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邊疆的國家屬性，決定了邊疆治理的國家文化意涵。 作為有著悠久文明的中國邊疆地區治理的理論與實踐，雖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重大變革，但以文化為途徑與內容的治理范式清晰可見，維護國家統一、彰顯國家屬性、推動邊疆發展的治理內涵也一以貫之。 對
摘 要：邊疆的國家屬性，決定了邊疆治理的國家文化意涵。 作為有著悠久文明的中國邊疆地區治理的理論與實踐，雖經歷了從傳統向現代的重大變革，但以文化為途徑與內容的治理范式清晰可見，維護國家統一、彰顯國家屬性、推動邊疆發展的治理內涵也一以貫之。 對內整合、對外輻射的治理功能，既以悠久文化傳承與創新為底色，也在中國邊疆實踐中有效彰顯。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既要在邊疆地區加強多元文化融合促進各民族團結，更要以中華文化為根基以整體國民為載體培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關鍵詞：邊疆治理; 文化范式; 治理現代化; 新時代
一、問題的提出
在國家間交往日益密切的國際大背景下，作為國家邊緣性部分的邊疆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日益凸顯。 與之相應，近年國內學界關于邊疆及其治理的研究不斷推陳出新。 總體來看，成果主要集中在云南大學、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學、蘭州大學等相關研究機構，政治學、民族學、歷史學則是基本的展開維度。 其中，云南大學周平教授的《中國邊疆政治學》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認定“構建了一個完整的邊疆政治學體系。 ”而中國社科院的馬大正先生則在國內率先倡議建立中國的邊疆學學科。 同時，隨著政界學界對于作為國家治理的根基以及治理現代化基礎性機制的文化認識不斷加深，以及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呼喚，從文化維度思考認識中國邊疆治理的范式、內涵與功能的研究漸次呈現。
經中國知網(CNKI)以 “邊疆治理”主題、以“文化”為關鍵詞檢索，所得文獻200余篇。 其中，從理論建構視角進行的研究要者有：方盛舉從文化的治邊、戍邊等功能分析了陸地邊疆的文化治理; 徐黎麗從邊疆安全的角度對于邊疆的文化建設與文化戍邊功能進行了有益探索。 青覺提出的情感政治學實則揭示了文化型治理在邊疆治理中的基礎性機制。 劉永剛是從邊疆治理中的文化建設的內容、途徑、體系與機制上予以探究。 延邊大學的許明哲等則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探討了邊疆文化構建議題。 梳理所見研究可知，一方面相關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績，但另一方面仍存在較為突出的不足。 不足主要體現為：一是，關于“邊疆文化治理”概念的認識尚未統一，并存在明顯分歧; 二是，關于邊疆的文化型治理的歷程、內涵及功能缺乏較系統的研究。
首先，在“文化”為單元的研究，最為突出的問題是以“文化”為對象，還是以“文化”為工具的認識論分歧。 一是治理的文化向度問題。 將治理理念延伸到文化領域，把文化作為治理的對象，聚焦于文化領域的治理，利用文化的特性及其功能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如吳理財認為“文化治理”是政府、社會、公共部門等主體的共同參與。 二是文化的治理向度問題。 以文化進行治理，將文化視為治理的工具，這種理念聚焦于治理本身。 如胡惠林認為，所謂的文化治理即是國家借助于文化的功能，從而完善國家治理的一種方式。
其次，關于中國邊疆治理的范式及其演進，學界并未能形成統一的認識，其中有學者歸納的中國傳統社會“內向型的邊疆治理理念”決定的“羈縻性邊疆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遍價值。 正如周平教授認為的：“作為對國家治理具有重要影響意識形態，邊疆觀往往成為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邊疆治理范式往往是以文化為底色的邊疆觀的呈現。 無論文化作為對象抑或工具，在邊疆治理中的運用則是十分普遍的基本事實。 方盛舉教授認為文化型治理是凝練文化價值體系、建構文化傳播體系，長期持久的一個過程，也有學者認為文化型治理是通過文化以實現對邊疆地區的各族群眾思想和行為的引導、熏陶、規范、教化、約束、激勵、凝聚、整合等過程。
邊疆是國家的邊緣性部分，邊疆的國家屬性決定了邊疆治理的國家特性。 邊疆在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現實的多重交叉，邊、貧、雜、特等區域特征，既決定了邊疆在國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也往往是國家治理的短板。 雖然學界關于中國邊疆的文化型治理有一些研究，但顯然，對于中國邊疆的文化型治理的歷程、內涵以及功能的系統揭示尚未完成。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傳統與豐富治邊實踐的文明大國而言，歸納文化在邊疆治理的運用過程以及文化型治理模式的演進歷程，提煉其治理的內涵，揭示其治理的功能，既是繼承挖掘傳統治邊優秀實踐的基礎，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要。
二、中國邊疆治理文化范式的形塑及歷程
在中國漫長的王朝國家時期，“守中治邊”的疆域治理體系因國家力量消長而呈現的疆域內斂與外拓造成的國家邊疆變動態勢，使得歷史上中央政府對于邊疆的治理始終處于調適并不斷鞏固之中。 與之相伴，中華大地上的各族類群體“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
”這種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直接歸因于以儒家文化為軸心的中華文明對于邊疆社會的有效輻射與吸附，以及農牧互補的各族依存關系。 中國傳統社會這種“超強社會聚合機制”的形成，顯然是在中國這個特定區域上的生產方式承載的文化結果。 中國歷史上及當下的邊疆治理，雖因國家形態及政治價值而有著顯著的區別，但“文化”從未缺席，且是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大國邊疆治理的核心構件。 在邊疆治理的理念與實踐上，均帶有鮮明的文化型治理特征。
(一)文化本位與邊疆治理的文化范式
秦統一中國，建立起王朝國家以后，根據統治區域的范圍，逐漸形成了早期傳統的邊疆概念。 邊疆因遠離核心區，拱衛中心是對該區域治理的基本功能定位。 同時，中原王朝對周邊民族的影響力與感召力的變化，也使得周邊其他民族與王朝國家的關系在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王朝國家統治的區域范圍。
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后的2000年間，在中央集權下的各王朝對邊疆區域的治理因邊疆的動態變化也不斷豐富發展，進而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邊疆治理思想與治邊實踐。 縱觀秦制施行的兩千余年王朝國家時期的邊疆治理，雖然各階段治理方略各有不同，但治理體系前后相繼、邊疆與中原的一體化程度逐漸深化。 “大一統”的國家理想指導下的國家疆域觀下，“守中治邊”與“守在四夷”是王朝國家時期中央政府治邊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項邊疆治策理論的基礎。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淮南子·泰族訓》)既有“道”的文化意涵，也有衛“道”的價值取向。 同時，“華夏之國有夷狄，夷狄之邦有華夏”，則體現了傳統社會所謂的“夷夏之辨”的相對性與樸素的辯證法。 所謂的“夏”與“夷”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生產生活基礎上形成的以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為核心的內在“文化”差別。
而“夷夏”在文化、經濟、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文化優劣和情感認同上的差別，并最終形成“華夏為尊，夷狄為卑”的文化等級觀念。 而“有教無類”則又顯示“蠻夷”可被“教化”，并共同融為中華文明的認識邏輯。 王朝國家的中央政府治理邊疆雖多依憑物質積累與軍事力量，但這種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華夏文化，其具有的持續優勢才是有效治理的根本力量，整合實現邊疆“四夷”的文化認同，實現天下大一統則是邊疆治理的基本邏輯。
王朝國家時代的邊疆治理，在具體的治邊實踐中“以中原文化之禮儀觀念教化四方”、“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統一四方”，并形成以“因俗而治”為核心的靈活的治邊策略。 縱觀中國傳統社會在“天下無疆”疆域觀下形成的“守中治邊”的地域區分、“夷夏大防”的文化價值觀、“華夷之辯”的人群分類，體現著一整套系統文化價值觀與文化治理邏輯。 王朝國家中央政府在邊疆治理中，一方面試圖在邊疆社會結構調整、社會財富分配、社會利益表達等方面有所作為，卻并未形成中央政府與邊疆居民的有機熔合系統，而以“因俗而治”為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著力于向邊疆地區輸送中原文化與社會價值，以承載“正統”的“大一統”思想與“威加海內”的天下情懷。
當然，邊疆社會對中原王朝的“‘臣服’‘內附’‘德化’‘懷化’‘懷柔’‘綏化’‘歸化’等‘向化’之勢”，在顯現“中國中心觀”的疆域治理格局的同時，也顯示了在邊疆治理中系統的文化本位觀念和鮮明的文化治理范式。 同時，隨著中央政府對于邊疆影響力的漸次加強而呈現的邊疆與國家一體化的社會進程，也以文化為基本的判定標準與基礎視角。
(二)“有教無類”與邊疆治理的文化特征
古代王朝國家多以不同文化的差異、區域經濟的強弱等作為劃分核心地區與邊疆地區的分野。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的判斷依據，就是文化。 在正視國家核心區文化與邊疆區域文化差異的同時，中央政府多采用文化輸入、教育感化的方式以消弭這種差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篇》)，在邊疆治理上則體現了通過德治教化，發揮華夏文明的吸附力與輻射力，以獲得邊疆社會的認同與服從。 “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首先是一種兼容并蓄的文化思想，也是文化先進的“華夏”對文化落后的“夷狄”進行“教化”的義務。 歷代王朝通過對邊疆地區實行安撫懷柔、羈縻而治、移風易俗、興學崇儒、科舉取士等舉措，均體現了邊疆治理的“有教無類”取向與文化治理特征。
同時，先秦時期就有的“五服”“九服”的疆域概念，其本質仍然是統治者居于“天下”的中心，其權威影響力由中心向四周逐步擴散，統治者的權威隨著距離的遠近而呈現出由強到弱的狀態。 “五服”“九服”的疆域劃分，推及邊疆地區的治理則是將邊疆地區納入到中原社會的倫理范圍之內。 利用宗法制“親親”“尊尊”的倫理原則及儒家禮法，構建起邊疆社會對中原王朝的情感認同與文化隸屬關系，實現“家國一體、家國同構”。
自隋創制科舉，邊疆地區也漸次實施，各王朝也根據邊疆地區的特征，施行一定的優待。 歷代開明君主在邊疆治理過程中，一方面鼓勵在邊疆地區開辦學館設立書院，加快儒家文化向邊疆地區的傳播; 另一方面，鼓勵邊民子弟入學，根據人口戶籍數多寡，確立推舉名額。 科舉制在關注邊疆地區的人才建設與文化發展問題的同時，也注重了內地核心區域與邊疆地區的交流融合。
這不僅客觀上促進了邊疆地區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也在邊疆地區植入了豐厚的儒家文化并加速了文化的融合，使得邊疆地區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穩固了王朝國家的邊疆。 同時，因邊疆地區科考與儒學的興起，使得邊疆地區“權威體系的核心與基礎性構件，已不再是邊地傳統的部族及血親文化，而是以儒學為基礎內核、以倫理綱常為基本表征了”。 由此可見，無論是融合中原主體文化與邊疆多元文化的“華夷同風”，還是著意培養邊疆人才的國家教育與科舉考試，兩者都在努力達成“華夷一家”的“天下大一統”。
(三)疆域的鞏固與邊疆治理文化范式的革新
自春秋戰國逐漸形成并指導中國傳統國家疆域治理的“大一統”的天下觀，既強調以“華夏”為中心輻射而成的地理空間想象，也體現著國家一統的政治構設，更彰顯著“華夷一統”的文化價值空間的型塑。 中國歷史之所以前后相繼不曾中斷，與整合主義取向的“大一統”疆域觀密不可分。
傳統國家由內而外的疆域構建模式以及邊疆服從、服務于核心區的利益結構關系，國家力量在邊疆社會較為薄弱的另一面則是邊疆基于族類、地域、文化生發出的有別于國家疆域，但又與之相交織的地域性或以成員族類特征為基準的認同空間。 這也即中央王朝雖從未能實現“對其聲稱歸自己所有全部領土實施正規化的行政管理”，邊疆只是“由治向不治過渡的特定區域”。 但以文化途徑或文化內容來實現對邊疆的治理，則將“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的文化范式體現的淋漓盡致。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王朝國家面對西方列強民族國家的整體性落敗，在彰顯兩種不同國家形態治理范式與能力差異的同時，也啟動了中國國家形態的轉型與社會結構的重塑。 從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中國國家疆域觀也從傳統的由內而外的“天下觀”向現代的由外而內的“主權國家”觀轉變。 依照主權原則以傳統邊疆的外沿線為國家邊界劃定現代國家的疆域，成為中國國家轉型的現實選擇。
邊疆劃定也從之前文化主導的“由內而外”的疆域觀漸次轉變為由地域、政治主導的“由外而內”的疆域觀，傳統的邊疆與內地的文化和道德涵義從國家政治邏輯上漸被削弱。 對于民族國家時代的邊疆社會成員而言，一方面國家邊界的劃定使其政治身份成為參與國家生活的首要身份，另一方面國家也以政治強力推動內部成員一體化以結為國家民族。 但是，邊疆治理的文化底色卻從未缺席，更未退場。
現代主權國家觀對于傳統社會邊疆治理范式的沖擊，依然體現為深層次的文化范式。 其中，“民族”概念的傳播與中華民族整合邊疆社會，是這個轉型過程中最鮮明的文化范式與主權治理結合的關鍵事件。 在中國近代以來，國家轉型雖出現過所謂民族分裂現象乃至邊疆危機，但邊疆各族人民自覺凝聚為整體統一的中華民族則是基本的歷史結果。 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深化并被中華大地上各民族共同接受的過程，既是一個利益聚合過程，更是一個文化聚合過程。 從這個視角看，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與建設的過程，實則就是邊疆社會民眾直接參與并最終融入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體化過程。
所以，中國民族國家建構與建設時期的邊疆治理在沿襲文化范式的同時，也進一步增強了文化型治理與政治主權治理的結合，從而形成在中華民族主權國家政治體系下的邊疆治理的新模式。 這既體現在邊疆治理中的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國家權力與邊疆社會的調適與整合上，也表現為民族自治地方的區域(政治性的)與民族(文化性的)的兩個結合上。 這個整合與結合的歷程，實則是現代合法性系統在國家疆域內成功替代傳統合法性系統并有效運行的過程。
三、中國邊疆治理的文化范式的內涵
疆域的形成與邊疆治理是國家政治屬性的基本表達形式。 由于國家疆域治理的需要，將疆域之內、中心之外的邊疆作為一個特殊區域，采取有別于中心區域的治理而形成的邊疆治理體系是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特點。 邊疆的國家屬性決定了邊疆治理的國家特性與國家主義取向。 同時，無論傳統王朝國家抑或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下的邊疆治理，其既是對之前疆域治理觀與治理體系的承襲，也是現實國家疆域治理的客觀選擇。
顯然，這個過程并非單純的政治行為或行政決策，而是國家與邊疆社會互動的系統過程。 其中，文化以其社會規范的基礎性力量而直接作用并體現了該過程。 中國邊疆治理雖在國家不同形態下不斷革新發展，但邊疆治理中的文化范式，所起到的維護國家統一、彰顯國家屬性、發展邊疆社會的內涵卻始終彰顯，所變的僅是不斷豐富創新的文化。
(一)維護國家統一
中國作為有著悠久傳統的文明國家，在邊疆治理的理念及實踐中，以文化為底色的治理邏輯與實踐有著清晰的形成、發展、演進路徑。 維護中華國家的“大一統”是邊疆文化型治理的構建邏輯與行動目標。 這個邊疆治理中的文化范式，其首要內涵并非僅限于民族國家體系，而是在中國傳統疆域形成并鞏固的過程中就被賦予了。 當然，“天下”觀下的中國傳統疆域治理強調的是對內有界、對外無疆。 劃定邊疆的客觀標尺是儒家文明，中原與邊疆被賦予鮮明的道德文化意涵。 以“大一統”為政治理想與使命教化“蠻夷之地”，是中央王朝治理邊疆的前提與背景。
同時，中國社會雖經傳統到現代的變革與轉型，但中國疆域的主體部分承繼不輟的主要根源當在于以儒學為軸心形成的文化共同體和“大一統”的政治體系。 正如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所說的，要理解傳統時期中國的統一國家屬性，“必須從制度上找原因，從已有社會上確立的思想和行為習慣著手”，而非簡單的歸之于“地理因素”。 而所謂的思想和行為的根源在于中華歷史與中華文化的聚合性特征，以及這套文化體系所支撐的邊疆治理范式。
對于生活于邊疆的居民而言，無論是王朝國家時代還是現代民族國家時代，其歸屬于族類群體還是國家抑或國家民族，其想象為共同體“意象”的主要素材根植于歷史記憶與文化符號。 中國傳統社會民族發展的“多元一統”格局，使得在國家轉型之際深刻存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符號，既孕育了兼容并包的中華文化，也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自覺凝聚的客觀背景。
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深化并被邊疆社會廣大民眾共同接受的過程，既是一個利益聚合過程，更是一個文化聚合過程。 這個過程雖然核心為國家疆域的中心地區或核心地區，但真正的影響因素與制約因素則集中于國家疆域的邊緣性部分，也即國家的邊疆地區。 安德森提出的著名的“民族是通過文化想象出來的共同體”的觀點，解釋了民族的建構屬性。
也正因為如此，在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下，中國國內市場經濟的深化帶來的邊疆社會結構的調整與利益訴求的多元，再加之域外反華勢力、境外宗教文化滲透等使得邊疆地區面臨著一定的傳統安全問題與日益嚴峻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所以，在邊疆治理的過程中，堅持中華文化底色、豐富文化型治理內涵，加強各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并最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分不開的族際關系，既有歷史上文化型治理的根基，也是在中華現代國家體系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基本方式。
(二)彰顯國家屬性
按照區域來組織社會是國家發揮其社會管理功能的基本形式。 無論中國傳統與現代，邊疆的區劃及其行政設置均體現著國家的政治意志。 “‘邊疆’只能是國家的邊疆，而非生活于邊疆之人的‘邊疆’”。 邊疆的國家屬性決定了對其的治理無論價值與行動均以國家為內涵。
雖然歷史與現實的經驗表明，居住于國家邊疆的社會成員其政治認同往往外溢于國家疆域。 但以國家文化為底色的邊疆治理體系所形構的地理、情感、價值仍是邊疆社會認同形成與維持的最有力影響與規范。 對于王朝國家時代的中央王朝而言，“關于世界秩序的構想，是把安全和權力的實際現狀與理論和觀念上的中華中心論結合起來”。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演繹而成的“大一統”的“天下觀”，王朝國家經略邊疆以拱衛中央達到“夷不亂華” 的治理目的、具體治邊策略的“羈縻之治” 以及措施上以“恩威相濟”“因俗而治”“廣布文教”“互市通商”等經典治策與朝貢體系使國家核心區與邊緣區漸成政治統一體。
其治理內涵就在于“保持邊疆人的中國規范”。 當然，傳統王朝國家因中央政府力量的強弱而表現為邊疆的變動，使得邊疆社會的國家屬性相對模糊，但歷代王朝試圖通過邊疆的文化型治理以彰顯國家屬性的邏輯卻是清晰的，邊疆的國家屬性也隨著歷代王朝對它的經略與國家疆域漸行穩固而不斷增強。
文化是國家疆域治理的最有力武器，統一的文化會主導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進程，統一的文化也是統一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政策生成的土壤與基礎。 縱觀中國邊疆治理史，以特定區域為對象的治理體系的形成與演進，核心主導的治理目標就是文化的融合與一體化。 在中國近代以來圍繞著新型民族國家的建設，期間雖出現過地方性的族類群體“民族化”而呈現的分裂現象與邊疆危機，但以中華大地上的各族各群文化為素材的中華民族文化塑造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是主要趨勢。
由于主權原則下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彰顯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國家屬性時，國家政治體內部的統一性與一致性成為其有效參與國家間競爭的基本前提。 所以在邊疆社會培植雄厚的國家文化，在邊疆社會彰顯鮮明的國家屬性，在世界國家擁擠的民族國家時代顯得更加重要且迫切。 與現代國家結合，作為一種國家形式的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建設，顯然是邊疆治理中實現國家認同彰顯國家屬性的思想文化基礎。 這是因為中華民族除卻其歷史文化屬性外，更在于由其生成的社會公共文化、國家疆域空間與政治制度機制上所體現的國家屬性。
(三)推動邊疆發展
縱觀中國歷代至今的陸地邊疆，總體自然條件相對惡劣，自然環境復雜，人與資源矛盾突出。 經濟發展滯后、人口族屬成分復雜、地域文化特色鮮明是基本特征。 在中國歷史的官方版本記載中，邊疆總體呈相對落后狀態，尤以文化最為突出，中央政府對于邊疆的經略雖方式多元，但“修文德以來之、被聲教以服之”的文化底色從未退場。
歷代中央王朝對于邊疆的開發與建設中采取的朝貢與納質、和親與盟誓、教化與互市、推行羈縻制度和土司制度、設治拓道與屯墾移民等措施，都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治理內涵。 當然，由于國家形態以及所處不同的內外環境，雖然王朝國家“中央在邊疆推行了一系列的開發與建設策略之后，取得了相應的治邊成效”，但在中國進入世界民族國家時代建立民族國家體系時，中國邊疆社會的發展十分有限。
在民族國家體系下，中國邊疆治理的文化內涵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在對邊疆開發與建設上，從王朝國家時代的“守中治邊”的疆域觀轉向國民一體的整體觀。 我國邊疆地區長期面臨發展遲緩的社會問題與民生保障問題，使得邊疆的社會發展狀況直接關涉著邊民合法權益的維護與實現，并直接表現為國家邊疆安全問題、穩定問題與國家認同問題。 對于邊疆的開發與建設也被提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予以實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
從新中國建立初期即建立并不斷發展完善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發展國民教育完善教育體系、興建大型工業項目、推動邊疆民族產業與經貿發展、促進邊疆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等等，均是基于邊疆人的現代化以推動邊疆的現代化。
其中有重大影響的“三線建設”“西部大開發”“興邊富民”等國家戰略的實施，有力地推動了邊疆社會的改造與發展。 以上所有，思想、觀念等文化領域的變革以及治理的文化范式，既有對歷代治邊范式的承繼，更有巨大的發展與創新。 隨著時代與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邊疆的安全態勢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并存，同時非傳統安全成為邊疆安全的主要形式。 圍繞著邊疆社會的傳統安全，需要在國家疆域治理中有效地、清晰劃定國家疆域的地理范圍與邊界，并且在邊民意識中強化國家觀念與邊界意識。 加快邊疆社會整體性的發展與進步，是維持邊疆社會居民國家政治認同優位態勢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與方式。
四、中國邊疆治理的文化范式的功能
“文化為體制之母”。 文化是國家疆域治理的基礎性底色，并成為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規范性力量。 在中國的王朝國家時代與現代民族國家階段，雖對于邊疆的治理因時代、觀念與技術的不同而呈現出巨大變革，但中華文明的國家底色卻在邊疆治理中發揮著隱性但卻強大的規定性作用。 因之，雖在具體的治理制度與策略上有著顯著差異，但邊疆治理因其文化范式而彰顯了較為穩固的功能，對內整合凝聚、對外輻射傳播的內外兩個基本向度，也是我們認識并把握中國邊疆治理文化范式功能的基本視角。
(一)對內整合以增強國家與人口的一體性
在人類社會形成并以國家為基礎方式進行治理的過程，催生并發展了政治這一特有的社會現象。 其本質上是通過文化的力量將政治國家與社會人口有機的組裝為一個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以政治為外衣，以文化為內核。 文化的發達與否以及文化力量的強弱也直接左右著國家的興衰起落。 自從人類社會進入國家階段，以文化的方式與力量增強國家內部人口的一體化和整體性的努力也不斷的體現在國家的邊疆地區并呈增強的態勢。 關于這一功能，在中國史書的寫作思想上有著清晰的體現。
縱觀中國的歷史敘述，“唐宋以后的歷史文本對‘大一統’國家的民族記載越來越詳細”，記述族類群體的增多與詳實表明國家對于邊疆治理的深化、以及各族類群體與國家聯系的緊密，“國家的發展與民族的發展達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 ”可知，各族人民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共同書寫中華歷史既是客觀史實，更是歷代文化、知識、政治精英踐行“大一統”理念、維護國家統一文化建設努力的直接成果。
在以民族為單元構建有別于傳統王朝國家的現代國家背景下，凝聚整合國家與人口的一體性，在邊疆地區顯得尤為迫切且重要，這種努力不足的結果則是中國近代以來四起的邊疆危機與國家屈辱。 而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族體意識的興起與各族人民自覺凝聚為統一的中華民族的過程，“就是增強中華民族的同質性進而提高中華民族成員的相互認同及中華民族認同的過程——這是一個‘求同’的過程。
”而邊疆治理的文化范式與歷史邏輯也將這個過程直接體現為鞏固邊疆居民的中華民族認同與中華文化認同。 在當前，世界各“文明之間的關系已進入到了一個多文明的體系中各文明相互作用的時代。 ”就我國的邊疆地區而言，因受長期歷史因素影響，傳統與現代、國內與域外、核心與邊緣等三組關系是其特有地域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影響要素。 顯然，將增強文化認同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礎實踐路徑，既是中國傳統社會邊疆治理文化范式的延續，也是新時代整合政治的基本方式。
(二)對外輻射以提升國家的影響力
在王朝國家時代的邊疆治理無論早期的“華夷之辨”“尊夏賤夷”，抑或明清時期的“華夷一家”“天下一統”，均是以區分文化高下與文化融合的方式體現著國家的影響力。 而在清及之后“邊疆地區實現了從羈縻統治區域向直接統治區域的過渡，邊緣化特質逐漸被‘一體化’趨勢所取代”，顯示了國家影響力已超越中央腹心區逐漸以邊疆地區為基地向外投射。 由于依地域組織國家的原則，國家結構深受地域的制約。 在民族國家體系之下，處于國家邊緣部分的邊疆地區，居住成員與民族國家的粘合度不高、異質性較強，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的整合極易受到泛民族主義、跨國流動主義和外部勢力的影響與干涉。 所以，在邊疆治理的實踐中，對內表現為整合治理功能強化的要求，對外則需應對文化主權邊疆模糊造成的御外能力下降的挑戰。
國家崛起與民族復興的雙重歷史任務更加凸顯了邊疆治理的文化范式在國家安全尤其是文化安全上的重要地位。 以顯性的陸地邊疆為載體，以文化為內涵與底色的治理體系所顯示的則是一種軟性邊疆。 “軟邊疆”是在“非傳統安全”觀下國家利益外延或內縮“硬邊疆”后對國家利益的維護，其實質是一種無形的邊疆或虛擬邊疆。 在“非傳統安全”已經成為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主要形式的背景下，“軟邊疆”以國家“硬邊疆”為基礎，成為國家安全的另一重屏障。
當然，在國家利益向外拓展并向外超越“硬邊疆”時，其前提是國家有穩固的“硬邊疆”或至少不能使“軟邊疆”內縮于“硬邊疆”，否則國家利益則無法有效維護。 所以，樹立新的安全觀，有效發揮邊疆治理文化范式的輻射功能，就需要牢牢把握住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作用。 將優質的民族文化資源整合到中華民族共同體之中，最大程度地發揮中華文化在邊疆地區治理過程中的向心力與凝聚力。 強化主流政治文化地位，始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為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和文化安全的堅實屏障。
文化論文投稿刊物：《邊疆經濟與文化》(月刊)2004年創刊，是由黑龍江省邊疆經濟學會和《邊疆經濟與文化》黑龍江省高師師資培訓中心共同主辦的邊疆經濟與文化的綜合性學術期刊。
“天下未亂邊先亂，天下已治邊未治”，是中國傳統社會國家治理的基本寫照。 將國家的疆域區分為腹心區與邊緣區的依據，除了顯性的地域因素外，其后隱含著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國邊疆治理的文化視角與文化范式的形成、發展與演進，也經歷了傳統王朝國家與現代民族國家不同的階段。 面對國家發展的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傳統邊疆觀念，就需要構建適應國家發展的新型邊疆觀念，形成能夠促進有效邊疆治理的邊疆戰略。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文化賦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突出了文化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的引領性作用。
在總結并推進中國邊疆治理的研究與實踐中，要“堅持不懈開展馬克思主義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宣傳教育，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 ” 深刻挖掘中國邊疆治理的文化范式歷程、歸納其內涵、揭示其功能，顯然是推動邊疆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基礎與行動邏輯，也是確保邊疆地區長期穩定發展，切實維護國家統一與彰顯國家屬性，構建中國特色的邊疆治理理論體系的基礎性工作。
作者：劉永剛 徐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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