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產品價值及實現路徑的經濟學思考

　　摘 要：生態產品的概念是在深化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作為“兩山”理論的實踐抓手和物質載體，如何實現其價值是破解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生態產品供給不足等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所在。在梳理生態產品及其價值屬性概念的基礎上，從經濟學視角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闡述了生態產品的價值來源和價值構成，分析了生態產品的供給主體和需求主體及其相互作用，研究了利潤平均化下生態產品的生態資本化道路。隨后基于福利經濟學的“補償原理”，比較了因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導致全人類福祉減少而產生的兩種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路徑，探討了生態產品價值在發展新階段和新背景下的實現路徑。

　　關鍵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生態補償原理;外部性

　　一、引言

　　近年來，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已成為大眾焦點，隨著國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優質生態產品的需求愈發旺盛。基于這一背景，生態產品概念在 2010年發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被首次提出。其中，生態產品被認為是維系生態安全、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環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宜人的氣候等[1]。隨后，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充分顯示了生態文明建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

　　十九大會議上，“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被寫入黨章，進一步說明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在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要全面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促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融合發展。2021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以文件形式對“生態產品價值轉化”進行了制度化表述，極大促進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構建。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推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也逐漸應用到實踐，生態產品價值及實現成了踐行“兩山”理論的物質載體和實踐抓手[2]。

　　在“兩山”理論中，“綠水青山”代表著生態資源，是資源產物的源泉;“金山銀山”指的是生態產品，是綠水青山的產物。如何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跨越，是研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的關鍵，也是正確處理生態資源保護和利用的關鍵。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無一例外都需要以政府的管控、產權的明晰、生態技術的注入和生態市場的創建作為支撐。鑒于此，本文從探究生態產品概念以及生態產品價值入手，深入挖掘生態產品價值的內涵和構成，繼而進一步厘清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的經濟學機理，以期為全面實現生態產品價值、探索經濟與生態的良性循環提供借鑒。

　　二、生態產品的概念與生態產品的特征

　　(一)生態產品的概念

　　生態產品目前在學界的定義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狹義上所指的生態系統調節服務，與《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生態產品的內涵相一致;另一類是廣義上所指的正外部性的生態系統服務[3]，包括依靠純自然力產生和人類參與產生的有機產品和生態文化服務供給。雖然學界相關定義并未統一，但是總體而言生態產品指的是生態系統直接或間接產出的產品和服務帶給人類的惠益[4-5]。我國生態產品概念的提出雖然與國外的“生態系統服務”有較大重合，但是其背后的邏輯是推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戰略舉措。同時，生態產品本身就具備價值。生態產品概念的提出，拉近了人與自然的距離，讓人們意識到生態環境與人類福祉息息相關，同時也激發了社會各界對生態資源巨大潛能的發掘熱情，促進了生態產品價值的多元實現。追根溯源，我國生態產品的概念最早是由任耀武和袁國寶提出的，他們認為生態產品指的是利用生態技術生產出的生態友好型工農業品[6]。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生態技術的提高，人們對生態產品的認識不斷深化。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將生態產品定義為生態功能區提供的涵養水源、固碳釋氧、氣候調節、凈化水質、保持水土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生態調節功能。與此同時，不同的學者對生態產品也提出了不同的定義。劉堯飛和沈杰認為生態產品不是簡單的生態資源產物，只有在生產過程中融入綠色生態理念，得到生態認證，既能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又對人們的精神需求有所裨益的產品才能稱之為生態產品[7]。曾賢剛等認為生態產品的實質是生物賴以生存的自然要素，它能保障生態調節功能、維持生命支持系統、提供舒適的生態環境，是與文化產品、物質產品處于同等地位的，對人類存續具有深遠影響的產品[8]。生態產品的概念在探索中不斷得到完善，本文認為生態產品除了指正外部性的生態系統所產生的生態調節功能外，還包含其產生的對人們精神和物質雙重惠益的產品和服務。

　　(二)生態產品的特征

　　生態產品是一種特殊的產品，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生態產品具有外部性。當生態系統改善時，其產出的生態產品作用于環境、氣候等方面的功效也隨之改善，此時生態產品的外部性為正。反之，當損耗超出生態系統承載量時，生態系統發生惡化，生態產品會反作用于生態系統，產生副作用，此時生態產品的外部性為負。第二，生態產品具有可再生性。生態產品來源于生態資源，只要消費不超過自身負荷極限，生態產品就能進行自我修復，持續不斷地為人類提供服務。但生態系統一旦受損，生態產品也受之影響，且難以恢復。故在生態產品的消費過程中，應注重生態系統的維護，增強生態產品的自愈能力，確保生態產品可持續發展。第三，生態產品具有多重價值。生態環境是由各種生態系統、生態資源構成的整體，本身具有復雜的經濟價值，生態產品作為生態資源的價值載體，同樣具有經濟價值;生態產品能夠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滿足人們物質、精神的雙重需求，對社會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因此也具有社會價值;除此以外，生態產品為人類提供生態服務，支持與保障生態系統的完整性，還具有明顯的生態價值。

　　三、生態產品價值的經濟學基礎分析

　　(一)生態產品價值的經濟學內涵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生態產品來源于生態系統，由自然生產或者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生產，因為其具備稀缺性和使用價值，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可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實現其交換價值。從來源上看，生態產品類型可分為自然生態產品和勞動生態產品兩種[9]。自然生態產品指的是自然界自然創造的山、水、林、湖、草等生態資源，是具備稀缺性的生態產品，其產生的正外部性具有使用價值。勞動生態產品指的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作用于生態資源以后，創造的勞動產物，具有使用價值，可進入市場流通實現其交換價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商品形成的路徑，同樣可以拓展到勞動生態產品中。例如，某一部分生態資源本身不能直接為人類帶來正外部性，但是在一定的人類勞動目的的指導下通過人類勞動的手段，可以形成對人類具備使用價值的生態勞動的產物。無論是自然生態產品還是勞動生態產品，若要轉換成生態商品，必須經歷“驚險的一躍”，進入生態產品市場交易，使其的使用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但轉換過程中，產權必須是明晰的。生態資源因其稀缺性且對人類有利用價值而具備使用價值，按其使用價值來源可分為勞動生態產品使用價值和自然資源使用權。其一，勞動生態產品的使用價值可通過生態產品市場交易實現其交換價值，最終實現生態商品的價值。其二，自然生態產品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具備所有權，因其具備使用價值而具備使用權，使用權和所有權在權屬交易市場可進行部分讓渡，實現自然生態產品的虛擬價值。二者的價值實現過程，也就是生態商品的價值實現過程。

　　(二)生態產品的價值構成探究從生態經濟學的視角出發，生態產品的價值構成較為多元，其具備經濟、生態和社會三個層次的價值[10]。同時，生態產品的來源和其外部性決定了生態產品可為人類提供供給服務、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11]。供給服務指的是生態物質產品供給，調節服務指的是生態服務產品供給，文化服務指的是生態文化產品供給[12]。生態經濟學視角下生態產品同時具有市場價值與非市場價值。生態產品的市場價值主要包括生態物質產品供給、生態文化產品供給，非市場價值主要包括生態服務產品供給[13]。生態產品供給方式的不同也影響了生態產品的價值構成。按供給方式分類，生態產品可分為包含自然生態保護區、城市綠地等的純公共生態產品，包含公園、公共水域、公共林地的準公共型產品，包含農戶或企業所有的私人生態產品三類。純公共型生態產品多為政府管理運營，其價值構成以非市場價值為主;準公共生態產品運營主體較為多元，其價值構成兼有市場價值和非市場價值;私人生態產品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價值構成強調市場價值[13]�；�于生態系統服務視角來看生態產品價值可將其分為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而生態系統服務分為四大類，分別是供給服務、文化服務、支持服務、調節服務。四大服務系統所代表的產品分別為生態物質產品、生態文化產品、生態服務產品、自然生態產品。將四大服務系統下的四大產品分類具體展開并進行價值使用分類。如：生態物質產品具體為生態工業產品、生態農業產品，具備直接使用價值;而生態服務產品中的清新空氣、清潔能源、舒適環境、宜人氣候則具備間接使用價值。

　　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經濟學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通過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取得了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大幅提升。但粗放的發展模式也意味著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的無序破壞，由此導致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產品供給不足嚴重阻礙了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提升。包括山、水、林、湖、草等在內的一系列生態產品供給，深刻左右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黨的十九大提出“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不僅有利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態環境需要，而且也為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新要求[14]。

　　(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中的供需關系分析

　　生態產品的供給蘊于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過程[1]。2018年發布的《中國生態環境報告》顯示，我國生態環境整體形勢嚴峻，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問題突出，山、水、林、湖、草等生態資源缺乏統籌管護。這都嚴重影響了生態產品的有效供給，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環境的向往。該報告指出目前我國人工生態系統發展較快，生態產品供給的相關實踐也佐證了這一觀點。包括森林生態產品、水生態產品、氣候生態產品在內的供給實踐，一定程度上減小了環境污染和生態資源破壞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彰顯了人類勞動可以改善生態環境的普適價值觀。我國生態產品的供給模式主要分為政府供給和市場供給。政府被賦予的公共管理職能及生態產品的強外部性決定了政府的生態產品第一負責人的地位。政府主導下的生態產品供給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模式。

　　一是政府主導型供給模式，即以政府為主體對生態產品供給制定計劃及相關政策法規，并以此為準提供生態產品;二是政府參與型市場供給模式，也可稱為 PPP 模式，即在生產和供給環節，允許市場參與其中任一環節，相關產品和服務由政府付費、使用者付費或由政府撥付可行性缺口補貼;三是政府支持型志愿服務模式，即在政府保障和支撐的前提下，完善生態志愿服務的監督和引導體系，建立政府與環保社會組織和民眾的溝通渠道，充分發揮社會環保組織和志愿人士提供生態產品的作用[15]。但是，由于政府主導供給具有效率低、外部監督缺乏、政治制度受限等局限性，市場供給的必要性逐漸顯露。市場供給的方式主要有直接的市場經濟交易、生態資本產業化運營和生態購買等。直接的市場經濟交易包括排污權、碳排放權等的交易;生態資本產業化運營包括特許經營和合同外包等;生態購買指的是以改善國家生態環境為目的，政府購買生態建設的產品和服務的行為[8]。

　　人們對生態產品的需求，一方面源自生態環境過載導致的生態產品赤字，另一方面來源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高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產品的需求層次。進入新時期，人民群眾的幸福度評判標準逐漸轉換為物質和精神并重，生態產品作為聯系自然生態的重要產品，在提高人民群眾生活品質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我國粗放型的發展方式在成就經濟體量的同時，也造成了環境污染、生態資源破壞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產品源于自然生態環境，受損的生態環境導致生態產品供給急劇下降，使得其與人民群眾快速增長的生態產品需求相悖。

　　人類對生態產品的消費需求以及政府和市場的生態產品供給，共同構成了生態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框架，二者存在復雜的非線性聯系。人類通過對生態產品的消費和使用來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也在對政府和市場供給產生反作用，通過需求差異驅動生態產品供給側動態調節供給類型。政府和市場通過可持續性的供給方式，在最大化滿足人類需求供給的同時，不斷引導人們的需求方向，最終達到生態產品供給和需求的動態平衡。在此過程中的物質流、人員流、信息流、價值流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有利于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

　　(二)基于利潤平均化的實現路徑探究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發展，生態產品的產權不斷明晰，生態產品的效益不斷展現，生態產品的稀缺性不斷凸顯，生態資源持續通過生態產業化使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本，成為產業資本投資并進行資本化運作的產業資產，這就是生態資本化。在生態資本化的過程中，生態資源因為具備使用價值且具有稀缺性，隨著產權的不斷明晰以及權屬交易的普遍化，成為生態產品運營者的生態資產。生態資產歸屬于生態產品運營者，生態資產經過生態產業化以及相關資本化運作可轉化為生態產品[16]。生態產品因自身具備多種效益且權屬明確，可在生態產品市場中實現其價值。利潤平均化的過程是市場經濟中資本追逐有利的投資場所、獲取高額利潤的過程。等量的資本期望獲取等量的利潤，但是不同部門之間，利潤率必然出現差異，資本從低盈利部門轉移到高盈利部門的過程，就是利潤平均化的過程，利潤平均化不僅調節了不同資本在不同部門的盈利，也在不斷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引起市場供需的不斷變換。

　　長期以來，我國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我國經濟社會埋下了環境壓力和資源約束的隱患，生態資源遭受破壞，生態產品供給不足。隨著人類對生態產品價值認知的不斷深化，人類逐漸意識到生態環境是財富創造的重要因素，生態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優質生態產品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必備品。在日益完善的生態產品市場中，生態產品需求愈發旺盛。從供給端來看，隨著生態技術的進步和生態資源產權的明晰，資本進入生態產品市場成為可能，供需失衡和生態產品市場的藍海特性加快了資本流向生態產品領域的步伐，生態資本化的過程，也就是利潤平均化的過程，其中不乏政府政策的推動以及資本的逐利性。其中，資本的逐利性主要體現在市場藍海和中遠期利潤上。

　　(三)基于福利經濟學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思考

　　目前，生態產品已成為生態學、環境經濟學等多學科的重要研究方向，國內對于生態產品的定義仍在探討中。本文以福利經濟學中的“補償原理”為切入點，探討在生態治理轉型背景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問題。福利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與社會福利的聯系，研究各種要素在不同主體之間的最優分配，以達到福利的最優配置。目前業內通常將帕累托最優當作判定資源配置效率的標準，其定義是：假若改變現存的資源配置情況，在不使任何方面的狀況變差的條件下，能夠使至少一方面的單獨狀況變優，此類情況稱為帕累托改進;當不再存在帕累托改進的空間時，資源配置的情況稱為帕累托最優。滿足帕累托最優的情況表示當前資源配置具備經濟效率，反之則表示欠缺經濟效率[17。

　　生態系統供給生態產品的能力與人類福利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的相互影響作用。人類福利水平的提高會形成一種正向的推動力，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使人們對生態系統的利用方式從剝削變為保護，而這一轉變增強了生態系統的循環能力，提高了生態產品的產出能力，人類福利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從全球范圍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福利也在不斷提高。

　　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以及向生態系統持續不斷地排放廢棄物，致使全球由生態盈余到生態短缺、再到生態危機急劇轉化，嚴重破壞了生態系統持續供給生態產品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類福利水平的下降。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生態產品具有外部性。當某一區域的生態環境得到改善時，區域內生態系統提供生態產品的能力也會相應提升，但其所增加的生態效益并不局限于該區域，對臨近區域也有輻射帶動作用;反之，某一區域過度發展而導致的生態系統破壞，除了會削弱本區域的生態供給能力，還會造成臨近區域的生態虧損。某個區域生態系統的保護、修復與重建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且還會因生態系統的保護工作而喪失一定的發展機會與權利，付出機會成本。

　　因此，必須建立有效的補償機制，以合理體現生態產品的公共產品價值。經濟學視角下生態補償是指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目的，通過對保護生態環境資源的行為進行補償和對破壞生態環境資源的行為進行收費，分別提高相關行為的收益和成本，以此鼓勵能夠帶來正外部性的保護行為，以及減少帶來負外部性的破壞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英國經濟學家亞瑟·賽斯爾·庇古提出的“庇古稅”被視為早期生態補償概念的基礎。庇古認為在生態環境的資源配置中存在利益相關者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符的情況，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場在配置此類資源時失效，若要提升生態環境的資源配置效率，需要政府通過罰款、征稅和補貼等方式糾正負外部性。如何解決生態產品的負外部性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根據解決主體的不同可將已有研究分為兩種不同的方向。

　　第一種為市場環境主義，其以科斯定理為依據，核心觀點是利用市場信號糾正生態環境的負外部性。即通過規定初始產權配置，依托市場競爭性使價格達到均衡，無需政府參與即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第二種為非市場環境主義，即沿襲庇古理論的基本觀點，其核心是解決負外部性問題。政府應該對造成損害(負外部性)的主體進行罰款或征稅，即“污染者付費”，以補償那些因遭受負外部性而利益受損的主體，由此達到最優的社會資源配置[18]。以科斯定理為基礎的市場環境主義認為，建立在產權歸置條件下的生態補償，獲得正外部性的主體理應獲得收益。即把生態補償定義為：把生態產品商品化后，使用生態產品的主體要從提供者(產權所有者)手中購買，要支付一定的費用給生態產品的提供者(產權所有者)作為補償[19]。因此，市場環境主義生態補償需要至少滿足兩個條件：

　　一是生態產品商品化且商品具有獨立性。馬克思認為商品具有價值與否在于其是否凝結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自然生態產品從勞動價值論來看不具備價值，因為其缺乏人類勞動的參與，但其因擁有稀缺性、有用性及所有權而具備虛擬價值。生態產品商品化需要將所有的生態產品完全商品化，使其產權明晰、喪失公共屬性、歸屬于私人財產，成為具有強排他性和強競爭性的生態商品。同時，商品化后的生態產品相互間是獨立的，即產品輻射領域沒有重疊，一種生態產品的供給不會影響其他的生態產品。二是交易成本極低。科斯定理的前提條件之一是外部性解決的交易成本極小或為零。市場環境主義下的生態補償同樣要滿足低交易成本的條件，其中，交易成本包括議價成本、生態補償協議簽署成本、交易活動后續監管成本，等等。滿足以上兩個前提條件，市場環境主義才有實踐的可能。科斯型生態補償的優勢：

　　一是提出了不依賴于政府部門的生態補償方案。在庇古型生態補償的早期實踐中，政府部門因公共利益的需求將財政收入補償給生態產品提供者，或者通過第三方支付進行生態補償，并非依賴于市場的自發貿易。但由政府部門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失靈的情況，在一定條件下，生態產品供給也會陷入市場失靈疊加政府失靈的困境，造成效率低下。而科斯型生態補償除了能避免政府失靈，還能夠使市場交易更加完善并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二是自主發現、調整生態產品的市場價格。生態產品作為商品具有其內在價值和市場定價。處于有效市場時，任意生態產品的成本、費用及交易的信息都體現在其價格上。生態產品內化成商品的成本，通過更高的價格向購買者轉嫁，由此反映商品生產的真實社會成本，從而調整過度消費生態資源的情況。

　　三是利于開拓生態產品新領域。開放透明的市場價格信號會指引和激勵生態產品的供給者和需求者拓寬生態產品的范圍[20]。生態產品商品化后，生態產品的金融服務創新有利于拓寬生態金融的邊界。例如，在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1997年《京都協議書》通過后，碳權交易、水權交易、排污權交易等衍生品也隨之產生。對傳統化石能源領域的稅率調整后，其價格能更真實地反映能源的稀缺性和能源開發的環境成本，使風力發電、光伏發電等新能源具備價格優勢和應用空間。非市場環境主義生態補償與市場環境主義的“受益者付費”原則不同的是，非市場環境主義同時遵循“污染者付費”與“受益者付費”原則。

　　其中，“受益者付費”原則適用于因生態產品的外部性獲得效益的主體。由于非市場環境主義的補償主體通常是政府[21]，因此，由需求者對生態產品的偏好導致的補償機制失靈問題以及偏好差異引起的多方協商問題可能不存在，從而降低了生態補償的效率。出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需要，政府機構一般還是非市場環境主義生態補償的客體。非市場環境主義生態補償將政府當作一個整體進行監督，能有效降低監督成本，提高監督效率。政府作為生態補償的主體和客體，確保了補償實施的順暢性，規避了補償過程中的不穩定性，提高了補償制度的可延續性。

　　五、政策啟示

　　(一)政府與市場手段協調融合

　　根據國內外的相關實踐總結，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離不開政府和市場的協作融合。其中，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務職能決定了其作為生態產品供給首要主體的角色。生態產品的公共屬性和外部性導致了生態產品供給的“市場失靈”。政府在生態產品供給上有諸多優勢，如通過自身的公共服務職能化解生態產品的“搭便車”行為[22];利用其系統化的部門和權威性的規則節約交易成本;根據其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特性，在供給相對高效的前提下充分體現公平性。政府的供給手段包括轉移支付，生態補償等，有利于破解“市場失靈”。但是，當前政府尚未完全轉型為服務型政府，“服務異化現象”時有發生;而且政府部門之間權責不夠明晰以及公權力的“尋租現象”等，造成了生態產品供給的低效性[15]。

　　隨著 21 世紀邁入第三個十年，經過理論的碰撞與實踐的探索后，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路徑呈現出兩種方案融合發展的傾向，同時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指導性作用[23]。對于產權不能有效界定的生態產品或純公共屬性的生態產品，其價值主要通過政府集中購買、跨地區補償等途徑實現;對于產權明晰、可交易的生態產品，其價值主要經權屬交易、開發、經營、管理、資本運作等一系列市場手段實現。上述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路徑無一例外都需要以政府的管控、產權的明晰、生態技術的注入和生態市場的創建作為支撐。生態產品市場供給即通過生態產品市場體制中的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的聯系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破解政府供給的低效性。

　　首先，生態產品市場供給需要進行生態產品市場化交易，即通過培育建立生態產品市場、明晰生態產品產權等實現生態產品外部性的內部化。典型案例有碳匯交易、排污權交易等。其次，生態產品市場化供給也需要生態資源的產業化運營。生態產業化指的是生態資源進行社會化生產和市場化經營并轉化為生態產品和服務的過程，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的主要手段[24]。推進生態產業化，一是要做到政府、企業和公益組織的協調推進，二是要根據區域生態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地走優勢生態資源產業化道路[25]。生態產品供給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積極作用，逐漸消除各自供給的不足之處，實現生態產品供給高效性和公平性的辯證統一。從發達國家的生態產品供給實踐中，可以窺探出探索市場導向型的公私合營模式以及推進生態補償市場化轉移的大趨勢[26]。

　　(二)合理產權制度生態產品產權制度旨在明晰生態產品產權，明確界定生態產品的諸種權利歸屬，合理配置生態產品產權，協調相關產權關系[27]。生態產品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生態產品市場交易融入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由之路。然而，當前我國生態產品產權市場以“公”權市場運營為主，“私”權市場尚處于萌芽期，研究數據表明了當前我國生態產權市場的低效性。當前我國生態產品產權界定不清，交易權安排不明確，產權交易制度不健全[28]。根據產權的可分離性原理，生態產品的產權制度體系可以通過“非開發性所有權”和“開發性所有權”等兼容權利構建，使生態產品的生態效益和經濟價值得以在不同的市場充分實現。同時，建立以“非開發性所有權”為交易品的市場，可以作為生態產權制度的優化路徑，也是生態產品外部性得以內部化的有效途徑。另外，要明晰生態產品產權，產權明晰是生態產品進入市場的根本保障。

　　(三)推進新技術手段應用除了生態產品產權制度的不完善，限制我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因素還有生態產品價值評估技術的缺位。從價值評估技術的角度看，現階段生態補償雖然將生態保護者或生態產品提供者所產生的機會成本作為補償依據，但存在交易標準偏低等問題。而學界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EcosystemService Value，ESV)等計算模型評估的標準與市場實際交易價相比偏高，其價值標準實現阻力較大[28]。

　　當前反映生態產品稀缺性、市場供求狀況以及生態產品價值和生態環境受損成本的生態產品價格評估標準機制仍需攻堅，生態產品價值評估體系仍需健全[29]。我國科學家和學者根據現有的數據體系和方法核算，提出用于評價生態系統對人類福 祉 總 貢 獻 的 指 標 ——“ 生 態 系 統 生 產 總 值 ”(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的概念，并將其作為生態效益評估指標和GDP的重要補充，以及對有關政策和生態保護效果進行評價的標準，也可作為“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依據與基準[30]。同時，本文認為在價值核算的過程中，須關注智慧信息和新技術的應用，健全完善自然資源基礎數據庫，制定統一的計算方法和標準的自然資源資產表。以便通過對生態產品供給量與生態資產保有量間的種類、數量和質量的調整，對生態產品的定價、審查、監督提供數據支撐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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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詹琉璐，楊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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