 社會失范行為普遍發生在社會轉型時期，傳統的社會規范正在消解，新的社會規范尚未成形，人們普遍感覺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期。 轉型時期的邊疆社會不僅是一個社會越軌與心理失衡現象疊加的“失范社會”，同時也是一個風險疊加的“風險社會”。 有學者通過現代國家治理的視角對邊疆的內涵進行界定，認為邊疆不僅是一個邊緣性的地方行政區域，同時認定邊疆是一塊具有較大管控風險的行政區域。
邊疆社會的公共安全問題(例如跨境武裝毒品走私販賣、人口販賣、地下錢莊泛濫)、人口流動問題(例如移民非法入境、偷渡、跨境婚姻)、民族與宗教問題(例如宗教滲透、民族沖突)、公共衛生安全問題(例如艾滋病傳播、豬瘟疫情傳播)等，這一部分社會問題大多數屬于邊疆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傳統社會時期前所未見的社會問題。 原有的社會規范無法解決這一部分新的社會問題，并且原有的社會規范本身又處于逐漸消解的過程當中。
邊疆社會缺乏一個新的社會制度重接規范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制度化的壓力釋放機制尚未形成，社會結構趨于緊張，邊疆社會問題不斷積攢，矛盾一觸即發，直接掣肘國家重大戰略方針的實施。 這一系列邊疆社會的失范行為不僅需要重視邊疆治理過程，即國家必須運用政權的力量，動員其他社會力量，運用國家和社會的資源，去解決邊疆問題，采取族際主義與區域主義并重價值取向治理邊疆。 同時也需要中央政府與邊疆地區政府注重制度設計，一個社會的成分越復雜，各種集團越是縱橫交錯，其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就越依賴于政治制度的功效。
(二)功能性制度供給不足與邊疆社會
針對邊疆社會轉型出現的社會失范現象，結合邊疆地區的特殊區域屬性，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規，通過制度化的手段，重新規范轉型時期邊疆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緩解邊疆社會結構性緊張帶來的邊疆社會問題。 對于目前的邊疆治理而言相應的功能性制度供給不足是制約邊疆實現善治的因素，功能性制度供給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經濟性功能制度供給、政治性功能制度供給以及社會文化性功能制度供給。
其一，經濟性功能制度供給不足表現為一種對于邊疆地區除了既有的一系列中央扶持的經濟政策以外，其本身也需要發展自己的產業，“輸血”過程格外重要，但“造血”的過程的不足也影響邊疆地區未來的發展。 邊疆地區除了要維持穩定，經濟的自我發展也十分關鍵，這種傾向于“輸血”功能的經濟政策在幫扶邊疆地區貧困群眾改善民生、促進平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歷史性作用，但政策背后也使得一部分邊疆民族地區產生了“等靠要”與“搭便車”的思想，經濟扶持政策缺乏了最基本的制度激勵。
另外的問題是國家在部分邊疆民族貧困地區通過一些項目投入大量的財政資金加大民生工程的建設，但由于后期缺乏科學的管理與維護，導致這些修建好的民生工程長期閑置以至于部分開始出現損耗，造成國家財政投入資金大量的浪費。 可見邊疆地區的經濟政策缺乏科學管理、監督與決策機制的制度設計; 此外邊疆地區在“風險社會”中缺乏抵御風險的能力，由于邊疆地區政府經濟能力有限，人們缺乏與之相對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抵御風險。
其二，政治性功能制度供給不足在于雖然現代國家權力力圖滲透到每一個人，但也有出現權力真空的地方，例如一些邊疆地區邊境線上出現人口虛空化的問題，一些學者通過分析遙感衛星觀測中國西南邊境燈光數據指出了這一問題，他們認為西南邊境虛空化問題一旦放置不管，未來扭轉這一局面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邊境線一旦沒有人，邊疆治理從何談起? 這樣的情況和邊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關，同時也說明了現實當中國家的權力依然有空缺的地方，此外加之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和宗教思想滲透，國家權力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蝕，這一系列原因和邊疆地區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相關聯。 而邊疆地區政府缺乏相應的管理資源與制度支持，當地公務員的行政能力以及素質自然無法與內地發達地區公務員相比，而且他們所在的地區地理條件惡劣、人口稀少，國家能夠給予他們的物質待遇依然有限，邊疆地區缺乏一定的政治資源。
其三，社會文化性功能制度供給不足，主體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的衰落，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在現代化進程的影響下，傳統民族文化原來所提供的社會整合作用逐漸式微，一部分生活在現代的邊疆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群眾發現現代化也不一定能夠改善他們的貧困狀況，相反帶來新的問題，例如一部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毒品吸食、艾滋病傳播等新的社會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當地少數民族地區的正常社會生活秩序，逐漸成為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 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文化性功能制度的缺失，無法很好的解決這一類的問題，邊疆地區社會結構趨于緊張，社會失范行為由此產生。
作為邊疆社會問題凸顯的內生邏輯，社會轉型以及體制轉軌雙模式變遷當中產生的社會問題是現代化進程的縮影，現代化既給邊疆帶來財富與發展，同時也讓邊疆進入“風險社會”的時代; 仍然處于現代化進程當中的邊疆地區自然在經濟發展方面有很多的上升空間，但無論是物質分配的數量還是均衡程度，暫時還無法滿足邊疆地區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邊疆的分配正義的缺失加劇了社會緊張。
而邊疆地區的傳統文明在現代文明的沖擊下帶來的民族文化的焦慮一方面削弱了傳統文明的社會整合功能，另一方面又加劇了邊疆地區民族意識的增長以及原教旨主義宗教思想的回潮，社會矛盾進一步凸顯，目前由于邊疆社會缺乏一整套功能性制度建構緩解邊疆社會的緊張，邊疆社會產生越來越多的越軌失范行為，邊疆社會問題進一步凸顯。
從某種角度觀察，邊疆社會問題產生的內生邏輯與現代化進程下產生社會問題的邏輯高度吻合，但并不是所有現代化產生的社會問題都是邊疆社會問題，邊疆社會問題最重要是凸顯其“邊疆”的屬性，這需要進一步探尋適合邊疆的治理方式，同時通過現代化帶來的社會轉型的視角觀察中國邊疆的社會問題，根據邊疆社會問題產生的內生邏輯，構建一整套適合中國邊疆的功能性制度，緩解邊疆社會結構的緊張，最終實現邊疆治理與邊疆社會的善治。
作者：張會龍 李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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