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在檔案學科應用的反思與前景

　　摘要隨著數據化與計算科學的演進，數字人文正深刻影響包括檔案學在內人文學科的研究范式。面對數字人文的深入影響，許多研究者對數字人文的熱潮提出了審慎的思考和質疑。本文以數字人文發展歷程為線索，對質疑觀點進行了系統梳理，結合檔案學科的研究特性，對這些質疑進行了回應與反思，從必要性、可行性與合理性三個角度論證了數字人文在檔案學科的應用前景，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議。

　　關鍵詞數字人文檔案學應用與反思

　　★作者簡介：張衛東，吉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近年來，數字人文在國內圖情檔學界受到的關注度不斷提升。2011年，武漢大學成立了中國大陸首個數字人文研究中心[1]。此后，數字人文研究機構在各地相繼成立，推動了數字人文領域的創新及發展。2018年，“大數據視域下數字人文研究”入選中國十大學術熱點，體現了人文研究數據意識的提升以及學界對數字時代新型知識生產范式的研究興趣[2];同時，各種數字人文會議的數量也在逐年增加，如北京大學發起的“數字人文論壇”國際學術會議至今已成功舉辦四屆[3]，為學者們提供了廣闊的交流平臺。數字人文的迅速發展引發了各個學科領域思想碰撞、學術爭鳴的新局面。然而有學者指出，目前學界跟風研究之勢愈演愈烈，盲目開發新的研究生專業或研究方向，缺乏對本專業核心知識與核心問題的持續關注，其中數字人文首當其沖[4]。在多樣化的質疑聲中，檔案學研究要不要擁抱數字人文，數字人文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學科增長點，值得系統地反思與探討。

　　檔案館論文投稿刊物：《檔案時空》于1981年12月創刊。由湖南省檔案局;湖南省檔案學會主辦。它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國檔案工作恢復、整頓的大環境下誕生的。設置欄目有：密案拂塵、九州史話、人生足跡、情感泛舟、家乘族譜、社會記錄、論壇、探索、業界、法制、沙龍。

　　一、數字人文研究現狀

　　數字人文起源于“人文計算”，是將計算工具與方法應用于文學、歷史、哲學等傳統人文學科后形成的一個交叉領域。筆者在中國知網(CNKI)以“數字人文”為檢索詞進行主題檢索，得到“數字人文”相關文章的年度發表數量趨勢。其中，2019年度發表量已經達到243篇，對比十年前的文獻狀況可謂實現了數量上的激增。

　　由此可見，學界對數字人文的關注度日益增長。數字人文的研究領域不斷向外延伸，研究內容涉及各個方面，包括數字人文的基本理論、技術驅動下的人文學術實踐轉向、新合作模式引發的人文學術文化變革以及面向數字人文研究的基礎設施建設[5]等。通過分析數字人文研究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發現，目前圖書情報領域已經成為數字人文研究開展的主要陣地。截至2018年底，圖書情報領域發文量占數字人文研究總量的67%[6]，且學科分布呈現出以圖書情報檔案學為中心向其他人文學科蔓延的趨勢[7]。

　　檔案學作為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下的一個二級學科，正積極地融入這場跨界合作中來。隨著檔案學科和數字人文領域交流的不斷深入，在數字人文的研究中已隨處可見檔案學的身影，無論是作為數字人文研究的參考工具還是資源倉儲，實現智力支持還是結果呈現[8]，都離不開檔案學的參與。張斌等分析了數字人文與檔案館的關系脈絡及其對檔案館的影響，并為新時期檔案館的發展指明了方向[9];左娜等聚焦于檔案學領域中數字人文“跟風論”這一觀點，并以思辨的形式提出了數字人文視角下檔案學研究的側重點及可持續發展策略[10];牛力等以數字記憶資源的生命周期為切入點，提出了數字記憶視角下檔案創新開發利用的“PDU”模型[11]，并具體分析了模型的運用機理，為數字記憶項目實踐和理論探索提供了新思路。

　　數字人文的到來不僅為傳統人文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也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不少學者站在數字人文的對立面對其進行不斷的質疑，也有學者從中立的角度分析了數字人文的缺陷與不足。對于檔案學科而言，厘清數字人文研究背后的反對聲音，有利于數字技術與傳統人文學科合作的展開。鑒于此，本文將梳理覆蓋在數字人文熱浪之下的質疑聲音，反思數字人文在與檔案學科結合和應用過程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對檔案學研究背景下的數字人文應用提供參考價值。

　　二、學術界對數字人文研究的質疑

　　目前，面對數字人文的熱浪，已經有學者從客觀角度提出了較為理性的思考。夏翠娟指出，當前數字人文學科正面臨邊界模糊、評價體系缺失、難以被經典人文學者認同、跨學科人才不足、平臺建設互不連通、共建共享體系不完善等困境[12]。在這樣的困境中，數字人文的發展備受爭議。本文將從基本理念、技術及成果三方面對學界有關數字人文的反對觀點進行梳理，并試圖追溯質疑根源。

　　1.基本理念缺乏共識。數字人文作為一個近十幾年才發展起來的新興領域，在許多基礎問題方面仍未達成共識，這便成為數字人文爭論的開端。在此層面上，爭論焦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基本概念缺乏共識‍‌‍‍‌‍‌‍‍‍‌‍‍‌‍‍‍‌‍‍‌‍‍‍‌‍‍‍‍‌‍‌‍‌‍‌‍‍‌‍‍‍‍‍‍‍‍‍‌‍‍‌‍‍‌‍‌‍‌‍。①自“數字人文”問世以來，就有學者認為這一名稱“毫無意義”，并提出了諸如“數字研究”“數字自由藝術”“計算批評”等名稱，意圖取代“數字人文”[13]。②《數字人文大辯論》(DebatesintheDigitalHumanities)一書，給出的“數字人文”的定義多達二十余種，而其中卻沒有一種能夠使人們完全滿意。正因為數字人文的內涵和外延缺乏共識性定義，因此它被戲稱為一頂“大帳篷”，任誰都可以來住[14]。

　　(2)缺少傳統人文學者的認同。數字人文主要面向傳統人文學科，人文學者認同感的缺失無疑會使數字人文缺乏受眾群體，使未來發展如履薄冰。①數字人文的起步門檻過高，對于計算機技術有一定的要求，不少傳統人文學者因不善于此而產生畏難心理，大大削減了使用數字人文產品的積極性[15]。②部分檔案學者指出數字人文領域中的“檔案”和傳統人文學科中的“檔案”概念相悖，認為“數字檔案”的有選擇收集是對檔案本質特征的破壞[16]，從而產生抵觸情緒。③也有人過于擔心數字人文的發展會使傳統人文學科逐漸失去主導地位，成為數字或計算工具的附庸[17]，甚至最終被數字技術所淘汰[18]。

　　2.相關技術不被認可。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方法時，不少學者在技術的層面給出了自己的見解。(1)從技術操作的角度來說，數字人文并非人文學者的唯一選擇，研究過程中涉及的編程等計算機技術完全可以向專業的編程人員尋求幫助，實現研究上的“業務外包”[19]。(2)數字人文推崇數據中心論，過于重視方法和技術，不能將其與人文學理論更好地結合起來[20]。更何況數據的處理速度與思維的質量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因此在應用過程中難免會發生輕文字、輕思想、輕創作的情況[21]。

　　3.數字人文成果不成熟。在進一步審視現有的數字人文研究后，有學者針對數字人文成果再次提出了懷疑。(1)雖然數字人文領域快速發展，但是對于數字人文的研究大多還處于理論與探討階段，紙上談兵者眾多，成功案例寥寥，缺少實質性的、直觀的學術研究成果[22]。(2)數字人文項目缺少規范化的評價體系[12]，無論是對數字人文項目的評價，還是對不同人員在項目中貢獻的劃分，其評判標準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空缺[23]。(3)數字人文相關研究開展過程中，簡單地利用計算的方法，從技術的視角解決人文問題，導致得到的結論要么是對經典知識的驗證，要么是得到了一些無從考證的新知識[24]，只是在量化方面確認了已知的內容[25]，無法得到突破性的進展和成果。

　　通過梳理數字人文在發展過程中各個階段所面對的質疑，甚至否定，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學界對于數字人文的態度，在傾聽并了解這些反對觀點的過程中，不斷對過去的發展進行反思，抽絲剝繭，精益求精，從而突破這些觀點的束縛。誠然，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數字人文也是如此。對上述的觀點進行分析之后，我們不難發現，學者們對于數字人文的擔心，除了客觀的分析和建議之外，還包括一些主觀的論斷。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在審視數字人文的發展和應用過程中，時刻保持理性，從全面、客觀的角度給出評價。

　　三、回應與反思

　　面對種種質疑，筆者認為，數字人文背景下檔案學研究的展開，是一次大膽的嘗試與創新，二者的結合既滿足了檔案學科的發展需求，又使數字人文有了具體學科體系為依托，實現了數字人文項目的合理可行。

　　1.數字人文在檔案學科應用中存在必要性。數字人文與檔案學科的發展需求相符，數字人文理論與方法的應用有利于檔案學科在數字轉型的背景和日益艱難的學科生態中取得進步，因此二者具有天然的合作基礎。數字人文通過數字化的技術和手段，能夠有效率地對信息進行初步篩選，完成資料的收集和整理等工作，從而將人文學者從繁雜瑣碎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完成學術鉆研等更有創造力的工作，進而降低時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再者，數字人文能夠打破傳統的閱讀距離[26]，解決檔案工作者遇到的“距離遠、查閱難”等實際問題。數據化時代，依托數字人文技術建立起來的目錄索引及全文數據庫，可以實現檔案資源的線上查找與閱讀功能，使學者們可以足不出戶便閱讀到所需的參考資料，在技術上提升檢索效率[27]。同時，數字人文能夠實現實物類檔案資源的虛擬重構[28]，幫助館藏資源可視化研究擺脫封閉性、內部矛盾性等限制[29]，使其更具象直觀。這樣的技術可以使這些檔案資源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平鋪直敘的文字和圖片中跳躍出來，以一種真實立體的姿態向學者以及民眾進行展示，使他們通過手機、電腦等載體就可以體會身臨其境般的感覺。檔案與數字人文融合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檔案信息價值的實現上，更體現在檔案職業滿足社會功能的價值彰顯上。面向數字人文的檔案學研究對于提升檔案職業自信、擴大檔案職業影響力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2.數字人文在檔案學科應用中存在可行性。數字人文在檔案學科的應用能夠使二者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達到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效果。首先，數字技術的帶入在為檔案學研究注入新方法的同時，還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式。所謂“大帳篷”的數字人文領域，實則給予了檔案學科更加開放的學術空間，增強了學科間的交流，從而激發創新思維。數字人文既可以起到“望遠鏡”的作用，快速找出海量文獻間的各種關聯，又能夠起到“顯微鏡”的作用，捕捉到隱含在資料中的蛛絲馬跡[30]。

　　其次，數字人文作為一個數字化技術與傳統人文學科交叉的領域，其項目的展開往往需要整合跨學科的多元人才，成果大多開源共享而不是閉門造車[31]。各學科人才的加入拓寬了研究視野，增加了檔案學研究中數字人文項目的多樣性及創新性。“業務外包”雖然也使用了數字技術，但是缺乏與人文研究的有機結合，“外包”過程中將計算機的處理結果簡單生硬地加入到人文學科研究之中，不僅欠缺了傳統人文學科的問題意識，還缺乏了對人文學者根本需求的了解和理解，在數據和編碼中漸漸失去人文的溫度。

　　同時，數字人文項目與人文學科的結合發展，能夠使檔案等資源從紙張手冊、從館藏收集中走出來，借助數字化的工具在網絡上與公眾產生更多交流和互動的機會，提高公眾參與度[32]，有利于檔案學科的發展以及檔案知識的傳播。檔案領域擁有的豐厚館藏資源和相對健全的檔案館公眾服務機制，能夠為數字人文項目提供充足的參考資料以及研究平臺[33]。最后，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為主，以研究者本身作為研究工具，從研究對象的角度去感知和還原不同社會情境、不同時代背景條件下的“現實”，其研究結果無法從根本上擺脫“缺乏客觀性”這一標簽[34]。相比之下，數字人文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定性研究，而是在研究過程中融入了定量研究，以人文思想為指導，以數據為基礎，借助相關的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和軟件開展研究。數字人文的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這種研究方法使人文學科研究更趨向于“科學化”[35]，同時也增強了檔案學研究的科學性。

　　3.數字人文在檔案學科中的應用存在合理性。盡管學界目前針對數字人文的定義存在著分歧，但是這些分歧并不能掩蓋在數字人文的本質屬性這一問題上達成的共識，即數字人文是一個具有交叉性的學科領域。基于已有共識，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將注意力更多地轉向數字人文成果及應用，重點關注學科發展。另一方面，數字人文旨在利用數字技術與方法輔助人文學科開展相關研究、解決相關人文問題，其最終目的并非是接管或是取代人文學科，而是順應當前數字化的發展潮流，作出符合時代發展的探索。在這個不斷探索的進程中，“檔案”的概念也在與時俱進[36]，僅因為“檔案”概念上沒有達成一致而質疑和否定與“數字人文”相關的其他成果是不現實的‍‌‍‍‌‍‌‍‍‍‌‍‍‌‍‍‍‌‍‍‌‍‍‍‌‍‍‍‍‌‍‌‍‌‍‌‍‍‌‍‍‍‍‍‍‍‍‍‌‍‍‌‍‍‌‍‌‍‌‍。正如加小雙在《檔案學與數字人文：檔案觀的脫節與共生》一文中所指出的，任何學科都沒有知識產權意義上的專有權，可以獨占某一概念，不讓其他學科使用[16]，“檔案”概念亦是如此。在整體上保持求同存異、充分交流的基礎上，檔案學與數字人文完全可以實現檔案觀的“共生”。

　　總之，檔案學科與數字人文的碰撞與交流滿足檔案學科發展和檔案學者的研究需求，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是檔案學在數字化的時代背景下作出的一次大膽嘗試。

　　四、對策與建議

　　面對上述質疑，檔案學科在實施數字人文的過程中，應該時刻以人文意識為指導，并積極利用數字人文的技術和理念來解決檔案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或為檔案工作提供靈感與啟發。同時，既要避免對數字人文熱點的盲目追捧，也不能忽視數字人文所產生的一系列積極效應，更不可對數字人文不加區分地全盤否定、一概而論。應從客觀的角度出發，以批判性的思維為指導，正確處理數字人文與檔案學科的關系，并對二者的結合狀況進行反思與回顧，以促進檔案學科與數字人文的長遠發展。基于以上關于數字人文理念、技術以及成果的質疑觀點的梳理，在充分考慮到數字人文發展狀況的基礎上，結合檔案學科的自身特點，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實現數字人文在檔案學科應用的新發展。

　　1.建立溝通協作機制，明確人文學者的需求。數字人文作為一個由數字技術與人文學科研究相結合而形成的學科領域，體現了豐富的學科交叉性及合作性。這種交叉與合作即建立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缺乏溝通無疑會使“數字”與“人文”相互割裂開，不僅研究出的數字人文產品無法滿足人文學者的研究需求，造成事倍功半的結果，還喪失了數字人文的本質屬性，進而將影響學科未來發展。因此，在數字人文研究與實踐的開展過程中，應在檔案學科領域內建立健全溝通協作機制，與人文學者進行及時有效的對話與交流，積極聽取目標用戶的意見與建議，充分把握其需求，從而做到真正地從人文學者的角度出發，開發出可以為人文研究提供實質性服務的數字人文產品。同時，溝通協作機制的建立有助于數字人文產品的不斷發展與完善，提升數字人文在傳統人文學科領域內的關注度及認可度。

　　2.加強館藏內容研究，促進技術與人文的實質融合。檔案館擁有大量種類豐富的檔案館藏資源，是數字人文的重要參與者之一。檔案館藏資源具有原始性及真實性的特點，因此為數字人文的開展提供充足的研究背景和堅實的研究基礎。同時，基于對館藏內容的研究與分析，數字人文可以結合檔案館自身特色，通過指南、導航等知識服務的方式幫助用戶精準定位所需的原始檔案資源[37]。然而，“數字人文”并不能用一種方法解決所有人文問題，人文學者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敏覺力是數字人文所不能代替的[38]。因此，在數字人文建設的過程中，需要促進數字技術與人文研究的實質性融合，開展面向數字人文的館藏內容研究。一方面，利用數字人文技術將人文學者從繁重、重復的資料查找工作中解脫出來，提高研究效率，拓寬研究視角，打開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以人文學科的問題意識為導向，以定量研究為輔助，加快館藏內容的開發與利用，做到“數字”與“人文”各司其職。

　　3.突出檔案特色，開發符合需求的數字人文產品。目前，檔案學界知名的數字人文項目有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和威尼斯大學聯合推出的“威尼斯時光機”以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影谷項目”，二者以數字化的手段完成了檔案資源的長久保存，同時又實現了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為訪問者展示了保存在檔案之中的古老時光，體現了數字技術與檔案數據資源的結合，更有利于檔案資源及知識的傳承與傳播。在檔案學科領域的數字人文研究進程中，檔案特色不可缺位。應在加強數字技術應用與推廣的同時，完整并且真實地保護流傳至今的珍貴的文化遺產，進而優化文化形式，推動文化共享[39]。數字人文在中國的發展更應該跳出討論圈，著眼于人文研究的實際需求，關注數字人文產品的開發，將對于數字人文的討論落實到具體行動和項目中，加強各數字人文中心間的交流與合作及“數字記憶”等項目的宣傳與推廣。

　　4.建立標準化和科學化的評價體系。數字人文評價是關乎人文學者及公眾對于數字人文的關注度及使用數字人文相關產品積極性的重要因素，而這一評價體系的缺失將直接影響到數字人文的產品價值和影響力[10]。針對這一問題，檔案部門首先需要在學科內建立具有一定科學性的數字人文評價體系，使數字人文產品不再游離于評價體系之外，并且在評價的過程中有具體和標準的評價指標作為參考和評價條件，實現數字人文評價的客觀化、標準化、科學化。同時，檔案學科還應參與到數字人文項目的全程建設中，對數字人文產品進行適時的追蹤，并及時對人文學者的研究需求及建議進行反饋，適時對產品作出相應的調整，有利于實現數字人文產品的價值以及長久發展。

　　正如黑格爾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所說，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數字人文從誕生之日起，就在前進中經歷曲折，在曲折中不斷前進。新興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質疑，雖然這些質疑從未停息，但其結果一定是不斷地成長和進步。數字人文應用于檔案學科的過程中，這種質疑的聲音不僅是對現有研究和成果的一種評價與反饋，更是對未來研究發展的一種警醒。面對數字人文這股熱浪，我們應該時刻保持客觀和理性，正確對待發展道路上的曲折與質疑，追求學科的完善和發展，最終實現數字人文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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