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論文資源型區域多維貧富差距治理

　　貧富差距拉大是我國改革開放至今需要面對的一個較為棘手的難題，本篇社科論文認為貧富差距的拉大不僅會影響到國家持續增長的能力，同時也導致部分人群的貧困，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之一。《江蘇社會科學》(雙月刊)創刊于1990年，是由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人文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刊物。刊登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重視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的研究。

　　[摘 要]扭轉貧富差距拉大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中的一項重要任務，貧富差距懸殊的資源型區域尤其值得關注。文章基于礦業收益分配使用的偏差性分析了資源型區域多維貧富差距的形成，礦業收益的波動在“荷蘭病”效應下帶來了行業貧富差距，礦業收益分配的耗散在貪婪效應下導致了“利益群體—普通民眾”貧富差距，礦業收益誤用中財富配置的空間效應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資源詛咒”效應導致了資源型區域與非資源型區域的貧富差距。山西的煤炭開發歷程也顯示了資源型區域多維度貧富差距的存在。貧富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礦業開發主導的資源型經濟缺乏包容性、普惠性，基于此，從包容性增長的視角提出了治理資源型區域貧富差距的思路：通過調節礦業繁榮縮小行業貧富差距，礦業收益共享治理“利益群體—普通民眾”貧富差距，優化礦業收益使用的空間布局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破解“資源詛咒”提升資源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關鍵詞]貧富差距;資源型區域;礦業收益;“資源詛咒”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轉貧富差距拉大的局面，促進共同富裕。

　　資源型區域作為以礦產、能源等可耗竭資源開發主導的經濟區域，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著更為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Buccellato and Alessandrini，2009[1];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2])。受礦產開發的影響，資源型區域的貧富差距表現出了復雜的特征：在資源繁榮的過程中，采掘業成為山西工資水平最高的行業(陳晉玲，2011[3]);而自2000年以來，隨著山西資源依賴度的提升，山西的行業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都呈現了拉大的趨勢(景普秋，2013[4]);在內蒙古，伴隨煤炭開發，鄂爾多斯成為全國的首富城市，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拉大(郝麗芬，2013[5]);資源的開發也形成了由煤老板、國有企業、政府、腐敗官員等部分群體所組成的利益群體，拉大了與普通民眾的貧富差距(景普秋，2011[6]);在資源枯竭地區，因為失業而導致的貧困問題較為突出。資源型區域貧富差距的原因與礦產開發直接相關，資源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資源型區域產業結構的單一性、遭遇“資源詛咒”的風險、資源的耗竭性都成為貧富差距拉大的元兇。當前學者們也關注到了資源型區域的貧富差距問題，但是卻缺乏系統的認識，也沒有從礦產開發特殊性的角度對資源型區域貧富差距的形成進行解釋。本文以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山西省為例，對山西存在的多維貧富差距進行系統研究，并在包容性增長視角下提出治理貧富差距的基本思路。

　　二、資源型區域貧富差距的多維特征

　　在資源型區域，礦業開發特殊性所帶來的礦業收益分配使用的偏差性(即：礦業收益配置偏離了區域可持續發展軌道，礦業收益的形成、分配與使用環節存在不合理現象)是形成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源(張復明，2013[7])。礦業收益形成、分配與使用的不合理在“荷蘭病”效應、貪婪效應、財富配置空間效應、“資源詛咒”效應的影響下形成了資源型區域的行業貧富差距、“利益群體—普通民眾”貧富差距、城鄉貧富差距、區域貧富差距(見圖1)。

　　(一)礦業收益波動、“荷蘭病”效應與行業貧富差距

　　礦產品價格強烈波動是資源型區域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外部條件，價格波動會帶來礦業收益形成的波動，當礦產品價格高漲的時候，礦業繁榮帶來大量的礦業收益，而當礦產品價格低落的時候，礦業蕭條導致收益銳減。礦業收益波動形成了礦業收益分配使用的第一次偏差現象，其中，在礦業繁榮時期，較高的礦產品價格使得礦業勞動要素投入的邊際產品價值高于其他行業，在“荷蘭病”效應(Corden and Neary，1982[8])的作用下，要素向礦業部門流入，導致礦業與其他行業工資收入差距拉大①：第一，當礦業工人看到自己勞動創造的市場價值較高時，就有可能尋求漲工資，要求分享礦業收益;第二，當礦業的邊際產品價值較高時，礦業企業為了能夠吸引更多的人從事礦業，也會主動抬高工資;第三，按照要素流動的規律，只有當各部門勞動工資均等的時候，要素才會停止流動，但是各個行業由于工資合同、轉崗就業成本、技術專用性的限制，其他行業勞動力向礦業部門流動時很難實現工資均等，進而產生礦業與其他行業工資收入拉大的局面。而在礦業蕭條時期，過低的礦產品價格使得礦業的收益減少，礦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也減少，行業收入差距出現縮小的局面。

　　礦產品價格波動下的行業收入差距拉大在資源型省份山西較為突出，從圖2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0 年煤炭價格增長率為-8.10%、-0.10%，煤炭價格低迷導致采掘業與制造業、農業以及全行業平均的工資收入差距縮小，1999年三者分別為 1.04、1.52、1.07，2000年為1.02、1.44、1.02;自2001年開始到2011年，煤炭價格增長率都大于0，而且煤炭價格的增長率遠遠大于一般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增長率，在此階段煤炭繁榮使得采掘業與其他行業的收入差距出現了明顯拉大的局面，采掘業與制造業、農業以及全行業平均的收入差距從2001年的1.14、1.39、1.04拉大到2011年的2.13、2.75、1.62;2012年以來煤炭價格的回落使得行業貧富差距有所減輕，2012年煤炭價格增長率為-5.40%，采掘業與制造業、全行業平均的收入差距分別為2.05、1.60，但是與農業的收入差距仍在進一步拉大，達到了空前的2.87的水平。與全國進行比較發現，山西的行業收入差距高于全國，《中國統計年鑒2012》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采掘業與制造業、農業以及全行業平均的收入差距分別為1.42、2.68、1.25，都比同年山西的行業收入差距小，這也凸顯了山西行業收入差距過于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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