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基于對31個省級檔案館和1個市級檔案館的調研，本文從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主體、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內容、檔案文化創意服務效果三個方面對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現存問題進行分析，并從更新思想觀念、提供政策支持、改善業務活動、擴大人員參與和增加資金
摘要基于對31個省級檔案館和1個市級檔案館的調研，本文從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主體、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內容、檔案文化創意服務效果三個方面對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現存問題進行分析，并從更新思想觀念、提供政策支持、改善業務活動、擴大人員參與和增加資金投入五個方面提出了改進策略。
★作者：郭若涵王玉玨
一、導論
在全球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的浪潮下，公共文化機構的文化創意服務逐步興起。相比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的“文創熱”，同屬于公共文化機構的檔案館的文化創意服務卻發展較為滯后。以故宮博物院文創實踐為例，據相關資料顯示，早在2017年故宮博物院開發的文創產品已超過1萬種，其由此獲得的收入也已達15億元[1]。為充分滿足大眾的消費需求，故宮博物院除在線下設有多家文化產品商店外，還在官網上設置了“故宮淘寶”“故宮文創旗艦店”“故宮博物院文創館”3個線上窗口，為文創產品的宣傳、推廣及銷售提供了諸多便利。
檔案論文投稿刊物：《檔案與建設》(Archives and Construction)創刊于1984年9月，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江蘇省檔案局和江蘇省檔案學會聯合主辦，國內統一刊號：32-1085/G2，國際標準刊號：1003-7098。
如今，故宮文創不僅為故宮博物院增加了大量的經濟收入，還使故宮豐富的文化內涵得到了廣泛傳播。而據筆者調研，31家省級綜合檔案館中僅有半數左右進行了檔案文創產品的開發;雖然多數檔案館都建有官網，但對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線上推廣較少;除一家檔案館曾通過自身的售品部面向公眾發售檔案文創產品外，其余30家檔案館均未有此服務，且如今該檔案館也已停止該項服務。因此，本文試圖在實踐調研的基礎上，就當前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現存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改進對策，旨在為促進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提供一些思路借鑒。
檔案文化創意服務是指以館藏資源為依托，挖掘檔案所蘊含的文化歷史價值，以此形成創意靈感融入檔案文化創意產品與活動設計當中，并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呈現的一項服務[2]。近年來，與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相關的理論與實踐不斷發展。截至2019年10月27日，筆者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將“檔案”分別與“創意”“文化創意”“文創”等詞組合進行主題檢索，手動篩選掉不相關文獻后，共獲得58篇有效文獻。
在WebofScience數據庫中將“archiv*”“record”分別與“creative/culturalindustry”“creative/culturalproduct*”組合進行主題檢索，共獲得323篇有效文獻。這些文獻研究內容主要涉及“檔案文化(創意)產業”“檔案文化創意產品”“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三個大主題。筆者進一步將“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作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在“中國知網”中獲得5條專指結果，多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資源驅動型’檔案文化創意產品開發模式及其實現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其內容分別涉及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研究進展、理論依據、國外模式借鑒以及發展策略研究。上述研究主要采用文獻調查、比較研究、理論分析等方法。本文則主要通過對32家檔案館進行實踐調查，分析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的現存問題，提出相應的改進對策。
二、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的現存問題——基于對32個檔案館的調研
為充分了解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現存問題，筆者以“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主體”“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內容”“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合作方式”“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相關支持”“檔案文化創意服務效果”五大方面為主題，對31個省級檔案館及1個市級檔案館(蘇州市檔案館)進行調研。該調研主要采取電話采訪的方式，與檔案館工作人員進行交談，了解各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開展的情況。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對少數檔案館的調研采用郵件聯系、網站瀏覽、實地走訪的形式。
1.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主體。
(1)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主體的專業性較為缺乏。據調研發現，省級檔案館對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開展大多處于一種淺層次的自發狀態，其多是基于宣傳工作的需要。館內既沒有服務于文創的專門性的檔案文化內涵挖掘團隊，也沒有致力于革新服務模式的文化創意團隊。例如，某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會依自身創意設計開發一些帶有檔案素材的紀念品，免費贈送給宣傳活動的參與者，以此增加檔案館的好感度與受眾率。但由于只是輔助于宣傳工作，因而其并未將重點放在檔案內涵的深刻探討和產品形式的創意革新上，文創產品的質量亟待提高。
另外，據調研發現，目前已開展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省級檔案館均未設立專門負責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工作的部門，多數檔案館將其歸入了編研處、利用服務處或是宣傳法制處。即使是部分檔案館設有專門針對檔案文化傳播、檔案信息挖掘的處室，如浙江省檔案館的檔案文化處、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的信息開發處，其也并未明確將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工作納入常規的機構職責中，只是將其作為一項輔助性工作服務于傳統的宣傳活動。因而從事文化創意服務的檔案工作者多以“兼任者”的角色出現，他們并無相關的專業背景知識，也未受過針對性的培訓。
(2)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主體的單一性較為凸顯。①館外合作的缺乏。19個省級檔案館與館外其他文化機構或媒體機構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但多是短期的以宣傳某項活動為目的的合作，少有針對檔案文化創意產品共同開發的合作。據調研，僅有少數檔案館進行了基于文創產品開發的館外合作，其中包括天津市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②館內溝通的閉塞。館外合作的缺乏制約了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經驗交流，勢單力薄的檔案文創服務主體在自我摸索的道路上仍面臨諸多困難。而在已開展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省級檔案館中，僅有8個檔案館采用了館內分工合作的模式，在缺乏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專業團隊指導的情況下，此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館內現有資源，集思廣益進行該服務的開展。但仍有超半數檔案館采用了某一處室單獨作戰的方式，且將其歸入附屬工作行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檔案文創服務的發展。
2.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內容。
(1)檔案文化創意產品數量與質量較為欠缺。
從外在特點來看，當前我國檔案文化創意產品呈現出數量少、形式同一化程度高的不足。據調研發現，17個省級檔案館對檔案文化創意產品進行了開發，但均未在館內將其作為常規工作，而只是為不定期的活動提供宣傳�；趯n案文化創意服務的輔助性定位，檔案館對此并未投入足夠的人力與物力。因而多數檔案館僅有數量極少的文創產品，其形式也多趨向同一，其中以紙質印刷品為主，多為圖書、宣傳折頁、圖冊等。僅少部分檔案館有電子出版物和紀念品類型的文創產品，但形式仍較為局限。
以紀念品為例，檔案館采用的主要載體多為手提袋，其中一些檔案館對此類文創產品的開發也僅限于手提袋。從產品內涵來看，多數檔案文化創意產品的文化性、故事性、趣味性仍較為缺乏。當前，檔案館對檔案文化內涵的挖掘、檔案文化元素的提取多停留在淺層的階段，多數檔案館采用了將圖片檔案直接印刻在文創產品上的形式，而并未對其中的文化意蘊進行深入解讀。這就使得檔案文創產品傳遞出的文化價值十分有限，無法滿足大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
(2)檔案文化創意活動形式與主題較為單一。
�、贆n案文化創意活動形式較為單一。據調研發現，31個省級檔案館無一例外地將展覽作為文創活動的主要形式，均已納入檔案館的常規項目。然而當前檔案館展覽主要以國家下達的文件思想為指導，圍繞某一主題將相關的館藏資源聚合，然后進行陳列，其更多的是一種信息整合行為。只有在信息整合行為基礎上融入創意元素的展覽才可以稱之為一種檔案文化創意活動。如“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展覽。該展覽是由北京市檔案局(館)舉辦，賦予展覽趣味性和新意性的同時傳播了老北京文化，在此基礎上，他們還開發了魔方和四合院瓦當擺件。
當前，我國雖已有部分檔案館嘗試采用多種不同的形式進行檔案文化的傳播，如浙江省檔案館的“我是小小檔案員講解員”、蘇州市檔案館的“家庭建檔”等活動，但仍有多數檔案館局限于檔案服務的傳統途徑，將檔案文化活動囿于傳統模式之下，缺乏新意和亮點，檔案文化創意活動主題較為相近。當前，我國檔案文化創意活動的主題多千篇一律，其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戰爭類主題十分常見，基于歷史與文化特色館藏資源的文創活動較少。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檔案館藏資源構成因不同的風土人情而各具特色，這為檔案文化創意活動主題的選擇提供了多種可能性。如在享有“絲綢之府”美稱的蘇州，市檔案館充分利用豐富的館藏資源，推出了一系列以“絲綢”城市特色元素為主題的文化創意活動，打造出了享有盛名的文化品牌。
(3)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效果。
①受眾情況不理想。檔案館作為國家的文化機構，為大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文化服務是其職責所在。因而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主體受益者也應為廣大的人民群眾。而據調研發現，在已有檔案文化創意產品的17個省級檔案館中，僅有天津市檔案館的方言文化詞典、上海市檔案館的部分檔案衍生品(現已停止發售)面向公眾發售，其余均用作檔案館間的互贈交流或是以宣傳目的贈送給有限受眾。檔案館對檔案文創產品的受眾定位并非廣泛意義上的大眾，其更多的是局館領導、檔案工作者、學術研究人員、檔案活動參與者等。檔案文化創意產品進入公眾視野有效途徑的缺乏使其僅在小范圍內傳播，并未真正地進入大眾視野。另一方面，檔案文化創意活動的受眾情況也并不理想，檔案館活動的參與率仍有待提升。
在博物館、圖書館與檔案館中，公眾更傾向于選擇前兩者作為文化休閑的去處，因而對檔案館活動的參與熱情并不高。這既與公眾對檔案館的刻板印象有關，也與活動本身缺乏新意與創造、形式與主題千篇一律有關。因而對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受眾進行準確定位，關注大眾對檔案文化創意產品及活動的現實需求，是檔案館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質量的重要途經。
�、诂F實效益不明顯。當前，由于我國的檔案文化創意服務正處于起步階段，其產生的現實效益也相對有限。一方面，檔案館由此獲取的經濟效益幾乎為零。檔案館將自身定位為行政事業單位，遵循國家政策中“行政事業單位不允許有額外收入”的規定，因而檔案館的文創產品很少對外發售，以此為基礎的經濟創收更是無從談起;另一方面，相比博物館領域如火如荼的文創實踐，人們對檔案文創服務的開展少有耳聞。當提及檔案文化創意服務時，人們更多的反應是“檔案有什么值得文化創意開發的?”人們對檔案及檔案館的印象仍停留在傳統觀念里，檔案館的社會形象、公眾地位并未因檔案文創服務的開展而有明顯改善。
三、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的對策建議
1.更新思想觀念。思想觀念指導行為實踐。區別于傳統的檔案工作，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作為近年來新興的研究熱點并未在檔案實踐領域得到廣泛開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檔案工作者較為保守的思想觀念。臺北故宮原院長馮明珠指出，在已故院長秦孝儀提出的“從傳統中創新藝術與生活結合”指導原則下，臺北故宮文創實踐得以如火如荼地開展[3]。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曾在2017年博鰲論壇上指出，故宮文化產品必須在注重文化屬性的同時強調創意性及功能性[4]。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也表示要“通過文化創意讓遺產發揚光大”[5]。博物館在文創領域的大放異彩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這些文物工作者開放先進的思想觀念。因此，通過開展講座、教育培訓、走訪交流等方式促進檔案工作者對文化創意服務的了解與認同，是推動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的首要前提。
2.提供政策支持。在調研過程中，多數檔案工作者提到，政策保障的缺乏是其所在檔案館未能緊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浪潮的關鍵因素。一是“不敢”;二是“不想”;三是“不會”。某檔案館的工作人員表示，檔案館非營利性的機構性質是當前他們開發檔案文化創意產品的最大制約因素，領導層面禁止帶有營利性質的檔案文創產品開發與銷售活動。在國家政策“行政事業單位不允許有額外經濟收入”的規定下，檔案館“不敢”違規進行創收活動;經濟投入與回報的不對等使檔案館“不想”問津這一新生事物;而檔案文創服務作為一個相對陌生的領域，相關指導文件及政策的缺乏使多數檔案館感到無從下手，“不會”開展這一服務。因此，對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政策支持至關重要。
放寬行政限制。在傳統觀念的認知下，檔案館的文化職能多被置于政治職能之下，檔案館的文化功能發揮受到諸多限制。政治體制框架下，檔案館與隸屬于文化部門的博物館、圖書館不同，還會受到額外的行政限制，如“檔案館有政府機構性質，不允許有經濟收入”就是其中之一。高額的經濟投入、有限的資金來源在零利潤回饋下構成了極大的矛盾性，檔案館在保證常規業務活動運轉的前提下無法負擔起開展文化創意服務的費用。因此，對檔案館所受的行政限制進行適度放寬，肯定文創創收這一行為，以解除其開展文化創意服務的后顧之憂至關重要。2006年，法國文化部對直屬機構“法國檔案局”(DirectiondesarchivesdeFrance,DAF)進行更名，即“法國檔案服務部”(ServiceinterministerieldesArchivesdeFrance,SIAF)。“法國文化部遺產司”(DirectiongeneraledesPatrimoines)在此基礎上組建：“法國檔案服務部”與“建筑遺產部”和“博物館部”的結合體。該做法在實現文化遺產“大保護”管理理念的基礎上為檔案館開展公共文化服務減少了諸多行政限制，從而使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的開展更加順暢[6]。
完善文化戰略。將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納入文化發展戰略，肯定檔案館與博物館、圖書館等參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浪潮的同等身份地位，是改善我國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現狀的當務之急。而在我國出臺的相關政策中，檔案館常常被忽略在該領域之外。有檔案工作人員指出：“就拿《關于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意見》來說，它指出的文化文物單位并未將檔案館明確納入其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檔案館開展文化創意服務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因為這種情況催生了兩種心態，一是‘不平衡心理’;二是‘惰性心理’。而這兩種心態都恰恰使檔案館不愿開展文化創意服務。
”因此，建議將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納入我國的文化發展戰略當中，明確檔案館所具有的文化機構性質，從宏觀層面肯定檔案館在人民群眾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公共文化服務提供者”角色，為檔案館尋求與博物館、圖書館等平等的“文化創意服務參與者”身份，以消除檔案館的“不平衡心理”與“惰性心理”，從而激發檔案館開展文化創意服務的積極性。早在1996年，美國就出臺了《博物館、圖書館服務法》(MuseumandLibraryServicesAct)，旨在促進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領域的合作。法案規定檔案館在開展創新服務、終身學習等活動時可以得到政府的經費資助，以使其能同前兩者一樣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當中。這在國家層面肯定了檔案館的文化職能，賦予其與圖書館、博物館平等的文化機構身份[7]。
出臺業務指南。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作為一個新興領域，對于多數檔案館工作人員來說是陌生的。某檔案館工作人員即表示，在他們開展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過程中，遇到更多的還是“不知如何下手”的問題，所以他們的檔案文化創意服務還處在一個摸索的階段。因此，建議有關部門借鑒博物館、圖書館等領域的文創實踐，結合檔案館的具體特點，推出檔案館開展文創服務的業務指南，使其在開展文創服務時有據可依，而不至于手足無措。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SocietyofAmericanArchivist)為響應2014年國際檔案理事會(ICA)“檔案與文化產業”的年會主題，設置文化遺產工作小組，致力于文化遺產與敏感文化話題方面的研究。該組織出臺相關的文件政策，為檔案館開展文化創意服務提供指導意見[8]。
3.改善業務活動。創新文化產品。當前，我國檔案館雖已基于館藏推出了一定數量的文化產品，但其外在形式的千篇一律、文化內涵的有限表達，使得公眾并未表現出高昂的興趣。反觀國外，美國國家檔案館線上商店(NationalArchivesStore)產品主要包括5大類：服裝配飾，家用與辦公用品，文件、印刷品和圖書，兒童產品，特色藏品[9];英國國家檔案館書店(TheNationalArchivesBookshop)產品依主題、對象、用途等劃分出16個類目，包括“冷戰”“英國歷史”“軍事史”“兒童圖書”“禮物&文具”等[10];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線上商店(NationalArchives)產品主要包括4大類：書籍，卡片、展覽紀念品等小商品，海報以及研究指南[11]。這些類型多樣、內涵豐富的檔案文化創意產品極大地提升了檔案館的公眾好感度。我國檔案館可以在結合自身館藏特色的基礎上借鑒國外檔案館經驗，從而推出廣受大眾喜愛的檔案文化創意產品。
豐富文化活動。展覽是我國多數檔案館開展文化活動的首選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檔案文化活動的單一性特征。從館藏中汲取靈感，將創意元素融入文化活動當中，探索新的文化活動形式是促進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的有效途徑。英國國家檔案館在文化休閑導向的指引下積極創新公共服務方式，為公眾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檔案活動，包括展覽、研討會、培訓、游戲、角色扮演、手工制作等多種形式[12]。
如其為響應特色展覽“保護與生存：英國的冷戰啟示”(ProtectandSurvive:Britain’sColdWarRevealed)新近推出互動家庭冒險活動：“我的祖父是間諜”(MyGrandad:TheSpy)，使人們在趣味游戲中追尋冷戰歷史、感知檔案文化[13]。美國國家檔案館推出“夏季電影系列：間諜兒童”(SummerFilmSeries:"SpyKids")活動，與布什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展覽“間諜、叛徒、破壞分子：美國的恐懼和自由”(Spies,Traitors,Saboteurs:FearandFreedominAmerica)相呼應，向人們講述過去200年來威脅美國安全的恐怖分子的故事，使人們在觀看電影和游戲互動中了解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14]。
4.擴大人員參與。在調研過程中，相關人力資源的缺乏也是各檔案館工作人員頻繁提及的一個制約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的因素。人力資源的缺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深入挖掘檔案文化內涵的人才的缺乏。例如，某檔案館由于歷史原因保留了很多外文檔案，涉及商會、海關等領域，是城市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工作人員表示：“相關背景及語言人才的缺乏成為其多語種檔案開發的最大阻力。”二是轉化檔案文化使其以一種有形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創意型人才的缺乏。受限于思維和能力，某檔案館館員表示：“對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無從著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擴大人員參與勢在必行。
吸收高校人才資源。高校是檔案學研究的前沿地帶，也是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的主要陣地。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作為近年來新興的研究熱點，主要由高校的檔案師生最先捕捉，因而其掌握的理論知識也相對較多。檔案館作為檔案文化創意服務開展的主體機構，是高校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結果的關鍵環節。因此，高校與檔案館的合作機制亟待建立。在這一合作機制下，檔案館對高校人才資源的吸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邀請高校教師對檔案館工作人員開展有關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系統培訓，在“觀念層”與“業務層”對其進行指導。一方面培養檔案工作人員開展文化創意服務的主動意識;另一方面使其在開展檔案文化創意服務時“有據可循”，知道如何下手。
二是吸引檔案專業學生到檔案館進行實習，與檔案館工作人員共同從事檔案文化創意服務。蘇州市檔案館工作人員即表示，在他們開發“檔案伴我成長系列叢書”這一文創產品時有一個深刻的感受，即十分希望檔案專業學生的加入，因為學生在產品設計、圖畫繪制等方面可能更有想法一些。法國國家檔案館與巴黎啟蒙大學學術共同體(UniversitéParisLumieres)合作密切。巴黎第八大學和第十大學作為該團體的重要成員，建立了兩個與檔案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現在的過去：歷史、遺產和記憶”和“藝術H2H：藝術及人文媒介”，為檔案館與高校的合作提供了重要平臺[15]。
引進其他專業人才。文創產品的開發及文創活動的開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的人員參與。據相關人士透露，故宮博物院有150多人專門從事文創工作，幾乎每個環節都有專人負責，包括策劃環節、設計環節、生產環節、銷售環節等等[16]。檔案文化創意服務同樣如此，需要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參與。在調研過程中，多個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指出，藝術設計、產品開發等領域的專業人才是他們尤其所需要的。當前，檔案館亟待建立一支完善的檔案文化創意服務隊伍，培養起開展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的核心力量，而在這個團隊中其他專業人才的加入不可缺少。法國國家檔案館為方便與文化藝術界合作項目的開展，專門設置了藝術合作專員的工作崗位，以期更好地促進檔案資源的文化藝術開發[17]。
借助社會公眾力量。公共文化機構無論是開發文化創意產品，還是開展文化創意活動，其最終目的都是服務于大眾，因而社會大眾的參與程度是衡量公共文化創意服務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某檔案館工作人員即提到，受眾情況的不理想是他們被迫撤銷檔案衍生品售品部的原因之一。鼓勵公眾在需求分析階段(配合調研)、產品設計或活動策劃階段(建言獻策)、成果形成階段(購買產品或參加活動)、后期總結階段(反饋建議)積極參與進來，將是檔案館開展文化創意服務的有力支撐。
5.增加資金投入。在調研過程中，多數檔案工作者表示，財力資源的缺乏是制約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發展的直接因素。據調研發現，31個省級檔案館各項活動的資金來源全部是國家財政撥款，并無其他資金來源渠道。某檔案館工作人員指出，資金短缺是阻礙其檔案文創服務發展的首要和直接因素，他們提出：“經費更多地被用于傳統的檔案工作中，尤其是對檔案的保護上。而對檔案文創的財政申請又存在一定的困難。”因此，增加資金投入也是促進檔案館文化創意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爭取國家財政支持。當前，國家財政是檔案館的唯一經濟來源，檔案館開展所有業務活動的費用均依賴于國家財政。某檔案館工作人員表示：“檔案館不同于博物館：博物館歸文化部門管轄，開展文化創意服務有中央的撥款支持。而檔案館這方面的財政申請較為困難，大多數資金被用于傳統的檔案保護上，做好‘為黨管檔、為國守史’，其實還是政治性要強一些。”國家層面加大對檔案館的撥款力度，有利于在保證檔案館傳統業務正常運轉的情況下，為文化創意服務的開展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
吸引其他來源資金。當前檔案館的經濟來源過于單一，國家財政支持的力度對檔案館業務活動能否順利開展起著重要作用。一旦國家財政對檔案館的撥款有所縮減，檔案館的各項業務活動均有可能受到影響。而就目前情況來說，文化創意服務因其所處的邊緣地位更是會受到首要沖擊。因而吸引其他來源資金是檔案館保障開展文化創意服務資金充足的一個新思路。大型企業、文化服務機構、社會團體等各種不同類型機構的資金投入，或許可以成為檔案文化創意服務開展的經費來源。
2018年，美國國家檔案基金會(NationalArchivesFoundation)收到來自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r)、普利茲克軍事博物館和圖書館(PritzkerMilitaryMuseum&Library)、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America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等多個機構的捐款2603060美元，其中一部分用于美國國家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的開展。在美國國家檔案基金會發布的2018年度報告中，支持者名單篇幅占據有4頁之多，可見其資金來源的廣泛性[18]。
四、結語
檔案文化創意服務作為檔案館提升機構地位、改善社會形象、增強公眾好感度的有效途徑，應該得到檔案工作者的積極嘗試與實踐。我們應正視我國檔案館文化創意服務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完善與改進，從而推動檔案館在文創領域大放異彩。
參考文獻
[1]故宮文創15億營收背后：跨界+IP+網紅[EB/OL].[2019-10-10].http://tech.ifeng.com/a/20190220/45313492_0.shtml,2019-5-1.
[2]李子林，王玉玨.檔案多元論視域下檔案文化創意服務研究[J].檔案與建設，2017(12):16-20.
[3]馮明珠女士談“博物館的文化創意發展”[EB/OL].(2016-11-10)[2019-11-22].https://www.dpm.org.cn/learing_detail/237859.html
[4]故宮博物院單院長退休，文創15億，為何文化產物有如此巨大效益?[EB/OL].(2019-04-09)[2019-11-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0316920245800342&wfr=spider&for=pc.
[5]故宮博物院新院長王旭東，來自敦煌研究院[EB/OL].(2019-04-08)[2019-11-22].http://news.ifeng.com/c/7lhlMj6ew0M
[6][15][17]王玉玨，黃曉蕙，陳潔.法國國家檔案館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J].山西檔案，2017(4):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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