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本篇文章是由《 中國哲學史 》發表的一篇政工師論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貫徹雙百方針，提倡理論聯系實際，學術結合時代，深入研究與探討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為弘揚和傳播中華民族的優秀哲學和文化，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社會主
本篇文章是由《中國哲學史》發表的一篇政工師論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貫徹“雙百”方針，提倡理論聯系實際，學術結合時代，深入研究與探討中國哲學與傳統文化，為弘揚和傳播中華民族的優秀哲學和文化，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摘要 近日，四川彭州烏木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于烏木權屬的爭論也是愈演愈烈，本文通過對該案的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以期對我國的法制事業做出自己的一點貢獻。
關鍵詞 烏木 所有權 埋藏物
正所謂物以稀為貴，過去老百姓之間用蜂窩煤即可換到的烏木，由于消耗過度而導致身價倍增，于是便有了今日的四川彭州烏木權屬之爭的出現。2012年春節，四川彭州農民吳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發現了據稱價值超過1200萬元的烏木，但7月3日，彭州市國有資產辦公室正式宣布，烏木歸國家所有，僅僅給予發現者7萬元的獎勵。
當事人吳高亮對此處理結果表示不滿。他認為，《物權法》第49條規定：“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屬國家所有。”他認為，法律沒有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動植物資源，就不屬于國家所有。與此同時，彭州市政府給出的依據是《民法通則》第79條，即“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該案也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激烈討論。
一、烏木究竟如何定性
烏木(陰沉木)兼備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韻，有“東方神木”和“植物木乃伊”之稱。由地震、洪水、泥石流將地上植物生物等全部埋入古河床等低洼處。埋入淤泥中的部分樹木，在缺氧、高壓狀態下，細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經長達成千上萬年炭化過程形成烏木，故又稱“碳化木”。歷代都把烏木用作辟邪之物，制作的工藝品、佛像、護身符掛件。古人云：“家有烏木半方，勝過財寶一箱。”從這一對烏木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發現，烏木是一種自然形成、正在向植物化石轉化的介于礦產資源和化石的中間產物。它包含了豐富的古生物信息，是經過成千上萬年的自然力量形成的不可再生的資源。烏木通常被用來加工成工藝品以供人們欣賞之用，它既不具備礦產資源的工業價值，同時也不具備化石的科考價值。
二、何謂埋藏物
我國現有法律中并沒有給埋藏物下一個確切具體的定義，依據一般人通常的理解，埋藏物是指埋藏于地下的所有人不明的動產。按照其字面含義，“埋”和“藏”似乎必然與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只有人才可以完成的行為。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埋藏物本來屬于有主物，只不過在其被發現的時候所有人處于不明的狀態罷了。
四川彭州烏木案中當地政府給出的法律依據便認定烏木乃屬于埋藏物，彭州市財政局分管國資辦的副局長陳彬表示，烏木屬于地下埋藏物，且藏之時已距今成千上萬年，無法查清系由人為或是地質變異所致，故其應為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民法通則》第七十九條規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接收單位應當對上繳的單位或個人，給予表揚或物質獎勵”，吳高亮發現的烏木應為國家所有。
對此，我國法學界的知名學者也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民法學研究會理事柳經緯表示，此事件中烏木應該歸發現者所有。他提出，“只有符合法律中列舉的情況時，財產才屬于國家。列舉情況之外的，國家不對其擁有所有權”。他認為，由于烏木的所有權在現行法律中并無明確規定，因此適用于民法原理的“先占原則”，即無主之物，誰發現就歸誰。中國著名民法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物權法核心起草人梁慧星教授稱，埋藏物、隱藏物的前提必須是人為埋藏、隱藏;但《物權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權人取得;既有所有權人又有用益物權人的，由用益物權人取得。”“孳”是繁殖的意思。該烏木既不屬于化石、礦產，也不屬于文物，法院判決時可類推為天然孳息。另外，村民在河道中發現烏木，河道屬于國家所有，烏木就應由河道所有權人國家取得。同時“先占制度”未寫進我國物權法，且“先占”的前提必須是“無主物”。而該事件中，“烏木有主”。同時，梁慧星也認為，目前政府給與的7萬元獎勵有些“過低”。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王利明教授認為，烏木的歸屬應主要看其被發現的土地是歸誰所有，如果在集體土地上發現的，既不屬于國家專有的礦產資源，又不屬于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則應屬于土地的所有人即村集體所有。但對發現人應當給予特別的獎勵。
三、獎勵問題
我國現行法律中尚無關于遺失物、埋藏物的拾得者究竟給予多少獎勵的相關規定。我國民法通則中雖然明確表示對于發現者應當給予表揚或獎勵，但是對獎勵的具體標準卻沒有做出詳盡的規定。本案中，吳高亮發現的烏木據稱價值上千萬，但是當地政府卻僅僅給予他7萬元的獎勵，對此，社會公眾普遍的反應是：獎勵未免也太少了吧。這似乎有悖于我們民法當中的“公平”原則，這同時也反映出我國目前法律對于這一問題的忽視。
法律規定過于籠統，概念過于模糊，我國民法通則中只是規定發現者有獲得物質獎勵的權利，但對于如何獎勵和獎勵多少卻規定的十分模糊，這就給予法律實施者以相當大的調控幅度，無論給多給少，只要我給了就行。但是這也很可能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相對于政府來說，老百姓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在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更多會選擇忍氣吞聲。在政府面前，普通百姓似乎永遠找不準自己所處的位置，雖然國家法律法規就擺在那里，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但是一旦真正實行起來卻往往變了味兒。法律規定用語的模糊不清給了那些手中有權力的人們太多的自我發揮空間，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導致他們很容易從自身利益而非百姓利益出發去處理類似烏木案的事件，現實生活中，即便人們遇到了這種對自己貌似很不公平的事情，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會選擇不了了之，中國古語又曰：“民不與官斗，品不與富斗。”在公私權利發生爭執的時候，我們習慣了公權力最終的毫無懸念的勝出，而對民眾一方私權利的敗北似乎早已習以為常。
恰恰相反，西方國家對于埋藏物發現者的獎勵方法及比例早就規定了明確的標準，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屬于他們自己的對于發現者的獎勵制度。我國物權法雖已出臺已經有段時間，但在物權領域的某些細枝末節上似乎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我們也有必要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去不斷完善我們的法律制度。因此，我國大可借鑒西方國家的相關做法，在綜合考慮發現者和所有者雙方利益均衡的基礎上，對該問題制定出一個盡可能公平的獎勵標準，只有這樣，在日后再遇到此類問題的時候，政府和群眾才能更好地依據法律去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真正讓當事人對最終的處理結果心服口服，同時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政府的公信力，百姓才不會把政府這一公權力的代表放在自己的對立面上，也可極大地解決我國以后發生的此類問題。
四、反思
眾所周知，我國在所有權領域采取的是國家立法主義，國家主義的立法思路是：凡是法律規定不屬于個人所有的，統統歸國家所有。即使屬于個人所有，國家有權征收，依法剝奪公民的所有權。國家主義的立法思路會導致公民的財產處于不穩定狀態，因為國家不僅可以隨時援引法律，證明地上的物品和地下的物品屬于國家所有，而且可以證明，國有土地上的埋藏物、隱藏物屬國家所有。即使屬于個人所有的物品，如果不小心遺失，那么，遺失物自發布招領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無人認領的，歸國家所有。國家立法主義的做法很容易讓廣大民眾對政府產生不信任，因為既然國家法律都這么規定了，法律又是國家意志的體現，那么它就容易給人一種唯我獨尊的錯覺。
我國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在這幾千年的發展歷程當中，我國始終是以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為傳統的，人們不自覺的就形成了一種官本位的思想，國家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似乎永遠都高高在上、遙不可及，同時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打破了這種局面，人們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平等和人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們過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私人的合法財產不受非法侵犯，但一旦當私權遇到了國家公權力的時候，它往往會變得不堪一擊，國家可以通過征收等手段變私人所有為國有，人們在這種環境中尋找不到應有的安全感。因此，我國當下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產權清晰的所有權環境，在這個環境當中，人們能夠確切地找準自己的位置，找到那種渴盼已久的安全感。
沉埋在河床的烏木，到底屬于野生的植物，還是屬于加工制成品呢?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可以設想，如果是加工的半成品，在運輸的船上不小心沉入河中，那么，應該屬于原來的主人。正如我國物權法所規定的那樣：如果屬于遺失的物品，過了法定期限之后，同樣屬于國家財產。即使把這些東西當作歷史文物，依照我國物權法的規定，“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文物，屬于國家所有”。所以，在國家主義的立法思路下，想要證明屬于個人的財產，的確存在著極大的難度，國家公權力的強勢也導致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當事人舉證的困難。
這一起由烏木引發的爭論，可能短期內很難簡單地判斷孰是孰非。但是，在這一事件的背后反映出卻的是，我國現有法律仍然存在法律空白點，亟待我們日后不斷進行完善。在民法通則第七十九條規定不明確的基礎上，我國應該盡快建立并完善發現者獎勵制度，例如可以嘗試設立發現文物、動植物的評級評價機制。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平衡發現人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保護國家所有物，防止黑市泛濫，維護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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