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譯者素養是學術譯著質量的重要保障，學界普遍重視學術譯者的素養，國內三套西方翻譯理論漢譯叢書的譯者都具備優秀的翻譯學專業知識和學術研究能力，且多采取團隊協作翻譯和譯校結合的翻譯模式。《翻譯模因論》的漢譯就體現了這一點，譯者素養對翻譯質量的保障作
[摘要]譯者素養是學術譯著質量的重要保障，學界普遍重視學術譯者的素養，國內三套西方翻譯理論漢譯叢書的譯者都具備優秀的翻譯學專業知識和學術研究能力，且多采取團隊協作翻譯和譯校結合的翻譯模式。《翻譯模因論》的漢譯就體現了這一點，譯者素養對翻譯質量的保障作用在翻譯規范的理論研究、翻譯策略的實踐研究、翻譯教學研究、翻譯倫理研究四個方面有明顯表現。該譯著的成功經驗表明，我們必須重視西方譯論漢譯的譯者素養問題，端正學術翻譯態度，深化學術研究素養，建立學術翻譯規范體系，促進國內學術翻譯的穩步發展。
[關鍵詞]西方譯論漢譯;譯者素養;《翻譯模因論》;學術翻譯規范
1.引言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從根本上決定了譯文的翻譯質量。譯者素養應是翻譯人才培養的終極目標指向。(李瑞林，2011:50)學術翻譯自然也應該如此。學術譯文的好壞不僅直接影響讀者的閱讀，而且極有可能在學術讀者的學術寫作中有所體現，從而對其他學者或社會大眾形成間接影響。與此同時，學術翻譯的難度通常而言較其他翻譯要大，對譯者素養因而也有更高的要求。但現實情況是，國內學術翻譯的質量并不理想，即便是翻譯學領域，譯文質量也參差不齊。曹明倫(2005:4)曾指出，“在我國引介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誤讀西方學者觀點、翻譯學關鍵術語以及書名和標題的傾向”。
翻譯論文范例：梅山文化外宣翻譯中生態話語分析
由于國外翻譯研究學術著作的漢譯問題，導致我國對國外翻譯研究領域出現了“斷章取義、概念混亂、融合不力等現象”(吳萇弘，傅敬民，2019:90)。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注意到，素養過硬的譯者對于高質量的學術譯文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并提出學術著作翻譯的理想模式，即“學術價值+研究積累+打磨精品+立法保障”(王祥兵，穆雷，2013:82)。目前，國內對學術著作翻譯的研究還未給予足夠的關注，對于翻譯學術著作的翻譯關注更少，本文擬結合國內目前最有影響的三套西方翻譯理論漢譯叢書，主要以傅敬民教授最新出版的譯著《翻譯模因論———翻譯理論中的觀點傳播》為例，對這一問題加以研究，考察譯者素養在翻譯學專著翻譯中的作用與表現，并探討保障翻譯學專著翻譯質量的有效措施。
2.西方譯論漢譯的譯者素養
中國翻譯學界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歷了一場大規模的西方翻譯“理論補課”(何剛強，2015:1)，引進了大量原版西方翻譯理論著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國外翻譯研究叢書”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外研社翻譯研究文庫”。原版引進便利了國內精于英語的讀者閱讀原著，而翻譯研究方面的譯著則能獲得更廣的讀者群，尤其是不擅英語(外語)的讀者，有利于翻譯學科向其他學科進行知識滲透。
(馮全功，2017:20)2.1西方譯論漢譯的主要背景目前國內西方翻譯理論漢譯主要有3套叢書，分別是外研社的“當代西方翻譯研究譯叢”(2005年開始，擬出版10部，已出版6部)、“外研社翻譯教學與研究叢書”(2010年開始，已出版5部譯著)和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翻譯研究經典著述漢譯叢書”(2020年開始，已出版1部)。
三套譯叢有著同樣的目的和出發點———將西方翻譯理論經典著作翻譯成漢語，為國內翻譯研究提供學術借鑒。“當代西方翻譯研究譯叢”的總序中提到，“外域思想只有被翻譯成本國語言文字，也就是說，本國的語言文字已有詞匯可以表達新的思想、新的概念，這種新思想新概念才真正化為我們自己的東西，為我們所吸收、所運用，激發我們的研究。在我國傳承千年的翻譯研究基礎上，借鑒西方現代翻譯理論，或可使中國翻譯研究的話題模式更為豐滿。這就是我們選編這套譯叢的基本出發點”(編者，2009:2)。
出于這樣的目的，編者強調譯叢編譯的幾條原則，“全書的翻譯:忠實性原則、統一性原則”，“術語的翻譯:透明性原則、一致性原則、簡潔性原則”(同上:3)。在譯叢書目選擇上，三套譯叢都考慮到了系統性、綜合性和代表性。“當代西方翻譯研究譯叢”選擇的著作是“當代的、多視角的”(同上:2)，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翻譯研究經典著述漢譯叢書”擬選擇“國外翻譯研究叢書”中的經典專著進行漢譯，以學術價值作為衡量的標準。
叢書主編“希望能夠較為全面地反映國外翻譯研究的重要理論研究成果”，并“確保它的開放性和持續性”(王克非，傅敬民，2020:IV)。在譯者素養方面，“翻譯研究經典著述漢譯叢書”特別強調了譯者素養的重要性，認為“作為學術翻譯，譯者的學術水平是至關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翻譯質量”(同上)。選擇譯者的標準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每一部譯作都是譯者比較熟悉的作品，包含了譯者的理解和學識”(同上)。
2.2三套漢譯叢書已出版的學術譯著及譯者特征
我們統計三套西方翻譯理論漢譯叢書中已出版的學術譯著，考察譯者的共同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外研社翻譯教學與研究叢書”中部分專著為國內學者所撰寫，并不在我們的考察范圍之內，這里考察的是已由中國學者翻譯并出版的國外學者的專著。我們不難發現一些譯者的共同特征。
首先，十二本學術專著的譯者均為翻譯學界的知名學者，具有較高的翻譯學專業知識素養。學術翻譯不能任由譯者率性而為，只有譯者本身具有相應的翻譯研究學養，對所譯的文本及其理論有足夠的了解，將其譯作作為原作的替代品，才是學術翻譯的應然與實然。
(吳萇弘，傅敬民，2019:93)其次，譯者具有較強的學術研究能力。翻譯實踐與翻譯研究相互促進，既深化了譯者對某一領域的理解和認識，又確保了翻譯的準確性和專業性。張美芳的主要研究興趣是功能翻譯理論，2005年出版了專著《翻譯研究的功能途徑》，在《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的譯序中介紹了德國功能翻譯學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理論、功能翻譯理論的實用意義和目的論的局限性，充分體現了譯者的學術研究素養。《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的譯者蔣驍華和張景華2007年在《中國翻譯》發表《重新解讀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理論》，譯者對于異化翻譯理論的研究確保了翻譯的準確性。通過翻譯實踐也激發了張景華進一步研究韋努蒂的興趣，他將韋努蒂的翻譯思想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繼續進行深入研究。
第三，譯者多采取師生協作、團隊合作、譯校結合的翻譯模式，以翻譯學者的專業素養確保譯文的翻譯質量。《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的譯后記中提到，張美芳教授的9名研究生參加了該書的初譯工作，張教授和王克非教授對譯稿做了多次校譯，“以修正偏離原作意思的譯文、補譯學生們未能譯成的概念或專有名詞、并盡量統一文體”(張美芳，2005:后記)。《譯者的隱形———翻譯史論》首先由學生按章節分工進行初譯，再由董方峰、張景華、白立平進行校改、潤飾、改譯。《翻譯研究詞典》在翻譯的準備階段專門召開討論會，向國內譯界同仁廣泛征集術語翻譯的意見，使翻譯質量得到較好的保障。這種師生合作的模式同時也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學術翻譯素養，為今后的學術翻譯奠定了基礎。
3.《翻譯模因論》漢譯中的譯者素養
MemesofTranslation:TheSpreadofIdeasinTranslationTheory為切斯特曼的代表作，1997年首次出版，2016年再版。作者借用“模因”概念建構了翻譯理論框架，提出的翻譯規范概念為翻譯理論、翻譯實踐和翻譯倫理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翻譯模因論》譯者傅敬民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翻譯規范研究、應用翻譯研究和譯者研究等，與該書有較高的契合度。
2018年傅敬民翻譯了克里斯蒂娜·謝芙娜(ChristinaSchffner)主編的TranslationandNorms，對翻譯規范有著深入的研究，當屬切斯特曼專著的理想譯者。我們的研究將通過比較傅譯與其他學者譯文的不同之處，探討譯者的個人素養是否對學術專著翻譯的質量有所影響。在此我們結合切斯特曼修訂版的主要內容，從翻譯規范的理論研究、翻譯策略的實踐研究、翻譯教學研究、翻譯倫理研究四方面進行詳細分析。
3.1翻譯規范的理論研究
切斯特曼借用社會生物學概念“模因”，指出翻譯是“跨越文化邊界的模因生存機制”(切斯特曼，2020:4)。他運用波普的理論圖式縱觀翻譯思想的嬗變，通過八個模因體及相關隱喻描述了各種翻譯思想的發展軌跡，建構了西方的翻譯理論史。不同翻譯模因相互競爭，只有被大家普遍認可的主導模因才能被人們視為翻譯規范。切斯特曼將翻譯規范分為兩種:產品規范由目的語讀者的期待所決定，因此又稱為期待性規范;過程規范從屬于產品規范，包括責任規范、交際規范和關系規范。傅敬民(2018:182)認為“翻譯規范具有很強的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價值”。
因此一直以來“對翻譯規范情有獨鐘”。在全球化進程中，對翻譯規范的深入研究及其規范應用既是順勢而為，也是現實所迫。他于2018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于翻譯規范的中國應用翻譯批評及標準體系研究”。學術翻譯的譯者必須是該領域的專家，至少對該領域的術語、概念、理論等話語體系比較熟悉。(王祥兵，穆雷，2013:79)譯者對翻譯規范領域的深入研究一定程度上確保了譯者理解的準確性。
切斯特曼在第二章《翻譯模因的嬗變》中將西方翻譯理論的演變劃分為八個主要階段，即詞語、上帝之言、修辭、邏各斯、語言學科學、交際、目的和認知。對于第七個模因Target的理解在學界有兩種不同的認識:第一種為“目標語”，如“目標階段———關注譯本在目標語文化中發揮功能的方式，或遵循規范、或打破規范”(韓江洪，2004:44)，“目標語導向”(王洪林，2020:135)。
第二種為“目的”，如傅譯在2.7標題中將Target譯為“目的”(切斯特曼，2020:45)，“翻譯即目的”模因階段(目的)(劉文霞，李松穎，2020:49)。描述翻譯學奠基人圖里(Toury)創立的翻譯期刊Target(《目標》)與切斯特曼的第7個模因不謀而和，體現了當時翻譯研究從規定性研究走向描寫性研究的時代背景。再次考察傅譯上下文，“目的”并非purpose或是aim，而是指“以目的語文本為研究起點”，“目標模因卻聚焦于翻譯實際上像什么”(切斯特曼，2020:45)，因此傅譯與第一種理解并無出入。劉、李的譯文可能讓讀者聯想到諾德的TranslationasaPurposefulActivity，可能會誤導讀者，將之與功能翻譯理論聯系到一起。
3.2翻譯策略的實踐研究
翻譯規范對翻譯實踐有著一定的指導性作用。譯者在翻譯實踐中所采用的翻譯策略受到目的語文化翻譯規范的影響。翻譯策略是模因，因為它們被譯者廣泛使用，并被譯者認可為衡量翻譯的概念工具。(切斯特曼，2020:111)翻譯策略有賴于翻譯規范，同時也面向翻譯規范。(同上:viii)切斯特曼通過具體譯例，從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個層面探討了30個翻譯策略。比較傅譯和韓譯，我們發現不少翻譯策略的提法存在較大差異。
G3Transposition為切斯特曼借用自維奈和達貝內爾的術語，指詞類的改變(Iusethisterm(fromVinayandDarbelnet)tomeananychangeofword-class，e.g.fromnountoverb，adjectivetoadverb)(Chesterman，2016:93)。學界有不同譯法，“詞性轉換”(芒迪，2014:80)，“置換———將一種詞性替換為另一種詞性，而不改變信息意義”(沙特爾沃思，2005:258)，傅譯“改變詞性”更加準確地表達了原文的策略內涵。
G10Schemechange指在翻譯中排比、重復、頭韻等修辭的改變(thekindsofchangesthattranslatorsincorporateinthetranslationofrhetoricalschemessuchasparallelism，repetition，alliteration，metricalrhythmetc.)(Chesterman，2016:97)，并非韓譯中的“改變組合”。Pr9Transediting指譯者對原文進行的重新編輯(thesometimesradicalre-editingthattranslatorshavetodoonbadlywrittenoriginaltexts)(Chesterman，2016:108)，與“編譯”有所不同。賈洪偉在比較分析了國內的編譯定義后，指出編譯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上的編譯包括“先譯后編”和“先編后譯”，后者“先編后譯”只是狹義上的編譯。
(賈洪偉，2011:19)傅敬民長期以來致力于翻譯研究，具有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他在《翻譯與規范》的譯后序中提到盡管“譯文都是按照我自己對原文的理解并且以我自己的漢語行文風格呈現的”(傅敬民，2018: 187)，但是“的確是遵照當下的翻譯規范進行翻譯的”(同上)。學術翻譯應該本著清晰簡潔的原則，準確傳達學術原著的思想。尤其是術語的翻譯更是需要結合上下文語境進行分析，術語的選擇應該符合國內的翻譯規范。
3.3翻譯教學研究
當翻譯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后，對翻譯規范的訴求就不僅僅是翻譯實踐的要求，而且也是翻譯研究的應然，更是翻譯教學之所急。(傅敬民，2017:74)傅敬民強調要在翻譯教學中培養學生的翻譯規范意識，“是因為在當下的翻譯教學內容、翻譯能力培養乃至合格翻譯人才的培養方面缺失了翻譯規范意識的引入”(同上:276)。切斯特曼再次運用波普理論，探討了五種不同的翻譯評估方式，對于翻譯教學、譯者培訓有著積極的參考作用。
追溯性評估(retrospectiveassessment)聚焦于關系規范，前瞻性評估(prospectiveassessment)聚焦于交際規范，平行評估(lateralassessment)聚焦于期待性規范，內省式評估(introspectiveassessment)聚焦于責任規范，而教學評估則是綜合了各種評估模式，也同時觀照到了所有翻譯規范。Lateralassessment指向的是目的語文化中的同類原創文本(authentic(untranslated)textsinthetargetlanguagethatareofasimilartype)(Chesterman，2016:130)，評估的重點在于考察譯文是否和平行文本之間具備足夠的家族相似性(theemphasisisontheextenttowhichthetranslationfitsintotheappropriatesetoftextsinthereceivinglanguage，whetheritbearsanadequatefamilyresemblancetothem)(同上)。
有學者將Lateralassessment譯為“側面評價”(韓江洪，2004:46)，可能受到了原文中sideways(Thelabeldenotesthatthepointofviewhereissideways)(Chesterman，2016:130)的影響。聯系上下文，作者指的是由于追溯性評估考察原文與譯文的“等值”關系，前瞻性評估考察譯文功能和讀者反應效果，兩者都難以客觀衡量，因此采取了基于譯文文本的評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sideways有“側面”之意，也有“同等級平行”之意。因此，考慮到兩種文本屬于可比較的平行文本，傅譯“平行評估”(切斯特曼，2020:178)更為準確。
3.4翻譯倫理研究
傅敬民一直關注譯者研究，強調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地位，在翻譯規范下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體現譯者的個性，指出“應當將實現譯者的個性化和提升譯文讀者的接受度視為制定合理的翻譯規范的一個基本條件”(傅敬民，2017:82)。外在的翻譯規范和內化的翻譯規范對譯者的翻譯行為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合格的譯者在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下選擇了恰當的翻譯策略。
適切的行為是自主性與規范性有機結合的結果。(傅敬民，2019:52)譯者選擇的過程往往體現了譯者的價值理念和倫理責任。切斯特曼尤其關注翻譯規范的倫理價值，強調了翻譯的四個基本價值概念———清晰度、真實性、信任、理解。他將翻譯倫理思想和伯納德·威廉斯提出的倫理學理論聯系起來，認為契約理論關注的是規范，而“實用主義關注的焦點更注重于價值而非規范”(切斯特曼，2020:227)。
有學者將兩種倫理學理論(twodifferentkindsofethicaltheory:contractualandutilitarian)(Chesterman，2016:168)譯為“合同與功利主義倫理”(王洪林，2020:136)，并未突出是兩種理論，且“合同”用詞學術性不強，傅譯的“契約理論和實用主義理論”(切斯特曼，2020:227)更符合學術專著翻譯的要求。對于契約理論的理解(Contractualtheoriesarebasedonconsensualagreementsaboutwhatisarightorawrongact，andthusincorporatenotionsofobligation，rights，dutyandnorms.)(Chesterman，2016:168-169)，兩者也略有不同，王認為“前者基于對什么是正確或錯誤行為的共識，因而采用服從、權利、義務與規范”(王洪林，2020:136)，傅則認為“契約理論建立在人們針對行為的對與錯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因此包含了義務、權利、責任和規范等概念”(切斯特曼，2020:227)。兩者對于obligation和duty的認識存在一定出入。
聯系上下文，可以發現切斯特曼的obligations指的是已經現實存在的條件，如行為人的地位、承諾或合同等等(thatarealreadyinexistenceatthetimeoftheactinquestion，forinstancebecauseoftheactor’sstatus，apromiseorcontractmade，andsoon)(Chesterman，2016:169)，強調的是行為人所應遵循的“義務”，而非是“服從”。Duty相對于前面的obligation而言，是行為人所應該承擔的“責任”。應該說，傅譯的版本更準確地理解了威廉斯的倫理學理論，有助于讀者更好地將倫理學理論與翻譯學結合在一起。
4.《翻譯模因論》漢譯的啟示《翻譯模因論》漢譯本一經面世，受到了國內學界的普遍認可。有學者在切斯特曼的書評中提到，中譯本言從字順，意達詞宣，俾無齟齬，堪為學術著譯之圭臬，值得翻譯理論研究者探奧索隱，適合譯者力學篤行，可供翻譯理論或實踐行家研精覃思，亦可作起步者的入門津梁。(劉文霞，李松穎，2020:48)從國內三套西方翻譯理論漢譯叢書到《翻譯模因論》的漢譯，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這對于我們規范學術翻譯有著重要的作用。
5.結語
學術專著漢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經成為了學界的共識，翻譯研究本身也需要外國學術專著的養分。只有將國外的翻譯研究學術著作漢譯，才能真正地將國外翻譯研究成果轉化到我國翻譯研究話語體系中來。(吳萇弘，傅敬民，2019:93)目前，西方翻譯理論漢譯著作仍然較為零散，質量參差不齊，缺少統一的學術翻譯規范體系。
學術專著譯者不僅僅是研究者，更是外國前沿學術專著的引領者，因此必須以嚴謹的翻譯態度、批判性的思維和包容的學術心去嚴肅對待學術專著翻譯，提升自身的翻譯實踐能力和學術理論水平，深化學科研究能力，以研究帶動翻譯實踐，提高學術翻譯的準確性、可讀性和專業性。譯界學者、出版社和高校等各方應相互協作，進行系統規劃，建立學術翻譯的規范體系，促進中國國內翻譯學術研究的穩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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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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