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翻譯始終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上世紀之交將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及民主的概念引入中國，更體現于促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誕生。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摘要]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翻譯始終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上世紀之交將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及民主的概念引入中國，更體現于促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誕生。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及改革開放進程中，翻譯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并且仍將借助于翻譯更為廣泛地在全世界傳播。在當今時代，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的文化和文學也在努力走向世界，進而為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學的重新繪圖作出更大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在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全球化”，以及將中國文化和人文思想推向世界的進程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翻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全球化
1.引言
毋庸諱言，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必然向先進的國家學習先進的東西，而翻譯則是最重要的手段。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翻譯的中介進入中國的一種重要的思想理論學說，它在進入中國之后，也經歷了一個本土化或“中國化”的過程。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翻譯始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上世紀之交將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及民主的概念引入中國，而且還體現于使中國躋身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馬克思文學論文： 馬克思異化概念的理論淵源、特質及其內涵
在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以及在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翻譯也一直發揮了巨大的和有效的作用。毋庸置疑，在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目前正經歷著某種“脫貧困化”(depovertizing)和“去第三世界化”(de-third-worldizing)的過程，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國的文化和文學也在努力走向世界進而為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學的重新繪圖作出更大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說來，翻譯在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全球化”，以及將中國的文化和人文思想推向世界的進程中扮演了或將繼續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實踐
從跨語言、跨文化的角度來比較研究不同文學的嘗試既是一種語際翻譯，同時又是一種文化翻譯。按照沙特爾沃斯(Shuttleworth)和考威(Cowie)的定義，“翻譯通常的特征是具有隱喻性的，在眾多比喻中，常被比喻為玩弄一種游戲或繪制一張地圖”(ShuttleworthandCowie，1997:181)。
顯然，他們在這里所說的翻譯并非那種居于語言文字轉換層面的“文字翻譯”(verbalrendition)，而是一種具有文化協調和變異層面的“文化翻譯”(culturaltranslation)。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經歷了這樣一種“文化翻譯”，并且與譯介者的主觀理解和闡釋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這里，翻譯這一術語更帶有文化和隱喻的特征，而較少帶有語言文字轉換之意，因為在我們看來，翻譯激發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去進行革命，當然這種革命并非僅體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命，同時也包括語言和文學上的革命。毋庸諱言，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與新文化運動(1915-1923)的爆發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那場以文化為旨歸的運動中，馬克思主義也伴隨著各種國外的先進科學和文化思想進入了中國，同時也預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開始。
在新文化運動中，那些重要的思想家和人文學者或者在西方或日本受過教育，或者是有著深厚的西學造詣的學者，例如胡適、陳獨秀、魯迅、蔡元培、錢玄同和李大釗等，他們為了打破舊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發起了“反傳統、反儒學和反文言文”的思想文化運動，試圖通過這場運動達到全面促使中國步入現代化的目的。他們充分運用了翻譯這一有效的武器將當時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理論思潮統統介紹到中國，從而大大地加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那場運動中，或者說甚至在那之前，這些知識分子就已經幫助發起了大規模的翻譯西學的運動，諸如尼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這樣的歐洲思想家在中國學界高視闊步，其著述頻繁地在中文的語境下被引用和討論，幾乎當時所有主要的中國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受到他們的影響和啟迪。
我們一般說，新文化運動從西方引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如果說科學和民主的引進主要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科學和民主進程的話，那么“胡先生”(humanism)的引進則直接促進了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現代性。人文主義可以說是貫穿了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條重要線索。陳獨秀這位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親自創辦了進步雜志《新青年》，專門發表一些介紹或翻譯當時先進的西學思想的文章，旨在啟迪中國人民的覺悟，推進中國的科學技術及人文思想的發展。他們的努力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規模介紹和傳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此外，新文化運動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的創立。
因此就這一點而言，翻譯扮演的是一種啟蒙和拯救大眾的角色，起到了將中國人民從黑暗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作用。魯迅作為率先將西方和俄蘇的現代思想觀念引入中國的先驅者，在文學革命中也充當了重要的領導作用。他在談到自己的小說創作時，直言不諱地認為，自己的小說創作之靈感“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魯迅，1989:512)，此外什么準備都沒有。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的創作靈感絕不是來自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而是來自外國文學，因此他身體力行，在文學創作之余，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我們從今天出版的《魯迅全集》不難看出，這些譯著在其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
因為在魯迅看來，只有大規模地將外國文學和人文學術著作翻譯過來才能促使中國文學和文化更接近世界。另一些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和作家，如胡適和郭沫若等，也通過大量地翻譯西方文學和理論著作強有力地解構了傳統的中國文學話語:胡適通過為《新青年》編輯易卜生專號而率先將易卜生及其劇作介紹到中國，并翻譯了他的一些劇作;而郭沫若則將一些重要的西方作家，如歌德和惠特曼等的重要作品譯成中文。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都充分利用翻譯為工具來啟迪人民大眾，并且在各自的領域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翻譯本身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原先力求忠實地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純技術層面的轉換演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作用更大的政治和文化層面的翻譯甚至闡釋。
學者們關注翻譯不僅因為它是一種語言的技能，更因為它是一種推進革命事業的文化變革策略和政治武器。甚至在當今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一些主要的學者依然十分重視通過翻譯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文學成果介紹到全世界。因而在當今時代，翻譯的功能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顯得日益重要和必不可少。就文學和文化而言，正是由于大規模的翻譯運動才使得中國現代文學越來越接近世界文學。因此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史上，翻譯無疑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這種翻譯形式不同于傳統的從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的轉化，它實際上更是一種通過語言的中介而實行的文化變革。
通過這樣一種文化翻譯，一種新的文學和文化誕生了，它既不同于自己的傳統，也有別于同一時期的西方文學和文化。它應該被看作是中外文化和文學交流與碰撞的一個產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過去的數十年里，中國共產黨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最終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著作從德文原文全面地譯介到了中國。但是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馬克思主義就已進入了中國。而且馬恩著作早期的翻譯并非從德文原文譯成中文，而是通過日文或俄文的中介。
早期翻譯馬克思著作的譯者包括熊得山(1891-1939)，他早年留學日本，后來將馬克思的一些著作從日文譯成中文。他于1922年2月15日創辦了《今日》雜志，由北京新知書社發行。他本人先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闡述了無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目的和手段。他翻譯的馬克思著作包括《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的社會學說》《國際勞動同盟的歷史》等。熊得山曾一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隨后不久便脫黨。(胡為雄，2013)因此我們今天在黨史中就將他的名字屏蔽了，但是無論我們如何評價他的功過，至少他在將馬克思的學說譯介到中國是立下汗馬功勞的。
另一位譯者朱執信(1885-1920)也是最早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的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早在1906年，他就從日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經典著述。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等理論有著獨特的理解。(胡為雄，2013)與此同時，他基于自己的能動理解和闡釋，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介紹給了中國讀者。可惜的是朱執信英年早逝，未能在這方面有更大的貢獻。李大釗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積極地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熱情地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
他于1919年為該雜志編輯了一個專門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專輯。在這本專輯中，李大釗發表了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文章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早在1918年至1921年建黨前，他就發表了數十篇(部)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或著述，對馬克思主義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陶亞非，2003)他首先在文章中交待了他本人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我平素對于馬氏的學說沒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談“馬克思主義”已經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
“馬克思主義”既然隨著這世界的大變動，若動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誤解。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雖然極其貧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馬克思誕生百年紀念以來，各國學者研究他的興味復活，批評介紹他的很多。我們把這些零碎的資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把他轉介紹于讀者，使這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吾信這也不是絕無裨益的事。
(李大釗，1919)確實，在當時國內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雖然有一些但對之的研究并不多的情況下，向廣大讀者介紹馬克思主義對他來說也并非易事。這一方面是因為李大釗十分精通日語，英語也懂一些，但德語不行，他只能借助于翻譯成日語和英語的馬克思的著作再次譯述。其次，李大釗認為，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各國學者對之研究的積極性也大為提升。第三，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發揮它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撰寫這篇文章就更有必要。
可以說，在當時為數不多的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介紹性著述中，李大釗的這篇文章實在是鳳毛麟角，它“全面地闡發了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全面深入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張國，2018:7)，因此所起到的啟蒙作用和所產生的社會反響自然不言而喻。李大釗(1919)在簡單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弊端后指出，“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鼻祖，現在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新紀元”，因此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顯然，李大釗是接受馬克思的這個經濟學觀點的，對其主張也是十分贊同的。他的這篇文章除了客觀忠實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思想外，還對支撐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基于自己理解的闡發。李大釗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于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
表面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基礎構造的變動，乃以其內部促他自己進化 的最高動因，就是生產力，為主動;屬于人類意識的東西，絲毫不能加他以影響;他卻可以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他們必須適應他的行程。其二是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系。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社會組織即生產關系，也是與布帛菽粟一樣，是人類依生產力產出的產物。(李大釗，1919)我們從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介紹來看，他并非簡單地譯介，而是帶有自己的主觀理解和能動性闡釋，因而表現出他本人鮮明的傾向性。就李大釗當時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和影響來看，他的這篇文章對所有對馬克思主義有些興趣但并不了解卻又很想了解的人無疑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雖然李大釗并非閱讀馬克思的德文原著，但是他憑著自己敏銳的理解力，比較準確地向國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核心，并且影響了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青年毛澤東，使他以及他的那些不能閱讀外文原文的青年同伴們接觸到馬克思的著作。因此我們應當說毛澤東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翻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或通過李大釗等人的翻譯和闡釋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其特征就在于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教義與儒學的一些教義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結合，形成了一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結晶就是毛澤東思想。
3.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大成果
毋庸置疑，在促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毛澤東作出了最為卓越的貢獻，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中發展了這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使之形成了獨具特色并有著廣泛世界性影響的結晶———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西方以毛主義(Maoism)著稱，實際上指的就是毛本人的思想和理論。
只是西方學者建構出來的“毛主義”與我們所用以作為各項工作指導方針的毛澤東思想有著很大的差距。(WangNing，2015)它也是一種經過“翻譯”和闡釋的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從中國語境中發展建構的毛澤東思想到西方語境中建構出的毛主義的發展演變，自然也離不開翻譯的中介，同時更離不開譯者的主觀闡釋、發揮和建構。就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而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應該是他的代表性著作和指導中國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的綱領性文獻。雖然毛澤東主要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在強調建設革命文化的同時并不否認新的文化應當繼承和發展古代的和外國的進步文化。
毛澤東從不反對學習外國文學，但是他關心的是中國應該引進什么樣的外國文學。由于他的外語能力有限，他不可能像馬恩列斯那樣廣泛涉獵世界多國文學作品，他不得不依賴翻譯，而且即使通過譯文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也十分有限。在整個《講話》中，他僅簡略地提及了一部俄蘇文學作品，就是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法捷耶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并沒有想去迎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卻產生了全世界的影響，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毛澤東，1991:848)顯然，較之馬恩列斯等經典馬克思主義者，他所閱讀的外國文學作品確實不多，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引證外國文學作品，而是大量地旁征博引中國古代的文史著作和典故。即使如此，他仍然堅持要批判地繼承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他的態度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總之，在新中國誕生前后，翻譯外國文學及理論著作主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在舊社會，當中國處于貧窮落后狀態時，中國文化和文學也被看作是落后的，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幾乎不占有什么地位，因而作家和人文學者便號召大量地將外國文學作品譯成中文，以促使中國現代文學從邊緣向中心運動并最終走向世界。
而現在，這種情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中國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很強大，因而對知識分子來說一個當務之急就是重建中國文化的軟實力。這樣翻譯在促使中國文學和文化更接近世界文學和全球文化主流方面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然而所不同的是，此時的重點已經從將西方文學譯成中文轉向了將中國文學譯成世界上的主要語言。雖然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啟迪下形成的，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也經歷了一次反向的旅行，即從中國走向世界，從而實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在整個20世紀，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與毛澤東相比。毛澤東思想不僅影響了法國的阿爾都塞、薩特等法國理論家，即使對波伏娃這樣的女權主義思想家和巴迪歐這樣的毛主義者也有著極大的啟迪和影響。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結構主義理論家和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在談到毛澤東及其新中國的成就時，滿懷深情地回顧了她首次訪問中國時的觀感和對中國的好奇和興趣，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景仰和崇拜。(尹慶紅，2010:318)此外，毛澤東的學說也吸引了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他每次到中國來訪問講學，都要尋訪毛澤東的足跡，以便表達對這位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敬意。
在今天的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毛的崇拜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不僅與他的個人魅力有關，更是因為他的思想和理論對這些國家擺脫殖民統治發展自己國家的經濟和文化有著重要的啟迪和影響。在中國的所有外譯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中，毛澤東著作的外譯數量最大，所涉及的語種也最多。
據不完全數據顯示，除中國之外已有數十個國家建立了近百家專門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機構。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出版的毛澤東研究論著已達1600多部，論文超過了一萬篇。中國的外文出版社也不遺余力地在全世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各種版本，但是大多數毛澤東著作的外譯還是國外學者主動發起并承擔的。他們之所以關注毛澤東及其著作，主要是為了通過對毛的了解來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進而從中國現象來看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4.“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
90年代初，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全球化在中國登陸，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既然全球化也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一個概念，因而它本身也帶有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簡單地推斷: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實際上就是美國化，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有著最強大的經濟和最有影響的政治和文化的西方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不錯的，但是持這種看法的人卻忽視了另一個明顯的因素: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帝國的霸權思想文化通過翻譯迅速地深入到非西方社會;而另一方面，非西方的文化觀念和價值標準也通過翻譯緩緩地滲入到帝國的中心。
如果我們今天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的正反面經驗教訓的話，我們便會得出一個暫時的結論:五四作家和人文知識分子在大量引進西方各種文化思潮和理論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將中國文化和文學推介到世界上。我們今天不僅需要嚴復、林紓、傅雷這樣的致力于外譯中的翻譯大家，我們更需要辜鴻銘、林語堂、楊憲益這樣的以中譯外為主的翻譯大家，因為他們的努力和辛勤耕耘使得中國文化和文學為世人所知。
這也應該是中國的比較文學和翻譯學者研究的課題，因為對于比較文學學者而言，翻譯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但是至于如何將中國文 學譯介到世界上，尤其是譯介到西方或英語世界，則不同的人抱有不同的看法。作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翻譯者，我們當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譯介到世界上，從而向全世界謀求發展的民族和國家提供中國的寶貴經驗，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的雙向旅行:從西方來到中國，然后從中國走向世界。可以說，毛澤東所創立、并經過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發展起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經歷的“全球化”進程也值得我們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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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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