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論文中國社會學與底層視角

　　這篇社會文化論文發表了中國社會學與底層視角，社會學發展根據社會背景不同中西方有各自的發展，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應該從底層視角出發，立足于中國這片土地和人民，那么社會學在發展中的遇到了哪些實踐問題呢?
 

　　摘 要 簡要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學學科重建和發展的歷史過程，結合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認為底層視角是中國社會學進一步開拓和建設、確立自己獨立地位和價值的一種取向。

　　關鍵詞：社會文化論文,中國社會學,底層視角

　　1 簡短回顧

　　這里本文將討論范圍限定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在我的理解中，社會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在這個新時期的時代背景下的重現和重建中，隱含著反叛和回避。提出這一點關涉到怎么理解和界定中國社會學，它當然不能直接和簡單地等同于西方社會學史上的社會學，西方社會學在發展中也有不同的流派和種類，有各自不同的社會背景。較之西方sociology這個概念在長期發展中所形成的豐富和龐雜的內涵而言，中國新時期的“社會學”這三個字具有特定的含義，它是由時代所塑造的，存身于特定的歷史語境，它既是一個恢復也是一個重構過程，我們只有把它放在中國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和把握它。

　　新時期以來，社會學在中國的恢復其實是在沒有什么理論準備的情況下開始的，是靠一兩個人摸索著上路的。理論上的社會學開始于對當時社會變革面臨問題的探討，比如鄉村工業、建設小城鎮。直接服務于“四個現代化建設”，給國家領導人“獻計獻策”，這是社會學的立足點，也是根據地，對社會學的官方接受是在這個時代契機下進行的，也是在這個前提下發揮出獨特作用的，這是學科合法性來源的所在——這對于中國社會學在體制內的存在是重要的，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對它的制約，從而獲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官方和學界得到了承認，既是策略也是權宜，既是接受也是改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學這個“洋盤玩意”在中國體制內被重新認知和建構的過程和意義。筆者認為，這種過程是否也可以看作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小小標本呢?由此我們可以體會中國社會的變革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才是有效的，星星之火如何才能燎原的。正如那個著名的判斷，中國改革是漸進的，是摸著石頭過河，是撞擊反射，再撞擊再反射。但不能否認，這種開端方式的最終意義是對社會學合法性空間的權宜開拓，關于社會學本身的嚴格的學術立場的探討和確認并不夠深入。

　　2 中國社會學應該重視底層視角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國社會學的特別的立場和獨立意義所在呢?今天的我們究竟該如何進一步開拓和建設它?

　　任何學科都與價值體系相連，研究者所處的文化價值體系對他們的立場有決定性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在于賦予事物以價值意義，同時也是對于這種意義的限定。任何立場都有它的局限性，自上而下的國家立場是一種強有力的構建與整合社會價值體系的方法，在歷史上它也幾乎一直是單一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但國家立場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對于底層社會的關注，對非主流人群的關注，人性、共同的人類命運、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與意義等就有欠缺。而以知識人為主體的包括社會學的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卻能對此進行有力的解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今天這個社會秩序激烈變動的時候，中國社會學應該尤其重視對非主流人群、弱勢群體，也就是對底層小人物的關懷。社會學視角應該更多地投向農民、民工、城市貧民、殘疾人、社會棄兒、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等，這些也是自上而下的國家立場關照不夠和不到的地方。

　　中國社會學當然應該立足于中國這片土地上的社會和人民。20多年來它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學科細支，它研究的對象包括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家庭社會學、文化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等等，凡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無所不包。實際上，中國社會學就是從中國人生活中獲得自己生命的，它應該或已經就與中國人日常生活緊密相關，天然地具有與中國社會現實和老百姓的血肉聯系，它的源頭動力全系于此，這也決定了它不應該被放在現代學科的理論寶殿上供知識人膜拜，即便是從理論入手，也必然要以中國社會和大多數人，尤其是底層的生存狀態為歸結。我們應該往底層去看。

　　3 實踐中的問題

　　在社會學實踐中，筆者確體會這樣一種傾向，就是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所說“現代的學院派的社會科學中，存在著一種人為的貧血化傾向(a sort of con?鄄trived bloodlessness)”，所謂“貧血癥”意即，埋沒于瑣碎的事實和調查實習中，無視宏觀問題的矮小化的實證主義，而所謂“人為的”是指那一種可稱社會學者職業病的怯懦，是一種有意識的回避那些與全國規模的權力結構具有重要關聯的問題的傾向。他還說，對于研究者，社會底層是“隱蔽的”，社會上層是“難以接近的”。我們的問題也一樣，想想我們現在好些實證調查的實情!大氣候提倡關懷弱勢群體，這當然是社會正義的表征，無可指摘。落實起來就發現，社會學者的確做農村調查的多，做弱勢群體的多，做城市調查，強勢群體的非常少。這看似社會正義，其實是關懷弱勢容易又方便，介入強勢就難了，這里姑且先不論實際上的關懷是個什么性質，能否揭示真正的社會事實，能否完成學術使命。問題是，這種多少出于無奈的狀況，在現實中卻常常被宣揚成(或者被誤讀成)學者的價值立場本身。這就意味著，弱勢有被“他者化”的可能，憐憫性廉價關注多少有了標榜的嫌疑，可以占據道德的制高點：瞧，我“下去”了，我去關注“他們”了，我挺神圣的!多么感人，而且很安慰，它滿足了我們的同情心并且撫慰了我們的良心。但即便是真誠的同情和慈善也有可能是廉價的，而且很容易是壓迫性的，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把弱勢群體置于一個被動位置上，滿足于對他們生活的簡單窺視和記錄，想想現在不無作秀意味的著作有多少;在學術意義上，這種傾向，則可能代替和忽略了真正的歷史和現實分析，忽視對當今城鄉巨大分化的時代大背景的把握，忽視了對促成這一分化的社會結構因素的探討，忽視了對“弱勢”之所以“弱”的社會機制的追問。這種學術的危險在于，它抹殺了弱勢群體作為社會病理的殘酷色彩和社會的責任。其實這話已經說的很多了，但要落實在我們的行動中，并不容易，尤其在這樣一個體制里，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商業化的時代里。

　　中國社會學工作者的價值立場應該是，自下而上的關注與透視今天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尤其是今天中國社會底層人民在這個變動中的命運，把自己的命脈與生生不息的社會現實聯系在一起，否則就是懦弱和逃避。“孤獨者是可恥的”，面對劇烈動蕩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孤獨將成為可恥，因為它已經不再是現代主義文學意義上的孤獨，這個詞早已喪失掉它社會批判的功能，而蛻變為犬儒主義和作秀主義，是對人的蔑視，對蕓蕓眾生的居高臨下，是在云中布道，非常沒有根基。西方社會學自產生起便被賦予社會批判學科的美名，中國社會學應該特別地繼承和強調這一點，因為在中國其實一直是沒有這個傳統的，而現在卻似乎重視不夠。自覺遠離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游戲———翻譯體的高難度詞匯堆積和復雜的分析競賽，讓烏托邦的彼岸關懷和憐憫走入現實和時代，學術是我們介入現實的方式，我們表達的對于現實社會苦難的關注和批判，其實是希望這個表達能發生作用，是對“好”社會的訴求，這是民主，也是政治。在今天，只要是關注底層人民，最終都會碰到政治。今天的中國社會學應該向這個社會動脈開掘，并以此樹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很大意義上，不懂中國的農村，就不懂中國，不懂中國的農民，就不懂中國人。走出浮華的城市，把思想的觸角伸進中國廣袤的農村，這也是中國社會學奠基人，日前仙逝的費孝通當年的起點，他就是這樣開始走向尋道授業解惑之路，并一直保持著與起點的關系，與社會底層人民天然的血肉相連。《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依然好看，我就忘不了那種耳目一新的很享受的感覺，那是一個美好的境界，并不是簡單的記錄，認識和思想貫穿在章節之中，形成簡潔有力的結構，尤其珍貴的是，保持著大自然造化之物的質地和紋路，甚至陽光和泥土的氣息，很靈動很純粹，沒有任何化學加工的成分和氣味。它們奠定了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方向，是中國大地孕育出來的精神果實，是與現實親密聯系的理性之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社會學要與世界接軌，并不在于理論上的花頭精，僅僅討論方法和技術也是很表面化的，任何問題都必須要從根處理清楚，這不是用個新軟件就能解決的;重要的是我們在多大、多深和多廣的程度上完成了對中國人和社會狀態的關注，反思和批判。筆者以為，所謂接軌，所謂借鑒，所謂“拿來”，是意識上的接軌，是對社會本質的共識，是對思想的追求。我們如果能以社會學作為對中國的現實進行思考與對話的方式，那么我們所能達到的思想的深度將成為我們通往世界的唯一軌道。

　　4 總結

　　如果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中國社會學做一個發展取向和角度上的期盼和界定的話，并且使其的地位和功能進一步明確化的話，那么我還是覺得應該從觀念和價值入手，正是觀念和價值的不同帶來了發展取向和角度的不同。所以，中國社會學不光是學科一種，它還必須是，至少是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人自己的觀念。我并不敢把它稱之為定義，哪怕是時空橫斷面意義上的定義，因為定義總有定論之疑，我只是提出我對于社會學的一個觀念一點思考，至于這個觀念能否與方家之論相合，我迫切期待著指正和批評.

　　推薦期刊：《法律與生活》(Law&Life)雜志創刊于1984年，由法律出版社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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