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創建是現代學術發展與社會轉型的結果。20 世紀初期，整理舊王朝出土和遺留的歷史檔案，以及改革現行公文程式、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等不同性質的檔案問題集中到來，史學、圖書館學和行政學等先行現代學科自覺展開相應問題的檔案研究。20 世紀 30
摘 要 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創建是現代學術發展與社會轉型的結果。20 世紀初期，整理舊王朝出土和遺留的歷史檔案，以及改革現行公文程式、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等不同性質的檔案問題集中到來，史學、圖書館學和行政學等先行現代學科自覺展開相應問題的檔案研究。20 世紀 30 年代后期，在現代學術交流機制的推動下，檔案學學術共同體初步形成。1940 年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為申請增設檔案管理專科致教育部的呈文是中國現代檔案學的獨立宣言。中國檔案學獨立化過程表明，中國現代檔案學在創建之初具有中國化內驅力和綜合性學科屬性。
關鍵詞 中國現代檔案學 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獨立學科 歷史分析
0 引 言
“現代”一詞在具體語境中存在兩種含義：一是指歷時性時間概念，尤其是指通行歷史分期下的現代歷史階段;二是指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具有明顯的性質認定或價值判斷的色彩。本文所指的中國“現代檔案學”，是從學術史發展的歷時性線索出發，相較中國“傳統檔案學”而作的性質界定，其中“現代”的意涵自然屬于第二個義項。中國傳統檔案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部分，除了具有傳統學術的一般特征，如在思維方式上重直覺認定而輕邏輯推理之外，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表現在學術體制上，是它與傳統社會政教體系的一體共生，總體上看具有十分鮮明的官學特質及其推衍性。隨著清王朝的結束，傳統檔案學的官學主體和知識系統必然出現結構性裂痕。
從晚清到20世紀30年代，在西學的沖擊下，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現代檔案學作為中國現代學科之林中的一員，也產生于這一時期，與其他學科相比，現代檔案學建立的時間并不算太晚。關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檔案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學界已有相當多的討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首推吳寶康先生的《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這部著做出版于1986年，是1949年后檔案學研究的第一本頗具系統性的論著。它的基本結論是從性質上認定中國檔案學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40年代獲得進一步發展，并認為檔案學研究由當時的行政界與史學界、學術界兩股主流構成，而以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為代表的檔案教育界是行政界檔案改革運動對檔案專才需要的延伸。
實際上，這是將這一時期的檔案學歸納為三個不同的研究主體，但又特別強調了三者的貢獻力并不均衡，其研究成果也偏重于行政界的機關檔案管理。[1]此觀點奠定了學界關于這一時期檔案學發展狀況的基本認知框架和解釋向度，尤其是后來的研究者大多分別從這三個研究主體出發展開討論。[2]近年來，關于這一時期的學術史料已大大拓展，史料的積累已為從整體上關照學術發展的歷史面貌，同時也為從來源和脈絡中發現和闡釋新的價值和意義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礎。本文既聚焦于學術發展過程中的節點性事件，又注重總體性把握，考察20世紀初至三四十年代中國檔案學構建的內在邏輯以及對學科屬性的省思，并探尋其中蘊含的歷史意義。正如法國年鑒學派創始人馬克·布洛赫所言，真正的時間，是變化著的連續統一體;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古今間是雙向聯系著的。[3]本文將在前輩時賢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時間視野，力求在中國現代社會與學術轉型的歷史脈絡中，通觀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學科創建與發展，重構中國現代檔案學學科史敘事與分析框架。
1 檔案問題
集中到來及其在不同領域的自覺展開檔案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最早進入現代學術視野，源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開始的以歷史檔案為主體的新史料發現，如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以及“八千麻袋事件”后為學界所關注并掀起整理熱潮的清代內閣大庫檔案。開創性地以現代學術眼光審視這些新發現歷史檔案的最重要學者是王國維。作為中國現代學術奠基者，辛亥革命以后，他追隨羅振玉遷居日本，在學術路向上從哲學、戲曲文學研究轉入中國古典學。寫于1912年、隨即發表在日本京都文學會《藝文》雜志上的《簡牘檢署考》是他學術轉向的標志性成果。
其問題意識來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西北發現的漢晉簡牘，這批簡牘的首次發現者為斯坦因等西方探險家，羅振玉和王國維初知此事是在1908年。王國維“用自己的論文《簡牘檢署考》證明，中國學者雖然沒有能夠在簡牘發掘方面著先鞭，‘做出書來’，但在研究方面卻是最為杰出的”[4]。從文獻性質來看，這些簡牘的主體是簡牘文書。在這篇論文中，王國維主要討論的是簡牘制度。此外，他對甲骨卜辭、漢晉簡牘以及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具體研究或推闡，使他成為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究涵攝面最廣的學者，其中包含現代檔案學視野之內的研究內容，如對簡牘文書制度的廣博考證。但嚴格地說，他所提倡的“新學問”涉及文字考釋、史實考證等多個學科領域的問題，總體上是以歷史檔案為對象的綜合性研究，主要屬于中國古典研究范疇。
1922年，中國近代檔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發生后，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先導，學術界開始大規模整理明清檔案。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為當時明清檔案最大的典藏單位，所藏除了內閣檔案，還有宮中、軍機處、內務府、宗人府、刑部等各處不同來源的檔案。歷史檔案整理不同于一般圖書史料整理的專門性和特殊性為學界所重視，隨著整理范圍的擴大，不得不去摸索專門的整理方法，遵循檔案本身獨特的整理原則。將歷史檔案整理作為獨立的問題，從傅振倫的研究中即可窺見一斑。傅振倫以博通見長，自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以后，曾任職于故宮博物院、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處，參加過居延漢簡整理，擔任過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兼職授課教師，對典籍、文物、檔案等皆有研究。他曾非常明確地說：“近世考古學上，歷史學上，有四大重要發現。一為殷商之刻辭甲骨，二為兩漢魏晉南北朝之竹木簡牘，三為唐至五代之方獻圖集，四為明清之檔案史策。
……然四者，亦皆當時之案牘也!”[5]他的《公文檔案管理法》一書篇幅不長，但涵蓋面卻極廣泛。他在書中辟有專章討論“舊檔整理”問題，即按照時代分述殷朝檔案、漢晉檔案、唐宋檔案、明清檔案和民國舊檔等之整理。與王國維不同，他以檔案的特有視野打通不同載體和時代的歷史檔案，并非以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明清檔案等各個新史料為中心開展綜合研究，從而將歷代不同載體和性質的歷史檔案整理作為一個獨立問題看待。這一章內容的專門化設置，使得歷史檔案整理作為專門問題而概念化，這部著作因此而獨樹一幟，體現了它的學術創新價值。比歷史檔案整理稍晚出現的問題是，中國社會轉型后與現代政府運轉相契合的文書程式改革問題。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傳統的王朝體系，開啟了現代性國家建構，而表現君臣關系的詔令奏議與舊王朝一起走入歷史，繼之以屢次文書程式改革。
文書程式簡化是辛亥革命后文書程式改革的總體趨勢，但由于歷史慣性，傳統繁復的程式與用語難以驟然革除，而與新的政治和行政相契合的程式要求，又是各級政府文職人員所必須掌握的。因此，緊跟文書程式改革，研習不斷走向現代化公牘撰擬，對于公務人員而言是一件必須首先掌握的行政技能。但由于北洋時期，軍閥割據、政權更迭，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這一研究趨勢才逐漸產生實質性研究成果。1929年，河北省訓政學院成立，這是一所由河北省政府創辦的政府公務人員培訓機構，但所收學員并非僅限于河北省一隅。它的宗旨是“培植訓政人才”，研究地方政治，它是當時南京國民黨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專設的培養行政人才和研究政治與行政的學校之一。河北省訓政學院在所設經濟學、法學、行政學、社會學、中外近世史、統計學等諸課目中，還特別列有《公牘》課程。
現代公牘學開創者徐望之正是這門課程的教員，他的《公牘通論》即是為此撰寫的講義。1929年出版的《河北省訓政學院一覽》介紹說：“公牘一科，人多視為一種僚幕瞰飯之具，甚至多年書吏均優為之，以故文人學子薄而不為。不知公牘真為經世之文，一字一句均與民生休戚相關，能在卷牘中多用一分精神，即能為人民多主張一分公道。”[6]此話與《公牘通論·緒言》中所論相當，無疑均出自徐望之之手。晚清至民國頗有為政經驗的汪鴻孫，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認為，將《公牘》列作教程，“可謂前無古人”[7]。在現代官僚政治和學術轉型的背景之下，徐望之的《公牘通論》既繼承中國公牘傳統，又是在現代政治和價值觀主導下的體系化著作，為以后同類公牘學著作所繼承和引據，甚至還為當下中國古文書學研究提供了文書文本分析的基礎方法。
因此，確如汪鴻孫所云，徐望之開創的現代公牘學遠遠超出“幕胥故技”[8]的范疇。公牘學主要以文書及其程式為主要研究內容，但在優秀的文書學著作中，往往能夠超越文書看文書，將之擱置于政治與學術文化系統中加以觀察。徐望之的《公牘通論》如此，與之并駕齊驅的許同莘的《公牘學史》尤為如此。文書與檔案是現代官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行政理性化、科學化的重要工具。正如美國現代檔案學家謝倫伯格所說：“公共文件的有效管理，對于政府有著極大的重要性，一個政府的效率，往往用它的文件管理效率加以衡量。”[9]在中國近代國體與政體變革的背景下，文書處理、檔案管理與公牘學是同時呈現在現代政府面前的時代課題。
在一些公文程式類著作中，也會兼顧文書處理甚至檔案管理的內容，但從總體上看三者各有其重點。與公牘學相比，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成為政府機構專門化規模研究，則要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自上而下組織開展的行政效率運動。公文程式簡化改革，包括紙式、稿面、文面、修辭、標點和分段等問題，也被同時納入行政效率問題中。何魯成說：“何況近代各項事務，均力求速度增加，和講求經濟呢?舊式的檔案管理方法，自不能適用于近代技術化、科學化、事務化政府組織之中了。”[10]行政效率問題是邁入現代社會的中國政府必然要面對的管理問題。
在當時行政界推動的行政效率改革中，具有工具意義的文書檔案改革成為用力多且收效顯著的子運動。[11]總結起來，檔案問題進入現代學術視野，是從地下出土殷商以至漢晉檔案的發現開始的。現代學術新思維早在晚清時期即已進入中國，“在王國維的瓜皮帽及長辮發之下，其實是異常新穎的史家”[12]。由于中國悠久的歷史，在清王朝搖搖欲墜的統治末期，新發現的古代檔案經西方探險家進入現代學術視野，這也倒逼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中國學者予以回應。清王朝覆亡后遺留的大宗歷史檔案整理問題，以及現代政府所面對的文書與檔案問題則相繼而起。由于各國歷史背景不同，現代學術所要解決的檔案問題也存在著歷史差異。比如，歐洲“檔案學”的范圍在廣義上包括古文書學和文件管理[13]。這與中國的情況很類似。中國進入現代學術研究視野的檔案問題，既淵源于悠久的歷史，又來自迫切的現實，包括歷史檔案整理、文書撰擬、文書處理、機關檔案管理等諸多內容。這些不同性質的檔案問題在20世紀前二三十年集中地到來，并在不同領域中自覺展開，其核心是學術問題，但檔案作為文化載體，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然附著深切的民族文化情感。
2 檔案學作為附屬學科的初始地位與檔案學學術共同體的初步形成獨立的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存在的先決條件。1935年，沈兼士、滕固先后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提到“檔案學”的概念[14]，而此時的中國檔案學研究還未形成自身的學科輪廓和內涵，但它吹響了自覺以文書與檔案作為獨立研究對象的號角。已有研究表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中國現代學科成形的關鍵時期[15]，一批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建立起來。與檔案學關系密切的先行學科，如中國傳統史學于20世紀初向現代新史學轉型[16]，圖書館學創建于20世紀20年代[17]，行政學創建于20世紀30年代初[18]。
中國現代檔案學起初正是在史學、圖書館學、行政學各個學科之下自覺開展各自相應的研究。在史學界，檔案學被視為歷史學的輔助科學。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文書、清內閣大庫檔案等新史料被發現以后，文史學界主要是史學界的學者，圍繞這些歷史檔案的整理而率先開展了研究。在他們的著述中，如陳垣、沈兼士、朱希祖、徐中舒等研究成果中，這些歷史檔案，尤其是明清檔案，首先是被當作歷史研究的史料來處理，因此，在初期很自然地將以之為對象的研究歸入歷史學范疇等。1936年，中國博物館協會與中華圖書館協會在青島召開聯合年會，來自故宮文獻館的方 生在會上宣讀論文《清代檔案分類問題》，明確將檔案學定性為歷史學的輔助科學。他說：“我們認為檔案只是史料;在圖書分類中，只占歷史的補助科學之一的地位。”[19]這是最為顯白的關于檔案學學科屬性的表達。在圖書館學界，檔案學被視作圖書館學的分支學科。近代行政界為提高行政效率而改革文書檔案管理，繼之學界也加入檔案學研究者的行列。1933年，內政部次長甘乃光以文書檔案改革為先導和主要內容發起“行政效率”運動。
1934年12月，行政效率研究會正式成立，甘乃光任主任。在文書檔案研究方面，甘乃光“指示應用現代圖書館管理方法，整理檔案”[20]，因此一批圖書館學出身而任職行政部門的學者得到重用，在近代文書檔案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在近代檔案學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中的許多人畢業于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受過系統的圖書館學訓練，如王文山、周連寬、蔡國銘、程長源等。以蔡國銘為例，他1934年發表在《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的論文《檔案研究之對象與途徑》，是近代最早探討檔案學研究范圍和檔案學研究方法的學術成果。他認為“檔案研究”亟須做行政、訓練、分類、編目、索引、典藏、建筑以及出納、裝具、銷毀等研究工作。
他還說道：“檔案管理方法，本是圖書館學之一支。現時圖書館一面搬入外洋科學的辦法，一面溫故而知新，把中國固有的東西掘出來也不少。檔案界則在這一方面是‘后知后覺’，但很可以把他們研究的結果采取過來，因檔案界之特殊情形而加以適宜之修正。”[21]以檔案學為圖書館學的分支學科，借用圖書館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檔案學，這反映出檔案學開創之初的一條主要思路。20世紀初期從事檔案學研究的學者，還有一部分是行政學出身，他們從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出發，以行政學研究的視角，研究文書檔案工作管理技能和方法，也將研究成果寫入行政學著作。
因此，在甘乃光、張金鑒、蕭文哲等行政學者著作中，文書與檔案問題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如甘乃光的《中國行政新論》，該書收錄了他發表在《行政效率》雜志中的《文書檔案連鎖辦法之試驗》以及他為何魯成《檔案管理與整理》所作代序文章《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再如蕭文哲的《行政效率研究》，該書立有專章討論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從中可見，他們將檔案問題研究納入了行政學研究范圍。由于檔案學的研究主體來自史學、圖書館學和行政學等不同學科，檔案問題很容易被視作各自學科的內部問題，但當時并不排斥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抗戰之前的1936年到1937年，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到了一個關鍵的節點。在此大約兩年時間內，由于學術刊物、著作與學會組織等的頻繁交流，將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匯集在一起并建立起共同的學科觀念，一個檔案學學術共同體開始成長。1936年12月底，何魯成的《檔案管理與整理》修訂完成，自序及甘乃光等序文作于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前夕。
作者曾任職于行政院各部會檔案整理處等檔案機構。這部著作主要圍繞機關文書檔案管理討論問題，是當時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產出的代表性成果，并被后人視作20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檔案學建立的標志性成果。[22]從它的參考文獻來看，作者不僅大量參考《行政效率》雜志發表的文書檔案調查與研究論文，還特別參考了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5年編輯出版的《文獻特刊》，尤其是參考了沈兼士的《文獻館整理檔案報告》，以及毛坤1935年發表于《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的《檔案序說》一文，他說：“沈兼士先生不僅說明我國歷代尊重檔案，并略及近代檔案管理之日趨沒落。其原因為書籍之增加及士大夫不屑道及。
遂使檔案管理在中國成為今日行政一亟待解決之嚴重問題。”[23]而他在書中關于檔案在行政參考與編史修志的兩個方面功用的表述，顯然也受到了毛坤的影響。毛坤的《檔案序說》特別撥正了梁啟超專從史料角度界定檔案價值的思維向度，指出了檔案還存在作為各種實際工作之參考的價值。[24]特別要提到的是，甘乃光在為這本著作所寫序言的最后說道：“末了，我還要希望大家注意到檔案庫的設立，這是一代文獻所關。從前因為各機關檔案的管理，很多的方法是太不合理，所以把整理各機關的檔案做第一步，現在的情形，較前顯見進步，自行政院以至于縣政府，如蘭溪、武昌等縣，都有成績，設立中央檔案庫將加速推進各方面的進步。”[25]
從這句話可見，以甘乃光為代表的行政界對于檔案問題的研究正從機關檔案管理的前端推進到檔案館檔案管理的后端，雖然研究重點在前端，但已建立起一種整體的眼光，即能夠從文書撰擬、文書處理、機關檔案管理到檔案館檔案管理的全生命流程來看待研究的問題。而在1936年到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前夕，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總結自“八千麻袋事件”以來的明清檔案整理得失經驗，進入建立統一整理規范的階段。1936年3月，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完成了《文獻館整理檔案規則》，1937年2月完成了《文獻館所藏檔案分類表》[26]，它們是凝結文獻館清代檔案分類與編目的原則和方法的核心文件。其中，《文獻館整理檔案規則》是將文獻館當時提出的“不失原來之真相”的整理原則落實在制度文本中。特別要提出的是，1936年，文獻館提出了“擬請國府令行各省所有市縣各級政府檔案應分別就地保管不得毀棄案”等三個議案，提交中國博物館協會與中華圖書館協會聯合年會立案討論。[27]
因此，與甘乃光等政府部門學者相反，文獻館的檔案問題意識從歷史檔案整理的后端延伸到機關檔案管理的前端。特別提及的是，在這次年會上，袁同禮建議文獻館利用明清史料研究明清兩朝行政效率，以貢獻于社會。這個建議獲得與會沈兼士等文獻館同人的贊許。另外，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代表毛坤在這次聯合年會上參與討論了《文獻館整理檔案規則》，并就編目問題提出修正意見。[28]因此，行政界與從事明清檔案整理的史學界的視線相合說明，到20世紀30年代后期，不同學科背景下的檔案研究在價值觀上逐漸形成共同認知。在期刊論文發表、圖書出版、學會活動等現代學術交流機制的推動下，檔案學的學術共同體初步形成，從而為檔案學從附屬走向獨立化奠定基礎，盡管他們中的許多學者并非專做檔案問題的研究。
3 中國現代檔案學的“獨立宣言”與學科初步建制
上文已論及，在中國博物館協會與中華圖書館協會的聯合年會上，方 生的《清代檔案分類問題》明確將檔案學定性為歷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應該不是他的個人認知，而是代表了此前史學界參與歷史檔案整理的學者的普遍看法。但在兩個協會共同發表的《對于中華圖書館協會、中國博物館協會聯合年會之希望》一文中，專門談到檔案學的問題，在遣詞用字上對檔案學性質的認知已發生些微變化。該文說：“檔案之學，不僅足以輔益歷史學之研究，抑且傳一時之真象，足為后來政教之依據。”[29]這句話應該是當時參與會議的學者(如沈兼士、毛坤等)經過集體討論而得出的關于檔案學性質的共同看法。它暗含著檔案學并非為歷史學學科所能包含的意蘊。
雖然因抗戰檔案學研究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尤其是北平成為淪陷區，使文獻館工作幾陷停頓。但從20世紀30年代進入40年代，關于檔案學的思考與寫作仍在持續，檔案學擺脫附屬獲得獨立地位的趨勢愈加凸顯。如龍兆佛在《檔案管理法》一書中曾說：“目前關于此問題(筆者注：指檔案問題)之學理雖然尚是空乏，但我相信至多十年之后此一問題之學理必可發展成一種專門學問，檔案學一名詞必可成為與圖書館學相對等之名詞。”[30]該書寫于1937年至1939年。檔案學擺脫圖書館學之附庸發展為獨立學科，誠如龍兆佛所料，但在獨立學科建設上的自覺卻并未如他所預見的在“至多十年之后”。1940年9月，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向教育部呈文，申請增設檔案管理專科。
這篇遞交到教育部的呈文正本，筆者目前并未找到，但呈文底稿尚存于武漢大學檔案館中，所在案卷的案名為“本校增設檔案管理專科班案”[31]。此案僅兩份文件，即此呈文稿及教育部批示同意意見的指令文件。[32]呈文稿后的附件說明，其文曰：“附檔案管理訓練班新舊生名單各一份，檔案管理科課程表紙，修正本校組織大綱草案一份(計頁)。”據此可知送達教育部的正式呈文是有附件的，這在呈文稿面也有明確的附注，但從“紙”字前和括號內“頁”字前空位待填來看，擬稿時，當有附件所依據的文本供繕寫正式文本使用，擬稿時未再抄作底稿存檔。而且，呈文稿以行草書寫，勾改之處頗多，顯然是直接將草稿作底稿存檔了。
此呈文稿附件說明中的“檔案管理訓練班新舊生名單各一份”，指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于1940年春秋二季招收的“檔案管理訓練班”學生名單。為了滿足機關對檔案專才日益迫切的需要，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于1939年秋季開始設立檔案專門訓練班并招生。[33]而之所以要向教育部呈文，是因此種訓練班并非正式學制，為期僅一年，不僅課業安排受限，且畢業生無法得到社會的正式認可。因此，在學科建制上，需要建立專科，即呈文中所申請的建立與圖書館學科并列的“檔案管理科”。呈文主要從內在學理和外在應用兩個方面展開陳請。其中，就學理而言，呈文中說：“根據本校五六年來試驗之結果，檔案管理之內容并不簡單，而許多有關科目，如行政組織、公務管理，以及文書之制作與處理等，必須循序研究，始能組成一完備知識，故檔案管理再不能以圖書館學之附庸視之，而實有獨立成科之必要。”這話正與呈文所說的第一句相呼應，即“竊查本校自廿三年度起蒙鈞部補助經費，設置檔案管理特種教席，并添置教學暨實習用品，是項研究乃漸由實驗而發展為獨立學科”。
因此，在學理層面，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自1934年設置檔案管理特種講席以來，尤其是經過1939年至1940年檔案專門訓練班的試驗，確已改變了檔案學起初被置于圖書館學“附庸”地位的狀況，而向“獨立”學科的目標邁進，這是由檔案學研究對象獨特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就歷史的和當時的社會背景而言，檔案主要來源于行政組織及其管理活動，其基本表征就是文書的制作與處理，與圖書館中圖書的產生過程絕不相同。可以說，呈文論述雖簡，卻為至言。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在檔案專門訓練班舉辦后的第二年，隨即呈文教育部，在制度上申請設置兩年制“檔案管理科”，這不過是從外在學科建制上將之徹底落到實地，而將檔案學作為獨立學科自覺建構的謀劃，實早于此便已開始了。現代學科包括一套可持續發展的有效組織機制。
它以現代學術研究為中心，與現代學科建制相表里。在學科機制下，它不僅組織學術研究主體，產出學術成果，而且有計劃培養人才，此種人才既包括服務社會的專業人才，又包括學術研究的后備人才。從此意義而言，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關于“檔案管理科”的學科建制呈文實可以看作現代檔案學科的“獨立宣言”。從稿面來看，呈文擬稿于1940年9月9日，繕寫于1940年9月26日，而結合教育部的指令，呈文的形成時間正為1940年9月26日，只是呈文稿面上對文件核閱、判行、繕寫、校對和用印等項目并未有填注內容。在擬稿一欄，填注的擬稿者為“應文”。筆者推測，“應文”當是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檔案學科的核心教員之一汪應文，而這篇呈文的法定作者為校長沈祖榮。但要還原整個事件的歷史場景，還必須提到毛坤。
盡管呈稿中沒有出現他的名字，但自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設置檔案管理課程以來，他是為檔案專業教育決策和實施做出重大貢獻的核心學者。[34]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檔案管理專科的創建，是現代學科體制下檔案學走向獨立化的開始。對此，文華教師是有自覺認知的。梁建洲是檔案管理專科1942年第2屆畢業生，畢業后留科任教，1947年離校。[35]他曾撰文揭示這段歷史及其意義，明確地說：“檔案管理專科的創辦，標志著我國已把檔案管理作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加以研究和教學，大大推動了我國檔案學研究和檔案學教育工作的發展。”[36]
本文必須進一步申述的是，檔案學作為現代獨立學科建制的根底在于，從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中國檔案學界已然形成了關于檔案學方法論共同認知的趨向。一般而言，研究方法具有科際通用性，往往并非由一個學科專屬，但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它成立的必要條件是形成具有自我身份屬性的學科獨有方法論。西方檔案學在19世紀獲得獨立的學科地位，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方法論—對所謂“檔案方法”(thearchival method)的省思。西方所謂“檔案方法”，是建立在檔案作為證據的價值認知基礎之上的，在法國是“尊重全宗”(respect des fonds)，在德國是“來源原則”(provenienz prinzip)，在意大利是“歷史方法”(metodo storico)，[37]而在中國則是“不失原來之真相”的原則。
20世紀30年代以后，中國經由兩種路徑達成對“檔案方法”的趨同認知。其中一個直接的路徑是將西方檔案學引入中國，成為當時引入西學的一部分。蔣廷黻、滕固、傅振倫、毛坤等都曾介紹過西方的來源原則。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毛坤的貢獻，他的論文《檔案處理中之重要問題》關于“排列問題”的“類次法”集中體現了他對西方來源原則的理解和運用，尤其在機關內檔案分類的運用。他曾特別批評了甘乃光將北京政府舊檔散入當時機關檔案整理的做法，可見他對西方來源原則有非常精準的把握。他說：“蓋機關內部之組織為案件分類之要素，此各檔案家之所共認者。即使分類編目之法可同，數量巨大之舊檔是否可以如甘乃光氏所謂之將整理后之舊檔分入新檔中，亦屬值吾人之討論。將某種已成系統之舊檔加以分散，金肯生氏已力持不可。”[38]另外，詹金遜的《檔案管理手冊》對他的深刻影響，還表現在他特別強調檔案管理機構和人員對于檔案證據價值的確認。
另一個路徑則是深植于中國明清檔案整理實踐，是中國檔案問題自我思考的結果。當時文獻館所面對的檔案分藏在不同地點或清舊衙署內，因此，按照行政系統整理檔案是當時很自然的一種選擇。[39]但在這種自然簡便做法的背后，是中國傳統制度文化的直接影響與當時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的綜合作用。自秦漢以后，中國建立起龐大而精微的傳統官僚制度。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而以職官為綱，記述典制，是中國典制類著作的傳統體例。明清時期會典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也是當時從事明清檔案整理的學者不可須臾離之的必備典籍。這種會典體著作多為“皇帝的訓誥敕旨、各官衙的政令法律以及具有律令性質的辦事成例，是當時有關典制的原始檔的匯編”[40]。因此，明清會典所呈現的面貌，是典制類文書檔案，或者簡單說是具有案例性質的檔案文本，被歸屬在產生它們的各個衙署之下。
與之相類，當時明清檔案整理學者所直接面對的檔案實體分散于各處，與產生它們的衙署之間也是一一對應的關系。如當時文獻館館員劉官諤撰文所言：“清代官職，各有所司，故各部檔案，即類聚于無形。依此分類，可為類聚事跡之助。”[41]清楚說明這種“類聚于無形”的自然分類是清代官制影響下的結果。1935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刊發《整理內閣大庫清代漢文黃冊之經過》說：“惟類別悉依會典為根據，且以機關為綱領。”[42]各衙署下檔案的分類是依會典來分析確定的。從學理上看，西方19世紀以蘭克為代表的德國歷史主義史學思潮的興起對來源原則的形成起到理論主導作用。
就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史學而言，中國乾嘉考證學的傳統與外來的蘭克史學匯流，是那個歷史時代最顯著的特色。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同時，也接受了西方實證論的觀點。[43]蘭克的形象在當時主要是一位客觀的“考證派史家”[44]。在此科學史學觀念主導下，近代史家尤其重視作為第一手史料的檔案和史料考證。隨著明清檔案整理實踐的深入，以陳垣為代表的考證學者從考證史料的形成時間、作者、受文者以及相關內容的必要性出發，提出“不失原來之真相”原則。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1936年完成的《文獻館整理檔案規則》之中，如謂：“檔案原有之包扎，及一切相關文字，多可為清理考證及研究之助，若任意拆散廢棄，往往引起整理之困難，甚至減弱史料之價值。”[45]這說明了尊重檔案原有整理基礎對于史料考證的價值，而史料的批判考證正是蘭克科學史學的根本。
可以說，外來的思想與本土問題引發的方法論思考在淵源上略有不同，但在按照機關分類和保存檔案原有整理基礎等方面的內在要求大致相同，且形成了中國自己的語言表述方式，即“不失原來之真相”原則。因此，如以西方檔案學理論框架作為參照，到20世紀40年代初，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申請成立檔案管理科的時候，檔案學作為獨立學科的方法論基礎已然形成。據1943年和1945年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上報教育部的課程目錄，其所開設檔案學課程包括《檔案經營法》《檔案分類法》《檔案編目法》《檔案行政》《史料整理法》《檢字索引》《序列法》《人事記錄》《公務管理》《政府組織概要》《中國檔案通論》《西洋檔案學》《公文研究》等。[46]這個課程體系反映了檔案學分支學科成長的態勢和檔案學科在創建時期的發展狀況。
據1944年《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教員研究及著作專題一覽表》，其中記錄毛坤的《檔案經營法》與《檔案編目法》、汪應文的《檔案分類法》、徐家麟的《西洋檔案通論》都已“專印講義”，但“尚未正式出版”[47]。毛坤不僅有前舉講義，尚有《檔案行政學》《機關文書處理規程》講義兩種。[48]不過，遺憾的是，這些奠定檔案學基本知識框架的講義40年代都沒有能夠正式公開出版。其中，毛坤的《檔案行政學》《檔案經營法》的摘錄出版或正式出版則已遲到2000年以后。而從已出版的面貌來看，存在著作為教學參考而編纂中西材料的顯著痕跡。1947年，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檔案學教師如毛坤、徐家麟、汪應文、梁建洲等先后離開文華。此后，檔案管理專科即停止招生[49]。而作為當時明清檔案研究另一重鎮的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早在抗戰期間工作就已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簡言之，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檔案學雖獲得了學科獨立的地位，究其性質卻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
4 結 語
緣于實際的問題意識，中國現代檔案學并非簡單地移植西方，而是史學、圖書館學、行政學等多個學科共同參與解決中國檔案問題，經過自覺化構建的結果。對中國現代檔案學從問題開始的這一歷史過程，如果不作全面的梳理，是難以窺見那些潛藏著的實際脈絡的。概括而言，構建獨立的中國化檔案學，是中國現代檔案學初建時期的歷史特點。至于它的學科屬性，以回溯性眼光來看，中國現代檔案學獲得獨立學科地位，開始即是以綜合性學科的面貌出現的。它雖然從史學、圖書館學以及行政學開始，但它的獨立化建制表明，史學、圖書館學或行政學中任何一個單一的先行學科都難以包容住它的邊界，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主體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對其學科內涵逐步達成了趨于一致的認知。西方檔案學源于法學，在19世紀獲得獨立成熟的學科地位，在學科性質上屬于人文學科，而在進入20世紀后又轉向了社會科學。西方檔案學的學科屬性，經歷了一個歷時性多樣轉換的過程。
正如杜蘭蒂等西方檔案學家所主張的，當下西方檔案學仍然需要迎接來自不同學科的挑戰，保持與歷史學和法學等傳統學科的鏈接，繼續向圖書館學、信息科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哲學、文化理論、文學等不同學科學習，以補充整合檔案知識體。[52] [53]中國現代檔案學在獨立化建制之初的綜合性學科屬性，是由于檔案問題集中到來而觸發的歷史機緣所造就的，并奠定了它的歷史根源。因此，面對問題，在多學科合力融通中發展和形塑自我，這是本文回溯中國現代檔案學創建之初的根本歷史經驗。與西方檔案學的發展路徑雖略有不同，但開放與融通，同樣是中國檔案學不斷更新發展的活力源泉。
注釋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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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期刊：《檔案學研究》2022 年第 3 期
作者信息：梁繼紅(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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