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術測度的教學計算時間之存在論闡釋

　　摘 要：計算時間與物體周期運動和時間技術測度密切相關，其存在構成了人類生存的公共性參照;現代教學是在教學計算時間規約下的教學，從存在論上分析，教學計算時間源于師生的時間性存在，其通過時間技術的標度遺忘了教學時機，構成師生教學活動的公共性參照。

　　關鍵詞：時間技術;教學計算時間;存在論;教學

　　現代教學與計算時間緊密關聯，師生依據日程表上不同時間節點開展教學活動，對教學中的師生存在形成規約，構成了公共化教學秩序的基本前提。教學計算時間不斷流逝與課堂時間的有限性，促使師生在教學理論與實踐方面普遍關注教學效率，而越是注重教學效率，對時間之精確性要求越高，利用好課堂的每分每秒達到最佳教學效果成為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然而，越是高度關注教學計算時間的有效利用率，越是對課堂教學中師生的交往和存在構成逼迫。因此，只有深入探析教學計算時間與師生存在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把握教學活動的本真。

　　一、教學計算時間與現代教學的關系研究與反思

　　研究人員在研究教學時間與教學關系時，大多基于計算時間的前提從時間增減、管理和利用上考量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提出各種改進教學的策略。在教學計算時間通行于教學的背景下，這些研究對如何更好利用計算時間達到教學效果有指導意義。卡羅爾(J. B. Carroll)將課堂教學時間區分為“所花時間(time spent)”與“所需時間(time needed)”[1]，提出“學習程度(degree of learning)= f函數(所花時間∕所需時間)”的計算公式。此后很多學者圍繞“所花時間”與“所需時間”展開細致剖析，如布盧姆(B.S.Bloom)把學生界定為“慢生”“快生”，指出在實際教學中要增加慢生所花時間、減少快生所花時間來提升教學效果;安德森(L.W. Anderson)提出時間利用效率越高，學生所需時間量則越少，并歸納出發展性、準備性、瞬時性、定步性、管理性五種時間利用觀;斯萊文(R. E. Slavin)則在卡羅爾時間模式基礎上結合與時間相關的教學質量、難易水平、學習動機等各種變量提出了均衡模式(QAIT)，指出只有各種變量均適當運用，才能達到預期教學效果。

　　國內這方面研究大致分四類：一是教學時間結構研究。側重從不同角度對教學時間進行結構劃分，如從結構功能入手，認為教學時間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結構功能系統，將教學時間分為形式結構和內容結構兩大部分，并從兩大部分細分出不同類型的時間，提出“正確處理教學時間形式結構和內容結構及其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才能提高教學時間的利用效率和師生教學行為的有效性”[2];有的立足學生學習時間把教學時間分為名義學習量、實際學習量、單元課時量、專注學習時間、教學時間的遺失五個維度。二是教學時間與教學目標關系研究。這方面研究側重如何利用、安排教學時間以達成教學目標，如提出教學存在達成教學目標的時間序列與教學活動的時間序列，需“明確二者關系，科學設計和安排，方可提高教學效率”[3];也有提出從“重教”轉為“重學”的教學時間分配，從“斷裂的”有限教學時間向“延續的”教學時間超越以提升教學效率[4];還有提出為實現課程改革目標，在教學設計和教法選擇時須考慮課堂教學時間結構，提出優化教學時間結構的策略，如“給學生讓出自主學習時間，允許學生自主轉換學習時間”[5]。三是教學時間與教學程序的關系探討。此研究集中從課堂教學環節入手劃分教學時間，探討相對合理的課堂結構布局。如將“新授課分為回顧、導入、講授、復習、作業五個環節，在時間分配上依據環節合理安排，實現課堂教學系統的最優化”[6]。四是教學時間與教學管理問題研究。此研究集中從課堂管理考慮教學時間利用問題，提出“課堂時間管理”概念，認為“必須建立合理的教學制度和增強教師的時間觀念，確保有效時間落到實處，提高時間的利用率”[7]。

　　綜上所述，國內外對教學計算時間的研究均集中在教學計算時間如何節省、利用、管理以提升教學效率的層面上。然而基于計算時間的本性特征計量教學，使教學走向純粹客觀化的量化路徑，忽視了教學活動本身以及教學主體的復雜性與教學過程的機緣性、情境性。事實上，不管從理論探討還是從實踐教學來看，我們不能只將教學計算時間作為客觀的存在對教學活動予以標度與規約，我們還需深思，教學計算時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時間觀，其存在是如何可能的，只有把握了教學計算時間的存在論內涵，厘清了教學計算時間與師生存在之間的關系，才能更好地把握教學的存在。

　　二、基于技術測度發展的計算時間理解

　　寬泛意義上理解，技術測度的時間自古就有，古人借日晷、沙漏、蠟燭鐘、油燈鐘、香鐘等技術測度時間。但“計算時間”從狹義上說，是指近現代大機器生產之后的事情，即鐘表技術發明后通過鐘表計時器等現代時間技術測量的時間計數。當然，“計算時間”的理解可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對時間的界定：時間是“關于前后運動的數”[8]。在亞這里，時間雖與運動相聯系，但時間并非運動，而是運動變化的數目，即時間是對運動進行測度后的數目。亞里士多德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計算時間的兩個方向，一是運動，二是測度。

　　(一)運動計量與時間稀缺性的強化

　　生活中廣泛存在與人們生存密切相關的周期運動現象，這些現象直接引發人們對時間量度的意識。亞里士多德指出：“計時的本質是對某種周期運動之循環數目的計算。”[9]10在眾多周期運動現象中，當人們將某種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周期運動聯系起來時，也就是將其作為時間參照物時，該周期運動的個別性也就逐漸隱匿，人們以運動周期的數目來標記時間，顯現出公眾的共同依賴性。

　　太陽與人類生存活動關聯最為密切，人們在太陽運動的時間周期現象中協調自身的生活，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陽的運動變化成為人們時間標度的首要參照物，并逐漸成為人類的第一個計時單位“日”。其次是“月”，月亮出現新月、上弦、滿月、下弦、殘月的周期性變化現象給人們的計量時間“月”提供了依據，不過新時間單位的出現必導致其與舊時間單位之間的換算，這樣計算時間單位之間的換算也隨之產生。之后，“年”從氣象物候如河流泛濫、鳥獸遷徙、草木枯萎、寒暖交替等周期變化中產生。由于一月太長、一日又太短，在人類自身的生活節奏中產生新的時間計量單位“星期”。另外，在農業社會時期，人們的生活節奏相對較慢，但至近工業社會之后，生活節奏逐步加快，更小時間單位的需求日益強烈，時、分、秒的計時體系漸趨形成，計時更加精細，當然，時分秒計時體系形成與鐘表技術發明密不可分，機械鐘表技術通過調節可持續地不斷運行，“促進了人們對時間的類幾何均勻性和連續性的認識的發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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